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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06年，西周倒数第二位君主周宣王作出一项重要决定，让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王子多父，到周王朝的东都洛邑暂居，并封给他一个诸侯国——郑国。洛邑是周王朝仅次于镐京的都城，自灭商以后，就由周公负责营建，亦称“成周”。历代周王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其中就包括周宣王本人（他于十三年前曾在洛邑召集过东部诸侯的聚会）。作为郑国的初代国君，王子多父就有了郑桓公的称号。
根据金文考证，以“郑”为名的方国原在渭水流域（陕西棫林），这和后来的郑国并无太大关系。由于郑桓公“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
，所以“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
。然而，这样一位受人爱戴的宗室，并没有在最初的封国开枝散叶，反而在三十二年之后，把封国搬到了洛邑以东约一百二十公里的原郐国、虢国境内
，并在那里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郑国。值得注意的是，在郑国彻底东迁之前，郑桓公刚被侄子，也就是新即位的周幽王，任命为司徒——这是周王朝最重要的官职之一。
《国语·郑语》对郑桓公的选择作出了解释，认为他接受了当时史官“太史伯”的建议，预感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而原来位于河、洛、济水、颍水之间的虢国和郐国不得民心，可取而代之，“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郑桓公接受了这个建议。
只是三年以后，在此次迁国行动还没全部完成前，郑桓公就和周幽王一同死于陷落的镐京。攻陷京城的是申侯及与其通款的西戎和犬戎
。郑国的东迁最终由郑桓公之子郑武公得以实现。同时，郑武公并不满足于郑国的搬迁，他还护送自己的堂侄，也就是周幽王之子平王，也迁移到了成周洛邑，完成了国家重心的东移，这一事件史称“平王东迁”。
从这个角度看，太史伯的建议颇具预见性，虽然没有拯救郑桓公的命运，但至少为郑国和周王朝的未来指明了方向。然而，如果我们把郑国的活动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就会发现，郑国的东迁并不仅仅是太史伯头脑中的灵光一闪，而是历史脉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西周最后的若干世代中，始终保持了向东迁移的趋势。比如《竹书纪年》提到，在周宣王七年（前821年）时，宣王舅舅申伯已经从渭河平原向东南方向，迁移到了南阳盆地，而宣王所任卿士樊侯仲山甫则搬到了齐地筑城居住。
那么，再看周宣王在前819年迁往洛邑居住，以及前806年王子多父的短暂居洛，都不再是一些偶然的独立事件，更像是周宣王本人对未来趋势的“早做打算”。（这么来说，有关郑桓公迁国的时间线，可能就不似两种先秦文献所叙述的那么突然，而是肇始于更早的年代。）作为名声不佳的周厉王之子、周幽王之父，享有“中兴”之名的宣王，或许真的在许多年前就对周王朝的命运作出了自己的预料。于是，他把希望同时也寄托在自己的兄弟身上。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庞大国家，到疲于未来规划、渐至崩塌的衰落古国，富有四海的周朝是如何走向了自己的黄昏，这一切还需要从头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