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严嵩何许人也？明朝嘉靖年间政坛上权势显赫、作恶多端的奸臣，人所共知。清朝编写的《明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因为他不仅专擅朝政，而且贪赃枉法，是明朝屈指可数的大贪官。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所收的一篇文章——《籍没权贵》，这样写道：明朝遭到抄家（当时叫作“籍没”）的权贵有六人，其中三个是太监，即王振、刘瑾和冯保，另外三个是奸臣，即江彬、钱宁和严嵩。严嵩倒台后，抄没家产，数额之巨大，令人吃惊。野史《留青日札》和《天水冰山录》，记录了当时的抄家清单，文物珍宝、黄金白银、田地房产、店铺商号，林林总总，一一罗列出来，令人眼花缭乱，足可以写一本篇幅很大的书。在中国贪官史上，完全可以和清朝乾隆时代的巨贪和珅相匹敌。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经和他的门客幕僚品评当世天下巨富，为自己家产之丰厚而得意洋洋。他说，资产在白银五十万两以上的头等富户，全国不过区区十七家而已；其中山西商人三家，徽州商人两家，此外都是达官贵人。毫无疑问，这些达官贵人与商人不同，并非经商致富，而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而致富的。严嵩、严世蕃父子的家产显然远远超过了白银五十万两这条界线，可以号称当时的首富。
一般百姓对他们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的奸臣传，而是从小说和戏曲中得来。由于严嵩、严世蕃父子贪赃枉法，残害忠良，为世人所深恶痛绝。在他们死后，抨击他们的文学戏剧作品络绎不绝地问世，例如《宝剑记》《鸣凤记》《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越剧《盘夫索夫》之类。观众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一个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奸臣，受到正义和道德的拷问，一泄心头之恨。
严嵩，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仕途颇为顺利。此人有一些才华，也很能干，一路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闲职务做起，逐渐进入中枢系统。嘉靖十五年（1536）升任礼部尚书，嘉靖二十一年（1542）进入内阁，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大权在握以后，此人丑恶的一面日渐显露，对上阿谀逢迎，对下颐指气使，自己贪得无厌。
言官们向他发起多次弹劾，揭发他的丑行。所谓“言官”，就是监察官员。他们的监察手段，主要是言论——向皇帝上疏弹劾官员的不公不法行为。明朝的言官，有两个系统：一个是都察院，它的长官是都御史，下面有十三道御史（按地域划分）；另一个是六科，与六部相对应，有吏科、礼科、兵科、户科、刑科、工科，一般官员称为某科给事中，它的长官是都给事中，其中吏科都给事中号称“科长”，是六科都给事中的领衔者。御史和给事中的级别不高，权限却不小，以小制大，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言官的工作，就是对违法乱纪、贪赃枉法的官员，检举揭发，发挥言论监督的作用。所以常有一些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言官，上疏弹劾权臣，为史家所传颂，为后世所敬仰。
但是，实际情况也并不尽然。
言官对严嵩的弹劾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仕途，他依然我行我素，无所顾忌地收受贿赂，在家乡建造豪华的宅第。
原因就在于，嘉靖皇帝对他宠信有加。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崇信道教的皇帝，对道教的痴迷程度，绝对不逊色于宋徽宗赵佶。此公对于朝政不感兴趣，甚至不愿意住在紫禁城里，索性搬到西苑（京城西面的皇家园林），专心致志地和道士们一起“斋醮”——按照道教的规矩潜心修炼，与道士一起炼丹，表面上祈求长生不老，实际上醉心于道士进献的房中术。卑鄙无耻的程度，只消看一看《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便可略知一二。为了达到效果，必须“静摄”——两耳不闻窗外事地潜心修炼，把大权委托给内阁大臣。内阁大臣如果反对他的“静摄”，一概遭到排挤打击；全力支持他“静摄”的，则百般宠信。大臣们为了获得皇帝的宠信，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替皇帝撰写“青词”。所谓“青词”，是道教举行斋醮仪式时奉献给玉皇大帝的表文，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又叫作青词贺表。
严嵩其人稍有文采，早年与文坛上著名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互相唱和。这样的文字功底，用来写青词贺表，绰绰有余。他写的青词贺表，自然非等闲之辈可以望其项背，深得皇帝欢心，正如《明史·严嵩传》所说：“醮祀青词，非（严）嵩无当帝意者。”严嵩因此博得了“青词宰相”的美名。严嵩能够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奥秘就在于此。
皇帝痴迷于道教，不仅不理朝政，而且任用内阁大臣也以撰写青词为标准，把大权委托给奸佞之臣，让自己可以放心地玄修。奸佞之臣为了擅权固宠，拉起皇帝的虎皮作为大旗，把朝廷内外的正人君子当作仇敌。这就是严嵩擅权乱政后嘉靖朝政局的特点。
严嵩入阁后，顶头上司是内阁首辅夏言与次辅翟銮，在设计陷害夏言以后，翟銮就是他登上权力顶峰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翟銮此人比较耿直，不讨皇帝喜欢，严嵩便乘势排挤翟銮，无所不用其极。引起言官的不满，抨击他“人品鄙劣”“识见浅陋”“专柄揽权”。嘉靖皇帝最讨厌言官肆无忌惮地批评他的宠臣，认为言官弹劾严嵩，“本心则是谤讪”——其实是在讽刺皇帝潜心修道，不理朝政。言官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翟銮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不久他就被严嵩整垮下台，严嵩顺理成章地成为内阁首辅，皇帝特地为此写了一道圣旨，表扬严嵩“效力辅赞为多”，意思是说辅佐皇帝十分卖力，因此理应“序列而进”——论资排辈地升任首辅。这时他的官衔是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内阁中虽然有两名次辅，不过陪衬而已，一切由严嵩说了算，用《明史》的话来说，就是“政事一决于嵩”。这也是皇帝的愿望。
刚愎自用而又执迷不悟的嘉靖皇帝，需要一个能够投其所好，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事。严嵩正是这样一个角色。他和皇帝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阿谀逢迎是他的基本品格，马屁功夫十分了得。皇帝把严嵩看作心腹，严嵩则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的同时，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这个人的品格比乃父更加卑劣，更加贪婪，由他把持政府，政治不腐败才怪呢！
严嵩出任内阁首辅时，已经六十五岁，虽然愈发精通政坛权术，愈加老辣，毕竟年岁不饶人，精力不济，便把他的儿子推上了代理者的地位。
严世蕃是严嵩的独养儿子，此人相貌奇丑，白白胖胖像个大冬瓜，五短身材，没有头颈，又是个独眼龙。别看他其貌不扬，却很有个性，机智敏捷，桀骜狡黠。要是在寻常人家，很难通过科举正途而飞黄腾达。因为他有一个显赫的父亲，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他先是依靠父亲的“恩荫”，进入国子监读书；后又在顺天府当上了五品官。顺天府从地理上看是在北京，其官员却并非京官，严世蕃当然不会满意。严嵩利用皇帝的宠信，把他提升为京官——尚宝司少卿，这是一个代皇帝掌管印信、发布政令的重要职位。这样一来，父子二人一搭一档，可以默契配合。一个是内阁首辅，掌握代皇帝起草圣旨（即所谓“票拟”）的权力；一个是尚宝司少卿，掌握皇帝印信、政令大权。严氏父子一手掌控朝政的格局已经初露端倪。后来严世蕃调任工部侍郎，权力远远超越工部，因为他在代行父亲的内阁首辅的权力。
当时京城内外的民众，对于严氏父子专擅朝政现象看得很透，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的政治笑话。“大丞相”就是严嵩，“小丞相”就是严世蕃，号称“父子两阁老”，似乎父子两人都是内阁大臣，一手把持朝政。严嵩晚年，已经把“票拟”的权力全部移交给儿子严世蕃，事实上，内阁处理朝廷日常事务的权力，已由严世蕃一手操纵。大臣们向严嵩请示，他一概回答：与小儿商议；或者说：去问小儿东楼（按：东楼是严世蕃的号）。
儿以父贵，严世蕃不可一世。当时的目击者描述，严府门前车水马龙，摩肩接踵，都是去谒见“小丞相”的官员。严世蕃的政治智慧远远不及严嵩，但是，他也有他的办法，豢养一帮门客，为他出谋划策，也为他收受贿赂，还陪他宴饮嬉戏，寻欢作乐。其中就有赵文华、鄢懋卿、万寀之流，结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
为了聚敛财富，严世蕃公然卖官，无论官阶大小，都公开标价，比如：
御史、给事中，白银五百两、八百两至一千两；
吏部郎中、主事，白银三千两至一万三千两。
这完全是“按质论价”，吏部掌握人事大权，卖价自然最贵。有一个刑部主事项某，向严世蕃行贿一万三千两银子，企求调任吏部主事。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哗然，讽刺这个项某是“沈万三官”。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沈万三，名字叫作“万三”，项某用一万三千两银子买官，与“万三”暗合，所以称为“沈万三官”，对买官卖官这种丑行进行讽刺。
上行下效，官场贪风愈演愈烈，吏治败坏到了极点。正如当时人所指出的那样，根子就在严嵩身上：“嵩好利，天下皆尚贪；嵩好谀，天下皆尚谄。”
仗着皇帝的宠信，他为所欲为，用诬陷的手段排挤打击内阁首辅夏言，就是突出的事例。此举引起言官们交章弹劾，抨击他“素著奸恶”“背公行私，变乱国是”。严嵩以退为进，写了辞职奏疏给皇帝，“恳切罢免”。皇帝不但没有罢免严嵩，反而写了长达二百多字的批示，谴责言官“攻击不已，不遵君上”，安慰严嵩，要他“安心供职”，不要辜负他的关怀。
嘉靖皇帝知道严嵩对他忠顺，办事勤敏，但名声不好，经常亲自出面帮他说话，为他树立权威。比如说，在西苑万寿宫，当着大臣们的面赏赐一道嘉奖手谕，以及“忠勤敏达”银质印章一个，授予他“密封言事”的特权，可以不经过任何部门和个人直接向皇帝报告朝廷动态。严嵩在家乡营造了豪华的宅第，皇帝立即为他书写匾额，厅堂的匾额是“忠弼”二字，楼堂的匾额是“琼翰流辉”四字。显然，在皇帝眼里，严嵩是“忠勤”“忠弼”的大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