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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寒窗，一登龙门，从一介寒士变为一个官僚，对于张居正而言，意味着远大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但是，今后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官场充满了钩心斗角的纷争，仕途是坎坷曲折的。即使像张居正那样的铁腕人物，也会丧失自信，打退堂鼓，既出乎意料，也在情理之中。
在担任翰林院编修五年之后，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以健康不佳为理由，辞职回乡。这对于从不言败的张居正而言，无疑是一件咄咄怪事，需要细细地分析。回家休养身体，固然是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太不充分。真正的理由是他对于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感到彷徨，无所适从，不如跳出圈子，图个清静。这完全不像张居正的性格，他后来身处权力中心，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地玩弄权术，与此形成强烈的反差。
五年之前，他第一次表露自己的治国理念。嘉靖二十八年（1549），他向皇帝呈上了一份奏疏——《论时政疏》。这份奏疏指出了朝廷政治的病症，关键在于皇帝沉迷于道教，不理朝政，拒绝大臣的批评，导致政局日趋紊乱。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宗室藩王骄纵恣肆，官吏荒废本职工作，吏治因循腐败，边防武备废弛，财政连年赤字。应该说，这些批评都是抓到要害的。为了使得皇帝能够接受这些意见，他语重心长地说：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会憎恶臣下言辞危切的进谏，因而在青史留名；仁人志士不回避杀身之祸而向皇帝直言进谏，使得国事避免失误，因而功勋流芳百世。
然而，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最不喜欢臣下向他谏诤，听不得批评意见，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的奏疏当然不被他放在眼里。张居正满怀希望的进谏，一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这令他感到伤心，对朝政感到失望，这恐怕是促使他辞职回乡的一个原因吧！
但是，还有更加震撼的事件发生，促使他断然下定决心，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就是内阁首辅夏言被处死事件，这毫无疑问是政坛大地震，是当时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新闻。
夏言是嘉靖时期政坛高层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大臣，有才干，有抱负，但为人锋芒毕露，行事无所顾忌，遭到他的内阁同僚、江西同乡严嵩诬陷，被皇帝处死，堪称当时震惊朝野的政治悲剧。以内阁首辅的显赫官阶，被绑赴西市斩首，实在是明朝建立以后罕见的反常现象。类似的事例只有到明朝临近灭亡的崇祯时期才又再现，内阁首辅薛国观、周延儒被皇帝“赐自缢”——遵命上吊自杀。然而这是秘密处死，至少还顾及死者的面子，与夏言的公开绑赴刑场处死，不可同日而语；何况薛国观、周延儒之流人品卑劣，咎由自取，无法与夏言相比拟。毫无疑问，这是一幕令人感叹的悲剧。
造成夏言悲剧的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受到政敌严嵩的排挤与诬陷；二是他本身对于朝廷“潜规则”的忽视，失宠于皇帝。
夏言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及第，担任兵科给事中时，遵照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帝国戚霸占民田的劣迹，与贵族、宦官正面较量，这种无所畏惧的政治品格，被舆论界传为美谈。不久，他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协助内阁首辅李时处理内阁事务。李时病故后，他升任首辅。
看来，夏言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又深得嘉靖皇帝的信任，使他有点得意忘形。正是出于这种心态，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同僚，而又缺少城府，即使对待像严嵩这样厉害的角色，也是如此。这就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严嵩虽然比夏言进入内阁晚六年，却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进士，资历不浅，时时都在觊觎内阁首辅的位置。夏言对此浑然不觉，始终以内阁首辅的身份，把同在内阁的严嵩看作下属，颇有一点颐指气使的样子。别看严嵩日后专擅朝政时不可一世，当时在夏言面前却是一副别样的面孔，甘愿放下身段，以下级对待上级的恭敬态度，阿谀奉迎，唯唯诺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谈到这一情节，有一个极妙的比喻：“如子之奉严君”——好像儿子侍奉严厉的父亲那样。夏言从内心瞧不起严嵩，常常在公开场合对他冷嘲热讽，严嵩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恭敬如仪。为了讨好夏言，严嵩亲自拜访夏府，向夏言下跪，递上宴会请柬，请夏言赏光。
夏言丝毫没有察觉严嵩的阴谋，安之若素。更要命的是，夏言日渐流露出对皇帝的不满情绪，而这一点恰恰被老奸巨猾的严嵩抓住了。
嘉靖皇帝沉迷于道教玄修，一心只想得道成仙，不喜欢穿龙袍、戴皇冠，索性身穿道袍，头戴香叶冠，把自己打扮成道士模样。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臣们也和他一样打扮，头戴道冠，身穿道服，脚着道靴，出现在朝堂之上。善于阿谀奉承的严嵩百分之一百地照办；耿直而迂执的夏言以为此举有失朝廷体统，拒不执行，一如既往地身穿朝服，出现在朝堂，与周围的同僚显得格格不入。刚愎自用的皇帝十分不满，以为这是夏言对他的“欺谤”。从此对他表示厌恶，对严嵩日益宠信。
一直在窥测时机的严嵩，趁机出手，利用陕西总督曾铣提出收复河套地区的建议，宣称幕后指使人是夏言，陷害夏言和曾铣。此举正中皇帝下怀，他早已对夏言屡屡违背圣旨有所不满。接到严嵩的奏疏，皇帝立即下达圣旨：处死夏言、曾铣。
夏言死得很惨，堂堂内阁首辅居然被绑赴西市斩首示众，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对于朝野的震撼力是难以形容的。身在朝中的张居正第一次领略到官场权力争斗的险恶，人微言轻的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似乎与他无关，但是政治地震的冲击波他感受到了。尤其令他难以释怀的是，正直人士受到邪恶势力的排挤打击，是非颠倒，使他深感失望。
这或许是促使他辞官回乡的又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