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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水文化特色构成部分的汉水食俗文化，其特征严格从属于汉水文化特征。关于汉水文化特征，潘世东教授在《汉水文化论纲》中做了详细介绍：“有地域性、古老性、时代性、自由性、开放性旧五性说和悠久性、多元性、兼容性、泥土性和杰出性新五性说等观点。”在汲取汉水文化特征新、旧五性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汉水文化特征总结为：“开放性和广适性、持久性和变化性、丰富性和生长性、过渡性和和谐性”
。在刘清河的《汉水文化史》中汉水文化的基本特征却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亦夏亦夷，多元共生；南北交融，东西荟萃”
。上述诸多观点均已开启科学视野，从文化生态系统学、文化空间理论学、文化结构学、文化发生学和文化本体学、文化哲学和文化史学、文化风格学等方面进行系统考察，对汉水文化研究的眼界开阔、思维启发、空间拓展和定性立标等工作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和导向作用，奠定了汉水文化研究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卓越贡献，开掘了汉水食俗文化乃至汉水其他板块文化研究的康庄大道。受此启发，关于汉水食俗文化特征，可以文化系统工程学为基，参照文化结构学、文化发生学和文化本体学、文化哲学和文化史学，可概括为主体的创研性、客体的多元性、载体的厚重性和受体的认可性。
人是文化的主体，更是文化的创造者。汉水食俗文化的主体当属自古至今生于汉水、长于汉水的人民，无论是出身于汉水而后求生求发展于流域外的人，还是来自流域外而后为汉水流域发展贡献智慧和汗水的人，他们对于汉水食源、食具、食技，或是“食语食型”，或是“食思食义”等，进行发明创造、挖掘使用、保护推广，自然不自然地扮演着汉水食俗文化的优秀主体。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是动、植物。在食物匮乏的史前社会，创研开掘食物结构和驯化原始作物已成为可能，由出土遗物考证得知，旧石器时代末期原始农业可能已出现。汉水河谷地带具有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独特，气候条件适宜于原始农业的孕育和发展，直至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的原始农业得到长足发展，农业耕作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汉水流域各地文化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各类石制或其他类材质的生产工具，发现有农作物的遗痕，这些痕迹屡见报端。就目前而言，据有关报纸刊载，汉水流域发现的水稻遗存共有16处，其中，中上游地区7处，下游地区9处。值得一提的是，陕西西乡李家村、何家湾遗址和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发现的水稻遗存，充分证明稻作农业是汉水流域原始农业的重要构成部分。就耕作区域的水旱性质来看，汉水中上游区域为水旱兼作区，该区域适宜生长的农作物也就不言而喻，汉水河谷地带水源可保证有稻作农业，而其他丘陵岗地和山前坡地较为干旱则以旱作农业为主。进一步来看旱作农业的具体品种，由狗尾草选育驯化而来的粟是北方常见的耐旱农作物。狗尾草在世界上分布较为普遍，据《诗经》《吕氏春秋》等古典文献中记载，狗尾草又叫莠、绿毛莠、狐尾草。农学家曾实验，将野生狗尾草与栽培粟进行杂交，获得了近似双亲的杂交种。对于粟及狗尾草选育文献记载的解读和农学实验，不仅让人猜测，汉水丘陵岗地和山前坡地旱作农业会是什么呢？通过考古发现，在汉水上游的龙岗新石器遗址有粟的遗痕，同时在龙岗新石器遗址中还发现有豆科植物的遗存，由此把大豆史由距今4500年前移到距今7000年前，这一发现在汉水流域是首次，具有深远的影响，进一步可以证明汉水流域的早期畜牧业孕育发展情况。众所周知，家畜饲养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大胆猜测而又较为可信的是，畜牧业孕育于先民的狩猎改进和创举，先民们在狩猎的过程中，将被打伤后的猎物蓄养起来，想吃的时候再杀，保证了猎物肉质的新鲜，于是畜牧业就萌芽了。在汉水流域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家猪、家牛、家羊、家鸡等家养牲畜的遗骨。能进一步说明汉水流域畜牧业孕育发展情况的是，在湖北天门石河镇邓家湾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出土的大量陶制动物，造型可辨，有鸡、狗、鱼、鸟、羊、猪、龟、象等，其中猪、狗、鸡等自然为家畜，表明了当时汉水流域的畜牧业发展状况——驯化动物和饲养家畜（如，由狼驯化为狗，将野猪驯化为家猪）。先秦时期的汉水流域以“刀耕火种”的方式使农业得以大兴，刘清河研究发现，到了汉代，“汉水流域因其具有较为优越的气候和自然地理及区位交通等条件，是中国农业最先发达的区域之一。自先秦以来，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中游的南阳盆地和襄宜平原的农业经济已逐步发展起来，到了汉代，则形成三个农业经济颇为发达的区域”
。加上“神农尝百草，发明耕种”的传说及后来汉水流域医药领域和道家道教领域关于“食”与养生的探讨，大量史料乃至民间口传文学证明，汉水流域人们为食而不断进行着研究和创造、不断付出和收获。基于此，汉水食俗文化主体的创研性不言而喻。
汉水流域所有食源均是汉水食俗文化的客体。按照汉水食俗文化区位划分的三秦食俗文化区、荆楚食俗文化区、中原食俗文化区、外围辐射食俗文化区，仅以与汉水流域有关的菜系及其特征为例，就可以看出汉水食俗文化客体的多元性，这与汉水文化多元性同质同脉，具体表现为陕菜的“朴实”与鄂菜的“鲜香”交汇、豫菜的“适味”与川菜的“重味”交叉、鲁菜的“咸鲜”与徽菜的“酥嫩”辐射等方面。
陕西菜简称陕菜或秦菜，是我国地域性特色菜系之一。汉水上游的陕南三市（汉中、安康、商洛）是陕菜的覆盖区域。陕菜由民间菜、市井菜、宫廷官府菜、民族菜、寺院菜构成，根据各自的风味特长，又分为陕北、陕南、关中三个地方特色风味。陕南风味菜肴辐射区正是汉水上游的汉中、安康和商洛，这些地方出名菜，代表性的有“汉江八宝鳖”“秦巴四珍鸡”“白血海参”等。这些代表性的名菜，均以鲜香为基调，充分展示了陕菜清爽、酥烂、质地脆嫩和原汁原汤的鲜味本色。陕菜在调味上，朴实无华，重视内在的味和香；其次才是色和形。其特点之一是主味突出、滋味纯正。
以水产为本、鱼馔为主的鄂菜，注重本色，香鲜较辣，汁浓芡亮，同时菜式丰富，筵席频多，尤以蒸、煨、炸、烧、炒等烹调方法体现本色，具有“滚、烂、鲜、醇、香、嫩、足”七美。鄂菜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渐次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流派。与汉水流域有关的鄂菜流派有两个。一个是辐射孝感、沔阳（今仙桃）、武汉（汉口）等鄂中区域的汉沔风味，由于其融会贯通且广泛吸纳国内外各种风味之所长而自成一派，为鄂菜之精华。汉沔风味咸鲜回甜及酸甜味突出，擅刀工、塑造型、重火候，尤以红烧、黄焖、清蒸及煨汤烹饪技艺见长，适宜烹饪海味山珍，如，甲鱼、鮰鱼、鳜（桂）鱼、武昌鱼、青鱼等较高档的水产品，其大菜工艺、冷拼花色、食疗保健菜居全省领先水平。另一个是涵盖神农架、十堰（郧阳）、襄阳等鄂西北的郧襄风味，此域为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为先秦楚人从中原入鄂的第一关，该区域物产独特，兼有中原风味特色，擅长红扒、焖、炸、回锅炒等烹调技艺，干香酥脆，口味偏重，且以软烂菜较为闻名，适烹熊掌、猴头、獐、鹿、野兔、银耳、香椿等野味山珍，还可烹制羊肉、搓头鳊、猕猴桃、香菇等特色菜。
陕菜与鄂菜交汇于汉水，豫菜与川菜也碰撞于汉水，而鲁菜与徽菜辐射于汉水。“朴实”“鲜香”“适味”“重味”“咸鲜”“酥嫩”的风味菜在汉水流域均可吃到，汉水食俗文化的客体多元性可见一斑。
汉水食俗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其魅力展现主要承载于节庆之际和人生礼仪节点之中，即笔者所讲的食庆与食礼，体现出强烈浓郁的厚重性。这种厚重性的主要体现是在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里和人生礼仪活动中食俗表现具有浓厚的文化意义和厚重的人文情怀。黄元英在《商洛民俗文化述论》中描述了汉水上游的商洛二月二节庆中的食俗情景：“二月二吃豆豆，人不害病地丰收。二月二，拍簸箕，跳蚤臭虱都过去，快到东家吃馍去。”
寄托了人们二月二吃豆的美好心愿——“健康，不生病，年景丰收”，以及二月二拍拍簸箕可以“去掉跳蚤臭虫，可以到东家吃足喝饱”的善良意愿。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文化事象本身，生存观的淳朴意蕴跃然纸上。
汉水流域端午节食俗文化意蕴厚重。据《荆楚岁时记》中的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形，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
其载涉及节日习俗、食俗及其名称。据统计，端午节的名称在中国所有传统节日中的叫法达二十多个，如，端午节、重午节、端阳节、地腊节、龙日节、天中节、午日节、诗人节、夏节、五月节、菖蒲节、浴兰节、龙舟节、粽子节等。汉水流域端午食粽，以纪念相传于是日自沉汩罗江的古代爱国诗人屈原，有裹粽子及赛龙舟等风俗。端午吃粽子纪念和祭奠屈原，在汉水流域乃至中华大地传承几千年，将传统节日、粽子与一个中华名人有机统一，有机组合，超于传统端午文化、粽子文化和屈原文化，几千年来端午吃粽子行为并未有官方“发文”倡导乃至要求，而是自发自由渐次得到普遍认同的文化行为，既是文化哲学的本真体现，更是文化史学和实践美学的具体演绎。汉水流域人们好客、好酒，在诸多人生礼仪活动中，请客喝酒司空见惯，婚丧嫁娶必备酒，贺小孩满月叫“满月酒”，过人日叫“寿酒”，所有人生礼仪活动喝酒统称为“喝喜酒”。“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能够称得上筵宴的会食，酒是必不可少的饮料，所以又可称为酒席或酒筵。在很多场合，酒是筵宴上的主旋律，举杯开宴，落杯就要散宴。酒客在筵宴上品出的只有酒的味道，那些佳肴的吸引力反而不大，厨人刻意追求的色香味，醺醺酒人是无法品评得到的。我们将请客、请饭常称作请酒，赴宴称作吃酒、喝酒，酒在人们饮食生活中的位置在许多人看来，是远远高出食之上的。在汉水流域的某些地区或某些嗜酒如命的人群，他们的生活中不可一日无酒，不可一餐无酒，将酒文化演绎到了极致。按佚书《世本》中的说法是：“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吕氏春秋·勿躬》也有类似的说法。《战国策·魏策一》中的叙说更为具体：“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中也述及仪狄和杜康作酒，他赞成《世本》上的折中说法，以为“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而美，遂疏仪狄。杜康作秫酒”。田园诗人陶渊明的《集述酒诗序》更有高论，他说是“仪狄造酒，杜康润色之”。探讨了酒的产生和历史渊源，汉水流域的酒文化可谓厚重悠远。
所有肯定研究推广乃至崇尚汉水食俗文化的群体均为汉水食俗文化的受体。研究汉水文化乃至研究汉水食俗文化者，必不惜溢美之词，尽量将汉水食俗文化最本真的一面挖掘、推广出来，尽管没有用汉水食俗专题专著的形式集中展示，但在汉水民俗文化研究数量不多的论著中，均有单独章节论述了汉水食俗文化的一面。石定乐、孙嫘合著的《楚民楚风——荆楚民俗文化》中的“楚天食府——荆楚饮食文化”专章，根据楚人的民族特性和食材特点，介绍了楚地饮食文化，描述楚人家喻户晓的清蒸武昌鱼、沔阳三蒸、排骨藕汤、腊肉炒菜薹等众多名菜，对热干面、豆皮、汤包、烧卖等许许多多名优特小吃一一道来，尤其是围绕荆楚名菜、名点铺陈展开的人物故事，让读者在欣赏美食的同时领略历史文化。而《南阳民俗文化》的饮食习俗章节中，将南阳食俗文化详尽展示：“南阳民间的饮食，以小麦、玉米、高粱、红薯、大米、小米、豆类、黄酒、米酒、茶为主，不论城乡均日食三餐，喜欢吃馍。一般是早上吃稀饭，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稀饭或面条。家常便饭是稀饭、面条、米汤、干饭。四时节日、接待宾客或闲暇时候，注意细做而食，适当改善生活，如包饺子、做卤面、炸油条等。南阳民间饮食中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容，特别是以小麦面粉为主料的饮食制作，更是体现出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而在《商洛民俗文化述论》第二章商洛饮食文化和第三章商洛饮酒艺术中，将商洛食俗文化演绎得淋漓极致。在饮食章节，强调商洛饮食结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商洛民众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俗与商洛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有着质的联系。饮食结构是指日常生活中主食和菜肴（包括饮料）的搭配，即配餐方式。商洛人民的饮食结构较为简明：总体而言，面（或米）食为主，瓜菜辅之，肉类点缀。在商洛，主食有面食、米饭和包谷糊汤三大类。其中，以麦面和大米为原料的食物称为细粮，即所谓‘白米细面’；以玉米、豆类等为原料的食物称为粗粮，即所谓‘五谷杂粮’。过去，商洛人区分一个家庭生活富裕还是贫穷的主要标准就是看饮食结构中细粮和粗粮所占比例的大小，吃细粮的次数多，村里人便公认其‘屋里有（富裕）’。”
没有认可就无法研究和推广。汉水食俗文化受体的认可性不仅体现在研究者们的著述推广，还体现在政府机构的认可和推广。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为例，汉水流域被认定为与饮食有关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数不胜数。房县小花菇是正宗的房县土特产，1970年，神农架自然保护区成立，林区的三分之二由房县划出来，故神农架特产与房县特产同源同质。2009年，房县小花菇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花菇是菌中翘楚，其顶面呈淡黑色，菇纹开暴花、色白，底呈淡黄色，因其顶面有花纹而得名。天气越冷，花菇的产量越高，质量越好，其肉厚、细嫩、鲜美，食之口感爽鲜。花菇素有“山珍”之誉，以朵大、菇厚、含水量低、保存期长而享誉世界，其生产保持天然纯净的特色，凭其味香质纯、冰清玉洁而享誉菇坛，又因其外形美观、爽脆可口而称为席上佳珍。郧西马头羊亦是如此，为进一步扩宽马头山羊系列加工产品的市场领域，突出马头山羊郧西特产的地位，2009年7月，郧西县畜牧业协会开始着手申请郧西马头山羊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经过国家、省、市相关部门实地考察评审，2010年1月，在网上公示后，马头山羊被认证为郧西地理标志产品。这项工作的开展巩固了马头山羊的传统优势地位，提升了马头山羊的知名度，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增加了经济效益。汉水食俗文化渐次获得世人的普遍认可，不但走出了流域，更走向全国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