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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里汉江，地处我国内陆腹心之地，介于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之间，既是联系中国南北与东西的地理纽带，更是关联天下和沟通四方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的纽带。汉水河谷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东西的走廊。流域内的汉中盆地、南阳和襄阳盆地，又是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南北交往的通道，在它们的周围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几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北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东北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平原，东南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西南是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不仅如此，汉江还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历史上南北对立时期，双方的征伐攻守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汉水、淮河流域进行，争夺的焦点是汉中、襄樊、寿春、徐州。这四个城市分别位于古代中国北方与南方联系的四条主要交通干线上，是所谓“天关”“地机”“九州咽喉”。
汉江既是要地，更是一方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沃土。放眼全球文明的诞生繁育，汉江得尽天时地利、江山之助的便利：在地球的版图上，有一条神秘的北纬30°线，许多古老的河流文明正是沿着这条纬线开始了自己跨越千年的文明旅程。如，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中国的长江等，均在北纬30°入海。在这一纬度线上，奇观绝景比比皆是，自然谜团频频发生，如，中国的钱塘江大潮、安徽的黄山、江西的庐山、四川的峨眉山；北非撒哈拉大沙漠的“火神火种”壁画、加勒比海的百慕大群岛和远古玛雅文明遗址……可以说，在北纬30°线附近或在这一纬度线上，奇事怪事，数不胜数。汉江，正好处在这条黄金般的北纬30°文明线之上。汉水地域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秦岭是亚热带和暖温带气候的天然分界线，这里山清水秀、气候温和，古今学者以“生物资源宝库”“天然物种基因库”赞许，是“地球同一纬度生态环境最好的区域”。因而，这里既是中国地理的“龙脉”所在、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所在，也是中国自然之肾、内陆腹心之所在，更是中国动植物宝库、地道中药种子的宝库所在。孟子将黄河、长江、汉水、淮河并列为中国四渎。
汉水文化是我国流域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特殊文化范型，是国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的学术焦点。近几十年来，随着汉江流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关于汉水文化的研究已经全面铺开。外围研究（史前考古、农业水利、经济开发、人口演变、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等）的成果比较可观，为其本体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但汉水民俗文化的本体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起色不大，进展不快。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局限于大文化视角和宏观性的浅层次研究；从成果内容来看，重心不突出，成果质量有待提升。作为学术会结晶的系列论文集《汉水文化研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涉及汉水文化的基本内涵、历史源流、重要特色等，尤其是《汉水文化论纲》尽展汉水文化特色范型和博大内涵；另有《汉江》《流动的文明》等书作为通俗知识读物，对汉水流域历史风貌、人文景观做了简约的描述；另有2000多篇学术论文以及学术专著《明代汉江文化史》《汉水战争史》等对于汉水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索，但缺乏全面研究、系统把握和深入开掘。各照一隅，鲜观衢路，研究格局偏小，视野不够开阔，缺乏应有的学术广度和深度，至今仍不失为汉水文化研究应该勉力突围的一个学术误区。汉水民俗文化研究方面的《商洛民俗文化述论》《郧阳民俗文化》等著作围绕某一区域展开了汉水流域民俗文化研究的有益尝试，涉猎某些民俗文化领域如汉水旅俗、衣俗、居俗、食俗等文化事象，为后人从事专题研究提供了文本、构筑了基础。基于此，可以说汉水流域诸多文化事相丛生厚重，研究汉水食俗文化可行而又必要，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
汉水食俗文化是汉水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汉水流域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所食用的有关食物和饮用的有关饮料，在加工、制作和食用、饮用过程中所使用的原料、辅料、工具等物质表现，以及由此形成的在居家膳食、人生仪礼、原始信仰等特定领域的饮食技法理念、饮食习俗、传统思想和美学意蕴等群体精神。具体表现为食源、食具、食技、食庆、食礼、食型、食语、食忌、食尚、食思、食义等文化层面。可简单理解为从民俗学角度解读饮食学的内容，彰显汉水饮食民俗文化的魅力。
汉水食源文化，是汉水流域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饮食原料名称的辨别，发展的历程，概念的认知，类别的区划、保护与开发所积累的思想认识的总和。汉水食具文化，涉及汉水流域人们对饮食器具起源与发展的关注，饮食器具等级化现象与社会价值探索，美器与美食和谐搭配的理念等。汉水食技文化是汉水流域人们在饮食制作过程中，探索饮食色香味与食源食具搭配技巧，形成的调味理论和品味理念等。汉水食庆文化是汉水流域人们四时节庆时探索形成的有关节庆饮食习俗表现。汉水食礼文化，涵盖了汉水流域人们在人生礼仪（包括婚丧嫁娶、祝寿乔迁）关键节点中饮食习俗的具体演绎。汉水食型文化是汉水流域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品评出来的名菜、小吃和饮品及其发挥的品牌效应。汉水食语文化是汉水流域人们饮食过程中表达的与饮食有关的方言俚语及其社会价值的具体表现。汉水食忌文化是汉水流域人们在饮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饮食与健康、饮食与养生、饮食与长寿之间的关系认知和禁忌行为认知。汉水食尚文化是汉水流域人们饮食行为过程中体现出的对食物、食具、食神等崇拜所形成的信仰。汉水食思文化是汉水流域人们对饮食认知过程中，探讨饮食与中国传统文化、饮食与儒家思想、饮食与道家思想、饮食与佛家思想的关系，形成的独特的饮食文化思想。汉水食义文化是汉水流域人们探索饮食与社会经济发展、饮食与社会文明进步、饮食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关系，梳理出食俗文化成形保护与推广的具体意义。
食俗文化是饮食文化的特殊构成部分。厘清汉水食俗文化的区域划分，先要厘清中国饮食文化的区位划分，进而找准汉水食俗文化在中华饮食文化版图中的确切位置。朱永和在《中国饮食文化》一书中，将中华饮食文化区位划分为12个文化区位：“经过漫长历史过程的发生、发展、整合，中国域内大致形成了东北饮食文化区、京津饮食文化区、黄河中游饮食文化区、黄河下游饮食文化区、长江中游饮食文化区、长江下游饮食文化区、中北饮食文化区、西北饮食文化区、西南饮食文化区、东南饮食文化区、青藏高原饮食文化区、素食文化区。由于人群演变和饮食生产等方面的特定历史作用，各饮食文化区的形成先后和演变时空各具特点，它们在相互补益促进、制约影响的系统结构中，始终处于生息整合的运动状态。”
同理，由于地理与环境气候物产的地域差异、政治经济与饮食科技的落差、民族心理与宗教信仰的多元所致的中华食俗文化区位亦应该纳入这12个区位。由于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地处长江与黄河之间，干流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其重要支流唐白河，系唐河与白河的合称，唐河源头为河南方城县伏牛山，白河源头为河南嵩县，流域范围属于河南省南阳市，流至湖北襄阳市双沟镇汇合而成，至襄阳市东津镇注入汉江干流。显然，汉水食俗文化区位归属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西北等饮食文化区交叉地带。
食俗文化研究离不开对“菜”的研究，汉水食俗文化区位划分必须参照中国菜系划分，在中国八大菜系坐标中找准汉水食俗文化中“菜”系位置，是汉水食俗文化区位划分的重要参照。长期以来在某一地区基于地理环境、气候物产、文化传统及民族习俗等因素，形成有一定亲缘承袭关系、菜点风味相近、知名度较高，并为部分群众喜爱的地方风味著名流派称作菜系。其中，川菜、鲁菜、粤菜、闽菜、淮扬菜、浙菜、湘菜、徽菜合称为“八大菜系”。华慧在《津津有味——打造饮食文化一条街》一书中，形象地对相近菜系进行了描绘：“苏、浙菜好比清秀素丽的江南美女；鲁、皖菜犹如古拙朴实的北方健汉；粤、闽菜宛如风流典雅的公子；川、湘菜就像内涵丰富充实、才艺满身的名士。由此可见，中国的饮食文化要从八大菜系来看，其烹调技艺各具一格，其菜肴各有千秋。”
汉水食俗中的“菜”属于哪一系呢？是“美女、健汉”还是“公子、名士”，不便准确定位。由于汉水流域沟通南北，横贯东西，是东、西、南、北文化碰撞融合的地带，主干流流经陕西、湖北，几乎三分之二的流经长度处于湖北，应该说汉水食俗中的“菜”有陕西和湖北“菜系”的影子，然而中国八大菜系中的陕西、湖北“菜”均未纳入其中，难免让人惋惜遗憾。其实“菜系”划分，是根据烹饪特色的历史传承、地理气候条件、资源特产分布和食俗文化习惯来确定的，随着历史的变迁，陕西的“陕菜”（也叫秦菜）和湖北的“鄂菜”亦慢慢且应该纳入中国大菜系之中。从地理区域来看，汉水食俗中的“菜”，受“八大菜系”中的“川菜”影响，“陕菜”“鄂菜”交汇碰撞，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既有“川菜”的“泼辣”和“陕菜”的“无华”，又有“鄂菜”的“鲜香”。
汉水文化是典型的地域文化，潘世东教授在《汉水文化论纲》中将汉水文化分为15个板块：“汉源文化；汉中地区的汉朝历史名胜文化；武当道教文化；房县、郧县（现郧阳区）、神农架的迁徙文化；炎帝神农文化；荆楚文化；汉水商旅文化；山地文化和水文化；茶文化；医药文化；盐道文化；考古文化；旅游文化；孝感的孝文化；汉水神话、民歌与民间文学等文学艺术。”
客观准确地展示了汉水文化的全貌，尽管没有将食俗文化囊括进去，但所涉茶、医、盐已属风俗乃至食俗文化范畴。汉水食俗文化是汉水文化的精彩构成部分。找准汉水食俗文化区位应从地域文化区位划分谈起。在《中国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中，就按照文化区的概念，将中国地域文化划分为10个文化区。而韩国学者权锡焕则用代表地域文化的核心词将中国地域文化划分为7个文化区。中国学者周振鹤主张根据自然区域、行政区域和文化区域三者之间的关系来划分中国的地域文化。就地域文化区的划分指标，学者曾提出了环境、时态、区位三大指标。此外，还有按照民族进行划分的汉文化区和少数民族文化区，按照生产方式划分的游牧、海滨和农耕三大文化区。
然而夏志芳在其《地域文化·课程开发》一书中认为：“地域文化的划分区域总是从一个范围较小、性质较一致的核心地域向着过渡带逐渐减弱，其间并无截然的分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划分地域文化时，为了避免划分界线时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性，有时便以国界来划分，如有人认为世界可划分为西南亚和北非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印度及印度周边文化、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等。”
该书毫不客气地点明了地域文化区域划分的局限性。根据张义奎在《人文地理学概论》中的介绍，美国学者萨帕（Sapper. K）将世界文化地域划分为：日耳曼文化、拉丁文化、斯拉夫文化、西亚文化、印度文化、东亚文化、内陆文化、非洲文化、马来文化、澳大利亚文化、北极文化等。而日本三省堂出版的《地理的整理》则把世界划分为12个文化区域：东亚文化、印度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支那文化、内陆亚洲文化、西亚文化、拉丁文化、条顿文化、斯拉夫文化、北极文化、撒哈拉以南文化、澳大利亚文化。美国学者柯达尔将世界划分为六大地域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东亚文化、东南亚文化和非洲文化。
此外，还有许多分法，常常因标准不一，划分出来的文化地域大小和类型数量也不一致。但在众多划法中相似或相近的颇多，可谓大同小异。
我国地域辽阔而地理环境复杂，民族众多而风俗各异，以任何一种单一文化指标来划分地域文化都会存在很多不足。由于各自侧重点不一样，又需要兼顾历史文化传承与现实文化要素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因此各种分法可谓大相径庭。中国古代地域文化划分主要有：南北两分说；以楚为代表的南方，以齐鲁、三晋为代表的中原和以秦为代表的黄河上游西部三分说；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五分说；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七分说；九州说等。
当代中国地域文化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胡兆量等在探讨中国地域文化的对比时，根据南方与北方在饮食、语言、文艺、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差异，笼统地分为：南方与北方。南方经济文化发达，北方军事政治活跃，并总结出诸如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南拳北腿、南细北爽、南腔北调等特征差异。
而吴必虎则将中国文化区域分为：中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扬子文化区、西南文化区、东南文化区、内蒙古文化区、新疆文化区、青藏文化区。
王会昌在《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中，则是先沿胡焕庸线
将全国分成东西两个地域文化区，即东南部的农业文化和西北部的牧业文化，而后又细分为16个地域文化区：关东文化、燕赵文化、黄土高原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淮河文化、巴蜀文化、荆湘文化、鄱阳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台湾”文化、内蒙古文化、北疆文化、南疆文化、青藏高原文化。李勤德在《中国区域文化》中则把中国从大的区域上划分为：中原文化、南方文化、青藏高原文化、北方文化四个文化大区，同时在每个文化大区内又划分为不同的地域文化，一共有15个：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关中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滇黔文化、闽台文化、西藏文化、西藏亚文化、西域文化、松辽文化、蒙人草原文化。此外，从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1年陆续出版的俞映群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来看，全国分为两淮文化、吴越文化、台湾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徽州文化、黔贵文化、陈楚文化、青藏文化、岭南文化、两域文化、陇右文化、琼州文化和草原文化等24个地域文化区。学界对中国地域（区域）文化的划分可归纳为四类：一是以自然地域为主要依据，如黄河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等；二是以社会经济结构为主要特征，如，滨海文化、农耕文化、草原文化等，这些文化的划分主要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为基本依据；三是以族群为依据，如，华夏、东夷、北狄、西域、南蛮等；四是自然地域和社会结构兼顾，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八闽文化等。总体而言，上述地域文化的划分形式多样、杂乱，缺乏统一的标准，难以把握。因此，夏志芳认为：“地域文化划分的含义不可过于宽泛，应专指中华文化的分域，突出地域空间的完整性，另外宜统一采用历史的‘地域’名称而非种族、经济文化类型等命名地域文化。”
事实确实如此，在地域文化区位划分中，“地域”标准应该是其最本质的依据，不应因历史地理变迁、社会经济发展或族群聚居地的固定而改变划分标准。然而多元划分让我国地域文化呈现多姿样态，在一定层面上折射出地域文化研究乃至所有学术研究的良好氛围。
按照中国地域文化区位划分方式，汉水食俗文化区位可划分为汉水上游（陕南的汉中、安康、商洛）的三秦食俗文化区、汉水中下游（十堰、襄阳、荆门等直至汉口）的荆楚食俗文化区、汉水支流的唐白河流域（河南南阳）的中原食俗文化区，以及与汉水流域紧密相连的以巴蜀文化区为代表的外围辐射食俗文化区，同时，更进一步地表现出干流三秦与荆楚交汇食俗文化区和支流中原文化与外围巴蜀文化辐射食俗文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