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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一词的解读，梳理近年来国内外文化理论研究界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立体层次说”“平行的两分法（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分法（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四分法（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以及软文化和硬文化等有关文化含义的界定。这些阐述文化含义的观点对研究文化理论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其角度和方法各异，并不一定适用所有学科关注的学科内文化的理想界定。值得参照的是，现代文化学将文化概念定义为社会群体精神及其表现形式，论证了社会群体精神作为文化本质的根据。
这种从本质上界定文化含义的方法较为契合文化发展和文化研究的内在逻辑轨迹。
食俗亦称食风、食性、食礼或食规，即饮食民俗。食俗本身是一种文化，它不仅涵盖了人类社会居家饮膳、人生仪礼、原始信仰等饮食习俗所折射出的社会群体精神，还囊括了人类社会食源结构、食具形态、食法技巧等饮食习俗的物质形态和智慧表现。对于食俗文化，饮食与民俗学界对其界定的讨论不多，多以大文化概念和现存的食俗文化事象来解读确认乃至研究。按照现代文化学抓本质的方法对食俗文化进行界定较为科学。基于此，食俗文化可界定为：人类社会饮食行为主体基于其对象（所食用的有关食物和饮用的有关饮料），在制食、饮食过程中所使用的原料、辅料、工具等可视要素所展现的物质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在居家膳食、人生仪礼、原始信仰等特定领域的制食技法理念、饮食行为传统、饮食习俗思想和饮食哲学等内涵所形成的群体精神。
食俗文化的孕育生长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附着于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孕育，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生长，紧跟着科技的进步而发展。研究食俗文化的诞生缘由，可结合我国饮食文化史来考察。我国饮食文化精深博大，源远流长。我国饮食文化与我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的元素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图腾崇拜的生食尝试，火神信仰的熟食产生，氏族心态的烹饪草创，巫术媚神的原始祭祀，原料研制后的食物品味，语俗传承下的菜点命名，游艺民俗对饮食的传播，工艺美术催生下的筵席陪器，文学精神追求中的诗酒酬酢，乡土气息中风味流派的碰撞，营养养生逻辑中的科学烹调诉求，凡此种种，在人类饮食发展历程中，从物质到精神，由低级到高级，基于感性而上升为理性，在饮食研究中，产生饮食理论、饮食实践等成果，融入语言学、文学、民族学、文化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折射出民间文化、旅游文化、地域文化的光芒。具而言之，食俗文化的产生原因主要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地理环境的制约。地理环境不同，文化表现各异，文化个性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和选择性，文化张力更是随地缘和气候差异而异彩纷呈。我国疆域辽阔，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自然造成文化上的不同。如，南矮北高、南炎北黄、南瘦北胖、南江北河、南繁北齐、南老北孔、南骚北风、南柔北刚、南细北爽、南拳北腿、南骗北抢、南船北马、南敞北封、南轻北重、南经北政、南下北上、南米北面、南甜北咸等，这些词语充分展示出我国南北包括饮食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思维、民族个性的不同。人类的饮食个性与趣向就被地理环境所左右，于是“因时制菜”“就地取食”的生存选择就不难理解了。
二是科技发展的催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进步必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饮食习俗的孕育发展受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制约非常明显。不同的物质条件下自然产生不同的饮食结构和菜肴风格。石器时代的茹毛饮血，铜器时代的列鼎而食，农耕时代的刀耕火种，工业时代的机械耕作，信息时代的订餐配送，乃至智能时代的能量储存，时代不同，科技水平和生产力程度也不同，人类的饮食行为和思维也就各异。
三是行为风尚的导向。行为风尚是人类行为经过调试认知后趋同于一致而流行的行为，行为风尚的导向功能非常明显。食俗受风尚导向影响不言而喻。而行为风尚的产生又受到上层建筑施政的影响。以道为尊的唐代，以“李”为国姓，视鲤鱼为上仙坐骑，于是避而不食。而在民族融合的元代，“南番食品”“高丽食品”“女真食品”“蒙古食品”“西夏食品”“西天食品”等得以流传到中原，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而明代的八仙桌享誉后世，清代王公则以能吃到御赐的“福肉”为荣幸，上行下效，蔚然成风。
四是宗教信仰的定型。宗教退化而为民俗，宗教信仰制约人的行为习惯，饮食习俗很多就是来自原始信仰崇拜，抑或是宗教仪式的演变。如，蒙古族以白马奶为贵而尚白，荆楚大地端午祭屈原而食粽，道教信徒忌荤而食素，凡此种种，此类饮食习俗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
五是语言流变的塑成。语言是人类思想感情交流的载体，是饮食习俗世代传承的工具，更是民俗乃至食俗文化事象之一。像煎、炒、焖、炸、卤、炖、熬等烹饪术语的问世即是如此；饮食旅游业中常见的菜名、台名、席名、店名及楹联、字幌、厨谚和歇后语的流传也是其表现；还有某些食品的文化典故，一些地区的饮馔民歌、童谣、土语方言，名师名厨的美称、雅号均具有这种属性。这些词语通过慢慢流传和传播，其折射出的食俗文化意蕴亦是渐入人心。
要全面准确地把握食俗文化，还要区分好食俗文化与饮食文化，以及食俗文化与风俗文化的关系。饮食文化与风俗文化已被学术界作为独立课题进行广泛而热切的解读，产生了大量成果，然而食俗文化多数情况下作为饮食文化或风俗文化的组成因子，被学者们顺而言之。探究食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区分其与饮食文化、风俗文化的关系就显得迫切而又必要。
对于饮食文化的认知，饮食学界有多种界定。陈苏华认为：“饮食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在饮食生活中产生的饮食观念、行为、技术及其饮食产品的总和，是人类通过自然选择、约定俗成的与环境相适应的饮食生活方式。”
将饮食文化归结为饮食生活方式。而蔡晓梅认为：“饮食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的相互作用下，人们围绕饮食所产生的系列行为和规范。它包括与饮食有关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所有内容。”
强调了饮食文化是由饮食物质和饮食精神构成的。何宏则认为：“饮食文化是指特定社会群体食物原料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技术、科学、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即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的方式、过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总和。”
归纳了饮食文化的立体构成要素。朱基富则指出：“饮食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和提高生命质量，在长期饮食历史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
点明了饮食文化的功能。这些对于饮食文化的界定和解读，各有侧重、各有亮点，讨论氛围之热烈程度已尽显学者们对饮食文化的认知所做的努力，同时在彰显饮食文化特征和功能的探讨上，尽管也存在表述不一的情况，但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饮食文化既表现为人类共通性、民族性、历史传承性、社会层次性、交流变异性等特征，又具备满足人类营养补给、激发艺术思维、陶冶性情、和谐人际关系等功能。
通过梳理饮食文化的含义可以看出，尽管食俗文化与饮食文化在其含义上基本一致，然而食俗文化强调的是居家膳食、人生仪礼、原始信仰等特定领域事象承载的群体精神，是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食俗文化是饮食文化的构成要素，是饮食文化的特色部分，略微强调了“食”的部分而稍微减弱了“饮”的成分，与烹饪的对接关系密切。在食俗文化界定里，不仅强调了烹饪原料的择取、膳食组成的搭配、饮食器具的讲究、工艺技法的传承、养生食疗的探索、筵席礼仪的规则、风味流派的传播和烹饪理论的构建等要素会受到饮食习俗的影响，还蕴含了烹饪思维中的乡土情，厨房设施里的人情味，酒楼的商业宣传，厨师的行话术语，乡规民约、民间忌讳，日常节庆的菜肴和品点，地域性肴馔的审美品位等成分。
“风俗”一词，我国古已有之，且有“风物”“风土”“民风”“民俗”“方俗”等相近词。“风俗”是由“风”与“俗”两个独立意向合并而成的。“风”在古代，有动词、名词两种属性。《诗经》十五国风，是对当时全国十五个地区的民歌搜集记录，“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中“民风”即歌谣。《说文》“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从虫凡声”
，风的原始意义是指春天的气。“动物曰风”，即风能动物，亦能化人。《尚书》：“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这里的风即化导之义。可见，“风”之意蕴极其丰富。
“俗”在古代有习、欲二意。《说文解字》中有：“俗，习也。”习原指鸟的飞行练习，用到人事上就是指仿效、传习，有延续、习染的含义，后来延伸为民众的习性、习惯。“俗”与“欲”上古音义相同，《礼记·缁衣篇》中有“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的注解，王先谦在《释名疏证补》中也认为：“俗，欲也，俗人所欲也。”足证“俗”与“欲”通用。
上述引证说明，风俗产生伊始都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汉魏六朝学者已为其做了明确的读释。班固从学术角度认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班固已阐明“风俗”与“习性”的演变关系。应劭在《风俗通义》中也有解释：“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象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
应劭将“风”“俗”与“习性”的对接应用情形予以说明。魏人阮籍进一步指出：“造子（一作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楚越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淫，故其俗轻荡。”
诠释了“风”的自然之因造成“俗”之社会之象，点明风俗与山川水土的联系，亦印证了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为流传的合理性。
显而易见，食俗文化涵盖很广，折射出衣俗、居俗、旅俗、语俗、艺俗等诸多风俗文化中关于饮食文化事象内容。食俗文化隶属于生产消费风俗的范畴，是风俗中最活跃、最持久、最有特色、最具群众性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