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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食源均来自动植物。准确把握人类的食源分类，先了解动植物的分类很有必要。中国古典文献涉猎的动植物类别很多，而《尔雅》中对于动植物类型的界定值得探讨和借鉴。《尔雅》中最后七篇的具体篇目名称为《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这七个篇章选录了590多种动物和植物，并较为详尽地指出了它们的名称，还根据它们各自形态特征的差异，将其归入一定的分类系统。例如，将植物分为草本、木本两个大类；木本又进一步区分为乔木、灌木和檄木三个小类型。把动物按照虫、鱼、鸟、兽四类进行述录，并进一步严谨提出动物分类的依据和定义，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另有《四民月令》《四时纂要》《农桑衣食撮要》等多部古代文献中均有动植物或食物分类记载。国际上习惯于按照营养学角度对食源进行分类。美国农业部于1916年将日常食物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奶制品、肉、鱼、禽、蛋（主要供给蛋白质）的辅助性食物；第二类是面包和谷物（供给淀粉）等的主要食物；第三类是奶油及脂肪（供给脂肪）等的多能量性食物；第四类是简单糖类（供给糖分）；第五类是蔬菜和水果（供给无机盐和有机酸）等的营养性果蔬。随着1942年维生素的发现，美国政府责令国家科学院的食物与营养委员会（FNB）对食物进行进一步科学分类，基于此，七组食物分类法产生了，分别是：第一类，奶制品（含有丰富的钙）；第二类，肉鱼和蛋（供给蛋白质）；第三类，黄绿色蔬菜（富含胡萝卜素）；第四类，柑橘类水果及卷心菜（富含维生素C）；第五类，土豆及其他蔬菜（含有其他维生素）；第六类，面包和谷物（含有淀粉）；第七类，黄油等脂肪（提供热量、维生素A和D）。这些食物分类方法使得食物的类别越来越多，区分不便。于是，1957年，美国农业部又提出了简明的四组分类法：奶制品（供给蛋白质、钙和维生素B2），肉、鱼、禽、蛋（供给蛋白质、铁及多种维生素），水果和蔬菜（含有维生素C、胡萝卜素、铁），面包和谷物（含有淀粉和一些B族维生素）。这个四分法，可以说是对维生素进行的分类，是基于食物对人体营养功能而展开的。日本对食物的分类也有成果问世，厚生省保健医疗局提出了六组基础食品：鱼、肉、蛋、豆类（供给蛋白质），乳制品、海藻、带骨小鱼（供给无机盐，特别是钙），黄绿色蔬菜（主要供给胡萝卜素），水果、其他蔬菜（以供给维生素C为主），谷类和薯类（供给淀粉），油脂（供给脂肪）。基于同时考虑到食物本身的特征和食物本质营养成分的双重要素而提出的。
我国营养学会在1988年将日常食物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主食来源食物，包括谷物、薯类和杂豆（供给淀粉、部分蛋白质和B族维生素）；第二类是辅助性的肉食食物，如，动物性食物肉、禽、蛋、鱼、奶（供给蛋白质、脂肪、无机盐和维生素A）；第三类是辅助性的植物食物，如，大豆及其制品（供给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无机盐及B族维生素）；第四类是辅助性的食物蔬菜和水果（供给膳食纤维、无机盐、维生素C、胡萝卜素）；第五类是纯热能食品，如，植物油、精制糖及酒类（供给热能）。
在饮食学术界，关于食物包括食源和食品的分类，成果亦很丰富。基于已出版的烹饪原料层面的著作，发现很少单一采用上述某一种分类方法对食物进行分类，而大多是将几个方面全面考虑、综合归纳后，提出科学依据后对食物进行分类。但在各主要等级和次要等级、大类与小类关系的处理方法上存在很大的不同。聂凤乔主编的《烹饪原料学》中将烹饪原料分为动物性原料（家畜、家禽、野味、水产、蛋奶、昆虫及其他）、植物性原料（粮食、蔬菜、果品）、加工性原料（肉制品、水产制品、蛋奶制品、粮豆制品、蔬果制品）、调味料、作助料等五大类。
这种分类依据食物来源的功能属性非常明显。黑龙江商学院编写的《烹饪原料学》中将烹饪原料分为肉品、蛋乳及制品、水产品、果蔬、粮食、油脂、调味料、香辛料、添加剂九大类。
这种分类法将食物来源途径和食物本质属性囊括进去了。吉林饮食服务公司编写的《吉林烹饪原料集》中将烹饪原料分为畜肉、禽肉、蔬菜、水产品、干料、蛋类、乳类、粮食、果品、调味品、烹调药料十一大类。
这种方法基于食物来源的功能类别性质明显。而李常友主编的《实用烹饪原料》中将烹饪原料分为时鲜蔬菜、菌藻地衣、水产品、养殖肉品、野生动物、常用干货、干鲜果品、花卉药草、粮食豆品、调味和油脂品十个大类。
这种方法考虑食物的时间属性和功能属性。吴岱明在其《科学研究方法学》一书中提出：“分类是根据事物的共同点和差异点，把事物划分为不同种类的逻辑方法。分类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共性作为归合物类的依据，以特性作为区分物类的依据，通过比较研究确立各分类级别、建立分类系统。”
食源是人类的烹饪原料。烹饪原料的分类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对种类繁多的烹饪原料进行分门别类、排成序列。在我国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已体现了烹饪原料（食物原料）分类的思想，其中所分的“谷”“菜”“果”“畜”等类群至今仍被沿用。今天，用现代科学理论知识对烹饪原料进行分类，不仅可以使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总结烹饪原料运用的规律、了解烹饪原料运用的资源利用情况，更重要的是，可以使“烹饪原料学”的学科体系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可以说，烹饪原料的分类是“烹饪原料学”学科体系的核心。然而，对烹饪原料的分类始终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聂凤乔在其《关于中国烹饪原料的分类问题》一文中指出：“在许多文献中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发出了呼吁。但迄今为止，专门探讨烹饪原料分类问题的文章很少。”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食物分类研究异彩纷呈，但大多按照食物大类、种类、组别和具体食物层次展开，大同小异。标准化的文件亦有出台。我国现行有效的具有食品分类作用的较为系统的文件有两个，分别为2006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颁发的配合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审查使用的《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食品分类表》
和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的“附录E——食品分类系统”
。另外几个有食品分类作用的文件有原卫生部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的“附录A——食品类别（名称）说明”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中的“附录D——食品类别（名称）说明”
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中的“附录A——食品类别（名称）说明”
。可见，现行有效的可以借鉴的有食品分类性质的文件存在各文件之间兼容性差、文件内概念模糊、分类过度、分类过于笼统、通用性差等问题。分类的关键在于基于的标准不一，表现也就各异。
关于食物分类，民俗学和饮食文化学角度均有探讨。为直接表达文化张力的需要，民俗学大多数都是从食物文化事象表现本身出发，将作物和食物放到一个层面来划分，将食物分为传统主食、传统菜肴、传统小吃等，或者干脆将作物、食物混合起来谈某一特定区域的饮食结构。饮食文化学根据其名称和功用相近标准进行分类。崔桂友在《烹饪原料的分类问题探讨》一文中给出了很好的借鉴。他指出人类的烹饪原料就是食物原料，即食源，并指出食源的分类依据和具体思路：“按原料的来源属性分为植物性原料、动物性原料、矿物性原料、人工合成原料；按加工与否分类为鲜活原料、干货原料、复制品原料；按在烹饪中的地位分为主料、配料、调味料；按商品种类分为粮食、蔬菜、果品、肉类及肉制品、蛋奶、野味、水产品、干货、调味品；按食品资源分为农产食品、畜产食品、水产食品、林产食品、其他食品。”
汉水食源品种繁多，姿态多样。在类型划分上，结合饮食文化学、营养学等多元学科划分标准，可分为粮食作物、蔬菜水产、家禽家畜、水果干果、调味作料等方面。而汉水具体的食物习俗文化另有章节以“汉水食型”命名专题探研。
粮食作物亦称“粮谷作物”“食用作物”，是谷类作物、食用豆类作物（包括大豆、蚕豆、绿豆、小豆等）及薯类作物（包括甘薯、马铃薯等）的总称，是人类的主食来源。从营养学角度看，谷类作物为人类提供淀粉、蛋白质、维生素等，而豆类作物主要为人类提供蛋白质、脂肪等，薯类作物则主要为人类提供淀粉、维生素等。薯类作物同时也是牲畜主要的精饲料，需用量庞大，需要大量栽培才能产出大量的饲料以供牲畜所需。以汉水中上游的十堰为例，据《郧阳府志》（清·同治版）记载：“郧属物产与外郡无甚异。谷之属，有稻、梁、麦、黍、稷。”
当下汉水流域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稻、麦、粟、黍、菽（大豆），以及玉米、高粱、红薯、荞麦、马铃薯等杂粮。
稻 ：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物种，在温暖的气候下可广泛培育，人类以其种子为主食，谷壳、谷秆等其他副产品可饲养家畜，稻秆也可用来造纸。有水稻和旱稻之分，一般意义上通常专指水稻。稻秧结籽，籽实后谓之谷子，碾制去壳后方叫大米。稻有粳稻、糯稻、籼稻之分。而古人以黏者为稻，不黏者则为粳。《周礼·职方氏》中有“其谷宜稻”。《诗·小雅·白华》中有“浸彼稻田”等记载。
汉水流域的文化遗址中有稻遗存的发现。汉水上游陕南西乡李家村、何家湾遗址和汉水下游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均有新石器时代稻遗存发现。新石器时代稻遗存在汉水上下均有发现，这有力地说明汉水流域原始农业的重要构成即为稻作农业。在汉水下游发现的稻作遗存的类别也得到进一步确认。汉水下游屈家岭文化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经鉴定属于粳稻，并且是颗大粒满、品种优良的粳稻，与当下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水稻品种极其相近。而汉水上游何家湾遗址出土的红烧土中的稻谷痕迹说明，汉水流域上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水稻栽培，而汉水下游地区，包括江汉平原北部及其北缘的涢水、澴水中上游谷地，则也是以稻作农业为主。
尽管水稻种植需要引水灌溉条件，但是我国水稻种植区域还是十分辽阔，南北向上，由海南岛到黑龙江省黑河地区，东西向上，由台湾地区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海拔来看，低至海平面以下的东南沿海潮田，高达海拔2600米以上的云贵高原，均可种植水稻。然而水稻种植面积相对较为集中，90%以上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一线以南区域，具体包括成都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汉水下游江汉平原、珠江流域的河谷平原和三角洲地带，这些地带是我国水稻的主要产区。此外，云贵坝子平原、江浙沿海地区的海滨平原，以及台湾地区西部平原也是我国水稻相对集中的产区。各地自然生态环境、科技种植水平及生产力发展状况等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水稻生产状况也有明显的差异。我国稻作产区划分即以自然生态环境、品种类型、栽培技术与耕作制度为基础，结合行政区划，划分为六个一级稻作区和十六个二级稻作区，二级稻作区也叫亚稻作区。汉水流域的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属于单双季稻作区，尤其江汉平原是我国著名的稻作产区之一。
麦 ：为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其种类有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等。籽实主要做粮食或精饲料、酿酒、制饴糖等。秆可用于编织或造纸。《说文》中记载：“麦，芒谷。”《诗·墉风·桑中》中记载：“爰采麦矣。”《诗·墉风·载驰》中记载：“芃芃其麦。”《聊斋志异·狼三则》中记载：“野有麦场。”《满井游记》中记载：“麦田浅鬣。”汉水中下游的湖北境内有麦城，为东周时期楚国重要城邑，是隋开皇十八年（593年）昭丘县治的所在地。清同治《当阳县志》中记载：“麦城在县东南五十里，沮漳二水之间，传楚昭王所筑。三国时，关羽为孙权所袭，西保麦城即此。”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蜀将关羽大意失守荆州，退守麦城，在此上演了一场家喻户晓的千古悲剧，麦城因此而闻名寰宇。麦城现留有残垣断壁的遗迹，南北长600米、宽100米、高30米，似一座小山，横卧在沮水河畔，凝视着汉水波涛。
我国适宜种植小麦的区域幅员辽阔。汉水流域的小麦种植区域多为冬麦区。其地形多为较干旱的岗陵地区，如，汉水流域的鄂、豫、陕交界区域。汉中盆地内的旱地“以麦为正庄稼，麦收后种豆、种粟、种高粱，糁子。上地曰金地、银地，岁收麦亩一石二三斗，秋收杂粮七八斗”
。汉水上游陕南的商州、西乡、汉阴和汉水中上游鄂西北的郧县（现郧阳区）、竹溪等小盆地内小麦种植情形与此大抵相同。
粟
：俗称小米，中国古称“稷”，脱壳制成的粮食，因其粒小（直径2毫米左右），故得此名。原产于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的主要粮食作物，所以夏商时期的文化又被称为“粟文化”。粟耐旱生长，品种繁多，俗称“粟有五彩”，有白、黄、红、橙、黑、紫各种颜色的小米，也有黏性小米。用小米酿造的酒是我国最早的酒。粟适合在干旱而缺乏灌溉甚至无须灌溉的地区种植。其茎、叶较为坚硬，可以做牲畜饲料，尤其适合牛，因其坚硬茎叶粉碎后依然坚硬，不易消化，而牛的消化力较强，故而人们一般会用小米茎叶饲料喂牛。我国北方惯称“粟”为谷子。西方语言一般对粟、黍、御谷和其他一些粒小的杂粮只有一个统称，如英语均统称其为“millet”，非农业专家一般区分不了。现在人们喜欢用小米做早点、稀饭，且较为流行。粟本是我国古人用野草驯化发展成功的一种谷子，称之为“西米”，原因在于我国古代有五谷配五方的说法：“凡禾，麦居东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
汉水流域的鄂、豫、陕交界处干旱贫瘠的岗陵山地有种植。
黍 ：即“稷”“糜子”，一年生草本植物。其籽实煮熟后有黏性，可以做糕，也可以酿酒用于食用和饮用。很多古典文献中有记载。《说文》中记载：“黍，禾属而黏者也（今北方之黄米）。”《礼记·月令》中记载：“天子乃以雏尝黍。”《礼记·曲礼》中记载：“黍白芗合。”《诗·魏风·硕鼠》中记载：“无食我黍。”《论语·微子》中记载：“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中记载：“黍稷馨，祝时讴。”《过故人庄》中有“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之句。从而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黍文化。明清至今，在汉水流域丘陵地带有种植。
菽 ：菽是豆类的总称。古典文献多有关于菽的记载。《说文》中记载：“象菽豆生之形也。”《汉书·五行志》中记载：“菽草之难杀者也。”《春秋·考异郵》中记载：“菽者，众豆之总名。然大豆曰菽，豆苗曰霍，小豆则曰荅。”《诗·小雅·小宛》中记载：“中原有菽，小民采之。”陆游《湖堤暮归》诗中有“俗孝家家供菽水”之句。菽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皖北平原和黄河古道坡地多有种植。汉水流域较为干旱的盆地和坡地亦多有种植。
玉米 ：玉米的别名有苞米、包粟、玉蜀黍、棒子、苞谷、玉茭、珍珠米、苞芦、大芦粟等，东北辽宁话称珍珠粒，粤语称为粟米，潮州话称薏米，闽南语称作番麦。玉米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雌雄同株异花授粉，茎叶强壮，植株高大，既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也是全世界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其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排于水稻和小麦之后。用玉米制作的食物一直被誉为长寿食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纤维素、脂肪等，具有开发高生物学功能、高营养食品的巨大潜能。但由于其遗传序列较为复杂，变异种类异常丰富，在常规的育种中，有着变异系数过大、周期过长、影响子代生长发育的缺点，随着育种科技的进步，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不但能够克服上述缺点和不足，同时也能进一步提高育种速度和质量。玉米适宜在温凉的环境中生长，在汉水流域的鄂、豫、陕交界处的平地山坡均有一定规模的种植。
高粱 ：高粱为一年生禾本科草本植物。秆直立，较粗壮，基部节上有支撑根。叶鞘无绒毛但稍有白粉；叶舌硬膜质，边缘有纤毛，先端圆。适宜温暖的环境，抗旱耐涝。高粱按用途及性状可分为糖用高粱、食用高粱、帚用高粱三类。在我国种植区域较广，又以东北各地为最多。食用高粱谷粒不仅可食用还可酿酒。糖用高粱的秆既可制糖浆也可生食。帚用高粱的穗可制炊帚或笤帚，嫩叶阴干后储存可保持色泽，或晒干后可做牲畜饲料；颖果能入药，有燥湿祛痰、宁心安神之效。高粱属于经济作物。在汉水流域的鄂、豫、陕交界处的平地山坡均有零星种植。
红薯 ：红薯的学名叫番薯，又名山芋、甘薯、番薯、红芋、地瓜（北方）、番芋、红苕（多地方言）、金薯、线苕、白薯、朱薯、甜薯、番葛、枕薯、白芋、茴芋地瓜、萌番薯、红皮番薯等。红薯属旋花科，管状花目的一年生草本植物，藤茎长2米以上，相互缠绕，平卧地面上，叶片通常为宽卵形，叶长4～13厘米，叶宽3～13厘米，花冠为粉白色、红色、淡紫色或紫色，呈漏斗状或钟状，花长3～4厘米，蒴果呈扁圆形或卵形，有假隔膜，分4室，具地下块根，块根呈纺锤形或不规则棒形，外皮土黄色或紫红色，因品种不同而色泽也有差异。红薯富含淀粉、蛋白质、纤维素、果胶、维生素、氨基酸及多种矿物质，既可生吃也可熟食，熟食可煮、可蒸、可烧烤，有“长寿食品”之美誉。富含糖量，达15%～20%。有抗癌及预防肺气肿、糖尿病、保护心脏、减肥等药效。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有“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并说海中之人食之长寿。中医视红薯为良药。西班牙于16世纪初已普遍种植红薯。西班牙水手，以大海舰船为载体，把红薯携带至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摩鹿加岛，其后再传至亚洲各地乃至全世界。红薯传入我国的渠道较多，时间约为16世纪末期，明代的《农政全书》《闽书》，清代的《福州府志》《闽政全书》等文献中均有相关记载。在汉水流域的鄂、豫、陕交界处的高山坡地乃至部分平原地带均有一定规模的种植。
荞麦 ：荞麦的别名有甜荞、三角麦、乌麦等，为一年生草本植物，粮食作物。荞麦茎能直立，茎高30～90厘米，上部分枝为红色或绿色，有纵棱，无绒毛或于一侧沿纵棱有乳头状突起。叶三角形或卵状三角形，叶长2.5～7厘米、宽2～5厘米，顶端渐尖，基部为心形，两面沿叶脉有乳头状突起。荞麦喜凉爽湿润环境，不耐高温旱风，尤其不喜霜冻。荞麦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种植，欧洲和亚洲国家有分布。荞麦味甘性凉，有开胃宽肠、下气消积的食疗作用，也有治疗绞肠痧、肠胃积滞、慢性泄泻之功效；同时还可以做面条、凉粉、饸饹等食品。在汉水流域的鄂、豫、陕交界处的平地山坡均有零星种植。
马铃薯 ：马铃薯为茄科茄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蔬菜作物，又称土豆、地蛋等。马铃薯块茎均可食用，是重要的粮食、蔬菜兼用农作物。马铃薯尽管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可一年一季或一年两季进行栽培种植。马铃薯地下块茎呈圆形、椭圆形、卵形等，有芽眼，皮红、白、黄或紫色，品种不同而色泽各异。马铃薯的地上茎棱形，有毛，有奇数羽状复叶，有聚伞花序顶生，花红、白或紫色。马铃薯浆果呈球形，绿或紫褐色。种子呈肾形，黄色。多用块茎繁殖，育苗时可整个块茎或将块茎切成几块埋入土里。马铃薯可入药，食用时主食中偶尔掺杂，后专做蔬菜食用。在汉水流域的鄂、豫、陕交界处的高山坡地乃至部分平原地带均有一定规模的种植。
关于蔬菜的名称考析，张平真在其《中国蔬菜名称考释》中从历史发源和词语读音释义的角度做了详细考证和深刻的探讨。
“蔬菜”的统称是由“蔬”和“菜”两字组合而成的。根据东汉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的介绍，“菜”和“蔬”的构成方式分别是“从草、采声”和“从革、从疏”。其中的“从草”首先强调从属于草本植物的基本属性；而“采”和“疏”则展现了“野生”的内涵。这是因为“采声”除了明确它的读音以外，“采”还可以进一步分解成两部分：上部的“爪”字特指人们的手指，下面的“木”字特指植物，即被采集的应为野生植物。“从疏”表达了“疏”与“蔬”两者有高度相同的含义。而对“疏”的进一步解释则为“从、从疋；疋亦声”。“巟”与“荒”的释义近似，均有荒野或田野之意；“疋亦声”是说“疏”和“疋”的读音都和“蔬”一致，因此“疏”和“蔬”两字均可泛指那些生长在田野之中的野生草本植物。然而在界定时决不能忘记它所具有的佐餐食用之功效，所以古人曾言：“草之可食者为菜。”又说：“可食之菜为蔬。”而“菜”的称谓，早期可见于先秦儒家典籍《礼记·月令》，其载：“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趋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大概的意思是，到了农历八月中秋，命令管理农业事务的官员前去催促百姓尽量多多收藏谷物，多多囤积蔬菜。而其中的“菜”泛指各种蔬菜，甚至还包括经过晾晒而成的干菜。“蔬”的称谓，早期见于古代文献汇编《逸周书·大匡》，其曰：“无播蔬，无食种。”以及古代文献《尔雅·释天》中有：“蔬不熟为谨。”这两段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人们不种蔬菜就没有菜吃；如果因为蔬菜的生长受到灾害而导致饥荒，就叫作“谨”。其中的“蔬”泛指各种蔬菜。“蔬菜”一起出现则较迟。战国时期的法家文献《韩非子·外储说》中称：“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蔬菜……足以活民，请发之。’”战国末期秦昭襄王在位时（前306—前251年）有一次国内闹饥荒，出现吃食短缺现象，应侯范雎建议把王家园圃中的蔬菜分发给百姓度荒。看来园圃中的蔬菜一定是栽培的蔬菜了。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是蔬菜统称在《说文解字》里有清晰的注解，包括其读音和释义，有根有据。二是传统文献《礼记·月令》《逸周书·大匡》《尔雅·释天》《韩非子·外储说》中均用蔬菜统称。三是蔬菜统称泛指各种菜肴。四是蔬菜可以充饥，可以栽培。可谓将蔬菜出处，读音释义、功用，培植记录等重要内涵挖掘详尽。《黄帝内经·素问·脏气法时论》中记载：“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菜为充”讲的是人们为了充养自己的身体必须要吃各种蔬菜。其中的“五菜”泛指的就是“蔬菜”总体。将蔬菜在人类饮食结构中的地位清晰标明。
远古先民将植物分为草本和木本两类，又将蔬菜范畴的草本植物分为“蔬”和“蓏”两类，其中“蓏”特指果实，所以古人在表示蔬菜时常以“蔬”“蓏”并称，即指“瓜”“菜”并称。南北朝时期，学者陶弘景（456—536年）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传承古代文献《神农本草经》的精华，把我国的药用植物归为五类。“菜”类除外，其余四类中也有今天从属蔬菜范畴的，如，“果”类中列有“藕”，“草”类中有“姜”和“百合”。《本草纲目》中将蔬菜分为“蔬部”“果部”和“谷部”三部。清代的《广群芳谱》中亦将蔬菜分为相应的三谱（部）。这对西方18世纪兴起的植物分类研究影响深远，瑞典生物学家林奈的《自然分类》受《本草纲目》思想启发而成。19世纪的德国科学家恩格勒根据“假花学说”提出恩格勒植物分类系统。20世纪的英国科学家哈欣松则根据“真花学说”、解剖学、古生物学等学科提出哈欣松分类系统。其后人们就习惯于参照植物分类学运用的门、纲、目、科、属、种、变种分类方法对各种蔬菜植物进行分类，形成蔬菜的植物学分类系统。从远古的“两分法”，到明清的“三分多类法”，蔬菜分类方法渐次科学合理。现代采用科学分类系统，形成了植物学分类法、食用器官或食用部位异同分类法、农业生物学分类法、流通领域分类法等多种蔬菜分类法，这些分类法均采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探讨蔬菜的种属问题，将蔬菜种属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
以汉水中上游的十堰为例，据《郧阳府志》（清·同治版）中记载：“蔬之属，春笋（《尔雅》曰竹萌）、白菜为最（无莲花白，有箭杆白）。其他莱菔、蔓菁、胡荽、茄、苋、菠、苣、芋、薯、葱、韭、薤、芹、姜、蒜、苦荬、瓠子、葫芦、黄瓜、丝瓜、冬瓜、番瓜（一名南瓜）、苦瓜、酱瓜、秦椒都不让他处，而西瓜、香瓜不及襄阳。”
当下汉水流域的蔬菜品种繁多，按照农业生物学分类法，主要包含以下17类（每个类别选择性地介绍蔬菜及其文化内涵）。
萝卜
：萝卜为根菜类蔬菜，草本植物，以肉质根供人类食用。原产我国，由根部欠发达的野生种培育而成，栽培历史可追溯到周代，现已普及全国，是我国最重要的一种根菜。3000多年来，先后形成50余种称谓。上古时期称“芦”（或庐）。《诗经·小雅·信南山》中记载：“中田有庐，疆場（音易）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郭沫若先生在其《十批判书》中指出：“庐与瓜是对待着说的，下边统言剥言菹，可以知道庐必与瓜为类，断不会是居宅庐舍之庐。……和这同，与瓜为对文，而可剥可菹（摘来做咸菜）的庐，也必然是假借字。我看这一定是芦字的假借，说文云‘芦’，芦菔也。”
芦菔就是萝卜。基于此，这首诗可以理解为：田里长着萝卜，地头种着瓜果，把它们整修，腌渍加工，然后敬献给祖先。秦汉时期，称“芦肥”或“芦菔”，一直沿用到隋代。元代以后诸如《农书》《农桑辑要》等农业经典中将其列为正式名称。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进行确认，一直沿用下来。关于萝卜在汉水流域还有一段佳话。北宋时期汉水下游鄂州崇阳（今湖北崇阳）知县张咏（946—1015年）曾引导境内乡民发展蔬菜生产，后来人们就把“芦菔”改称“张知县菜”以示怀念。
胡萝卜
：胡萝卜初为野生植物，后经栽培为蔬菜。最早栽培的胡萝卜为紫色，其栽培中心地域为阿富汗，已有2000多年的演化史。胡萝卜引入我国历史上有多次记载。汉武帝时（前140—前87年）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打通我国与中亚的通道，丝绸之路得以开通。基于此，紫色胡萝卜首先传入我国。史载迟至宋末元初，胡萝卜二次入境我国，其后在我国北方得以广泛栽培种植，栽培技术改进后我国自主渐次培育出红、黄两色的长根胡萝卜，被誉为中国生态型胡萝卜。元代农书《农桑辑要》中将胡萝卜视为蔬菜正式介绍。元代熊梦祥在《析津志·物产·菜志》中明确记录了在田园中栽培的胡萝卜已有黄、白两种。元朝御医忽思慧在其《饮膳正要》中就认为胡萝卜“味甘、平，无毒”，具有“调理肠胃”之功效。明代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菜部·胡萝卜》中道出了胡萝卜有黄、赤（红）两色；而其栽培地域也已从现今的华北地区延伸到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带。宋涛主编的《本草纲目》中记载：“（时珍曰）胡萝卜今北土、山东多莳之，淮、楚亦有种者。八月下种，生苗如邪蒿，肥茎有白毛，辛臭如蒿，不可食。冬月掘根，生、熟皆可啖，兼果、蔬之用。”
强调了胡萝卜的种植区域和食用价值，今在汉水流域以胡萝卜为蔬菜较为普遍。
普通白菜
：普通白菜即为简称的白菜，其以莲座状的绿色叶片供人类蔬食或饲养牲畜。现在我国各地均有广泛栽培和种植，历经2000多年，人类依据其栽培特性、功能特点、形态特征，以及产地和人文等因素，结合运用谐音、拟物和贬褒等语言手法，先后予其命名了四五十种特色各异的称谓。基于其色泽、外观等特征有“白菜”“青菜”之称谓，而在栽培领域则直接以“白菜”为首先称谓，国家标准《蔬菜名称（一）》中把“普通白菜”列为正式名称。
因“体”在古代曾用以表述草本植物其地上部位，而白菜恰以地上部位植株供人类食用，因而其又被称为“体菜”。同时根据白菜极能抗寒的特性，古人顺而将其对照“凌冬不凋”的“松”，故而又称其为“菘”或“菘菜”。西晋植物学家嵇含在其《南方草木状》中称“秦菘”，南宋饮食学家林洪在其《山家清供》中称“松玉”，武则天执政三年（703年）时，张说因获罪从首都长安被贬到岭南，顺带把“菘菜”种子也传播到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后张说累官至中书令，积功被封为燕国公，后人为了纪念这一引种推广活动，特把“菘菜”叫为“张相公菘”。以幼嫩植株形态上市的“普通白菜”被人们称为“白菜秧”或“菜秧”，“秧”为幼苗之意。又因其体态娇小轻盈，则又称之为“鹅毛菜”“鸡毛菜”“细菜”或“小白菜”。今在汉水流域以普通白菜作为蔬菜较为普遍。
大白菜
：大白菜植株个体壮硕，短茎肥大，加上其心叶多为白色或绿白色，故而称为“大白菜”。其称谓始见于清末的地方志书《（山东）平度州乡土志》，是我国的特产蔬菜。大白菜在我国各地都有广泛栽培种植，主产地位于长江以北的北方地区。明清以来，大白菜的多个称谓先后得以流传，如，“安肃菜”“安肃白菜”“京白菜”“北京白菜”“北平白菜”“玉田白菜”“天津绿白菜”“玉菜”“山东白菜”“胶州白菜”“胶菜”等。自清代始，盛产于北方的大白菜就沿着京杭运河或从海上得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南方。广东沿海等地曾把来自天津的大白菜叫作“绍菜”或“黄京白”，其中的“绍”为介绍之意，进而引申为运进、引入，“京”则指京、津区域。清代的大白菜曾经成为宫廷贡品，又获“贡菜”之誉称。现在的国家标准《蔬菜名称（一）》中把“大白菜”列为正式名称。
在栽培领域惯于运用“结球大白菜”或“结球内菜”的称谓。今在汉水流域以大白菜作为蔬菜较为普遍。
花椰菜 ：花椰菜为十字花甘蓝类蔬菜，俗称菜花。花椰菜以花球供人类食用。花椰菜主花茎肥大、花梗群肉质细腻，以其绒球状花枝在顶端集合而享誉甘蓝类蔬菜界。花椰菜的花球为白色，结构非常致密。约于19世纪中叶从欧美引入我国，先落户于上海、北京和台湾地区，继而在南方及其他大城市广泛培育推广和种植，因其成熟时期为秋冬季，主要供秋冬时节人类食用。花椰菜富含维生素C、维生素A，营养价值极高，适宜中餐或西餐凉拌、腌渍、烹炒及汆汤食用，具有预防肿瘤、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在汉水流域各个城市均有食用。
叶用荠菜 ：叶用荠菜又称“荠菜缨”“荠菜经”或“毛荠菜”，简称“叶荠”“叶荠菜”“荠菜”或“花边”。这些称谓的特色体现出叶用荠菜主要是食用其“叶”。其中的“经”和“英”均指其叶片；“毛”和“花边”喻指其叶片多而细碎的形态。叶用荠菜可供煮、炒或泡渍加工。叶用荠菜的适应性极为广泛，在南方可以常年栽培种植。人们把其中专门供应春夏季和冬季市场的品种分别称为“春菜”“夏菜”和“冬菜”。“冬菜”又称为“腊菜”。据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记载，按照蔬菜供应季节来命名蔬菜名称的习俗，早在明代就已流行。叶用荠菜的食用，今在汉水流域乡村较为普遍。
番茄
：番茄起源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地带。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等地，至今仍有大面积的野生番茄。番茄于17世纪由南美传入菲律宾，其后播撒到其他亚洲国家。我国栽培的番茄或从欧洲抑或是东南亚传入。清代汪灏在其《广群芳谱》的果谱附录中有“番柿”记载：“一名六月柿，茎似蒿。高四五尺，叶似艾，花似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草本也，来自西番，故名。”早期番茄果实有特异味道，仅作观赏栽培。关于番茄的栽培种植情况，据《番茄健康管理综合技术培训指南》一书中介绍：“20世纪初期，我国当时的主要通商口岸及附近大城市开始大量进行番茄的种植。20世纪30年代，我国东北及华北地区才逐渐栽培食用番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消费习惯的改变，不仅城市郊区，广大农村也开始普遍种植番茄。目前，番茄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蔬菜之一，基本上能够实现四季生产，周年供应。”
今在汉水流域四季食用番茄非常普遍。
茄子
：野生茄子起源于亚洲热带地区。古印度或为其最早的驯化地域。传说茄子是由暹罗（今泰国）引入我国的。而植物学界一般认为，我国有关茄子的记载始于晋代嵇含（263—306年）的《南方草木状》。其实早于晋代200多年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已经能够成功栽培茄子了。茄子的“茄”在我国古代与“加”同音，其用来专指荷梗。先秦文献《尔雅》中就有“荷……其茎茄”的释文。而西汉时期王褒的《僮约》开始有“种瓜作瓠，别茄披葱”的记录。基此昭示早在公元前，起源于亚洲热带地区的茄子已在我国被驯化成为茄果类蔬菜了。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其《蜀都赋》中写道：“盛冬育笋，旧菜增‘伽’。”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时蜀中地区业已引进叫作“伽”的新型蔬菜，而其果实则被称为“伽子”。颇值一提的是，对于该种蔬菜的命名无论是直呼“伽”，还是借用“茄”，它们的读音都和现今“茄子”的“茄”相同。
这实际上和古印度的梵文“伽”极为密切。另据宋代陶谷的《清异录·蔬菜门》中介绍，隋炀帝（605—618年）时曾改“茄子”为“昆仑紫瓜”，此外茄子的别称还有“昆仑瓜”“昆仑奴”“昆仑紫苽”“昆味”等。这些以“伽”和“昆仑”及其简称“昆”来命名的现象均反映了“茄子”原产地和引入地的地域特色。而今我国各地均有栽培，汉水流域栽培茄子和食用茄子的现象较为普遍。
豇豆 ：豇豆源自非洲，后由非洲传入印度和西亚。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以后传入我国。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始有记载。到公元6世纪的南北朝，我国南北地区已出现少量栽培。最初人们把它归入“豆”的系列，并以其种子作为粮食而食用。在从隋至宋的漫长历史里，我国的古籍中却仅有相关“短荚豇豆”性状的录述，至元代才有关于“长荚豇豆”的记载。明代以后，随着豇豆品种类型的增多，以及栽培技术的改进和普及，豇豆逐渐成为“嫩时充菜，老则收子”“以菜为主，菜粮兼用”类型的豆类农作物。鉴于豇豆的多样性品种是在我国境内长期培育形成的，所以人们也把我国视为栽培豇豆的第二起源地。现在我国南北各地均可广泛栽培。而其称谓始见于陆法言在隋文帝仁寿二年（601年）完成的《切韵》。该文献中说：“豇：豇豆，蔓生，白色。”随后“豇豆”的称谓便成为其主要名称。此外，各地还有用其同音或近音字替代来命名的别称和俗称，如“浆豆”“姜豆”。现在“豇豆”的称谓成为正式名称，且已列入国家蔬菜标准。汉水流域栽培豇豆和食用豇豆的现象较为普遍。
黄瓜 ：黄瓜又叫青瓜，原产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热带雨林。西汉以后，分别从南北两路传入我国。据明代李时珍考证，黄瓜可能是由西汉张骞从中亚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我国的，基于此，后人把黄瓜归入“张骞植物”范畴。近代有学者研究认为，随着南亚民族的迁徙和对外输出与交往，黄瓜或又从西南地区引入我国。鉴于黄瓜口感清脆，烹炒、生食、腌渍均可，深受人们欢迎，已成为我国最重要和最常见的瓜类蔬菜。众所周知，我们曾把居住在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胡”，汉以后又把外国人称为“胡人”，因此黄瓜引入以后又被称为“胡瓜”就不难理解。该论始见于晋代郭义恭的《广志》。十六国时期，羯人石勒在北方建立后赵政权（319—351年），因避讳“胡”字，在其统治区域内，改“胡瓜”为“黄瓜”。再来看看与黄瓜名称有关的文献是如何表述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记载：“若待色赤，则皮存面肉消。”而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慎所好第二十一》中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瓜’为‘黄瓜’。”汉水流域栽培黄瓜和食用黄瓜的现象较为普遍。
冬瓜 ：冬瓜的起源地有两处，分别是我国和印度。现今我国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地区还能发现野生冬瓜的踪迹。《神农本草经》中已记及冬瓜的种子“瓜子”，并将其列为“菜”类上品。而在现代出土的汉墓遗迹里也有过冬瓜的种子发现。冬瓜从我国传入日本大致在公元9世纪，同期从印度传入欧洲，经过3个世纪，至19世纪才传到美洲。20世纪70年代又由我国引种入非洲。现今在世界各地，冬瓜均已成为一种广泛栽培种植的蔬菜。关于冬瓜名称的由来，《广雅》中认定：“冬瓜经霜后，皮上白如粉涂，其子亦白，故名。”而李时珍则认为：“冬瓜，以其冬熟也。”并进一步推断：《齐民要术》中在总结冬瓜的栽培技术时，曾强调指出，如果在冬前直播，等到冬季降雪后再把积雪堆放在播种穴上可使冬瓜“润泽肥好，几胜春种”。贾思勰依据上述意见认为，既然“冬瓜”适宜于冬前栽培，所以才叫“冬瓜”。汉水流域栽培冬瓜和食用冬瓜的现象较为普遍。
分葱 ：我国的西北及相邻的中亚地区是葱的野生品种起源地。古有“葱岭”之说即以其山高多葱而得名。葱岭的位置在我国今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借鉴古人的研究和推测，现在栽培的葱很可能是野生菜类蔬菜“阿尔泰葱”在家养条件下培育的产物，约在汉代，葱从西北地区传入内地，经由驯化和选育，在我国各地得以广泛栽培种植，基于此，国际上有“中国葱”之称。而“分葱”却是葱的一种变种。在我国古籍如《山海经》《尔雅》《礼记》和《管子》中均有与“葱”相关的记载。南方的分葱可全年栽培，随时采食。以其可以全年生长与随时上市的特性而命名为“分葱”，分葱又获得“四季葱”和“菜葱”等略带美誉的别称，鉴于分葱有气味浓厚的辛香，在沪、穗等地还有着“香葱”美誉。汉水流域栽培分葱和食用分葱的现象较为普遍。
韭菜 ：韭菜是我国的特产蔬菜，其栽培历史极为悠久。韭菜在我国的文字记载可以溯源至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诗经·豳风·七月》里有“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的说法。此诗描述的地域大致是陕西，基于此，陕西地区可能为韭菜的发源地。分析得知，西周时期已有选用韭菜作为向帝王宗庙敬献的祭品的现象。此外，如《山海经》《夏小正》和《礼记》等先秦古籍中也有诸如“其山多韭”“正月（园）囿有韭”和“庶人春荐韭”等相关述录。而据历史典籍记载，我国在历史上栽培韭菜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普及推广活动。第一次是西汉时期，时为渤海太守的龚遂曾要求其管辖域内每人种一畦韭菜以备荒年，可以推算，那时若栽种千畦韭菜，其富裕程度相当于千户侯。在露天栽培普及的同时，作为保护地的温室栽培也悄然兴起，至南北朝时，采用促成栽培的韭菜即“韭芽”已出现。第二次普及活动兴起于北宋初年。赵匡胤（960—976年）曾下令让10岁以上的人，女人也不例外，每人种植一畦韭菜，不究其因，然而此类政令极大地促进了韭菜生产的发展既成事实，至南宋时出现了“韭黄”的栽培。现在我国各地均可栽培韭菜，汉水流域也概莫能外。
菠菜 ：亦叫“波斯草”，是2000多年前波斯人栽培的蔬菜，至唐代由尼泊尔人传入我国，贞观二十一年（641年），尼泊尔国王那拉提波把菠菜从波斯拿来，以菠菜为珍贵礼品，派专使送至长安，献到唐皇案前，此说略含神秘，然而却成为菠菜从此落户我国的实证。当时我国认定菠菜产地为西域菠薐国，此为菠菜被叫作“菠薐菜”的原因，后简而化为“菠菜”；潮汕等地念作“bo ling”，译为飞龙，故此又叫飞龙菜。菠菜有很多别名，其中之一就是红根菜，是取其根之颜色而命名，还有叫鹦鹉菜的。菠菜种植在汉水流域较为普遍。
莴苣 ：南欧及地中海沿岸的西亚、北非等地是莴苣的原产地。古埃及的墓壁上留有清晰可见的莴苣叶形图案。古希腊和古罗马也有类似文献传于后世。难能可贵的是，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及位于西亚的库尔德斯坦地区，至今还可找到野生莴苣的踪迹。据研究考证，莴苣引入我国的时间应该不迟于公元6—7世纪，约为隋代。北宋初期著名学者陶谷在其《清异录·蔬菜门》中记载：“呙国使者来汉，隋人求得菜种，酬之甚厚。故因名‘千金菜’，今‘莴苣’也。”现在我国南北各地广泛栽培。
与汉水流域有关的绿色类蔬菜还有茴香。茴香古称“怀香”。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竹林七贤”誉称之一的嵇康（223—262年）在其《怀香赋·序》中有“仰眺崇岗，俯察幽坂……‘怀香’生蒙楚之间”的记载。“蒙楚”指的是现今河南和湖北两省，应为汉水流域。
山药 ：山药的原产地和驯化地处于我国南方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我国栽培的山药属于亚洲种群，涵盖“普通山药”和“田薯”两个品种。山药的名称有很多：《吴普》里称“山芋”，《图经》中称“山薯”，而《衍义》中则称为“山药”，古时秦、楚交汇之地的汉水流域称山药为“玉延”。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文献记载，现除极少数高寒地区以外，我国广大地区均可栽培，汉水流域栽培食用山药亦很普遍。
芋头 ：芋头原产于我国和其他南亚国家的热带沼泽地带。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有种植。据《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中记载，当朝议齐国的治国之策时，宰辅管仲曾对齐桓公（前685—前643年）说：“春曰倳耜，次曰获麦，次曰薄芋。”意思是说：应该及时抓住春耕、收麦和种芋等有利时机。其中谈到的“薄芋”即为芋头。芋头种类很多，其中“多头芋”和“多子芋”主要产于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汉水流域亦有种植。
魔芋 ：魔芋种群原产于东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热带森林，拥有丰富野生资源的我国南方也是起源地之一。早在汉代已有记载，西晋时期已可人工栽植。现在南方各地均可栽培，主产于云南、四川和湖北等地，汉水中上游种植魔芋较为普遍。魔芋古称“蒟蒻”，西晋左思的《蜀都赋》中记载有“其囿则有‘蒟蒻’辛姜”之句。可见，在1700年前我国南方就有人在园囿中栽培魔芋了。
水芹 ：水芹原产地为我国和东南亚。传说上古时期先民已开始采集食用，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区、汉水中下游水边洼地广有分布。《尔雅·释草》中记载有：“芹，楚葵。”因此，水芹有“楚葵”之称。《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有“菜之美者，……云梦之芹”的说法，云梦泽是古代楚国境内大型湖泊群体的总称，同时也是水芹的主要产区，加上水芹具有的“冷滑”属性和“葵菜（冬寒菜）”相似，于是以产地名称结合运用拟物手法而得“楚葵”之称呼，合理可信。
莲藕 ：莲藕起源于印度和我国。河南“仰韶文化”与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莲子的踪迹。《诗经·陈风·泽陂》中称：“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意为：在清清的池塘边上，生长着嫩绿的蒲菜和鲜艳的荷花。《尔雅·释草》中也说：“荷……其根藕。”主要产于长江流域，包括汉水流域、珠江三角洲和台湾地区等地。
竹笋 ：竹笋可常年采收，根据季节可分为“冬笋”“春笋”。全国各地均有采笋食用的记载。汉水流域下游的孝文化重镇孝感流传有“二十四孝”故事之一的“哭竹生笋”。晋代孟宗（湖北江夏鄂城人，今孝感）的老母卧病在床却想吃竹笋，当时已是隆冬季节，孟宗跑到竹林里遍寻竹笋而不得，只好抱着竹子大哭，从而感动天地和万物，竹子萌发了竹笋，孟宗采回竹笋立即煮熟喂孟母吃下，孟母吃了竹笋后，病情立即好转，很快就痊愈了。萧子显在其《南齐书·刘怀珍传》中也记载有类似的故事。基于此，竹笋有了“孟宗笋”“孝笋”等别称。
香椿 ：香椿树原产于我国。据有关专家考证，早在3700万年至6000万年前的第三纪（古近纪及新近纪的旧称）时期香椿就已出现在华北，至今在陕西、甘肃和河南等地尚有天然香椿树分布。在上古时期香椿即以“佳木”被先人利用。唐、宋以来屡见采食香椿的记录，明、清以后逐渐开始栽培。目前，在甘肃兰州到四川成都一线以东，以及山西太原经北京到辽宁辽阳一线以南的我国东部地区都有栽培。汉水流域培植香椿较为普遍。古时，“椿”以“杶”“櫄”替代。《尚书·禹贡》在载录荆州地区向中央政府贡献地方著名物产的清单中已列有“杶”（在古代，椿用杶代替）；《山海经·中山经》中也留下了“成侯之山，其上多櫄木”等珍贵史料。
黄花菜 ：黄花菜起源于亚、欧两大洲。我国自古就有栽培。《诗经》中已有记载，现在我国各地均可栽培，汉水流域亦随处可见。黄花菜又名“萱草”“紫萱”和“忘忧草”。嵇康在《养生论》中说：“萱草忘忧。”再依晋代周处的《风土记》介绍，我国古代还曾有孕妇佩戴萱草则可生男孩的传说，从而使得黄花菜的“宜男”和“令草花”别称广为传颂。苏东坡有赋曰：“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乱叶中，一一芳心插。”其所述“芳心”，即是指母亲的母爱之心。白居易也有“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的诗句，为其晚年知己刘禹锡屡遭贬谪的身世予以劝解和告慰。其实，从科学的角度看，区区一棵小花植物，本身并未含有任何解忧元素，只于观赏之际，助人转移情感，稍散一时之闷，略忘片刻之忧而已。至于“忘忧宜男”之说，更无直接严谨的科学依据。
木槿花 ：木槿花是一种常见于庭园的花种，原产我国中部各省，各地均有栽培。在园林中可做花篱式绿篱，孤植和丛植均可。中药学将木槿种子入药，称为“朝天子”。木槿是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国花。而木槿属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木槿属物种起源于非洲大陆，非洲木槿属物种品种繁多，可见其丰富的遗传多样性。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中东部省区及台湾地区均有栽培。汉水流域亦处处可见。我国古籍《诗经》和《尔雅》中均有著录。《诗经·郑风》中称：“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车，颜如舜英。”其中，“舜英”即木槿花。高诱的《淮南子注》、郭璞的《尔雅注疏》、顾微的《广州记》等文献中均明确指出木槿花有食用功效。
豆芽菜 ：简称豆芽。它是利用某些豆科植物的种子，在无光、无土及适宜的温湿度等条件下培育而成的芽菜类蔬菜。豆芽菜又叫芽苗菜、巧芽、芽心、银芽、银苗、银针、如意菜、掐菜、大豆芽、清水豆芽等，是各种谷类、豆类、树的种子培育出的可以食用的“芽菜”，也称为“活体蔬菜”。其品种丰富，营养全面，是常见的常食蔬菜，主要食用其下胚轴。常见的芽苗菜有荞麦芽苗菜、香椿芽苗菜、苜蓿芽苗菜、花椒芽苗菜、相思豆芽苗菜、绿色黑豆芽苗菜、萝卜芽苗菜、葵花籽芽苗菜、龙须豆芽苗菜、蚕豆芽苗菜、花生芽苗菜等30多个品种。豆芽被《神农本草经》中称为“大豆黄卷”。中国发明豆芽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创造发明者已不可考。最早的豆芽，是以黑大豆作为原料的。《神农本草经》中把“大豆黄卷”列为“中品”。早时豆芽首先是用于食疗；其次用于道家养生。汉水流域芽菜类蔬菜主要有黄豆芽和绿豆芽。
野生菜类蔬菜
：是指未经人工栽培，在自然条件下生长而可供人类食用的蔬菜的统称。明代医学家朱橚的《救荒本草》中载有414种野生菜类蔬菜，明代鲍山的《野菜博录》中载有438种野生菜类蔬菜，而现代编录的《食用蔬菜和野菜》和《野菜妙用》中称有近300种野生菜类蔬菜。据统计，现今我国可食用的野生蔬菜有213科1822个种，
常被采食的就达100余种。
野菜是纯天然的绿色生态佳肴，多食用野生蔬菜对人体健康有益，同时也能够改善人类机体的不良功能。研究表明，很多山野菜都具有防病、治病的功效，也可入药。
在神农架林区、汉水流域的秦岭南麓和武当山分布有大量野生菜类蔬菜，主要有蕨菜、紫萁、大叶碎米荠、藜菜、菊苣、鱼腥草、蔓荆子、楤木、枸杞嫩芽、蹦芝麻、广布野豌豆、何首乌等。
人们在采摘食用野菜过程中渐次形成丰富的野菜文化。通过收集记载野菜文献典籍，加深对野菜文化含义的认知。通过仔细查阅文献，发现野菜食用与灾年度荒关系紧密。灾年食野菜度荒，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均有可能发生，在明代达到峰值，其依据是产生了系列有关野生食用植物的专著，如，朱橚的《救荒本草》、鲍山的《野菜博录》、王磐的《野菜谱》、屠本畯的《野菜笺》、周履靖的《茹草编》（含438种野生食用植物）、高濂的《野蔌品》。这些民族植物学著作的涌现与明代灾荒频繁紧密关联，据邓云特在其《中国救荒史》中记载：“明代共历276年，灾害之多，竟达1011次，这是前所未有的纪录。”因受灾荒影响，全国逃荒流民高达200万户。
曾撰《救荒本草》的朱橚，生活在灾害泛滥区，曾目睹灾民遭受的苦难，甚至于亲身经历灾害，于是召集植物和药物领域的专家，发动他们并组织实施对野生食用植物资源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对400多种野生植物进行撰文、绘图，介绍其性态、形状、食用之法，汇集成书，使得这些知识得以广泛传播，帮助灾民度过饥荒。
到了清代，我国食用野菜的传统仍有传承，如顾景星著的《野菜赞》等。基于此，人们认为野菜是救荒必不可少的食品。还有人认为野菜是仙菜，与隐修道家有关，如，《野菜博录》的跋文有对隐修家鲍山的简介：“歙之鲍君在斋则曾栖隐此山，或跣足石上，或双髻松间，或呼鹤而舞，或招猿而吟。饥餐野菜，渴饮涧泉，飘然若神仙中人。”隐修道家对野生食用植物均有深入的研究，并常备一些帮助服食辟谷的“仙品”，如黄精，其根具有补气养阴、润肺、健脾、宜肾之功效，而玉竹有养阴润燥、生津止渴之功能，柏子仁有养心安神、润肠、美容养颜之功效。
这一认识在武当山区域较为流行。吴旭的《试论我国野菜产业的发展及野菜文化遗产承传——以武当山“仙山野菜”为例》一文中，对武当山的野菜文化做了进一步梳理认为，野菜菜谱交流获得社区认同，传统野菜知识得以传承和发扬，提出武当应打造“仙菜—仙山”野菜文化综合体。
以武当山野菜为例，全面探讨野菜文化及其产业发展现状问题乃至发展进路，为野菜文化推广做出了积极贡献。
藻类植物
：是含有叶绿素和其他辅助色素的低等自养植物，其构造简单，一般由单细胞及其群体或多细胞所构成，无根、茎、叶的分化。可供人类食用的藻类植物被称为藻类蔬菜。我国食用藻类蔬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多年前的东周时期。《诗经·召南·采蘩》中“于以采谋，于彼行潦”的诗句所说的就是：人们可以到水深的地方去采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紫菜，甘，寒，无毒。主治热气烦塞咽喉，煮汁饮之。病瘿瘤脚气者宜食之。”
藻类蔬菜有海藻和淡水藻之分。据《中国蔬菜名称考释》中记载：“1927年海带从日本引入我国东北的大连海区，1930年我国开始采用‘绑苗投石’的方式进行海底繁殖，1952年进行一年生‘筏式栽培’试验成功，其后栽培范围逐渐南移到浙闽沿海地区。”
汉水流域食用之藻类蔬菜主要有海带和紫菜等。多由我国沿海地区人工繁殖培育后营销至全国各地以供食用。
食用菌
：是指子实体硕大而又可供食用的大型真菌，亦即我们常见、常食的蘑菇。我国已知的食用菌有350多种，以担子菌亚门类居多，常见的有香菇、蘑菇、草菇、木耳、猴头菇、银耳、竹荪、松口蘑（松茸）、红菇、口蘑、虫草、灵芝、松露、白灵菇和牛肝菌等；子囊菌亚门类居少，其中，有马鞍菌、羊肚菌、块菌等。上述真菌的生长区域和适宜环境各不相同。我国食用菌培育及食用历史悠久，据考证，在距今六七十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已采食“蘑菇”。至唐代和元代，我国又分别掌握了人工栽培“黑木耳”“香菇”等食用菌技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木耳的记载：“木耳气味甘，平，有小毒。主治益气不饥，轻身强志。断谷治痔。”
汉水流域食用菌类蔬菜种类较为齐全，鄂西北的房县有“耳菇之乡”之称。
水产简称为水里的产品，是湖泊、江河、海洋里出产的动物或藻类等的统称，以及相关的服务或加工行业的总称。狭义上的水产即指水产品。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卷一记载：“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强调了水产食用的范围。南朝梁王僧孺的《忏悔礼佛文》中说：“天覆地养，水产陆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宋代曾巩在其《广德湖记》中有载：“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鱼雁、茭苇、果蔬、水产之良，皆复其旧。”足可证明将水产作为食物古已有之。众所周知，地球上的水域面积约占地球总表面积的70％，水产生物资源蕴藏极其丰富。水产生物资源的种类自然很多，但可食用之品种主要是具有经济价值的水产动、植物。水产品因具有“低胆固醇、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营养均衡的特点和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生物活性物质而深受消费者青睐。我国水产资源丰富，全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70％来自中国。2018年，我国水产品出口量432.20万吨，同比减少0.40％，出口额223.26亿美元，同比增加5.56％。
我国水产资源品种齐全，人们对水产资源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认识和利用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参照生物学的分类法，水产食品原料可简单分为水产动物和藻类。藻类水产品已在食源蔬菜类中论述过，这里探讨的水产主要是可食用的水产动物。水产动物包括爬行类动物、鱼类、棘皮动物、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腔肠动物等。
汉水流域的可食用水产动物主要是鱼类。汉水流域上中游地区的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网坠和骨鱼镖、鱼钩等遗迹、遗物，表明捕捞鱼类作为食物在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活中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鱼类是当时汉水流域人类的重要水产食物来源之一。
据《汉江中游鱼类资源现状》一文中介绍：“2003—2004年在汉江中游江段共监测654船次，统计渔获物6914.16千克，生物学测定1682尾鱼，共采集鱼类78种，隶属18科58属。目前汉江中游的渔获物组成和结构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翘嘴红鲌、瓦氏黄颡鱼、鲶、鲢、黄尾鲴、大鳍鳠等在渔获物中的比例已经很少；草鱼资源也明显下降；铜鱼、青鱼、蒙古红鲌、鳡、细鳞斜颌鲴、吻鮈、长吻鮠、拟尖头红鲌、鳙、鳜等在渔获物中已基本消失；而鲤、鲫、黄颡鱼、长春鳊、赤眼鳟等中小型鱼类在渔获物中的比例却相对上升；渔获物中的个体大的鱼减少，低龄鱼及幼鱼个体比重增加，与70年代的资料相比，汉江中游鱼类资源已呈衰退趋势。”
文章准确清晰地反映出汉水中游鱼类资源的现状，呈现出大鱼少、珍贵鱼种减少的情况。同时该文进一步比照20世纪70年代的资料，发现“口铜鱼已在汉江中游消失，铜鱼、青鱼、蒙古红鲌、鳡、细鳞斜颌鲴、吻鮈、长吻鮠、拟尖头红鲌、鳙、鳜等重要经济鱼类在汉江中游江段已很难捕到，占渔获物1.99%以上的18种鱼类，现在渔获物中能计入产量（占渔获物0.1%以上）的仅有6种，草鱼已经从过去占第1位的产量降到目前的第5位。”
该结果表明，小个体的鱼类种类数量增多，捕捞规格明显下降，渔获物小型化、低龄化、幼鱼多的现象较为严重，汉江中游鱼类资源已呈衰退趋势，过度捕捞和流域内生态环境的变迁等因素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而时隔六七年之后，《黄金峡水电站建设对汉江西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鱼类资源的影响预测及保护措施研究》一文中对汉水上游汉中市西乡县的鱼类资源进行抽样检测研究：“2010年8月和2011年9—10月分别两次通过实地采样调查、走访了解等方式，对保护区和涉及河段中的鱼类资源及饵料生物进行了调查研究：共采集鱼类55种，1645尾，隶属4目10科，分属于7个区系复合体。在数量、种类上，中小型鱼类占优势。”
显示研究结果与六年前的中游鱼类资源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两文分析鱼类资源现状令人忧虑的原因的共同点是，工程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鱼类生存环境的改变使得鱼类短期内较难适应，阻隔洄游鱼类通道并阻断上下游鱼类的有效交流，从而对保护区内鱼类遗传的多样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可见，欲改变汉水鱼类水产资源的现状，以严格控制捕捞、修复改善鱼类生存环境为抓手，方能呈现人鱼和谐相处、顺应自然的良好局面。汉水食源文化的鱼类水产资源文化，不仅是人食鱼的单线条文化事象表现，还将人识鱼、人育鱼、人惜鱼、人爱鱼等多元素立体综合起来，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氛围，方能展现其文化张力和彰显其文化魅力。
说到对家禽家畜的饲养，从远古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据李文杰《湖北天门市石河镇肖家屋脊和邓家湾遗址制陶工艺研究》一文中介绍，出土于邓家湾遗址的器形有：“陶鸟、陶鳌、陶象、陶羊、陶猪、陶人抱鱼等，均为泥质红陶。”
邓家湾遗址归属于屈家岭文化范畴。屈家岭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制器具、作物生产工具和粳稻谷壳，表明4000年前的汉水下游江汉平原一带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饲养、纺织、渔猎等；农业和手工业已出现分工，制陶业极其发达，陶器图案美观，品种丰富。色彩艳丽的彩陶器、陶质禽鸟模型及玉饰品，生动地折射出当时人们文化生活的精神面貌。
按照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中生物进化论的相关观点，家禽由禽类通过遗传、变异和选择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逐渐演变而成。而关于禽（鸟）类的起源问题，全世界公认，爬行动物始祖鸟是所有后期鸟类的共同祖先，后来随着多样环境条件的变化，尤其是植物种子和昆虫的变化，引起鸟类生活习性和身体结构的变化，鉴于生存与适应环境的需要，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树栖飞行、涉水游泳等不同生存能力，并形成不同的种类。在动物学分类上，禽（鸟）属于脊椎动物亚门的一个纲，即鸟纲，具体类别分为走禽类、涉禽类、游禽类、鹑鸡类、鸠鸽类、猛禽类、攀禽类、鸣禽类8类，而家禽的祖先一般归结于鹑鸡类（鸡、鹌鹑）、游禽类（鸭、鹅）和鸠鸽类（家鸽）。人类在与禽类相处的漫长岁月里，经历了“捕捉—驯养—食用”的过程，并系统形成对于禽类驯养食用的观念、工具设施、工艺技术、方法、理论、艺术等兼有物质与精神为一体的“驯禽食禽”文化。在我国先秦史料《周礼·天官冢宰》中就有“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汉人郑司农注曰：“六禽：雁、鹑、鷃、雉、鸠、鸽。”该文献记载的内容就是家禽文化研究的原始文本。关于我国家禽的品种，在《中国家禽品种志》中记有52个家禽品种，其中，鸡27个、鸭12个、鹅13个。
而国家家禽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的家禽品种有鸡109个、鸭3个、鹅27个，特禽12个。
关于汉水流域的家禽，黎寿丰在其《禽类的起源、演化及我国主要家禽品种的类型与分布》一文中记载，依其人文、地理及自然因素的不同，将我国家禽划分为10个家禽文化区：“东北文化区、内蒙古文化区、新疆文化区、华北文化区、甘宁过渡文化区、青藏高原文化区、东南文化区、湘鄂赣文化区、闽粤文化区和西南文化区。”
其分布辐射全国。而在“湘鄂赣文化区”出现的家禽关于鸡的品种赫然有“桃源鸡”“双莲鸡”等15个，其中，“郧阳大鸡”“郧阳白羽乌鸡”“江汉鸡”是汉水流域家禽鸡类的代表；鸭的品种有“恩施麻鸭”等5个，其中，“沔阳麻鸭”是汉水流域家禽鸭类的典型；而鹅的品种有“兴国灰鹅”等7个，无汉水流域品种，该家禽文化区家禽品种均为固有品种而无育成品种。该文精准详尽地将我国家禽进行文化分区并点出品种分布，为家禽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
现将汉水流域的代表性家禽品种做以简要介绍。“郧阳大鸡”属肉蛋兼备型品种，历史悠久。相传明代武当山古刹的司晨鸡（一说斗鸡），由远近香客引种，而传于民间，与当地小型鸡杂交结合，经长期风土驯化和群众选育而成。主产于湖北省竹山县、房县、郧阳区及神农架林区，丹江口市、竹溪县有少量分布。以竹山县、神农架林区的肉蛋品质为最佳，是其中心产区。“郧阳白羽乌鸡”又名郧阳乌鸡，产于湖北省郧县（现为十堰市郧阳区），是湖北省乌鸡的优良地方品种。郧阳白羽乌鸡单冠、绿耳、片羽、白毛、翘尾、光胫、乌皮、四趾、乌肉、乌骨，具有生命力强、产蛋多、蛋形大、就巢性弱、氨基酸含量多、风味独特、药用价值高、营养丰富等特性，早在明代就被李时珍录入《本草纲目》，对其药用价值充分认可。鸡肉中富含氨基酸，是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的营养保健食品，有“陆地甲鱼”之美誉，是极具经济药用开发价值的地方珍禽资源。2007年2月，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郧阳白羽乌鸡实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保护。“江汉鸡”是汉川经过300年培育的优良种鸡。源于湖北省江汉平原上的柴鸡（又称土鸡），属地方鸡优良品种。改革开放以来，在当地保护区饲养场和养禽专家的指导下，定向选育，复纯提壮，使该品种鸡的蛋肉兼用型特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优化，取得了明显效果，属蛋肉兼用型鸡种。该鸡具有适应能力强，耐粗饲和肉质细嫩、味美等特点。“沔阳麻鸭”也为蛋肉兼用型品种，原产于湖北省仙桃市沙湖、西流河、杨林尾、彭场等地区。沔阳麻鸭系湖北省仙桃市（原沔阳县）畜禽良种场育成，1974年经湖北省科委组织有关单位制定品种标准时，命名为沔阳麻鸭，1982年9月组织省内外专家现场鉴定，经湖北省农牧业厅畜牧局审定为育成品种。现在的养殖范围遍及仙桃市及周边的天门、洪湖、汉川、荆门等县市，以及武汉市蔡甸区、汉南区等地。汉水流域家禽品种较为丰富，家禽文化氛围浓厚，在全国家禽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
由日本学者三村耕等著，方德罗等翻译的《家畜管理学》中认为：“从野生动物直到被称为人类生产的动物——家畜为止的演化路程，同时也是一万几千年的人类文化史的光辉一页。它是人类在与自然作斗争的同时，也与自然取得调和的历史。”
表达了家畜演化史、人与家畜的相处史，皆为人与自然的奋斗史。事实的确如此，约于公元前1万年，人类进入了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随着气候的逐渐变暖，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新环境下，原始人群的生产活动进而随之改变，导致旧石器时代的结束，而开始了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这时，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特别是弓箭的出现与使用，大大提高了人们捕获野生动物的能力和效率，从而使人们将暂时食用不了或弱小的猎物豢养起来。正是基于这样的过程，人们进一步了解了动物的习性，逐渐将野生动物驯育。基于此，家养动物即家畜开始出现了。
家畜一般是指由人类饲养驯化，且可被人主动控制其繁殖的动物，如，猪、羊、牛、马、骆驼、猫、狗、家兔等，一般用于劳役、宠物、毛皮、食用、实验等功能。我国家畜，排除野生家养品种，主要有马（驴、骡）、牛（黄牛、奶牛、水牛、牦牛）、羊（绵羊、山羊）、骆驼、猪等，均有利于农业生产，具有劳役和经济食用价值，而猫、狗多具有观赏价值，进而慢慢演变为人类的宠物。关于家畜的价值，清代张惠言在其《书左仲甫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君曰：‘天降吾民丰年，乐与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来？’则又顿首曰：‘往耶（爷）未来，吾民之猪鸡鸭鹅，率用供吏，馀者盗又取之。今视吾圈栅，数吾所育，终岁不一失，是耶为吾民畜也。’”讲的是父老乡亲趁丰年之际，带着饲养的家畜酬谢县令，客观展示了家畜的“礼用”价值。而郭沫若在其《中国史稿》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中记载：“随着畜牧业的发展，饲养家畜已经成为重要的谋生手段，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显著的地位。”
进一步强调了家畜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及其价值。
关于家畜的品种类别，参照《中国家畜主要品种及其生态特征》一文中的观点，根据气候与地形特点，将我国家畜分为西部及北部高原牧区家畜和东部与南部地区农区家畜两大类。
按此标准，汉水流域家畜应为农区南部家畜。汉水流域的家畜具有食用经济效益的品种主要有鄂西黑猪、江汉水牛、郧巴黄牛和郧西马头羊，现做简要介绍。
鄂西黑猪是一个古老的地方猪种，是湖北省西部山区南型黑猪的总称。据《湖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记载：“鄂西黑猪主产于鄂西23个山区县市。产区东至公安县虎渡河，西北部与渝、陕接壤，南部与湘西交界，北至竹山、房县，周围省、县亦有分布。产区是汉族、土家族、苗族等混居的地方，汉、土、苗人民在祖传的礼仪习俗中，多离不开猪和肉。”
《湖北通志》《咸丰县志》上有“陈牛羊豕”祭祀和“细阴米各用膏煎水煮”做“茶饮”（即用细茶、糯米、猪油等制成的饮料）的记述。可见，产区养猪业历史悠远，主要产于汉水下游的湖北省江汉平原。鄂西黑猪具有体质紧凑结实、体躯结构匀称、体大力强、性情温驯、易于调教、耐粗性能好、对粗饲料的适应能力强、抗病力强、喜欢戏水、成熟较晚等特点。江汉平原平坦开阔、湖泊密布、河网交织、堤坝交错、气候温和湿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热、土资源都很丰富，作物生长期长，适于黑猪喜温好湿的生态特性。又由于湖沼、洲滩、江堤多，牧地辽阔，牧草生长繁茂，产草期长，草质良好，主要有湖草、芦苇、狗牙根、马鞭草、蒿草、丝毛草等，产区农业生产发达，农副产品比较丰富，如，甘薯藤、花生藤等。这些都为江汉黑猪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饲料条件。江汉黑猪分布于湖北省的江陵、石首、公安、监利、洪湖、天门、潜江、沔阳、松滋、钟祥、荆门、京山、枝江、当阳、孝感、黄陂、云梦、汉川、鄂城、嘉鱼、黄冈、新洲、浠水、蕲春、广济、黄梅、汉阳、武昌及武汉市郊区的东、西湖29个县、市。
郧巴黄牛原名庙垭牛，因最早发现于竹山县得胜镇庙垭，故称庙垭牛，后经全国畜禽品种志牛种编辑组更名为郧巴黄牛。郧巴黄牛原为役肉兼用品种，经过20多年的系统选育，形成了当前肉役兼用的品种，并正在朝肉用方向选育。1974年，湖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童碧泉研究员专程到竹山得胜对庙垭牛（郧巴黄牛）进行了详细调查，认为“庙垭牛”是一大优良地方品种，并将其调查报告发表在《湖北科技》上，引起了县农业部门的高度重视。同年，县农业局在庙垭建立庙垭牛（郧巴黄牛）配种站，派畜牧技术人员对该牛进行饲养试验、体尺测定与提纯复壮等工作。1981年至1982年3月，省畜牧局高级畜牧师黄元涛、省农科院兽医研究所童碧泉、白眉两位研究员及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蔼祥等先后对郧巴黄牛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资料载入《湖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1982年6月，全国畜禽品种志编委、黄牛品种组长、原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邱怀教授带领川、陕、鄂三省畜牧专家16人一行亲临竹山县对郧巴黄牛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后，一致认为，该牛体型较大，粗壮结实、紧凑，肌肉丰满，行动敏捷，适合于山区饲养、耕作，是优良的役用牛，并命名为郧巴黄牛，并向农业部写出了调查报告，建议国家把该品种纳入全国地方黄牛品种培育与保护。1985年该品种刊登在《湖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上，从而使郧巴黄牛名扬省内外，引起了邻近省市的行政领导和全国畜牧同行及专家学者的关注。2002—2003年，省畜牧局又一次组织专家教授对郧巴黄牛进行了全面普查和测定，2004年6月再次登录《湖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2006年9月至2007年3月又完成了第三次郧巴黄牛遗传资源调查，拟上报国家力争纳入国家畜禽品种名录。为保护郧巴黄牛这一优良基因库，竹山县县乡两级政府采取办郧巴黄牛繁育示范场的办法对该品种进行纯繁扩群发展，其目的是使郧巴黄牛品种资源得到保护、发展和开发利用，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产业。牛肉产品有鲜牛肉、牛肉干、卤牛肉。依托现有郧巴黄牛繁育场的基础，竹山县在全县建设了17个繁殖群示范场，实施良种繁育，进行提纯复壮，同时建设500个肉牛养殖场，1000个“165”模式养殖示范户，从纯繁、选育、改良实行一条龙作业。在发展壮大产业的同时，竹山县更注重品种资源的开发力度，大力发展牛肉产品深加工企业，创立了南河郧巴品牌，开发了冷鲜牛肉、卤牛肉、牛肉干、牛肉丸等产品。积极培育郧巴黄牛专业合作社，走“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道路，做大做强郧巴黄牛产业，使之成为享誉全省的优势品牌。
据李朝霞编的《中国食材辞典》中介绍：“马头羊是新发掘的优良肉用型山羊品种，分布于湖南、湖北两省，主要产于湖南省的芷江、石门、新晃等县，因该羊无角、头似马头，群众称其为马头羊而定名，已被农业部列为‘九五’期间国家重点推广的畜禽良种之一。”
准确介绍了马头羊主要产区和名称由来。其实，马头羊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性非常强，农家庭院、河湖滩泊、丘陵山地、草坪牧场皆可牧养。马头羊躯体硕长、体型高大、胸部肥厚、膘肥体壮、行走似马、肉质优良，具有很高的经济开发价值，有“中国羊后”之誉，媒体对其的报道屡见不鲜。汉水中上游的十堰市郧西县建立了马头羊繁育中心，攻克其低率繁殖难关，改良了马头羊的品种。培育的马头羊新型品种为全国各地争相引进，2004年，《郧西马头山羊地方标准》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产生多项马头羊品种培育科技创新。在研制过程中，通过对比马头羊杂交前后的效果，首次成功准确地测定出郧西马头羊杂交品种的特点，得出郧西杂交品种的马头羊亲和力强、繁殖率高、遗传性能稳定、产肉性能好、屠宰率高的结论，产生了重大反响，为推广马头羊杂交生产模式和肉羊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头羊羊肉产品远销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科威特等国家，在国际羊肉市场上声誉很高。如，马头羊卷羊肉是我国羊肉出口产品的拳头品牌，马头羊羊皮因质地柔软、韧性强、涨幅面积大、皮质洁白、用途广，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而畅销海外。
郧西被誉为中国马头羊的故乡。关于马头羊名称的由来，以及马头羊的文化内涵，在此转录闻孝书的《郧西马头羊的传奇故事》以飨读者：
你说奇怪不奇怪，山羊身子马脑袋；你说山羊不长角，说它是马攀山岩……
传说很早以前，牛郎织女生活在天河岸边，过着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一天牛郎下地干活儿，突然听到一阵阵“咩咩”的山羊惨叫声，牛郎手提锄头飞快地向山羊的叫声处跑去。近前一看，原来是一条蟒蛇正将一只山羊吸入口中即将吞下。说时迟那时快，牛郎举起手中的锄头照准蟒蛇七寸处狠狠砸了下去。只见蟒蛇一声哀号将山羊吐了出来，于是牛郎抱起受伤严重的山羊回到了家里。
在牛郎织女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山羊的伤很快就好了。临别时山羊三跪叩拜，以感谢牛郎织女的救命之恩。而后就回到天河深处自己的羊群里面了。
时隔不久，王母娘娘派人将织女带回天庭，面对夫妻和母子骨肉分离，织女哭得泪人儿似的，一再恳求母后准予牛郎和两个小孩也一起上天成仙。
此乃大事须经玉帝批准才行，于是王母娘娘直接禀奏玉皇大帝。当时玉帝正在万物园观看动物，听到王母娘娘禀奏，本来就对织女私自下凡有辱门风而大为恼火，又见园内一群头顶长角的山羊，便说：“如果答应她的要求，除非山羊头上不长角。”
此消息很快传到人间，当在天河深山里被救治的山羊得知玉帝口谕后，为报答牛郎织女的救命之恩便率族群前往天蓬山马王寺拜佛修炼，经过七七四百九十天苦行修炼，便改头换面，没有了双角，成了马头羊身，同时体型高大、四肢有力、性情温顺。自此就在天河流域的深山里不断繁衍生息，成为人间一支罕见而独特的无角山羊种群。
须知人间一年，天上一天。织女得知此消息后，催促母后禀报父皇尽快承诺谕旨，恩准牛郎和全家都到天上去。
俗话说：“狗头无角，羊有角。”这是亘古不变的天律。所以玉皇大帝根本不会相信山羊头上会不长角，当初才传出以上口谕。于是便亲自前往人间天河察看。一看果真如此，也就只好应允牛郎和一双儿女都留在了天上，并一同列入仙籍。
抛开马头山羊的经济价值不论，它与其他山羊乃至整个家畜类的不同之处就是其名称的由来所承载的人文气息和文化内涵。郧西马头羊又称“无角山羊”“葫芦头山羊”，由其特征“头顶无角，头形似马，走时两耳向前下垂，频频点头，步态做马行之状”而得名，这是根据马头羊体型特征和行为特征而命名的，符合家畜学乃至动物学命名的参照标准。关于马头羊的由来，《兴安府志》第十一卷《山羊安安有之》中就有这样的推测：“山羊可能是汉时移民带入本区，基督教传教士将国外的无角奶羊带入中国和当地土羊杂交，无角山羊因此诞生。”而其名称的由来，民间有很多传说，如，“蛇咬说”“王母娘娘发簪打掉说”等，以神话故事赋予马头羊神秘色彩，是马头羊文化内涵丰厚的拓展和表现。
水果是指营养丰富、多汁味美、可食用的植物果实，主要有浆果类（草莓）、柑橘类（脐橙）、核果类（油桃）之别。干果是指营养丰富，成熟后为干燥状态，可食用的植物果实，有裂果（板栗）、闭果（核桃）之分。水果干果是人类食源的重要补充。
由于汉水流域独特的地形与气候条件，在中上游的丘陵缓坡地带，种植有石榴、桃类、樱桃等，盆地坡地植有柑橘，中下游平原地带适合种植西瓜等。据《郧阳府志》（清·同治版）中记载：“果之属，有桃、李、杏、栗、梨、枣、橘、蔗、柿、藕……葡萄、柑子。”
现以“武当蜜橘”的历史渊源、营养价值与品牌特色为例，展示汉水流域特色水果的文化魅力。武当蜜橘以其色泽鲜艳、酸甜可口、味浓化渣、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产地独特等特点而闻名。武当蜜橘的主要产区以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特区为中心，辐射至丹江口市均县镇、习家店镇等17个乡镇。丹江口市位于汉江中上游，属“秦巴山”余脉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气候环境，成为中国古老的柑橘产地。唐代诗人李颀在其《送皇甫曾游襄阳山水兼谒韦太守》中有“芦花独戍晚，柑实万家香”的诗句，将蜜橘成熟，人们食用的情状展现得淋漓极致。明代大修武当山之后，柑橘成为香客们朝山进贡的贡品。清代版的《均州志》《郧阳府志》中均有柑橘种植情况的记载。丹江口市六里坪镇马家岗村沿江两岸有百余年的老橘树仍然枝繁叶茂，成为该地区柑橘悠久历史的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成立初期，丹江口大多数农户的房前屋后都零星种植着橘树。1965年夏，柑橘专家章文才教授带领考察组对丹江口市（当时称均县）的气候、土壤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这里可以利用小气候资源发展柑橘，从此拉开了丹江口市发展桔橘产业的序幕。2010年2月24日，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武当蜜橘”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汉水流域水果品种很多，樱桃、猕猴桃、西瓜等在汉水两岸的山坡盆地、平原地带均有种植，每个水果品种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汉水流域人们食源的有益补充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汉水流域的陕南和神农架山林地带的干果品种分布也很丰富，核桃、板栗、柿子等均有种植，均含文化魅力。以核桃为例，据巩宏斌著的《常见食材鉴别图典》中介绍：“核桃亦称胡桃，相传为张骞出使西域带回，多在北方栽种。核坚硬，表面有凹凸，仁多油，营养丰富，供生食和加工食品用。核桃富含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钾、钠、钙、铁、磷等矿物质元素。”
全面介绍了核桃传入我国的因由和名称、我国的栽种方位、食用特点和营养价值，阅后对其产生全面理解和把握。据有关文献记载，核桃原产于阿富汗和伊朗，在我国已有2000余年的栽培历史。学界公认核桃由张骞从西域带回我国。据晋代张华所著《博物志》和《名医别录》等古籍中记载：“此果出羌胡，汉时张骞使西域，始得种还，植秦中，渐及东土，故名之。”“羌胡”，即今新疆、青海一带。可见，核桃由张骞带回我国，我国西北地区是其产区之一，已是事实。考古学家在山东省临朐县城东20里的山旺村发现的山核桃、核桃化石，说明远在1500万年以前，核桃已是生长于我国的古老树种。至今我国西北、东北、西南各地，以及陕南秦巴山区还生长着不少野生核桃。尤其是新疆，在伊宁、巩留南部的前山峡谷中，生长着成片的核桃林。核桃在我国各地都有种植，独有商洛生长最佳，商洛核桃因此闻名全国。商洛核桃历史悠久，营养非常丰富，药用价值很高，享誉全国。据《洛南县志》中记载，早在1000多年前的汉代，核桃就为当地百姓种植。唐代已是“果之甚者，莫如核桃”。据温申武与陈步蟾主编的《商州古今》中记述：“《本草衍义》上记载，‘核桃风发，陕、洛之间甚多’。”
而李卫星与李典军编著的《珍珠流淌·长江流域的物产宝藏》中也记有：“清代的《直隶商州志》也有‘果之最甚者，无如核桃’的记述。”
可见商洛核桃的种植历史之久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洛核桃得到了真正的发展。1958年，在毛泽东主席发出“商洛每户种一升核桃”的号召后，
商洛人民大力发展核桃生产。商洛核桃年年栽培、岁岁抚育，商洛已成为全国有名的核桃出口生产基地，年出口2000吨以上。除供应国内各地外，还远销我国港澳特区，以及日本、法国及意大利等国，颇有声誉。
作料是指烹调中用来增加食物味道的油、盐、酱、醋和葱、蒜、生姜、花椒、大料等调料。调料在我国古代并没有明确的分类，只要能将原本没有味道的食品变成有滋有味的物品，都能被称为调料，所以人们对其界定相对模糊，不能给人们以清晰的认识。其实，调料从其本性来说，最初被用于药材，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所体现，直到宋代的《证类本草》将《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等进行综合整理，整体门类不变，但在每一分类中做了具体的补充说明。然而在这些分类中，只有部分的本草会在饮食中用于调味，这时才称为调料，而这些调料的添加又能直接影响菜肴的口味。据统计，在草部、木部、米谷部及菜部的分类中，大约有876种本草，其中能够称为调料的仅有百余种。所以调料在饮食中不仅具有调味功能，更有药用价值。邱飞飞在其《宋代调料研究》一文中指出：“调料根据来源的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天然调料，取源于自然界中自然生长的植物，有些是植物的种实，如花椒、豆蔻、胡椒等，有些则是植物的茎叶，如葱、姜、韭等。另一类为人工调料，是将原料经过特定的方式加工或制作而成的配料，比如盐、油、酱、豆豉、醋、糖等。天然调料和人工调料经常难以区分，因为自然生成的调料有些也需经过一定的加工方可使用，而人工调制酿造的调料，虽然其主要原料多不作调味品使用，但在加工过程中也需要添加一些天然生成的调味之物，并且动、植、矿物各类调料常常混合加工。此外，如果根据其性质的不同进行划分，调料还可划分为酸、甜、咸、苦、辣这基本的五味。如盐取其咸，蜜、糖取其甜，梅、醋取其酸，豉汁则取其苦，葱、蒜、姜、椒则取其香辛，等等。”
详细探讨了调味作料的类型划分及其具体品种，为调料文化研究做了启发和铺垫。
调味作料是能增加菜肴的色、香、味，促进食欲，有益于人体健康的辅助食品，每一种调味作料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此处以花椒为例。花椒为中国原生性植物，古代称檓、申椒、椒聊。现代植物分类学中属芸香科，落叶灌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其嫩叶、成熟的果实可作为烹饪作料使用。此外，在传统中医药中，也作为中药材使用。中医学认为，花椒性热，味辛，功能温中止痛，杀虫，主治脘腹冷痛，吐泻及蛔虫病等。实籽（籽核）称“椒目”，有行水消肿之功效。除此之外，花椒用于祭祀、养生和清洁之功效历史悠久。以花椒为原料所酿之酒称为“椒酒”或“椒浆”，可用于祭祀。《诗经·周颂·载芟》中记载：“有椒其馨，胡考之宁。”郑玄笺：“宁，安也。以芬芳之（椒）酒醴祭于祖妣，则多得其福右。”以“椒酒”辟邪养生，古典文献亦有记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秦椒）味辛温，主风邪气，温中除寒痹，坚齿发，明目。久服身轻，好颜色，耐老增年，通神。”
关于花椒的清洁熏香功能，《楚辞·离骚》中记载：“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王逸注：“椒，香木也。”五臣云：“椒、菌桂皆香木。”
可见，花椒作为烹饪调味作料，兼具药用、食用价值，有关文献多有记载。汉水流域调味作料品种较多，八角、茴香、花椒、桂皮、生姜多有种植，尤其是花椒，在汉水上游的陕南、安康等地种植已粗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