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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食源发展历程与人类渔猎畜牧业、农业发展历程和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同根同脉。人类农业发展为人类生存提供保障，为人类饮食发展开辟了路径，为人类食俗文化发展凝体塑骨，奠定了基础。梳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历程，经历了史前时期的萌芽、夏商周时期的初步发展、秦汉至隋统一前的繁荣、隋唐至明清时期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及近代以来的新型态势五个阶段，汉水流域在这五个阶段的农业农耕文明发展状况可圈可点。
杨建宏在其《农耕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认为：“最初的农业生产，是由渔猎和采集发展而来的。原始人在长期的果实、根茎、枝叶的采集中，逐渐发现果实、根茎有再生的可能，如果能够人工种植，便可以解决奔走之劳和食物不足的问题，正是这种迫切的、现实的、功利的需要孕育了农耕的生机。”
将史前农业发展做出了较为科学的判断。其实史前农业，抑或是史前的渔猎和采集等与农事有关的生产活动，绕不开伏羲氏和神农氏两个传说人物。《山海经》中说：“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郭璞注‘河图曰大跻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
关于伏羲功绩，《周易》中有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美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可见，伏羲氏可能是我国原始渔猎和畜牧业代表人物。而作为伏羲氏接班人的神农氏，其功绩亦很清晰，《周易》中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贷，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可见神农氏应为中国农业农耕的始祖。而伏羲氏、神农氏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伟大功绩亦不可磨灭。在汉水流域的众多遗迹中，涉及的石制生产工具和农作物遗迹众多，其中，汉水下游京山屈家岭遗址发现的水稻遗存，充分证明了汉水流域是我国原始农业萌芽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天门石河镇邓家湾遗址发现的陶塑动物（鸡、狗、鱼、鸟），表明当时的人们已开始驯化动物和饲养家畜家禽。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在中华农业和渔猎畜牧业全面萌芽乃至中华文明全面萌芽的史前时期，汉水流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原始的农业和渔猎畜牧业在汉水流域已有萌芽，汉水流域人们的食源得以不断丰富，生活条件得以不断改善。
夏商周时期，中国农业、畜牧业呈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分封诸侯国想方设法刺激农业经济发展：“如齐国拥有山东半岛、黄河入海处，兼擅鱼盐之利，富甲天下。齐桓公又用管仲为相，努力发展工商业和农业。楚庄王用吴起变法，鼓励垦荒，魏国也用吴起变法，燕国则用乐毅改革，发展农业经济，不过在各国改革中，以秦用商鞅变法最有成效，其经济也是后来居上，最为发达。春秋末期吴越诸国也加入争霸行列，长江流域经济也得到初步发展。”
二是山地民族和游牧民族农耕化进一步助推农业经济发展。先秦时期的夏、商、周，国家虽然统一，但各诸侯国发展不均衡，彼此攻伐不断。楚则乘势兼并汉阳诸姬。而秦国在春秋初期还无力参与中原盟会，无力展现争霸之志，在经历长期的兼并之后，到春秋晚期，秦国实现华丽转身，以中原霸主自居，然而楚国在春秋初期还自称“我蛮夷也”
，到战国时代才自诩为“中原之中”。三是青铜工艺发展改进了生产工具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食物原料进一步丰富，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产生和使用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青铜文明时代，尽管石器生产工具还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但是随着青铜器生产工具的加入，农业生产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汉水流域文化遗址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就有农具多件。如，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湾二号墓出土的一件铜锸，器身近方形，一面凸刃，中部有一长镂孔。湖北汉阳纱帽山采集的锸为弧刃，顶端近凹形，中空，刃两侧做弧形。而湖北随州浙河镇发现的锸銎扁圆，口沿有凸边，器身做长方形，中空，上部中央也有一圆孔，一面凸刃，刃近弧形。锸，相当于现代的铁锹，其形状亦相似，是一种挖土的工具。黄陂盘龙城楼子湾墓葬中还发现铜斨一件，楔形，直刃，有人将其判定为䦆（也是一种挖掘工具）。可见，在已发现的青铜农具中，以挖掘、平整土地的农具为主，说明当时人们开辟田地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根据《诗经》中的相关内容和考古发掘发现的农作物遗存踪迹，可知当时的主要粮食作物有粟、黍、菽（大豆）、麦、稻和麻，汉水流域的农作物大体与此一致，汉水流域平原盆地当以水稻为主，丘陵岗地山区当以粟、黍为主，并杂以其他作物，如豆类杂粮。汉水流域是中国稻作农业最先发展的区域之一，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位于汉水上游今陕西西乡境内的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稻作遗存，其后，汉水流域河谷盆地的水稻种植延续至今。
秦统一后，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契机，然其暴政结果适得其反，至西汉建立，社会经济空前萧条。《汉书·食货志》中说：“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后随着“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和汉光武帝时期农业经济的推动，尽管几经战乱，东汉至隋统一前农业经济发展有些迂回，但秦至西汉在春秋战国的基础上，农业经济和农耕文化整体上呈繁荣发展之态势。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粮食品种更为丰富，除五谷外，新增的杂粮有荞麦、青稞、糜子、高粱和多种豆类。蔬菜水果因岭南的开发和西域、西南的沟通而进一步得以丰富和供给。二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渐次趋于集约经营。汉武帝推广的代田法、区田法首开集约经营先声，东汉豪族实行庄园生产，一座庄园便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内部分工细密，生产水平很高。三是农业理论更为成熟。夏、商、周农业理论散缀在《礼记》《尚书》《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而秦汉时期产生了《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农业专著。四是农业经济区域开始向岭南推进。夏、商、周的农业经济区域集中在黄河流域，秦汉时期向岭南推进。五是农业经济区域南进过渡带——汉水流域成为全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汉水流域因其较为优越的气候、自然地理、区位交通等条件，跻身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魏书》卷八《张鲁传》中称：“汉末张鲁据有汉中，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称，楚汉相争时，刘邦“引兵东定三秦，（萧）何以丞相留守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粮”。《华阳国志·汉中志》中亦称：“及高帝东伐，萧何留居汉中，足食足兵。”以上典籍记载，依然说明了汉水流域的农业发展状况是食物原料充足。事实确实如此，自先秦以来，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支流唐白河流域的南阳盆地、襄宜平原等区域农业经济已逐步兴盛发展起来，至汉代，则形成三个农业经济颇为发达而享誉全国的区域。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口南迁，而流域内蛮族的频繁活跃、人口迁徙流动，致使随枣走廊及汉水下游北岸的丘陵地区的农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农业经济区域。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发展和自然选择情况下，隋朝统一至晚清（618—1840年）的一千多年历史中，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渐次南移至江南。南方稻作物迅速发展，小麦种植逐步推向南方，明清时期小麦南向推广，种植尤其加快，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甘薯、花生、烟草在全国迅速推广。而这一时期，汉水流域人们“抓机遇，借东风”，迅速转变耕作方式，因地制宜，多种耕作方式齐下，粮食作物产量得以大幅度提高，人们的食源结构得以极大改善。一般而言，汉代及其以前，汉水流域适宜种植水稻的地方基本上属于以火耕水耨为特征的撂荒制，六朝时期则以连种制为主，但在唐中后期至宋元时期，汉水流域已开始出现稻麦轮作复种制，尽管还不普遍，只在水利及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推广实行，但已表明这种新的农业耕作方式传入了汉水流域并见到成效。水利条件较好的平原盆地地带可种植水稻，而丘陵岗地则多种植小麦等旱地作物。汉水流域的广大山区仍然实行“刀耕火种”的较为原始的耕作方式。隋唐宋元时期，汉水流域的粮食作物构成主要有稻、麦、粟等，以水稻为主，小麦的种植面积及其在居民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逐渐扩大，杂粮作物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各类作物的地理分布受地貌、地缘、土质、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制约。一般而言，平原和盆地等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多种植水稻，如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汉水中游的蛮河、南河流域，汉水下游的湖沼区、淡水流域等，水稻种植占据主导地位。汉水中游支流的唐白河平原在隋唐北宋时期水稻种植较为普遍，但自南宋以后，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及水利灌溉条件的限制，则逐渐演变为较单纯的旱作区；襄宜平原北部和随枣走廊西端的情况与此相似。而广大的丘陵山区，则以麦、粟等旱地作物为主。其他经济作物亦有发展，蚕桑、麻、茶等在这一时期的汉水流域种植亦较为普遍。《广雅》中称“荆巴间采茶作饼”即为证。唐末汉水流域诗人皮日休作《茶中杂咏》并序，包括茶坞、茶人、茶笋、茶籯、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欧、煮茶十首诗。唐代汉水下游（今湖北天门）人陆羽被后人誉为茶圣。宋代的《太平广记》中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据宋代《太平寰宇记》所记，汉水流域产茶的州有安州（今湖北安陆市）、荆州；《元丰九域志》记有兴元府西北和城固县麻油坝各有茶场一处。明清时期，汉水流域的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农业耕作方式得以进一步改进，一些新的农作物种类在这一地区普遍推广种植。可见，在农耕文明南移时期，汉水流域的食源（饮品）文化得以发展和彰显。
近代以来，受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影响，工业革命的步伐落后于西方。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成迂回态势。农业态势呈“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式作坊和官僚资本积累融合缓慢，农耕集团与弱势的工商业阶级形成鲜明对比，统治者也强力制约商业，以维持政权的稳固。西方的工业大国和工业化、全球化扩展，使得两个时空里的社会生产力形成悬殊对比，中国的缓慢发展，在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产物交锋时便失败了”。
农业生产、科技研发、思想解放等尽管落后于西方，但觉醒意识强烈，“迎头赶上”的成效明显。近代汉江流域开发开放，不断刺激和推动该流域的发展。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开发汉水流域的设想。他在《建国方略》中认为，武汉“略如纽约、伦敦之大”“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为进一步发挥汉水的交通作用，孙中山主张开发汉水。他说：“自襄阳以上，皆为山国；其下以至沙洋，则为广大开豁之谷地；由沙洋以降，则流注湖北沼地之间，以达于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至当下，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顺利实施，一江清水永续北送，汉水流域各行业态全方位展现在世人面前。为促进汉水流域科学持续发展，湖北省委十届三次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两圈一带”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推进湖北长江经济带和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进一步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推动“两圈一带”区域发展格局的形成，标志着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正式上升为省级战略。2018年10月18日，《国务院关于汉江生态经济带的发展规划的批复》发布，标志着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和发展正式成为国家战略。汉水生态文化魅力得以彰显，有了理由和契机，有了自信和方向。在此方针指引下，被誉为“秦巴万宝山”“中药材摇篮”“天然生物基金库”，以及内陆候鸟迁徙重要驿站和多种珍稀动植物潜在分布区的汉水流域，生态农业、生态经济、生态资源得到合理的保护利用和科学开发，一大批地标农产品被国家认证得以推广，农业生态种植与养殖、农业生态旅游、科学饮食与健康养生等观念深入人心，汉水食源文化的新态势呈现，内涵不断丰富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