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迷”、迷群和迷文化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迷”英文称为fans，因此国内研究也称其为“粉丝”。中国台湾学者简妙如是最早用中文写作研究迷文化的人，认为“迷”是在特定阶段内，特别为媒体内容的某些特质吸引，且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和涉入，并总结出成为“迷”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过度性”，若没有这种过度性的因素就不能成为“迷”。在“迷”过度性的文化消费中，愉悦与意义的生产，是为了与自己的生活轨迹做出意义的联结，通过迷文化来建构认同及仪式的再现，并构成与主流文化的抵抗力量。随着迷文化研究范畴的不断扩展，诸多学者从“迷”的界定、不同迷群，尤其是虚拟迷社区及迷文化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大众文化随着社会媒介的不断发展呈现多样化特征，迷文化就是大众文化发展中最为凸显的新型文化。大众文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网络技术传播为大众带来感性愉悦的生活化文化形态，主要具有商品化、媒介化、标准化、日常化、娱乐化和时尚化等特征。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大众媒介受众可以分为四种：社会群体或公众、满足群组、媒介或渠道的受众、特定媒介内容的受众”
。由上述论述可见，“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特定媒介内容的受众，尤其是在现代媒介传播中，青年“迷”应该是最主要的受众。在现代社会中，偶像不再集中于少数人，更多的普通大众借助媒介更有机会和可能参与造星的过程，偶像所指涉的范围也不仅限于明星、球星等，现在的网红也成为低龄化“迷”所追捧的对象。但是必须认识到，大众对于媒介的认知、使用和反馈并不能依靠个人或少数人来实现对迷对象的支持。一般的“迷”在拥有自己追求的迷对象的同时，更会与有着共同迷对象的受众聚集在一起结成一个群体，通过集体的情感、认知和行动来支持和塑造自己的迷对象。英国学者考乃尔·桑德沃斯认为，不参考“迷”的迷狂思想、行为及相关理论，是无法研究大众文化及其消费的，“不了解迷及其行为，至少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因此，研究迷文化也就是更具体而深刻的理解大众文化。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迷”的文化参与程度，迷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迷”的文本生产力的解放、“迷”成为信息的传播者、“迷”更易结成网络社群构成群体认同、迷文化与文化工业紧密联系。电视选秀节目热造就了“玉米”“鹿饭”“蜜蜂”“米粉”等著名的迷群。在跨文化影视传播领域出现了美剧迷、韩剧迷、日剧迷等，就连素来严肃的学术界诸多学术大咖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及积累的文化资本也拥有诸多的迷群，现阶段是迷文化发展的繁荣期。作为与自然、图腾、神灵、英雄等人类崇拜心理并列的一种类型，“偶像崇拜随着西方电影业的兴起、明星制造的出现及大众传播、大众文化兴起发展为一种新型崇拜，是大众社会崇尚世俗的消费主义表现之一”
。新媒介的迅速发展提升了“迷”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为迷文化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但高物质、快节奏的生活所带来的紧张、焦虑与迷茫，使“人们更倾向于用‘迷’的心态和行为进行娱乐、放松，以缓解情绪”。
迷文化也突破了原先聚焦于中国港台流行音乐、偶像的范畴，弥散于现实生活的诸多领域。
迷群从早期的影迷、剧迷发展到当前更为多元和细化的迷群，如，音乐迷、偶像迷、时尚迷、历史迷、政治迷、美剧迷、韩剧迷等。中国台湾学者周倩漪认为，歌手的文本分析兼含了歌手的专辑及媒体形象，而在歌迷的质化研究中则深入诠释了歌迷的生活、社会位置与主体建构的关系。中国香港学者冯应谦在《中国的迷文化、年轻人与消费》中从音乐迷的角度探讨了迷群体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雷蔚真在《网络迷群与跨国传播——基于字幕组现象的研究》中，一方面从组织架构、身份认同、成员在社区内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动机、激励机制及迷群与外部的关联等系统分析了网络迷群；另一方面，以近年来兴起的国外影视剧字幕组为个案，从跨国传播的角度分析了网络迷群在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对网络媒介环境链条中迷群的作用和机制进行了理论性探索
。邓惟佳在《迷与迷群：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曹询在《虚拟社区的动漫迷文化实践模式研究》中，分别以“伊甸园美剧论坛”“圣斗士星矢”动漫迷为个案进行了研究，对“美剧网上迷群”和虚拟社区中动漫迷的日常文化实践与身份认同进行了研究，认为“迷”积极主动地使用媒介建构身份认同，形成了跨媒介、多元化的媒介使用方式。
国外关于“迷”现象与迷文化的研究中，“迷”（fans）常常被大众和学者概括为“着魔的独狼”和“歇斯底里的群众”两种病态行为。在西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闻报道、学术著作中，“迷”常常被定性为走火入魔、被传染的、疯狂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受到媒体、社会、摇滚乐和群体感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一群非理性的、失控的、迷狂的易被外界力量左右的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众研究开始集中于对主动受众的研究，学者对于“迷”的界定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认为，“迷”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能够积极地“挪用新的材料，制造新的意义”的“盗猎者”和“游牧民”。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认为，“迷”与一般受众的区别在于“过度”，即对特定的文本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喜爱，“迷”是介入球类、商业、娱乐活动过度的读者、狂热的爱好者。“迷”与一般受众的区别是“迷”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亨利·詹金斯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一个“迷”，他“不仅仅是某个节目的有规律的收看者，还要将收看电视转化为某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将关于节目内容的感受与想法和朋友分享，加入一个有着共同兴趣的‘迷’结成的社区”
[1]
。“迷”将媒介使用行为看成一种文化活动形式，因“迷”而形成的小众群体，一般称之为迷群（fandom），在诸多消费者中，他们在文化产品中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情感，并获得更高层次的快感、制造更多的意义。迷群常常践行的是“馆藏式”的消费，即购买、收藏与自己所喜爱对象有关的所有物品，并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迷”有特殊的、敏感的情绪体验，并通过对特定文本的投资控制他们的情感，在社会中找到自我认同。亨利·詹金斯和珍妮·史特格认为迷群的行为特点具体表现为，迷群拥有主动的文本接受方式、建立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社区（在社区中迷群进行公开的意义生成和文化事件活动）、具有能动的信息消费者、拥有特殊的文化实践形式（“‘迷’经常将符号/文化生产转化为可在迷社群中传播，并以此来帮助界定该迷群的某种文本生成形式，迷群创造了一种拥有自己的生产及流通体系的迷文化”）
、建构了另一个社会性群体。迷文化是因过度喜爱某事物，着迷沉溺其中或反复操作并深以为乐趣，是伴随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发展而兴起的文化现象。
鲍震培认为，目前以女性为主体的粉丝文化凸显新娱乐精神，以尚美求真的精神旨趣和文化消费主义等姿态颠覆了女性历史上“被看”的身份，这种精神诉求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即情感高度“外化”的娱乐性、审美态度趋同的时尚性、“星”超所值的消费性、新媒介背景下的互动性
。迷群又具有部落性、沉溺性、狂欢性等特质，“迷”在具有积极主动接触迷文本的同时，还具有被动性特征。蔡琪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群体传播三个层面，分别借用参与性文化、权力话语和阐释性社区等相关理论分析了网络与粉丝文化，阐释了网络中的粉丝（走向参与性文化）、网络中的粉丝团（权力的乌托邦）、网络中的粉丝社区（阐释性空间与想象的共同体）
。“从‘帝吧出征’到‘饭圈出征’，青年网络迷群意志表达呈现出越来越高的组织性。其意志表达既有自我辩护、还原真相及群体身份认同等表征，也有爱国护国、政治参与等严肃主题”
。张晨阳在新媒介环境下对迷文化进行价值审视，认为新媒介情境中“迷”具有新的行为，“迷”利用网络平台表达“迷”的诉求，即可以随时以文字、图片、音频等媒体融合的方式生成、传播和创新迷文本。专业性迷网站平台的建立，比如，中国粉丝网、粉丝帝国等，这些平台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在迷群的集合及“迷”之间的对话。胡红梅则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偶像变化折射出青年集体主义价值观务实性与边缘化并存、理性化与平面化并存、开放性与庸俗化并存的变迁逻辑
。青年迷文化成为反映青年对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主导价值的认知及自我价值实现及诉求的表达方式。
刘济良认为，青年在不同时期会对不同类型的人、物等进行狂热追捧，现代社会的发展使青年对迷对象的崇拜从英雄崇拜、道德楷模到个人钦慕的对象，从学习英雄、道德楷模的精神到模仿，偶像从某种意义上开始真正进入大众生活，“迷”与迷对象的关系建构更加密切。“迷”对于迷对象不再是单线条的崇拜，借助于现代媒介，迷对象对于“迷”给予各种方式的积极回应，可以说，“迷”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迷对象。赵雅妮、刘海认为，青年的反叛、激情在现代社会走向了迷文本的积累、模仿与消费。陈荣武则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当下青年文化的发展存在一些困境和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媒体传播背景下青年文化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文化工业’现象下青年人格发展的困境、多重束缚情境下青年文化价值观选择的纠结、青年文化发展社会空间挤压状态下社会关怀机制缺失等”。
陈霖、杨培指出，高度发达的媒介传送着海量而又缺少内在联系的文字、图像和声音文本，深度介入人的存在，主体已经呈现出片段的、互不关联的、流动性的特征，以至于使人迷失在媒体所建构的虚幻的光影世界中
。当代媒介制造了诸多迷客体对其进行潜在的规定，催生了迷文化主体并对其进行异化或塑造。
认同是粉丝消费和文化参与的基石，是粉丝社群凝聚力的源泉，是一种情感、态度和信仰，也是一种实践、仪式和习惯。杨玲在借鉴西方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粉丝群的特征将其划分为：认同话语、认同实践（粉丝知识的积累，粉丝空间的建构、接触与融合，礼物的交换，个人亲密关系的协商和整合，社交网络的扩展）和认同仪式三个层面。邓惟佳则以美剧迷为例，认为在迷群实践活动中自我认同建构必须从“自我意向与他者评价统一和自我认同建构”“意向与情感投射和自我认同建构”“反群体个性消费与自我认同建构”“角色扮演与自我认同建构维度进行研究”。
张晨阳指出，传统“迷”用荧光棒、海报、呐喊等表达对迷对象的支持，而现代“迷”则是通过聚集网络平台线上与线下交流的贯通来表达对迷对象的支持进而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同时，新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打破了空间、地域、时间、身份的界限，迷文化的参与性在空间及人群方面更加宽泛，跨越地域、文化、身份的迷群应运而生。尹鸿认为，在网络中迷文化的共性是对崇高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背弃和疏离，传统文化的厚重感被文化娱乐、消遣所取代。胡玉宁、徐川认为：“‘饭圈’话语空间的文化表征是群体本我意识外化的彰显，内容生产的文化认同表现为粉丝消费行为和情绪资本互嵌的社群力量，生产社会资本的文化互构是由多元行动者的社会文化实践决定的，‘饭圈’现象在文化层面的表征、认同和互构形成了群体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文化螺旋，是洞察主流文化与媒介文化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逻辑路径”。
莫梅锋、饶德江则分析了媒介迷心理、行为的阶段性特征，认为媒介迷主要有“媒介沉浸”和“媒介沉迷”
两个阶段。在媒介沉浸阶段，媒介迷虽跟普通大众相比对媒介的依赖有过度倾向，但仍属于正常的范畴；而媒介沉迷，则意味着媒介迷的心理和行为已经呈现出病态的成瘾状态，非理性的思想和行为表现比较突出。从青年对迷文化的认同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诸多繁杂的迷文化信息所潜藏的是青年对于迷对象认同的差异化，尤其是非理性的沉迷阶段则表征着青年价值观及行为的异化。青年“迷”被迷文化的表象、浅层文化所吸引，在潜移默化中失去了理性的思考和判别，逐渐走向理想的荒芜和枯竭，这就是尼尔·波兹曼笔下的“娱乐至死”。
在对于青年迷文化消费的研究中，班建武认为，青年通过对偶像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表达自我、建构意义，获得了极大的情感、心理快感体验，但这种消费极易弱化他们的理性判断和自省能力，“使他们过分追求商品‘能指’性的符号价值，并且把生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都赋予符号消费行为中”
。戴锐从当前中国现代化生活方式建构的角度指出，青年尤其是青年“迷”在标榜个性追求新颖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预设着他们走向了极端，偏离了现实生活。个性不再是青年自我思想、观念及行为的体现，更不是社会角色、生活情趣和意义的展示，而是成了对所谓的前卫、流行、特殊行为的刻意模仿和追随。戴锐进一步预判这种行为会导致青年自我世界的崩溃，即“青年理想的失落、自主意识和创造力匮乏、个性丧失、批判精神泯灭、文化人格的病态”
。潘知常、林玮指出，青少年在符号消费中反映出一种当下的情感宣泄，体现为一种“享受的合理性”满足，“假如对之不加以引导、提高，相反却放任自流，甚至听任它肆意越过自己的边界，去侵吞文化、审美的领域，把文化、审美赶入枯鱼之肆，却又难免不会成为一种伪快乐、一种伪幸福、一种伪文化、一种伪审美”。
余开亮认为，形象消费是青年文化消费的主要方式，并从形象包装、明星逸闻、偶像崇拜及青春舞台四个维度对偶像形象进行描摹
。通过偶像消费揭示青年迷文化的消费形式、内容及心理特征。
学者主要从当前突出的迷文化现象及青年“迷”个案深入分析并揭示对迷文化教育引导及对策实施的重要性。首先，媒介素养的培养方面。刘潆檑、莫梅锋认为，媒体在“迷”病态化发展的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传媒伦理缺失），媒体营造的是“超真实”的虚拟环境。这种虚幻的镜像屏蔽了现实的真实性，青年易在“拟态环境”中迷失自我。传媒伦理是区分好与坏、善与恶等“正常”与“异常”的识别标准，不但可以成为传媒工作者“应该”或“不应该”的行事判准，而且可以进一步维持与再造社会正常秩序与传统文化价值
。“规范媒体的‘迷’营销和造‘迷’运作，引导媒介的商业行为遵守社会伦理道德。只有这样，媒介迷应有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社会舆论环境才能因此日益和谐”
。其次，个案分析及教育探索。黄象品从“超女”现象得到启示，指出青年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统领，必须高度关注青年大众的民主选举和民主参与精神，必须创新凝聚服务青年的内容和形式，必须高度重视和关注网络在青年文化建设和现代生活中的作用
。张晨阳则以刘德华的歌迷杨丽娟为例，认为必须加强家庭、学校和社会对青年进行媒介素养的教育，通过系统的知识学习增强青年明辨是非的能力，进而自主进行媒介素养的养成。再次，加强对娱乐节目及媒体的监督与指导。冯济海认为：“在球迷等各类主题网络迷群里正日渐弥散着一种‘日常极化’现象，并特别反映于‘粉丝’同其敌对者‘黑子’在互联网上长期的群体斗争过程中。从迷群割据政治的角度为日常极化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以期拓展群体极化经典理论的解释边界，丰富对青年亚文化领域冲突心理与行动的理解”
。最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郑大平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提出应加强榜样崇拜的合理引导；要尊重青年，发挥青年参与的主体性；应加强管理，发挥学生明星的组织魅力；应培养骨干，发挥骨干学生的带头作用；应更新手段，采用现代宣传教育方式；要寓教于乐，充分激发青年的参与热情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关于直接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探讨应对青年迷文化的研究成果甚少，诸多研究主要从传播学、语言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更多的是研究迷文化中青年粉丝文化的角度研究，如，俞凡的《韩剧传播对我国城市青少年文化的影响——以青岛市为例》、岳晓东的《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异同分析》、温海玲的《时势造偶像：解析青年偶像崇拜现象的变迁》等，缺乏对品牌迷文化、媒介迷文化、影视迷文化方面的研究，迷文化范畴过于窄化。更多的是从宏观社会、学校、家庭等角度研究解决迷文化困境的对策，还有一些关于青年迷文化教育的论述散见于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等论著中。
第一，青年迷文化的相关概念及内涵模糊。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成果中将“迷”与粉丝的概念混淆或等同，在国内的诸多文献翻译中“迷”就是粉丝。对于“迷”与粉丝、偶像的概念界定缺乏一定的学理性和系统性思考。而迷文化概念在学界没有统一的界定，在“迷”与粉丝含义混淆的基础上也将迷文化进一步等同于粉丝文化。在迷文化理论研究中，相关表现形态研究呈现不平衡的态势，大多理论成果研究侧重于粉丝及粉丝文化研究，而对“控”和“瘾”，尤其是“软瘾”的理论研究比较欠缺，没有形成相对的理论支撑。
第二，青年迷文化理论研究呈现零散化与表面化。青年迷文化研究缺乏系统性，致使这一领域中的相关研究视点无法寻找到适应的理论坐标，也使青年迷文化教育具体对策无法科学落实。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系统化、专门性的学术专著难觅，对青年迷文化教育进行研究往往是就某一方面（粉丝）进行分析，或者是对特定追星行为的分析研究。对于青年“迷”个体及迷群体的入“迷”程度和阶段学术界研究较少，而这有碍于我们对青年迷文化的深入研究。这些零散化的研究由于是从局部问题出发，且各自独立，缺乏对青年迷文化在当今社会转型文化语境影响下的整体考察和系统分析。此外，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传播学、语言学和社会学学科上的研究，涉及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较少。
第三，青年文化一直是青年教育及发展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视域，研究者从很多视角对其进行追问、反思青年教育的现状，但目前专门从迷文化的角度对其研究的学术性成果较少。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重视青年、发展青年，青年迷文化作为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正确看其在当代社会对青年尤其是青年“迷”的深度影响。当代青年是迷文化的狂热追随者和消费者，青年对于迷文化过度的渴望和追求，会导致青年自我的泯灭、主体性的丧失、理性思维的缺场，青年如果沉溺于自我建构的“迷”世界中，将会导致其自我责任感丧失，失去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青年迷文化现有的研究中，主要倾向于对青年迷文化异化现象的分析，其所呈现的研究局限性在于对青年迷文化研究视域窄化，青年迷文化的价值性资源及意义未得到重视及发掘。对于青年迷文化不能全盘否定其存在的价值性，更不能一味地纵容青年“迷”的娱乐性、消费性迷文化生成，对青年迷文化要有科学、理性的文化界定及思想观念的澄清。青年迷文化的消费性、娱乐性、迷狂性等特质反映的是迷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失衡，映射出我国当代青年的婚恋观、生活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异化。当代青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定程度“迷”的存在，青年的教育和发展应从青年最关注的迷文化着手，关注青年的生存和发展现状，引导青年在追求“迷”的过程中培养其文化自主性、创造性及反思性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