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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马特·希尔斯在《迷文化》一书中将迷文化纳入消费理论、社会学理论、传统民族志式理论和精神分析中进行了探究，认为：“任何既定的迷文化不再只是一个群体，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阶层，迷在其中分享共同的兴趣，但在相关的知识、接近迷对象的权力以及地位声誉上，同时也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这种研究途径是依托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有关文化区隔的理论来分析‘如何’以及‘怎么’建立迷的‘地位’”
。在迷文化研究中，诸多学者也把“粉丝文化”称为迷文化，迷文化消费本身就属于一种商业文化范畴，在文化消费主义盛行及被广大“迷”所信仰的迷文化形式的商业化、形式化、物质化、个性化的过程中，在传播媒介的促使下迷文化本身就是对商业文化的一种发展。
亨利·詹金斯认为，迷文化是从大众文化中挪用和转化的素材，是民俗文化实践在大众文化内容方面的应用。研究迷文化，必须深入了解迷群的内部结构，因为迷群“不只是通过创造和传播新思想（对所喜欢的文本进行批判性的阅读）来实施政治影响，还利用新的社会结构（集体智慧）以及新的文化生产模式（参与文化）来实施政治影响”
。迷文化体现的不仅是迷个体、迷群对迷文本特殊的文本生成和实践形式，还是迷、迷群的特殊生活方式，是与其他社会群体、社群文化、社区活动相区别的文化标签，是“迷”和迷群特殊的文化象征及意义。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它由一个社会群体分享，由价值观、传统、信念、物质和领域构成。如果这样理解，那么文化就是动态的生态学，是有关人类复杂的各种事物、现象、世界观、礼仪、日常活动和场景等，即文化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它揭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不是谁’。文化提供一种框架，使我们了解自己和他人；文化标明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差异，为同一文化成员提供衔接”
。可见，迷文化是“迷”和迷群区别于其他个体和群体的身份象征与标识，是联系迷群内部成员之间关系的重要文化脉络，是迷个体融入迷群、构建迷群内部和谐共处、实现共同价值追求的纽带。“迷”对迷对象的热爱和崇拜，以迷对象为客体自愿建立的迷群组织，以迷群为集聚平台，对迷对象（人和物）的原初文本进行收集、加工和再创造，并随着大众传播和媒介场域的驱动而兴起，为广大“迷”所追捧、流行的文化现象，称之为迷文化。在此基础上，亨利·詹金斯认为，迷文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迷文化包含了一种关于接收的特殊模式，一种特殊的批判和解释行为，建立了消费者行动主义的基础，关于文化生产、审美传统和实践的特殊形式，迷文化有作为另类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因此，迷文化是迷群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更是联系迷群内部成员的纽带，是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迷”日常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心理状态在群体内部的集合，是迷群成员共同认可和践行的价值观念、制度化原则及道德理念的文化表现形式。
在了解迷文化含义和特征的基础上，需要深入研究“迷”如何在具体活动中生成迷文化，如何将迷文化发展成为迷群共享的文化资源，传播并抵达迷个体。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迷”积极、自主、自愿地投入迷文化建构的过程中。对于“迷”这类受众，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从传播渠道和内容进行了界定，认为“受众是指那些对媒介明星、演员和文本极端投入的狂迷者。他们的特点是，总是大量甚至是过量地关注那些吸引他们的事物，还常常表现出对其他媒介迷的强烈感知和认同。一位媒介迷还有一些附加的行为模式，并且在衣着、言谈、对其他媒介的使用和消费等方面表现出来”
。对迷文化持批判观点的学者认为，“迷”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受到传播媒介的促使，是传播媒介为加强“迷”与迷产品和迷对象之间的联系、强化自我宣传，以便从产品销售和其他媒介副产品中获取超额利润，这有助于延长迷产品的生命周期，使得利润最大化。约翰·费斯克认为，“迷”现象所反映出的并不是媒介的操纵，而是受众的“生产力”。“媒介迷们从媒介所提供的内容能动地创造出新的意义，通过建立文化识别系统、进行风格展示、强化社会身份认同、建立协会，将媒介迷群体从媒介的操纵和控制下解放出来”
。迷文化在生成和传播过程中，迷们的“生产力”是对迷文化的主要建构活动，迷们通过在社会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媒介运用，赋予文化产品和文化经验以意义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晚期，电视剧《星际迷航》（又名《星际旅行》）的热播及其他一些科幻小说（诸如《布莱克的七号》等）的狂热爱好者都体现了“迷”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生产力”的积极主动的受众。尤其是《星际迷航》的狂热爱好者——“迷航之谜”，他们集中研究电视和电影、深入分析人物和叙事、选取流行歌曲、摄制录像带、做视频或续集以延续《星际迷航》文本，在“迷”之间传播，最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制作者在《星际迷航》迷群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而要享受制作和观看这些文本所产生的快感，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资本积累和文化创造能力。“‘迷’所具有的文化能力越强，就越能够识别出每一个镜头的原初文本和语境，这样，他们从中建构的意义与快感的资源也就越加丰富”
。在这个文化生产的过程中，“迷”一般会对迷对象的原初文本及其语境进行辨识，在认知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迷们将自己对迷对象文本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进而促进愉悦、快感的生成。可见，迷们的“生产力”是从原初文本的既有文化资源中选取和扬弃的过程，是对选取文本的意义加以创造性使用的过程，在持续的迷文化再生成过程中，迷们将文本和日常生活进行有意义地衔接。迷们在生成迷文化的过程中，并不只是对原初文本的积极关注，更重要的是如何对文本的规范化使用。因此，“迷”是迷文化的生产者，也是传播者和消费者。
媒介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媒介，人类可以认识自己、历史、现实和未来，媒介为人类的记忆提供了大量的图像和有声资料。媒介具有复杂而多维的结构和形式，因此媒介有很多种分类方式，根据媒介赖以支撑的社会关系，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人际媒介、大众媒介和网络媒介。“人际媒介主要用于点对点、人和人之间的传播。大众媒介被用于从单独一个点向更广泛层面的传播，即由一个信息源头向广大受众群体的传播……人际媒介包括电话和电报，而大众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籍、无线电广播、卫星和有线电视、电影、唱片和磁带。还有第三种媒介，即网络媒介，它既可运用于人际传播又可运用于大众传播；更重要的是，它能创造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形态，把许多节点勾连起来，无论他们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网络媒介包括电话会议系统、邮政服务、传真、电子邮件、万维网、新型的可与互联网连接的移动电话等”
。类似的涉及人类媒介发展历程划分的，还有文化史学家，他们把人类文化传播分为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在口传文化阶段，人们面对面地在场交流是双向互动的方式，印刷文化阶段使得信息不再依赖在场，它将信息储存在可移动的媒介中，使得不在场交流成为可能。20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自身的形态，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迷”与迷对象之间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根据迷对象的属性可以分为“迷”与人（偶像）的关系和“迷”与物（包括媒介文本在内的所有物质化的产品）的关系，而“迷”与人（偶像）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即主体与主体双向互动的关系，媒介在这种关系中不仅为迷文化的主客体间建构了沟通的渠道，还塑造了“迷”与人（偶像）之间关系的形态。可见，媒介在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新媒介相对于旧媒介具有海量的存储信息、新闻背景的立体化呈现、个性化的服务、直播的全景实时互动等优势，但其区别于传统媒介最重要的特征是传播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即由单向度变为双向度、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的互动性传播。无论是旧媒介还是新媒介，在迷文化形成的特定时期，任何传播媒介对迷文化的传播都无法脱离迷文化形成的自身语境，研究迷文化必须深入探讨迷文化身处的时代背景，并以此作为研究迷文化的基础。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认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媒介研究横向拓展。我们开始看到，除了观看、阅读和收听之外，受众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粉丝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媒介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生产—分布—接受的封闭环形炉，而是一个跨越空间的广阔的中介化过程”
。媒介尤其是与新媒介关联的娱乐产业的机制链对“迷”、迷群和迷文化具有塑造作用，“每种娱乐都有对它特殊关爱的群体，并积极地寻求这样的群体。因此，在所有年代都曾有过的经历便是市场与垂青者的循环运动，以及娱乐样式自身为追逐这些市场所作的改良转型”
。当今，新媒介的开放性使个人的信息能最大限度地抵达大量的受众，“迷”的自我意识不断提高，突破了迷群初期单纯追星的目的，迷群的活动意识和行为已深入“迷”的日常生活范畴，“迷”的行为呈现公开化、普遍化、低龄化等态势，“迷”、迷群在当代社会已完全走进大众视野。而迷对象更趋向多元，偶像制造成为娱乐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关于偶像“出场”和“退场”的各种现象、热点促使迷对象更加丰富和多样。在新媒介驱动下，“迷”和迷群的变化特性使得迷文化发展更加凸显个性、强调自我，迷文化空间成为“迷”和迷群快感共享的狂欢地带，为迷文化发展及其意义建构提供了场域。
学者们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对迷文化的嬗变过程进行了梳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德赛都将受众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和“游牧”，“盗猎”模式强调了意义制造的过程和大众阐释的流动性，正是由于这种流动性，在进行迷文化研究时，必须特别注意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一书中对德赛都的理论进行了应用和修正，詹金斯借用德赛都的“盗猎”“游牧民”等术语和观点，认为“迷”不仅是“盗猎者”，还是“游牧民”，迷群则是集合了多种文本的内容、结构及兴趣的话语逻辑、意义的生成者。虽然部分“迷”只是忠于某个特定的电视剧、电影、漫画或书籍等构成的一个互文性的网络，但是“迷”之间必然会结成各种联盟，以分享、讨论他们对于迷对象文本的看法、意见，而这恰恰是迷们结成联盟的基础，即相同的兴趣和爱好是联结彼此的桥梁。德赛都认为，大众的意义生成是短暂的、临时的，“阅读的战术优势和策略劣势在于它无法形成一个稳定和永久的文化基础”。但詹金斯以科幻小说迷群为例，对德赛都的理论进行了重要修正，证明“迷”能够保留他们利用大众文化材料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持久的社群文化。约翰·费斯克的迷文化理论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受德赛都的影响。他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指出，迷文化是工业化社会中大众文化的一种强化形式，“迷”是一些“过度的读者”，他把迷文化视作特殊类型的大众文化，因为它是区别于“较‘正常’的大众受众文化”的大众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迷”研究的成果还有李萨·勒维斯的《观众的崇拜：迷文化与流行媒体》，这是一部探究“迷”与其所崇拜的媒介产品之关系的论文集，分别从“迷的定义”（迷从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理论等视角进行了定位）、“迷与性别”（阐述了迷对披头士的歇斯底里及女性对艾维斯和吉他手团体的幻想）、“迷与工业”（对电视产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仰赖于电视迷的贡献做了思考）等方面展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将迷文化纳入消费社会学领域，试图从文化资本积累和社会阶层理论等方面揭示迷文化的社会性，从迷对象的选择和迷文化消费时间中建构“迷”的习惯。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将“迷”的研究纳入新媒介场域中进行传统“迷”与现代“迷”的比较研究，并试图从网络平台中分析“迷”及迷群的思想、行为，更深入地探讨成为“迷”的原因、目的及入迷程度，从情感角度及新媒体场域中分析“迷”的情感、迷态及“迷”的行为。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迷文化随着商业社会、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当代社会成为与主流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亚文化等文化现象共存的文化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迷文化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化体系具有独特的文化脉络与演进路径，在当代网络化社会中，其文化现象、文化特性、文化影响力等更加凸显化，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亚文化等前沿文化既相互关联又存在差异性。那么，迷文化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亚文化之间到底有何联系和区别呢？迷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主流文化对迷文化的收编，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抵抗与收编又是以何种形式体现的？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迷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独特性及其特殊现象，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迷文化发展逻辑。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在《民众的反抗》一书中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最早的概念界定，大众文化主要指的是一个地区、一个社团、一个国家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我国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以来与现代都市及大众群体相伴而生的，以大众传媒媒介为物质依托的，受市场规律支配的，平面性、模式化的文化产品形式。其最高原则是极大地满足大众消费”
。从大众文化的定义可以看出，大众文化主要通过大众化媒介，即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进行传播，尤其是现代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成为大众媒介传播的主要渠道。大众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具有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大众传媒依赖性等特点。从大众文化的含义及特征中可以看出，大众文化“本身并不充分——它们从来不是自足的意义结构（就像有人会认为高雅趣味的标准是自足的），它们是意义和快乐的唤起者，只有在被人们接纳并进入了他们的日常文化后才能完成。人们在日常生活和文化工业产品消费交接部位创造了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迷茫、无助、乏味时的文化消遣，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它源于自下而上的文化生成，而非自上而下的文化生成逻辑。在大众文化的生成过程中人们在选择时更加远离主流文化，最终导致文化生态失衡。现代社会“物的体系”已经形成人类生活的包围圈，商品消费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方式。而“一种商品要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须包含大众的利益。大众文化不是消费，而是文化——是在社会体制内部创造并流通意义与快感的积极过程：一种文化无论怎样工业化，都不能仅仅根据商品的买卖来进行差强人意的描述”
。大众文化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大众传媒依赖性等特性决定了它与主流文化、高雅文化的距离。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消费文化，以满足个体快感为准则，在生成过程中忽略文化产品的社会意义及价值。但大众文化在消解主流、高雅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社会文化体系，为大众提供了更大的文化生产、创造和消费空间。
关于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费斯克把迷文化视作大众文化的特殊类型，因为迷文化是区别于“较‘正常’的大众受众文化”的大众文化，迷文化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参考“迷”的狂热、非理性行为及相关迷文化理论，是无法真正了解大众消费的逻辑的，同样“不了解迷及其行为，至少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迷文化是大众文化具体而形象的展现。关于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费斯克认为：首先，大众文化的受众区别于精英文化的受众，前者更多的是以“为我所用”的方式来对待文本，即更加生活化，后者则是对文本更加严谨、严肃和严格。其次，正常的大众文化受众区别于狂热的迷文化受众。大众文化的受众借助于市场能够从文化工业产品中创造出与自己社会生活情境相关的愉悦感和意义感，进而借助媒介从事各种符号和文化生产，但“粉丝们却经常将这些符号生成转化为在粉丝社群中传播，并以此来帮助界定该粉丝社群的某种文本生成形式。粉丝们创造了一种拥有自己的生产及流通体系的粉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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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关系比较复杂，对抗与合作共存，但民众没有服从文化工业的操作，而是选择将文化商品转化为通俗文化。可以说，粉丝是最有辨识力、最挑剔的群体，粉丝们生产的文化资本也是最显眼的、最易流行的。大众文化有一定的时尚元素，在大众传媒高速发展阶段，造“星”和追“星”等迷文化现象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关注的对象和热点，反映了大众的审美及消费的情感价值取向，是大众的心理需求。大众对明星的追捧、崇拜的迷文化体现的不仅是对明星外在形象、学识及个性的喜爱和追捧，更重要的是映射出大众的自我理想，是对自我审美价值及人生意义的肯定。
亚文化，是从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孕育的文化，既与社会文化有一致性，又有其特殊性的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适应”
。学术界对于亚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多，部分学者借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等理论来界定和阐释亚文化，从而造成了亚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青年文化等术语的混淆，导致我们对亚文化误读。关于亚文化研究，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是较具有代表性的。在伯明翰学派之前，青年亚文化被看作是社会的“麻烦”，是消费社会的后果，是青年与父辈之间“代沟”过深的结果。伯明翰学派则从“亚文化如何抵抗主导文化以及主导文化如何收编亚文化”的角度对青年亚文化进行理论分析，他们坚持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视角去看待青年亚文化。尤其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理论家，伯明翰学派杰出代表迪克·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对英国20世纪后半期诸多青年亚文化的分析，如，对20世纪50年代的无赖青年，60年代的摩登族、光头仔和粗野男孩等进行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朋克文化的研究最为突出。赫伯迪格在对传统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熟练运用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深入分析朋克文化等英国青年亚文化个案，解释了拒绝、挪用、同构、拼贴的风格，风格与黑人、白人的关系，风格与媒体、摩登派、摇滚派、“垮掉一代”的关系等，对亚文化的抵抗功能和收编方式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亚文化的研究成果看，亚文化也被看成与社会主流文化相悖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指在社会主流文化和整个社会文化境遇中，属于某一群体或某个集团所持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流文化相同的价值与理念，更有属于自己独特价值和观念的文化现象。亚文化是社会整体文化的构成部分，是社会关系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关系的存在，一方面显示了社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的离散和碎片化。亚文化与其他文化共存于社会文化空间，亚文化则是一个“他者”体现，一个异于“我们”的群体文化现象，是向社会发出另类声音的吁请。
迷文化和亚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都代表了某一群体的文化，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主流文化是对抗的，或者说试图从主流文化中获得支持资源，借助主流文化确认其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性。在这方面，迷文化和亚文化类似，但迷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性是亚文化所不能及的，如，军事迷、学术迷等迷群及其文化属于社会主流文化的范畴。亚文化的存在则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和粗制滥造的东西的矛盾混合体：它是青年人自我表现的场所，也是商业文化提供者水清草肥的大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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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国学者马特·希尔斯在《探究迷文化》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迷文化须“采取‘悬置’立场，拒绝将迷现象分为‘好’与‘坏’的立场，否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立矛盾。这也意味着，将迷文化与以偶像崇拜为诉求的媒体所具有之矛盾的特质视为本质上的文化协商，而唯有这种以忽略迷文化动态特质为代价的方法，才能使诸多争论尘埃落定”
。可见，迷文化与亚文化都具有与社会主流文化相对抗的文化因素，但是迷文化更多的是迷主体对迷对象过度的喜爱而进行的文本再创造，进行文化资本积累、创造并在迷群中共享文化资源。詹金斯指出，学术活动和迷行为类似，他认为“迷”之所以被妖魔化是因为我们这些学术人及收藏家和爱好者需要“迷”这样的“他者”或“异类”的角色沦陷行为来减轻自身的焦虑。而亚文化“转化‘违背了自然’，打断了‘正常化’的过程。就其本身而言，它们表现出了类似于演说的姿态和行动，冒犯了‘沉默的大多数’，挑战了团结一致的原则，驳斥了共识的神话”
。总之，将“迷”定义为“着魔的独狼”和“歇斯底里的群众”，将“迷”所创造的迷文化践行的迷行为归类为反常的、越轨的其实是一种保守的价值取向。
21世纪以来，自然的环保潮流、复古怀旧潮流、大众娱乐潮流、文化交融潮流日益成为世界流行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流行文化是时装、时髦、消费文化、休闲文化、奢侈文化、物质文化、流行生活方式、流行品位、都市文化、次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群众文化等概念所组成的一个内容丰富、成分复杂的总概念”
。由流行文化的含义可知，流行文化和迷文化都属于社会前沿文化，其部分文化因子与社会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相抵抗，在与主流文化抵抗及被社会主流文化收编的过程中，它们以其特殊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寻找生存和发展空间，并有忠实的受众成为这类文化的追随者和创造者。从流行文化和迷文化的生成过程来看，这两种文化都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突破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度，僭越了传统文化传递方式单一、传播速度滞后的局限，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使这类受众更加注重文化、精神需求的满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流行文化的参与群体是社会大众，城市中间阶层、年龄在18—25岁的年轻人、大学生、中学生、都市白领和时尚女性是接受、传播、效仿、消费流行文化产品的主体”
。流行文化表征着社会发展最前沿、时尚的审美与文化趣味，深受大众尤其是青年的狂热追捧。无论任何时代，青年永远站在流行文化的巅峰，他们是流行文化的创造者和代言者。“青年群体又逐渐以流行文化来为自身定位，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特征，形成一场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到文化范式的全面反叛。”
迷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参与者主要是青年群体，青年自身发展的特性决定了其所追求的文化类型与其他社会受众不同，而迷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发展特性恰恰符合了青年的成长需求。因此，从媒介、受众的角度等来看，迷文化和流行文化有其共性。同时，不能将流行文化和迷文化简单地等同。迷文化是“迷”对迷对象（人和物）的过度热爱，并对迷对象文本进行收集和再创造而形成的文化现象。而流行文化则涉及阶层文化、商业消费性文化、媒介符号性文化等，具有很强的商业文化特性，涉猎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迷文化则只涉及“迷”对迷对象的过度热爱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在特定时期流行的文化现象，也可能属于迷文化，某种迷文化现象也可能成为一种流行文化被大众所接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迷文化与流行文化又是不可分的，因为青年迷群与所迷客体的流行几乎同步的情形充分体现了流行文化在新媒介技术支持下对“迷”潜能的激发，在规模和速度上都是传统媒介时代所无法想象的，这也意味着迷文化与流行文化相互渗透，甚至在特定情形下难分彼此。迷文化自身的价值取向在其间难以辨识和提取，迷群主体文化实践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因此而模糊起来。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任何一种流行文化形式所激起的迷群活动，总体而言必然是短时间的，“迷”的身份及其忠诚度和投入度也易被作为“迷”对象的流行文化的持续时间所框定，尽管迷群中少数人在一阵风潮过去之后仍然对所迷对象痴迷不已，热情依旧。
主流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渗透、融合于社会各个文化体系内，指导并规约着其他文化形态及内容，在整体上引领着社会主体的精神世界，体现着时代发展的主导思想，决定着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向。当前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加广泛。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程度决定着人民的精神生活状态和质量，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网络媒介化、文化交流跨界化等趋势推动下，形成了主流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共存的繁荣文化景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化多元化的繁荣发展态势下，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迷文化所带动的迷群消费盛行，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文化的主导性，主流文化呈现被边缘化的现象，这种边缘化一方面是主流文化缺乏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及主体精神的文化诉求；另一方面是大众文化、迷文化、亚文化等不同文化形态对主流文化的消解。据对当前主流文化面临的问题调查显示：“73%的受众认为‘主流文化缺乏现实关怀’，54.3%的受众认为主流文化是‘宣传的多，说教的多，难以打动人心’，43.8%的受众认为‘主流文化缺失鲜明的价值诉求’，24.2%的受众认为选择‘主流文化没有与时俱进’等。”对“如何增强主流文化的大众接受度？”调查显示：“‘主流文化主动融入大众’占63.6%；‘主流文化弘扬核心价值观’占55.5%；‘主流文化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占49.3%”
。可见，当代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导性的发挥，必须充分发挥主流文化的先进性、包容性、传承性及反思性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并在不同程度上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青年迷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抵抗与收编、共融与发展的关系，迷文化有别于亚文化及其他文化，因为迷文化具有积极的、健康的、优秀的文化正能量，是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迷文化中也有消极、片面、激进等负能量，对主流文化的主导性和引导力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对社会发展及社会主体的精神生活具有一定的侵害性，属于主流文化对其进行纠偏、规约及引导的文化范畴。青年迷文化面对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收编，自身具有一定的抵抗性，这是青年迷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文化防御属性，同时也是青年“迷”“迷群”捍卫自身文化身份及个性的本能反应。在当代社会，青年迷文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具有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技术及社会条件，在面对主流文化收编的同时，青年迷们会不断地探寻青年迷文化合理性、正当性的渠道，自觉发掘、维护、发展青年迷文化资源，在这个过程中青年迷们会自觉、自主地捍卫迷文化的话语权。当然，对于非理性、迷狂性的迷文化，主流文化会主动积极地对其收编，并对其进行纠偏、教育、引导以使青年迷文化属于主流文化的范畴。共融与发展的关系，凸显的是优秀青年迷文化对于社会发展及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是丰富和发展主流文化的重要资源，更是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方面。积极、健康、理性的青年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青年及其他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激发青年积极、主动地发展兴趣、爱好等内在文化的主体性体现，是青年自我文化发展及精神成长的表现。在这方面青年迷文化更多表现的是青年内生性文化的发展，是契合青年自身发展的重要文化范畴，从微观的角度关照、发展青年文化。共融与发展是青年迷文化与主流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现代模式，打破传统时代青年迷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壁垒，以优秀的青年迷文化资源丰富主流文化范畴，以主流文化增强青年迷文化的生存及发展的价值性力量，坚持主流文化的主导性与迷文化的多样性相结合，促使青年迷文化与主流文化在共融与发展的模式中实现我国文化的大繁荣与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