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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本章之前，先忍不住吐槽一下：在整理目录的时候，这位老师是笔者最不想写的。因为杜威教授最著名的标签是教育学家和哲学家，第三才是心理学家。不过他在学界有个称号——“百科全书式的心理学家”，在1899年还当上了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既然是“百科全书”，那么不专精于心理学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且他的学界地位也确实不可撼动。我们接下来就带上自己的小问号，具体说说看，杜威老爷子是怎么个“牛”法。
1859年10月20日，约翰·杜威（John Dewey）出生在美国。1个月零4天后的11月24日，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首次出版。此时杜威的父母肯定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将来也会在学界掀起一阵“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达尔文和心理学界的关系还要建立得更早。《物种起源》出版之前，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就提出了人类社会的进化理论，在《物种起源》出版后，斯宾塞便将自己的观点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杜威的老家伯灵顿是佛蒙特州最大的城市，这是一个在美国东北角的小州，由于存在感很低，长期处于自治状态，形成了一种自由民主的风气，这给他埋下了自由的种子。在考上本地的佛蒙特大学后，杜威学习了希腊文、拉丁文、解析几何及微积分，大三开始涉猎自然科学的课程，到了大四时，他接触到人类智能的领域。在187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杜威同学毕业了，这时候欧洲心理学才刚刚诞生，美国更是没成气候。杜威的眼界也很高，果断开始研究哲学史。当时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才刚建国一百年，没什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哲学也是个冷门学科，那感觉就像21世纪初非洲撒哈拉出了个原子能专业一样。杜威抓住了这个不太受关注的冷门方向，三年后，在全国唯一的哲学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此时的欧洲，实验心理学刚刚建立，詹姆斯、霍尔等人把实验心理学的部分奥义传播到了美国，随后铁钦纳也来美国“开疆拓土”。不过，美国的学者们很快就发现，冯老师的心理学就像是解剖图，你能看到很多构造和规律，但是你看完了，依旧不知道如何健身和用药。而且心理概念分类这种东西，只要你可以自圆其说，随便怎么分都是你的自由。所以，美国出现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心理需求同落后的心理研究方式之间的矛盾，在那个时代，只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才能有效缓和这种矛盾。欧洲人当然是不吃这一套的，讲什么实用主义，就知道管用，没一点情怀，甚至同为机能主义的布伦塔诺一派也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
达尔文的进化论也被杜威等人作为思想武器。他们认为动物和人类的心理发展有连续性，而且同样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杜威认为，意识和经验都是进化出来的一种适应机能，例如小孩子碰到火焰会有缩手反射，疼痛让他“奇怪的知识”增加了，记住了不要再碰触火焰，这就是适应生存。
1894年，杜威开启了长达十年的芝加哥大学生涯，担任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系主任，这也是他未来人生的“三驾马车”。为了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践，1896年，杜威办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在《心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从此芝加哥机能主义心理学派正式诞生。这篇文章有以下主旨：其一，反对冯特的理念，将心理学上的反射弧强调成一个连续整体；其二，提出意识和肉体是会相互影响的，这又强调了心理对于生活的实用意义。“圈粉”之后，杜威对追随者们高呼：本门派的自然理论基础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各路专家纷纷响应“号召”，非常务实地把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动物心理、儿童心理、教育心理等诸多领域。眼看杜威要成为一代宗师之时，意外发生了。
杜威当年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创建了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由杜威太太当校长。学校提出“教育即生活，实践即社会”的口号，反对传统机械式灌输，杜威夫妇成为当时的教育界红人。后来，杜威两口子还建立了“芝加哥大学附小”。眼看着杜威的势力越来越大，再这样下去芝加哥大学都有可能变成杜氏夫妻店了，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威廉·哈珀就请他喝茶了。
这位威廉也是个神童，14岁从玛斯金格姆大学毕业，20岁获得耶鲁大学研究生学位，1891年，年仅35岁的他便成为芝加哥大学第一任校长，由于大量引进人才，把学校搞得风生水起。他和杜威的分歧在于附小是否归大学管理。杜威表示“寸土不让”。最后杜威辞职，1904年又转战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正是机能主义学派诞生的两片沃土。
心理学史考试的时候，所有学生都会答：冯特的构造（元素）主义学派是第一个心理学派。但实际上这么说并不严谨。首先冯特从来没给自己的学派起名字，是铁钦纳1898年才起了这个名字。早在两年前的1896年，杜威就先给信奉詹姆斯思想的学派起名为“机能主义心理学派”，所以自从1879年心理学第一次成为正式学科（虽然詹姆斯一派不承认），第一个有名字的心理学派是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实际建立者是杜威，詹姆斯顶多算是“太上皇”。对于冯特和詹姆斯谁的门派建立得更早，本来就是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烂账”。按照传统的规矩来看，詹姆斯毕竟是冯特的徒弟，大部分研究者还是会把他排到第二，至少不会有后人来告他们不尊重历史。
相比于构造主义学派严格的师徒传承——冯特是创始人、一代掌门兼欧洲“总门长”，铁钦纳是二代掌门兼美国分社长，机能主义简直是一盘散沙。杜威不是詹姆斯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的机能主义也不是杜威带去的，而是一个叫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的心理学家创立的。因为机能主义思想在美国已经很流行，所以这两方基本上是不约而同地进行，并没有从属关系。不过好在大家都信机能主义，使得这个学派的“机能”还没出现紊乱。
杜威最有名的哲学著作，是《确定性的寻求》，这本书被称为超越詹姆斯的早期实用主义思想的著作，因为他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注入了价值哲学。什么叫价值哲学呢？简单地说，就是从“需要”这个角度，讨论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实际意义，能满足需要的东西就有价值。相比于早期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奥义“有用就是真理”，杜威的思想就显得不那么狭隘了。杜威强调实践是全方位的，甚至启发了许多后世的心理学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后世心理学普遍认同的一种理论——没有需求就没有动机。看着眼熟不？杜威这种从思辨形而上学向实践的转变，后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大趋势，而总是从哲学吸取营养的心理学，也出现了新的变革，可研究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此时冯特一派再说机能主义不是心理学也没什么用了。单举一个例子，杜威让无数学生摆脱了机械的程序化学习，这就足够让他“圈粉”。
杜威被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改革者、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著名的学者，著名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把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看作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而且由于杜威有实际操作的部分，所以影响力比其他两个人还大一些。杜威更是亲自为新中国的学术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
话说1900年，大清国正被八国联军和六个没参战的“受害国”催逼战争赔款，合计为9亿8000万两白银。因为大清国实在赔不起，美国少收了一部分赔款，作为津贴资助清政府官派留学生，让新一代中国人学习美国精神。杜威当时也收了很多清国留学生。一开始胡适还嫌杜威讲课太慢，好像有些不善言辞，可是慢慢发现，杜威用词很严谨，将讲课内容稍加整理就能出书，便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杜威学生太多，胡适一开始并不显眼。胡适甚至还在日记里发牢骚说杜威“不识千里马”。后来胡适的论文大修通过，但是是否得到博士学位，成了一桩“历史悬案”。杜威最喜欢的中国学生是蒋梦麟，不过胡适并不嫉妒他。
之前咱们提到过，自从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达尔文主义就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的核心，陈独秀等人认为，文化也和生物一样，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不适应环境的文化注定灭亡，于是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发生。这使得中国成为杜威推广达尔文相关思想的一片“蓝海”。在此再度为斯宾塞“默哀”一分钟，由于他的文章过于专业，而赫胥黎的作品仅仅是演讲文稿，通俗易懂，所以严复当时没选他。不过，《天演论》中也透露出许多斯宾塞的想法，让中国人中出现了很多斯宾塞思想的继承者。中国当时有四亿人，占地球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么多有可能喜欢进化论的同胞，想想都让人激动，于是，杜威在地图上用力一指，决定到古老的中华大地闯荡一番。
中国，是杜威除了美国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国家，也被他视为第二故乡。此外，在所有西方哲学家中，杜威的受欢迎程度和被排斥程度都是最显著的。在五四运动的前几天——1919年4月30日深夜，杜威从日本坐船到达了上海。由于当时五四运动的核心之一是反对帝国主义，所以来自美帝国主义阵营的杜威老师也连带遭到排斥。不过这也拦不住一个学者的步伐，杜威更关注的是陈独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口号，于是他顶着压力在中国待了两年多，想要见证和参与中国这一庞大的新社会的改造过程。渐渐地，中国人民发现，杜威对五四运动深表同情，这让他在中国越来越受到欢迎。
杜威这两年多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大学讲学，后来演讲内容编集成《杜威五大讲演》一书。杜威来中国也不仅仅是埋头学术，毕竟中国风光这么好，不讲课的时候，就由学生们带着到处玩。有一次，两位高徒胡适和蒋梦麟带着杜威老师去爬北京西山八大处，在一个山坡前看到一只屎壳郎在推粪球。这只屎壳郎简直是甲虫界的西西弗斯，将球推到坡顶，就连虫带球滚下来，于是周而复始，屡败屡战。两位徒弟都说：“这只屎壳郎太有毅力了，了不起啊！常人无法比拟！”杜威微微一笑：“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实在可怜。”
其他多位当时能左右时代的名人，也都非常推崇杜威。在广州，杜威又遇到两位当时的意见领袖：陈独秀给杜威的演讲活动当主持人；孙中山与杜威会面，提出了著名的“知易行难”的话题，突出了实用主义思想。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和当时在中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有相同之处，而且杜威的思想比较开明，虽然没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不反对，对待其他哲学的态度也是兼容并包式的。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等也曾来华访问讲学，但是他们的讲座内容过于狭窄，杜威的讲座却涉及各个领域，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可以容纳各种不同学说。也正是这种思想，让陶行知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还发展了一大批实验学校。
不过，杜老师肯定想不到，人有多红，就有多大是非。后来从1955年到1986年这30多年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杜威成了在中国被批判得最厉害的西方哲学家，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平反”，功绩再次得到承认。可以说，每个在中国上过学的人，都享受了杜威带来的福祉。杜威本人也很有福，于1952年儿童节去世，享年92岁，这就是所谓的“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吧。而且杜威一度是最长寿的心理学家，超越其纪录者是临床心理学家、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创始人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2007年去世，享年93岁（大数据显示，心理学家的平均寿命确实比大众多十岁）。在21世纪北美地区的一次统计当中，艾利斯的影响力压过弗洛伊德，成为排名第二的应用心理学专家，第一名叫罗杰斯。
杜威的存在似乎让我们认识到，心理学当时的两大门派没必要“死磕”，甚至有点收编天下的势头。之前我们说过，杜威是哲学界的哥白尼，之前的心理学界主要的争论内容是是否反康德，杜威恰好是康德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让学术界开始思考：或许我们之前不是某个环节出错了，是不是内省法什么的都不重要，而是要有些整体上的思维模式的转变。从此，心理学工作者变得越来越不纠结什么是真正的心理学研究方向了。杜威也并不是唯一一个跨界的心理学家，以后还会出现更多。例如中国第一部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的编者就是心理学泰斗林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