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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讲述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从0到1再到国民支柱产业的科技史作品。
在讲述这段波澜壮阔的产业历史前，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哲学命题——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是从哪儿来的。换言之，在2010年整个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开局之前，是哪些人及哪些力量以什么样的姿态成为先行者的。
这些先行者里最多的一个身份是“果粉”。2007年1月，iPhone正式上线并迅速风靡全球，威锋网随之诞生，媒体人张亮创办了苹果主题的科技博客Apple4us。2008年，苹果发布App Store，中国由此有了李亮、杨武、冯华君、李森和等苹果开发者。同年3月，刘冠群建立了苹果开发者社区CocoaChina。也是这一年，网龙将熊俊及其产品收编后推出的91助手成为当时第一个现象级产品。
总有一些人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突出的社会型人格，他们在组织和分享过程中收获快感，进而加速了外部生态的发展。如果说iOS领域的张亮和刘冠群是这样的推动者，那么吴宏就是安卓领域的重要节点人物。
2008年，谷歌召开I/O大会，安卓系统成为另一个全球移动互联网的重要高点。因为更开放、有更强的移植性（这也是为何有不少早期安卓开发者来自Java），安卓开发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他们中大多数都聚集在吴宏创建的“天朝安卓开发者”群组里。
这些开发者的部分项目直到今天仍有生命力，如墨迹天气、触宝输入法、海豚浏览器等。这类精品App（应用程序）的出现，是中国移动创新从点到面的变化中的一个个里程碑。
因为安卓的近水楼台及谷歌退出中国内地市场的契机，诸多谷歌中国的业者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早期参与者。比如，小米的林斌和洪锋、拼多多的黄峥、友盟的蒋凡、快手的宿华、豌豆荚的王俊煜、兰亭集势的郭去疾、出门问问的李志飞……不太为人知的还有为360提供搜索顾问服务的张栋、被360买进的MediaV创始人胡宁、小红书和滴滴体系化的干将郄小虎、知乎的李大海，以及从B站转去小红书的刘炀。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创办创新工场的李开复和汪华。
微软亚洲研究院（以下简称微软亚研）则成为除谷歌外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又一超级人才票仓。安卓上第一个成名的开发者史岩及第一个开始做App矩阵的杨永智、刘铁锋都来自微软亚研，他们的主管黄江吉则参与了小米的早期创业，是小米最早的5个联合创始人之一。触宝则是另一个从微软亚研出来的团队创业的典范。
参与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大潮的还有诸多从无线互联网延续而来的创业者们，其中有墨迹天气的金犁和天天动听的黄晓杰这样的纯开发者，也有王江和俞永福这样有商业能力的行业老兵。
盛大作为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 PC）互联网时代的王者，也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的重要推动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样富有远见但对技术驱动世界更有底层认知的陈大年。仿照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陈大年创办了盛大创新院。虽然它之后因为盛大业务滑坡而半途而废，但其面向下一代计算的愿景，影响了中国未来的操作系统、云计算、电子阅读等。后来，陈大年创办了“WiFi万能钥匙”这样的大型工具公司。
PC互联网时代的超级挑战者们也在中国移动互联网大潮崛起前开始完成自己的转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雷军和王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话真是说得太对了。从王兴到雷军再到王坚等一众中国移动互联网界栋梁，在2009年前后，内对自身成就强烈不满，外对外部环境感到焦灼、煎熬、失意但又充满拼搏能量。这样的一个复杂状态催生了一个从虚心学习和参考借鉴国外创新产品、模式，到中国式创新大行其道，勇敢者穿越BAT（百度、阿里和腾讯）丛林的大时代。
如果要给他们统一画个像，那么他们都是技术信仰者，都是面向未来思考问题并有较强执行力的创新者。
下面是他们的故事。
2009年国庆节过后，91助手创始人熊俊赶往北京，因为刚创办创新工场的李开复想见他一面。
谷歌前高管李开复彼时已经是万众瞩目的意见领袖、微博“大V”，而熊俊只是一个远离北上广的小镇青年，仅凭91助手这个“独门兵器”行走江湖。如果没有移动互联网，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交集。
熊俊多少有些诚惶诚恐。他买了一身西装作为见面时的“礼服”，后来这身行头受到了李开复温和的调侃：“搞互联网的怎么穿这个啊？”
两人的话题是，李开复希望熊俊从网龙出来，抛开91助手的成功与包袱，加入创新工场再做一个新项目，参与到移动互联网的创业大潮里来。他指出了网龙的混乱，直接说：“你在那里做不了什么了。”
熊俊的回答显得有些烦躁甚至抵触，他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留在了91助手。在移动互联网上能做什么，我在网龙已经想过一遍，并且都在进行尝试了。让我重新创业再做一个项目，我真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做不到。”
熊俊当时还有一个想法是回厦门，创新工场则希望他的团队都来北京。李开复犹豫一番后，给熊俊介绍了一个人——刚从北京回到厦门的蔡文胜。
在此期间，盛大资本也去敲过熊俊的门，熊俊一直不置可否。时任盛大资本投资总监的吴峰打听到李开复、蔡文胜也在找熊俊，于是把熊俊“忽悠”到上海见陈天桥的胞弟、技术奇才陈大年。陈大年懂技术，因而与熊俊相谈甚欢。他对熊俊说：“不论其他人怎么出价，盛大都出双倍。”但熊俊还是拒绝了。
熊俊在厦门与蔡文胜见了几次面，但没有具体聊创业，蔡文胜只是带着熊俊在厦门游览。一次，熊俊要返回福州，准备买火车票，蔡文胜说：“不用，开我的车。”熊俊拿着车钥匙一出门，发现蔡文胜让他开回去的是一辆豪华跑车。
既然对方如此有诚意，熊俊便在2010年4月正式从网龙离职，从福州回到厦门创办了同步推。同步推初始估值为投后1000万元，创新工场和蔡文胜各出了200万元（其中蔡文胜出150万元现金，用域名和流量抵冲50万元），各占20%的股份。同步推后来卖给了一家台湾上市公司，创新工场和蔡文胜理论上获得了100倍的回报。
不过，比起91无线以19亿美元的价格卖给百度，这些回报还是小巫见大巫。对此熊俊并不后悔，尽管他当初只收了10万元。
熊俊从小爱好计算机，虽然没有读此专业，但他学得很不错。毕业后，熊俊在厦门一家叫凌越资讯的台湾公司任职，当了一个手下有10来个人的小主管，颇有时间发展自己的个人兴趣。于是，他买了一部第一代iPhone，成为中国最早的苹果尝鲜者之一。
和很多早期玩iPhone的人一样，熊俊觉得这款手机虽然硬件强大，但使用起来并不方便。它不支持复制粘贴、拍摄视频，也不能更改铃声、壁纸，还不能换电池、插存储卡，手机里的照片和备忘录等也没法复制到电脑中。
强大但不好用，成为熊俊为iPhone开发管理套件的初衷。他为了尝试解决这些问题，陆陆续续写了几个小软件，最后把这些软件打包，命名为“iPhone PC Suite”放到了网上。随着软件包不断更新，这个软件包达到了20万次的下载量，这对于当时iPhone的市场存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如果iPhone PC Suite，也就是后来的91助手，仅仅满足于手机管理，那它可能早就消失了。它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成为当时iPhone用户获取新App的主要渠道。它也因此成了第一款第三方应用市场类的应用。
推动iPhone PC Suite向91助手跨越的是网龙。
网龙是一家位于福州的上市公司，主打方向是网络游戏。对熊俊投资的动议来自网龙创始人刘德建。在网龙的路演过程中，他发现，在当时极为“高大上”的投资人群中，用iPhone已经蔚然成风，他因此感到了机会的存在。
此时，在海外软件市场上斩获颇丰的万兴软件也在找熊俊。但它没有网龙积极，而且厦门到福州，在距离上也比厦门到深圳（万兴软件所在地）要近。于是，熊俊先来到网龙所在的福州。
来到网龙后，熊俊就被气派的851大楼唬住了。他没想到办公楼里还能有游泳池、保龄球馆、高尔夫球厅及人造沙滩。参观完一圈后，熊俊见到了时任网龙CTO（首席技术官），也是后来91无线联席CEO（首席执行官）的陈宏展。
陈宏展对熊俊说，希望买下他的软件，用100K（10万元）。
那时候熊俊不明白“100K”是多少，也没好意思追问。陈宏展见他无动于衷，就继续说，希望熊俊能来网龙工作，一起建设成立不久的无线事业部。
熊俊问工资有多少，陈宏展说，一个月15K。
涉及工资的事，熊俊才不得不问“15K”是多少，然后知道了是1.5万元。那么，iPhone PC Suite的收购价就是10万元。那时候熊俊刚毕业3年，工资不高，从一家台湾私企加入上市公司对他来说诱惑很大。于是，他很快就答应了下来，并于2007年年底开始在网龙工作。
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协作，iPhone PC Suite完成了一次进化。熊俊向《沸腾新十年》回忆：当时iPhone PC Suite工具属性很强，能帮用户复制文件、备份资料，但还不能整合音乐和铃声，用户需要通过iPhone PC Suite安装第三方音乐或铃声，用户体验还不够完整。于是团队想到，这个软件应该像大型购物中心一样，可以满足用户吃喝玩乐的所有需求。
加入网龙后不久，熊俊带领团队开发出iPhone PC Suite 2.0，集合了铃声、壁纸、常见应用、电子书，基本成为苹果App Store、iTunes、Book Store的集合体。后来，这一工具进化出了91助手。
一个要交代的背景是，2008年苹果宣布推出iPhone软件开发工具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允许第三方开发者为iPhone开发App。这是App Store的肇始，也是导致苹果生态最终崛起的根本原因。它的生态概念影响了此后中国移动互联网十余年的发展。
App Store越繁荣，“越狱”
的需求也就越强劲。那时，国内用户还没有建立付费意识，“越狱”意味着可以使用大量免费的破解版应用。此外，当时App Store需要绑定海外信用卡，用起来也不方便，且那时还没有第三方应用市场。因此，早期用户就靠“越狱”获取App。
“越狱”是一场群体狂欢——早期的iPhone拥有者大都有深厚的技术背景，发现自己搞不定，就自发形成了互联网社群。最早、最权威的iPhone社群莫过于威锋网，人们在这里交换iPhone的使用心得，重点是分享“越狱”资源。
必须说明的是，无论是iPhone PC Suite还是后来的91助手，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越狱”工具。虽然91助手上经常发布“越狱”教程，也经常有大量的破解版应用分发，但是其本身并不能直接用来“越狱”。真正把“越狱”玩大的还是威锋网。
威锋网是iOS早期生态里必须提到的一个存在。2007年1月，乔布斯首次对外公布iPhone的第二天，杨彬和彭源的威锋网便成立了。
今天，威锋网的域名是feng.com，但最开始彭源注册的域名是weiphone.com。这是国内最早的苹果手机论坛，也是苹果文化扩散的主渠道。
杨彬和彭源两人一个在富士康工作——富士康也是苹果最大、最重要的加工生产商，另一个则在TCL工作——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TCL是国产手机最重要的玩家之一。两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iPhone，并由此创业，一切顺理成章。
虽然抢占了先机，但威锋网的开局不算顺利，没有如外界想象的一般立刻吸引大量用户，反而一度生存艰难。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网站同时在线人数也就几十人——主要原因是当时500美元一部的iPhone对国内用户来说确实太贵了。
2007年9月，苹果空前绝后地宣布iPhone降价，8GB版本从599美元降到399美元，停售4GB版本，降幅达到1/3。这带来了一波新用户，威锋网的流量也借此有了第一波增长，并接到了广告。有了收入，杨彭二人在广西等地招募了10多个兼职人员，让他们第一时间翻译海外关于iPhone的各种报道和教程，发布到威锋网上，形成信息优势。在当时优质玩机内容极度稀缺的中文互联网上，威锋网成为苹果玩家心目中的圣地。
威锋网的价值在于，它几乎是唯一可以从PC互联网用户中准确筛选出iOS用户的地方。当时的威锋网几乎囊括了国人基于“越狱”的原创软件。也就是说，威锋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区网站，它运作着原创，推动了“越狱”生态、应用商店和应用推广等多种商业模式，几乎是无所不包。
反观91助手，虽然不“越狱”，但iPhone PC Suite上大多数资源都是破解版。随着iPhone的用户群体逐渐扩大而兴起的分发生态逐渐形成，iPhone PC Suite成了重要的分发渠道。通过收集破解版应用，它俨然成为中国区的苹果应用商店，在苹果封闭的系统上建立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子生态。
当时，iPhone的经销商也帮了91助手很大的忙。2009年10月，iPhone才正式与联通合作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在这之前，购买iPhone的用户大多离不开经销商渠道（一直到2014年，某些有价格优势的经销商渠道还很流行）。当时，91助手的地推人员会主动接触经销商，为他们提供91助手的安装软件，软件里有批量安装功能。因为“越狱”确实有一定的使用门槛，所以很多用户购买时会要求商家帮忙设置新机，这成了极好的推广渠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龙买下91助手并把它商业化，有很大的正面意义。虽然网龙在中国的互联网江湖中地位并不显赫，但如果没有它团队化的支持，91助手可能不会诞生，或是诞生了却受制于熊俊的个人精力和资源，不会发展得那么快，也就赶不上历史的爆发期。
2009年是91助手随意收割早期用户的时期，几乎九成的国内iPhone用户都是其拥趸。它成为苹果移动生态之树在中国结出的第一颗硕果。
如果说91助手是苹果移动生态之树在中国结出的第一颗硕果，那么第二颗硕果则是第三方输入法。
苹果早期是不支持第三方输入法的，这一问题要等到2014年iOS 8的推出才正式解决。但当时很多用户习惯了功能手机上的九宫格输入，很不适应iPhone原生输入法中的全键盘，而且3.5英寸的屏幕对用户来说确实有点小。而要使用第三方输入法，必须“越狱”。
iPhone上最早得到广泛认可的第三方中文输入法，当属WeFIT。不过，WeFIT并非最早的第三方中文输入法，比它更早的是李亮和杨武写的iCosta。不过，李亮和杨武两人在写出iCosta后又开始做了一个叫RockPlayer的App。当时在iPhone上只能播放MP4，而李亮和杨武希望做可以播放各种格式文件的第三方播放器，这是一个在今天看来也颇有难度的产品。
WeFIT的开发者是冯华君，他曾在百度和苹果工作，并于2006年开发了Mac平台的中文输入法FIT，大获成功。2008年，冯华君顺势和另一位合伙人，也就是他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师兄吴晓丹一同成立了顺科软件公司，并于2008年2月推出了iPhone的第三方中文输入法WeFIT。WeFIT支持拼音、五笔、双拼、笔画等各种输入，在词组联想、词频调整、模糊拼音上的体验很好，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认为是iPhone上最成功的第三方中文输入法。WeFIT的前三代产品都与威锋网深度绑定，这也是其最终胜出的重要原因。
由于苹果迟迟不放开对第三方输入法的支持，WeFIT无法上架正版渠道。2011年，冯华君在App Store上推出了一款类似备忘录的收费应用——FIT写字板。在应用内可以用SDK的方式调用WeFIT输入，这样用户可以先在写字板中输入文字，再复制到聊天框、短信、邮件里，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实现不用“越狱”就能使用第三方输入法。即使如此麻烦而且收费，FIT写字板在发布后也曾登上App Store分类排行榜的第一名。由此可见，用户对好用的第三方输入法的需求有多大，这背后是PC输入、按键输入和虚拟键盘输入三种形态转换间细微的需求变化的被满足。
让人唏嘘的是，天妒英才，冯华君因鼻咽癌于2012年病逝。
2009年下半年，从爱卡汽车网离职的陈昊芝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一方面已经感到移动互联网存在的巨大的潜力，另一方面还没有找到切入这个领域最好的机会——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现象。
如果用现在流行的创业语言来说，陈昊芝当时还没有找到可切入的“痛点”。就在这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叫CocoaChina的开发者社区。严格地说，它当时只是一个论坛，一个由个人爱好者维护的小论坛。
但让陈昊芝感到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论坛面向移动iOS设备的开发，当时在国内是比较前沿的。另外，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个人站长之一，这里有他熟悉的社区气氛。于是，他像一个老资格网虫常做的那样，给站长发了一封站内信，要求见面，后者马上就同意了。
陈昊芝在北京酒仙桥的办公室很有意思。这里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苹果“死忠粉”的大本营——价值最高的陈设是一台1984年产的苹果Macintosh（麦金塔）128K，这部采用8MHz摩托罗拉MC68000处理器、128KB内存和9英寸CRT显示屏的机器尚能运转；除此之外，还包含如PowerBook G4的十余台历代苹果知名款型。
但是，这里并没有任何乔布斯的画像。相反，整个楼层的里里外外都挂着陈昊芝和一位年龄相仿的男性的各种合影。后者脸型圆润，神色间颇似演员范伟，他就是CocoaChina的创始人刘冠群，英文名Gary。
陈昊芝自认是一个很难相处、个性强势、缺乏耐心的领导者。因此，他曾经给自己的合作伙伴做了这样的分析：“我缺乏耐心，所以我的合伙人最好足够认真和专注，而Gary是；他最好还要和气一点，是个胖子，而Gary也是。所以Gary对我来说，就是完美的伙伴。乔布斯可以给我们遥远的鼓励和启发，但Gary是搞定事情的那个人。”
刘冠群其实也是圈内老人，他是最早和陈一舟一起做人人网（原校内网）的两三个人之一，和创办ChinaRen期间就与陈一舟合作的曾祎安曾搭档组班子；他也是优酷网最早的外部顾问和早期参与者之一。
对刘冠群来说，CocoaChina是他于2008年3月做的个人站，当时的形态只是一个Blog（博客）。想做这个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中文网页中可供学习苹果系统开发的资料相当少，于是刘冠群就翻译了很多苹果官网的英文技术文档放到博客上，后来博客就变成了论坛。
由于对开发者有核心技术价值，CocoaChina聚集了国内最早的一批移动开发者。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开发苹果Macy应用的群体中转过来的。
陈昊芝和刘冠群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SOHO现代城的一间咖啡厅。这两个人被他们的早期投资人——当时的北极光创投合伙人姜皓天，戏称为“触控双胖”。其实陈昊芝是“魁梧”，刘冠群才是“圆润”。不仅外形上都很“浑厚”，他俩本质上也是一类人，就是既有极客范又有商业意识的强人。所不同的是，陈昊芝是外向的那一个，而刘冠群是内敛的那一个。
这样两个精神世界高度相近但又能互补的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第一次见面的结果就是——陈昊芝说服刘冠群，由自己投入现金，刘冠群以技术入股，两人股份等比，然后刘冠群辞职，全职与陈昊芝合作。他们的新公司起名为触控。
当时行业尚处于发展早期，因此CocoaChina上爱好者居多。一开始，大家讨论的多是技术话题和如何解决开发中的具体技术问题，把东西做出来是第一需求。
适逢其时，一位叫“花生”（网名dr_watson）的开发者把开发游戏iFighter（一款空战游戏）的数据分享了出来。这个游戏的最好成绩为美国App Store游戏类排行榜第二名和总排行榜第三名。这件事让CocoaChina里的开发者找到了方向。刘冠群说：“这个例子让我们有了奋斗的目标，大家开始讨论做什么样的产品能赚到钱，如何做市场、做营销。”
刘冠群向《沸腾新十年》回忆说：“我自己做了多年互联网，但是我们的网站的根本目的不是做成一家媒体或者社区，而是提供价值，希望自己能给行业带来不可替代的价值。社区首先是一个方面，因为它能够凝聚知识；但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还是不够用的。所以我们从社区起步，尝试了各种新模式，包括休闲游戏、发行推广、引擎、运营商支付、广告平台等，一直在给行业提供自己的成果作为标杆。让别人能看到，哦，原来这件事情还可以这样做。”
刘冠群还热心地组织各种线下活动。他回忆说：“我们在2009年组织了第一届CocoaChina开发者大会，来了200人。2010年第二届大会在北京798举办，就有400多名开发者参与了。后来，我们每年都举办开发者大会，2014年10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的大会已经达到几千人的规模。”
这些会议贯穿一个主题，就是Cocos引擎的布道。
刘冠群的看法是：“单纯的苹果开发者社区已经不足以承载它了，Cocos引擎确实能把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做的事、一直以来做出的成就，凝结成一个东西。通过它，我们营造了一个完整的移动开发者生态圈。”
2008年，阿根廷人里卡多·克萨达（Ricardo Quesada）发布了一款名为Los Cocos的引擎，主要用于苹果手机上的游戏开发，这是一款开源软件。
而厦门人王哲以这款引擎为基础，推出了Cocos2d，并发布在CocoaChina论坛上，这同样是一款免费且开源的软件。陈昊芝闻风而来，投资了王哲的团队并实现了控股。触控在此后的数年里一直不断投入大量资金来推动Cocos2d迭代。最高峰的时候一年投入资金近亿元，有数百名工程师为之服务。
触控开发了大受欢迎的《捕鱼达人》系列，在之后几年里成为国内最好的手游开发企业，甚至一度超过腾讯。但在陈昊芝内心深处，他认为《捕鱼达人》这样的游戏成为爆款有一定的偶然性。他更相信，Cocos2d的开源商业模式可以最终获得超过游戏内容开发带来的收入。
2007—2009年，国内的苹果生态圈里不仅有CocoaChina这样的开发者聚集地，还出现了与苹果公司有关的科技博客——Apple4us，域名是apple4us.com，明显在向当时很红的del.icio.us致敬。
Apple4us由颇有影响力的商业杂志《环球企业家》的主编助理张亮在2007年年底创办，主笔胡维是张亮在《环球企业家》时带的实习生，也是一位忠实的“果粉”。负责搭网站的是Woody，他当时在搞工业设计。Woody曾在张亮的博客下面留言，两人因而结识，Woody还给Apple4us设计了那个苹果里加两点当眼睛的Logo。张亮在《环球企业家》的同事黄继新也被他拉了进来，但就这两三杆枪要做一个科技博客仍然不够。张亮随即想到两个人，一个是自己很多年前就认识、当时正给上海很多大众读物写科技专栏文章的负二，另一个是知名博主飞猪。
这是一个流行用Google Group（谷歌论坛）邮件组的时代，后来加入的诸多人等，如Willow、木遥、李如一（Lawrence Li）、Rio，都齐聚Apple4us的Google Group邮件组，经常分享有趣的想法。王兴也在这个邮件组里分享他师兄做Multi-touch（多点触控）的信息。
2009年夏天的某个晚上，张亮、黄继新和飞猪3人在西单的马路牙子上聊天到半夜1点多，围绕科技人群的T恤碰撞出很多设计思路。于是，一个名为Da Code的项目启动了。最初的工作流程和分工如下：3人定期见面海聊一番，然后飞猪把聊出来的想法做成设计，张亮负责联系生产，黄继新负责客服。后来，为了配合Da Code项目，需要做网站，飞猪又找了他的一个朋友帮忙，这个人就是后来创办豌豆荚的王俊煜。
Da Code当时有个竞争对手Hello Tee，它也是做针对科技人群的T恤设计的，创始人是戴雨森和杨远骋。后来，戴雨森与陈欧联合创办了聚美优品，杨远骋作为联合创始人创办了街旁。
有一档和Apple4us关系很深的播客类节目，主持人是李如一，最主要的嘉宾是Rio，他也是Apple4us的投稿人之一。另一位经常出现的嘉宾，就是当年在互联网媒体ifanr（爱范儿）上写出爆款文《iPhone可有设计哲学？》的李楠。李楠当时的身份除了是ifanr主笔，还是魅族手机负责营销的副总裁。
李如一有一天饭后跟张亮一起坐地铁，提到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但他不能说，怕说出来就做不出来了。几个月之后，唐茶诞生——一款在iOS设备上提供精品阅读付费服务的产品。它上架的第一本电子书是《失控》。乔布斯逝世后，唐茶也出了唐茶版的《乔布斯传》，影响广泛。
Apple4us参与者里最早从职场转入创业的不是李如一，而是周源。2008年夏天，周源与他在杂志《IT经理世界》的同事杜晨一起创办了一家SEM（搜索引擎营销）公司Meta，周源的中学同学、当时在谷歌中国工作的李大海，担任他们的技术顾问（李大海后来加入知乎担任CTO）。这家公司的起家客户是茅台酒厂，但持续时间不长。2010年年中，周源与杜晨分手。杜晨转身去了360，成为360公关“天团”的成员之一，在“3Q大战”中也出力不少。而周源则与妻子一起去了一趟西藏。
要讲知乎的故事，得先从2010年的一件事开始倒叙。2010年8月第一个周六的中午，张亮、黄继新和刚从西藏回来的周源在清华科技园楼下的干锅居吃饭。周源说，自己有可能去一家公司当产品经理。三人聊了很久Quora[一个问答SNS（社交网络服务）网站]，越谈越兴奋。饭毕，张亮说：“你还是别去当产品经理了，我们仨还是一起做个中国版的Quora吧。”张亮和黄继新找到当时自己的老板、现代传播董事长邵忠做天使投资人，并借了现代传播在三里屯SOHO的几个工位开张。周源召唤回了他在Meta的搭档李申申及王电轻、马骁等旧部（另一位Meta的联合创始人白洁稍晚些加入知乎），李申申在Meta旧部的基础上又拉来了杨昆、奚衡、安江泽等形成知乎的早期技术班底。
张亮则鼓动Apple4us的两位作者胡维和陈青成为知乎的4号员工和5号员工。
当时知乎还没有上线，胡维本人又对产品设计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在知乎上线前其实扮演的是产品经理的角色。很快，黄海均从网易微博离开，加入知乎，成为知乎的第一任产品经理。值得一提的是，黄海均是职人社的创始人。
知乎的第二位运营人员成远也是最后一位三里屯知乎成员。成远之前和周源是《IT经理世界》的同事，周源看中Quora的时候就和成远交流了他要做这件事，等产品出来后，周源邀请成远进行测试。成远不仅用到上瘾，还利用自己的媒体背景拉一些“大V”和对知乎早期有帮助和指导的人（如边江）试用，所以等周源向成远提出邀请时他欣然答应。
按照成远的记忆，他正式被说服是周源和李开复谈好的那天。李开复和周源谈完后，随后去见邵忠，谈知乎的股权架构调整，便于后续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VC）机构进入。而周源则找到成远，表示现在知乎已经准备起飞，欢迎其加入。
创办知乎的时候，张亮已经在创新工场做投资经理，但当时知乎不在李开复和汪华制定的投资赛道里，所以他们很明确地和张亮说创新工场不投，这才有知乎种子轮找邵忠投150万元由其占股40%的故事。但创新工场还是在2011年年中投资了知乎，李开复也是知乎最早的超级“大V”，创新工场连续投资知乎5轮，知乎也成为创新工场最重要的标杆项目之一。
邵忠之所以愿意做知乎的超级天使，与其对知乎这个团队的认可有关，与当时微博大热有关，也与当时还在其旗下的沈一鸣团队的风生水起小有关联。
2010年，沈一鸣团队在网络杂志《良品》的基础上又制作了iPhone平台的新闻类App iWeekly（周末画报）。这个项目以精美的制作、大幅的彩照、时尚的文章一炮走红。阮一峰的博客披露：iWeekly本来预计2010年年底用户达到10万人，结果上线第一个月，用户就到了20万人，年底的时候冲到了200万人。与用户数一起上升的，还有良好的广告收入。
细究起来，iWeekly并非iOS中国市场上最早问世的新闻类App，这个“第一”的荣誉落在风端出品的南方周末App上。
风端也是中国社交网络江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博客一词被广为人知，与他在《南方周末》上的鼓与呼分不开。喜欢倒腾新事物的风端后来接手了南方周末新媒体业务。
按照风端对《沸腾新十年》的回忆，南方周末App是在2009年国庆前提交上线的。与《南方周末》当时在各个社交平台上要么被关停要么被屏蔽不同的是，国庆节还没有过，南方周末App的iOS版本就上线了，并很快拥有了百万次的下载量。南方周末App当时不仅没有花一分钱推广，反而成为南方周末新媒体的创收大户，诸多手机厂商找上门希望能付钱内置南方周末App。
另一个抓住iOS爆发红利的阅读产品是同在广州的ZAKER。不同的是，ZAKER主要吃的是iPad的红利。2009年年底，读览天下的副总经理李森和开始琢磨是否可以做一款集合诸多报刊的阅读产品，这就是ZAKER的由来。ZAKER后来拿到联想250万美元的投资，从读览天下拆分出来独立发展，李森和担任CEO。
李森和与冯华君交往甚多，ZAKER团队里也有不少人跟着冯华君一起做支付宝App的外包工作。ZAKER与美国的Flipboard（红板报）几乎同期，这在当时缺乏原创产品的中国移动互联网领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壮举。
抓住iOS爆发红利机会的，还有1992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生黄扬清。2008年9月，App Store上线仅两个月，黄扬清创办的iHandy（汉迪移动互联网）就推出了一款掷硬币的应用，售价0.99美元。时至今日，这家公司已先后推出了几百款应用，其中名气最大的是手电筒应用Super-Bright LED Flashlight。iOS推出手电筒功能之前，iHandy的手电筒应用在全球同类产品下载量排行榜中一直排名第一。
有意思的是，后来成长为iHandy宿敌并与其在手电筒这个细分品类上有过一场激战的Zenjoy（创智优品）的创始人夏锎，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Zenjoy发布的第一款产品是一款音乐游戏，一度位列App Store日本排行榜第一名。后期它成为一家游戏与变现型工具App的开发公司，坚持闷声发大财。
航班管家的创始人王江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当它仍被称为“航班专家”的时候，王江只是这家公司的天使投资人之一，它真正的创始人是139邮箱的联合创始人、王江在清华大学的学长李黎军。李黎军也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早期建设者之一。关于李黎军的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本书的前传《沸腾十五年》。
按照李黎军最初的想法，航班专家的定位是采用服务提供商（Service Provider, SP）机制，从运营商那里申请一些绿色通道，直接为用户提供付费的增值服务，如订阅航班动态等。但这个业务没有火起来，直到王江把航班专家改名为航班管家后，其火爆程度才扶摇直上。
手机版航班管家于2009年7月起步，积累7万多个用户（iPhone+Java）就花了小半年的时间。为了进一步扩充用户群体，航班管家在2010年推出Android（安卓）和Symbian（塞班）版本，年底用户总数一路飙升至近100万人，而且只花了十几万元的市场推广费用，靠着口碑传播就乘风而起。到2011年年底，航班管家的用户数飙升到500万人，之后每年都以500%的速度增长。在早期移动创业江湖中，航班管家从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品牌。
王江是个内心很狂野的人，他在知乎上告诉别人，自己最喜欢的英文歌词是“I used to rule the world, seas would rise when I gave the word”（我曾主宰世界，当我一声令下，海洋应声而起）。
他的“连长”这个诨号也显得很草莽，据说典出美剧《兄弟连》里的连长温特斯。按照官方说法，“连长”的意思是时刻提醒自己，不仅要打胜仗，还要带着兄弟们一起回家。
但王江在和《沸腾新十年》回顾当年往事的时候，却反复强调自己的“运气”。这个运气就是2009年年底iPhone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
对于航班管家来说，好用户就是高频乘坐飞机出行的群体。以前，这个群体在哪里、如何捕捉，都是问题。但是iPhone的出现，天然筛选出了那些消费能力强劲的群体。
苹果公司和联通也在为没有好应用来推广iPhone而发愁，所以它们精选了6款应用。王江的航班管家和搜吃搜玩都得以入选，吃到了iPhone大推广时代的官方预装红利。
其实，“运气”只是一方面，王江在移动互联网江湖中不管是做项目还是投资（王江是UC和美团的早期投资人）都屡屡得手，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一个超级发烧友，一个有发明家气质的极客。
王江自称，在参与航班管家之前，他在澳大利亚“养老”，但其实他忙得不亦乐乎。他买了一个iTouch，还买了初代的安卓手机HTC G1，反反复复地研究，把应用商店翻了个底儿掉。用他的话说就是：“反复玩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研究智能手机+App对人生活的直接改变和对体验的提升。”说白了，这还是极客思维。
所以王江还没有正式回国的时候，脑子里就有很多想法，甚至找人将一些想法开发成了App，放到应用商店里试错。他说：“通过这些折腾，我对带传感器的手机产生了一个非常小但肯定比别人超前的认识——智能手机绝对不是简简单单地把浏览器搬到了手机上，把应用从大屏幕搬到了小屏幕上，而是完全不一样的产品。而当时在国内，还有很多大佬认为移动互联网就是PC互联网的移植！”
王江反复阐述的概念是：颠覆PC互联网，用小屏幕结合智能手机硬件做出大的体验改变，才是移动互联网创业可能找到的机会。
所以，王江提出航班管家要用“方便快捷、实用至上、帮助用户”作为3个场景的服务指针——对于买票前后来说，最重要的是买前的检索和比较，买后的关注航班动态，而最能显示出移动互联网创造力的是机场场景。
王江说：“用户到机场后怎么服务，这一点恰恰是几个PC大平台忽略的。所以你到了机场后，就算拿着笔记本，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要投诉航空公司，到哪里找客服？下飞机了想订个酒店怎么办？各种机场设施找不到怎么办？进而从衣食住行全方位，把用户可能遇到的困难和疑问都搞定。但是，要用最简单的方法，不是所有的功能都要开发者自己做，能将功能连接到网络就行。”
王江认为：“其实有了智能手机，才能说有了场景。你不拿着手机亲临其境，怎么叫场景呢？所以后来我们做快捷酒店管家，在产品体验方面做了极大的创新。它是非常典型的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s, LBS），打开地图一搜周边酒店，红色的就是满房，绿色的就是有房，一个方寸界面里把用户想了解的东西（价格、房源状态）全部展示出来，而且马上就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这才是移动互联网该干的事儿。”
王江甚至反对一种说法，就是必须等移动的软硬件成熟了，才能做移动互联网。他认为移动互联网是一种理念，理念理解到位了，在很差的技术环境里也能做出令人惊艳的产品。
王江给《沸腾新十年》举了e代驾创始人黄斌的例子。当年的北京一天只有不到两万单代驾，智能手机很不发达，司机更是用不起——这个问题后来滴滴也遇到过。但黄斌不等待，他直接跑到深圳设计了给e代驾司机专用的“山寨”手机，里面有一些预装软件，对用户所有的电话呼入、呼出，全部有详细记录，从而实现了对司机的服务流程的监控，包括什么时候到了什么方位、给客户打电话与否、通话时长等，借以实现初步的移动化管理。
王江觉得黄斌的创新意识太了不起了，把他视为发明家。几个月之后，王江和家人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散步时又遇到黄斌，王江向家人介绍说：“这是e代驾的发明者。”
2009年，TouchChina的故宫App在苹果App Store上卖2.99美元。这款App可以按时间设计游览路线、看图片和历史典故、听语音解说，还能寻找小卖部及厕所。
TouchChina的创始人沈卓立，不仅是中国本土最早的iOS开发者之一，也是中国本土最早的安卓开发者之一。
沈卓立与安卓结缘，是因为他是Sun Microsystems（这家公司开发了Java技术）的推广大使，对Java很是熟悉。中国早期的安卓开发者中有一大群人，就是从Java开发转过来的。
在从Java开发转过来的开发者中，最有名，也是中国最早的安卓开发者，当属吴宏，江湖人称Lordhong。吴宏，1978年生人，1994年以温州市中考第二名的成绩进入省重点高中温州一中，获保送清华大学名额；1995年移民美国，2001年毕业于纽约科技理工大学，2003年起专攻移动应用编程。
吴宏因为精通Java，所以很早转向移动开发，他还帮技术社区JavaEye写了一个客户端。
吴宏也是可考的参加谷歌I/O大会的第一批华人之一。2008年谷歌I/O大会前，HTC G1甚至还没有发布，吴宏就找人帮忙焊了一块安卓的电路板，写了一段程序在上面跑。吴宏带着这块开发板参加第一届谷歌I/O大会，惊艳全场。
谷歌除了开I/O大会，每年还会举办安卓全球开发者大赛。中国的安卓开发者在谷歌安卓全球开发者大赛中取得好名次的第一人是孙上恩，他获得了娱乐类软件的第四名。孙上恩还基于此项目创办了乐目，一个类似Instagram（照片墙）的图片滤镜社区App。但这款App生不逢时，当时的手机性能支撑不了乐目的诸多想象。2011年，孙上恩加入新浪微博，成为新浪微博“移动优先”的重要推手。
后来成为豌豆荚架构师和轻芒CTO的范怀宇，也是谷歌安卓全球开发者大赛的积极参与者之一。
200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范怀宇加入网易有道的移动组。当时网易有道的移动组是做塞班开发的，但塞班项目编译太慢，于是在等编译的时候范怀宇自己就把安卓版本给写出来了。网易有道的iOS版本也上线得很早，当时在网易有道、后来与张锐联合创办春雨医生并担任CTO的曾柏毅出面，找到郝培强（江湖人称Tinyfool）做外包，写出了第一个iOS版本。郝培强与后来成为极客邦科技总裁的池建强，被称为“中国iOS开发的双强布道师”。
2009年夏天，吴宏发起了“天朝安卓开发者”群组，这个基于谷歌邮箱的群组几乎聚集了中国安卓早期开发的所有大牛。这些人的开发方向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游戏，另一类是工具。
张黄瞩接触安卓，是因为他当时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参与的Apache Harmony项目，被安卓采用为Java库，于是从2007年起，张黄瞩就满世界推荐安卓。2008年，张黄瞩加入由克里斯托夫·维蒂格（Christof Wittig）创办的db4objects，一家类似Spotlight的本地搜索引擎公司。2008年谷歌发布了HTC G1，张黄瞩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把db4objects移植到手机上，并就此与安卓开发结缘。
张黄瞩后来和他在浙江大学的同学刘颖、刘剑一起创业，做了手游公司卓享，代表作品是《切水果》。2011年，他们的原创设计类塔防游戏Defender一度位居Android Market（Google Play的前身）畅销榜和下载榜第一名。
张黄瞩在db4objects的同事王伟于2012年创办了成都卓杭，两家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黄瞩也是成都卓杭的发起股东，直到2019年才退出。
张黄瞩在db4objects的另一位同事、他的浙江大学师弟潘练武，则创办了一家手游公司FT Games。与张黄瞩同时进入db4objects、后来担任db4objects总经理的罗伟东，也在移动互联网圈子内颇有名声，他后来创办了第三方推送服务公司极光推送。
2008—2009年是安卓工具类应用个人开发者的黄金年代。其中一位叫W的个人开发者写了一个叫Advanced Task Killer（进程杀手）的App，专攻卸载，每月有几十万次的下载量，一天的广告费收入就有5000美元。据说它在2011年就有5000万次的总下载量，在Android Market上长期位列应用前十名。
在McAFee（迈克菲）做开发的汤城和在启明星辰做产品的宋锐等共同推出的安卓系统进程管理工具Advanced Task Manager（高级任务管理器）也同样一夜爆红，上线两个月后达到百万次下载量。这让两人意识到，安卓早期的最大刚需之一是系统优化。于是两人又做了一系列与清理有关的App，这个产品矩阵半年内下载总量过千万次。
这个市场最终因为猎豹的全仓杀入而变成红海，汤城和宋锐在2015年也退出这个市场，转身创办了琥珀天气。
在所有的个人开发者中，最成功的当属微软亚研的史岩，当时几乎所有平台的Message软件都是史岩的作品。谷歌中国安卓开发者关系总监赵伊江来北京出差，如果只见一个人，就是史岩。史岩后来去了创新工场，友盟最早的代码版本就是借史岩的App测试的。但App一“跑”友盟就宕机了，一方面是友盟的早期版本不够稳定，另一方面是史岩的产品用户量实在太大。
微软亚研应该是中国移动互联网过去10年最重要的人才仓库。如果说史岩是微软亚研里第一个在安卓上大成的超级开发者，那么触宝就是微软亚研第一个团队集体创业成功的典范。
就在2007年iPhone在美国发布的时候，在微软工作的王佳梁正好在美国的奥兰多出差。他亲眼看到了美国举国上下为这款手机癫狂的景象，内心深受震撼。王佳梁对微软亚研的同事，即后来与他一起创办触宝并长期担任触宝董事长的张瞰说：“看来以后互联网创业的机会，都在手机上了。”
触宝帅气的创始人王佳梁出生于1979年，他在上海出生长大，中学就读于复旦附中，被保送到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微软亚研的上海工程院工作，每个步伐都扣着那个时代外企精英的标准路线走，毫厘不爽。
但王佳梁骨子里并不安分，大学时代他就参加过很多学生创业活动，很早就认识马云，也经常记录自己的创业想法。有一次，他遇到同在上海的创业者、饿了么的创始人张旭豪，半开玩笑地说：“其实我很早就有做外卖的创业想法了，这不是假话。”
王佳梁和张瞰都是技术极客，对新技术和产品很感兴趣。他们反复玩iPhone后得到的结论是：输入法特别别扭。输入法对王佳梁来说并不陌生，早在2003年，他就和同事在多普达手机上写过输入法。
那时候，iPhone被诟病最多的就是没有实体键盘（虽然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合理的）。当时对于商务人士，全键盘的黑莓如日中天，王佳梁自己用的也是全键盘手机。所以他就想，有没有可能自己做一个输入法，但这个念头并不坚定，因为他觉得输入法是纯工具、小玩意儿。他表示：“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感觉不够Sexy（性感）。”
由于苹果不开放第三方输入法，王佳梁、张瞰、王健、李巧玲等几个创始人就决定先从安卓生态切入。当时他们几个想找VC机构投点钱，于是找到了软银。但当软银了解到他们只希望融资100万元时，就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了出来，说“这点钱付完律师费就不剩下什么了”。
触宝的早期团队为了省钱，只好在上海交通大学的BBS（论坛）上找学生兼职。据说这些帖子都是英文的，因为他们早期想开发的是英文版本，所以希望找英语好的人。“上船”的有当时还在读大二的任腾，他后来成了触宝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高管。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王佳梁和几位同事对创业不太有信心，所以尝试向微软亚研上海团队的上级建议做一个移动输入法，但这个建议被否决了。于是，大家决定自己凑10万元创业，公司在2008年正式成立，第一个产品叫TouchPal，意为“触屏伴侣”，至于“触宝”这个中文名字，要到2010年才有。
虽然是被iPhone激发的想法，但安卓当时的生态更开放，用户增长也很快，所以王佳梁他们很快就决定做英文输入法和一系列基于欧洲文字的输入法。理由也很简单——做英文输入法比做中文的简单，而且市场大得多。
TouchPal开发出来后，直接进入美国等海外主流市场，而且只做海外业务，成为移动互联网上最早的中国出海应用类产品。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还是称之为触宝。触宝刚发布的时候没有推广渠道，于是王佳梁他们采取了当时个人软件作者最流行的方法——到安卓爱好者论坛发帖子。这些帖子很快带来了10万级的流量。然而，作为一款共享软件，输入法显然不能收费很高，所以公司还是入不敷出。几个创始人最初是不拿工资的，第二年改拿每月6000元的生活费，主要的收入都拿去给实习生开工资了。10万元很快就像流水一样“消失”了，触宝陷入了困境。
恰好此时，王佳梁打听到2009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obile World Congress, MWC）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于是他有了参展的想法。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智能手机厂商预装自己的输入法，这样可以拿到比共享软件收入多一些的钱。然而，展位和出差的费用很高，王佳梁出不起。在反复查询官网之后，他们发现这次展会还附带一个比赛，只要参赛产品入围总决赛，就可以获得免费机票和展位，于是王佳梁立刻决定参赛。
能够拿到大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们押宝了安卓。当时主流的开发者大多还在塞班平台上，iOS和安卓的开发者相对较少，但王佳梁看好安卓的开放性——尽管那时候他们连一台安卓真机都没有，只是在模拟器上开发。
王佳梁说，毫不夸张地讲，触宝是当时市场上能找到的最好的安卓输入法。比如，触宝不但支持按键纠错，甚至还支持滑动操作，可以通过滑动来选择字符。这些特性对于当时的安卓用户来说堪称“华丽”。而且，这不是照搬任何传统输入法得来的，因为滑动只有和触屏结合，才能用起来。
在展会上，没有什么品牌号召力的触宝并没有找到预装合作伙伴，王佳梁决定早点收摊，与团队出去逛逛巴塞罗那。这时候主办方打来电话，邀请他们参加当天的晚宴。王佳梁拒绝了，说自己和团队要出去吃点好的。其实这时候主办方是在委婉地邀请他们参加当晚的颁奖典礼，但又不能说破大奖花落谁家，主办方只好含蓄地说：“我们的晚宴在西班牙的王宫里，很有特点，你们一定要来一下。”最后，触宝的几位创始人决定兵分两路，王佳梁和李巧玲去赴晚宴，张瞰和王健去吃当地风味。
王佳梁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等着他们的是这届MWC的最高奖。而其他参与晚宴的人也没有想到，竟然是一个中国团队得了大奖。
“晚宴现场还是有不少中国人的，中兴、华为那些国内的兄弟一看是一家中国公司上台拿奖，都特别高兴地在下面欢呼、拍照、鼓掌。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在奥运会上拿了金牌，特别有成就感。”和《沸腾新十年》讲这段故事的时候，王佳梁的眼睛湿润了。
拿奖的效应是具有轰动性的。第二天，就有Orange这样的欧洲运营商巨头跑来询问，而触宝最重要的客户是华为的一个高层，他来展台拿了名片就走了。
回国后，王佳梁很快就接到了华为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我们有一个产品要在美国上线（给美国一个运营商做渠道定制机），是否可以预装你们的输入法？”
来自华为的第一单，很快就打破了触宝窘迫的局面，这时候就显示出触宝做英文输入法和其他欧洲文字输入法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当时不管是美国T-Mobile这样的运营商，还是华为、中兴这样为海外代工安卓智能手机的厂商，或者是HTC、索尼这样很有影响力的独立手机厂商，都需要一个好用的、基础的英文输入法。这一刻王佳梁感到，当初自己认为“不够Sexy”的输入法，实则深合安卓早期创业的三大奥义：“高频、刚需、工具化”。加上英文输入法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手机上都拥有的基本输入法，他们无意中打开的是一个极大的市场。
可以想象，如果开发中文输入法，如果不参加MWC，触宝或许还在国内艰难地寻找破局之路。
意识到参赛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大好机会后，王佳梁开始继续寻找露脸的机会。这次他们参加的是由高通主办，由高通、启明和法国电信担任评委的一个比赛。最后，这3家公司成为触宝的A轮投资者。这次融资也为触宝取得了强有力的背书，世界主流运营商和安卓手机纷纷预装他们的输入法。到了2011年，触宝的预装收入就达到了几千万元。这些钱都是按照每个Copy几分或几角钱的比例，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触宝刚开始做的是纯英文输入法，网站也是全部面向英文用户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这是一家外企。还有一些中国用户给他们发邮件，要求支持中文输入，并且“还给我们耐心地解释了拼音和笔画的用法与区别，让我们哭笑不得”。
在强有力的用户需求的助推下，触宝在产品上开始不断演进，进一步实现了中英文无切换混合输入、手写过滤、快速下滑输入符号数字、英文滑行输入等功能，这使得它成为安卓平台上很受欢迎的一个应用。10年后，它在全球的用户超过5亿人。
除了触宝，另一个微软亚研团队创业的典范是百纳。
百纳的创始人兼CEO叫杨永智，他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在微软亚研与史岩同期，两人曾经有段时间都向后来的小米联合创始人黄江吉汇报。
杨永智是一位奇人，其行事方式、做事风格都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他在华中科技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创业者。他本科学习的是机械，研究生学习的是管理，虽然都不是计算机专业，但是出于对编程的浓厚兴趣和对互联网即将改变人类生活的信仰，他开始自学计算机编程，并且组建了一个叫联创的编程社团，带着一群同样喜欢编程的同学，混迹于国内外的比赛中，只为觅知音。这个团体一直存续，在国内外拿奖无数，也为杨永智创立的百纳输出了很多精英。百纳除了杨永智还有4位创始人——曾纳、刘铁锋、余宙和李森，除了曾纳，其他3人都出自联创。刘铁锋与杨永智同为华中科技大学1998级本科生、2003级研究生，联创也是刘铁锋与杨永智共同创办的，余宙和李森则是华中科技大学2004级本科生，是联创第二代的翘楚。
百纳的第一个App是快速卸载类工具Quick Uninstaller，高峰期每天有10万～20万次下载量；第二个App则是电池管理工具Battery Saver，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杨永智的一个厉害之处，在于他是国内最早用App工场模式来开发应用的人，或曰“狼群战术”。杨永智告诉《沸腾新十年》：“我第一年创业的时候雇用了50多个华科（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做了100个App，浏览器只是其中之一。当时谷歌市场里每个细分榜单的Top 10里，至少有一两个是我们开发出来的。2011—2012年，这些应用加起来的日活跃用户数量就有100万人，最高的时候一天能有好几万美元的广告收入，流量也非常可观。”
这种风格说明杨永智有极好的商业头脑，他更像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技术极客。这也和杨永智对安卓市场的判断有关。到了2010年，摩托罗拉终于有了一款安卓手机销量突破100万台，继而三星也有机型销量突破100万台大关。杨永智就此判断，将来的移动生态，60%是安卓的天下，苹果可能有10%。现在看来，他对苹果和安卓的市场占比的基本判断是对的，不足之处是市场上并没有出现有力的第三方。
但是，杨永智的安卓App工场没有一直办下去，后来他还是回归了海豚浏览器的主航道。他说：“我们后来融了资，做大的时候投资人说你要专注，所以我就把其他东西砍了。”
在发布17个月之后，海豚浏览器在Android Market浏览器类中下载量排名第一，覆盖全球1000多万个用户，其中有美国第三方应用商店GetJar创始人，有谷歌副总裁安迪·鲁宾（Andy Rubin），也有雷人歌后Lady Gaga。
和早期其他比较“简单”的工具不同，海豚浏览器在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敏锐的用户洞察力，可以说是早期移动互联网圈“浏览器万能论”的重要佐证。
从一开始，海豚浏览器的团队就把用户设定为网络“小白”而不是资深极客，认为浏览器是帮助“小白”用户进入移动互联网世界的主要入口。所以它尽可能多地集成功能，除了手势和多点触控等特色，它也是最早的支持插件和阅读模式、建立跨平台账号体系的浏览器。它还支持简易信息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RSS）订阅、微博分享、快速同步书签、收藏和设置等，在不同的设备上都可以快速操作。这些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海豚浏览器还是较早的根据全球市场的差异化需求而设置差异化国际策略的出海企业。比如，中文版的海豚浏览器主页显得有些信息饱满，这是因为杨永智认为，中国用户喜欢一次性大量浏览信息；反之，英文版的海豚浏览器就非常简洁，用户界面（User Interface, UI）也采用了扁平化设计，因为美国人对手势控制的使用很频繁，简洁的设计有助于提高用户使用体验。
杨永智所在的微软亚研的那个小组人才辈出，除了杨永智，还出了两个颇有成就的创业者，一个是《小小帝国》的李毅——《小小帝国》游戏的所属公司壳木软件也是最早在海外取得千万元月收入的游戏公司，另一个则是机器人公司擎朗的创始人李通。
杨永智在微软亚研的导师是黄江吉——江湖人称KK。在黄江吉手下的6个月里，杨永智写了一个手机助理App及一个基于基站定位的项目。
黄江吉当时在微软亚研的上海工程院带着上百人做微软Windows Phone项目，但2009年下半年，该项目被微软总部裁撤，黄江吉当时也有些彷徨。杨永智找黄江吉辞行时，黄江吉有些意外，随即真诚地试图挽留杨永智。杨永智后来才听明白，黄江吉不是留他继续待在微软，而是和他讨论有没有一起创业的可能。
黄江吉最终与雷军一起，成为小米最早的5个联合创始人之一。
小米最早的5个联合创始人，除了雷军、黎万强和黄江吉，还有林斌和他在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的同事洪锋，洪锋也是谷歌音乐的技术主管。林斌本来计划和洪锋一起出来做移动互联网上和音乐有关的创业，但被雷军说服一起做了小米。
小米最开始的创始员工主要来自创始人们之前的老同事。范典、李伟星、刘新宇、孙鹏、管颖智一众当年林斌、黄江吉的下属，以及黎万强从金山“捞”来的屈恒、王海洲、李明、秦帆智和刁美玲，共同组成了小米的6～15号员工。
根据腾讯科技的报道，2009年年初的一天，时任UCWeb董事长的雷军走进谷歌中国位于北京五道口的办公室，迎接他的人是时任谷歌大中华区总裁的李开复。随后，李开复把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林斌介绍给了雷军。
最初，雷军和林斌只是聊谷歌与UCWeb的合作，后来他们又开始聊各自对移动互联网和手机产品的看法，从晚上8点聊到凌晨两三点。他们都认为大屏智能手机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
2009年，雷军应珠海高新区政府的邀请出席了一个招商引资的活动并发表了演讲。演讲结束后作为听众的黄章拦住了雷军，希望雷军能去他的公司参观，雷军当场问黄章，魅族有多少人，黄章迟疑了一下说有100多人。但雷军第一次到魅族时，整个现场只有15人。给雷军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黄章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但随后黄章把门一拉，雷军才发现自己以为的黄章的办公室其实只是一间洽谈接待室，后面有一间至少是洽谈接待室两倍面积的大办公室，这才是黄章的办公室。
雷军想以投资人的身份成为魅族的董事长，就像他此前在多玩YY、UCWeb及凡客扮演的角色一样。
为了提高与魅族合作的可能性，雷军还将林斌介绍给黄章，希望黄章能拿出5%的股份吸引林斌加盟。但从底层打拼上来的黄章并不同意，这让魅族与林斌擦肩而过。当时创新工场也在邀请林斌，最开始，创新工场的几次筹备会林斌都出席并积极参与，但几次后他就不再去了。一位创新工场的早期员工认为，当时汪华在创新工场已有清晰的主导意见，同时雷军给予林斌更加优越的合作条件，是林斌没有加入创新工场的原因。
回到黄章，林斌的插曲并没有影响黄章和雷军的关系，雷军频繁出现在黄章在珠海的办公室里，与黄章讨论手机的各种细节。有传闻称，黄章当时想拉雷军做魅族CEO，但雷军此时刚离开金山不久，他在金山已经做了16年CEO，给他人做CEO这件事对他来说已经成为过去式。
就在雷军于2010年4月低调成立小米之后，他还分别于2010年7月21日和8月4日两次发布微博夸赞黄章和魅族，表示自己很期待魅族即将发布的新机M9。后来，黄章对之前毫无保留地和雷军交流有些后悔：“我连M9的UI交互文档都发给过他，请他一起探讨。”
雷军喜欢喝零度可乐。一位魅族的离职员工说，当年雷军去魅族办公室找黄章的时候，魅族的郭万喜经常要跑去给他们买可乐。每次说起这事，郭万喜都忍不住想哭。
与谷歌中国分支的建立几乎同步，安卓官方与中国开发者的故事也拉开了帷幕。
2005年年底，田行智曾与安卓操作系统开发者安迪·鲁宾（Andy Rubin）共事，并成为谷歌早期负责全球移动业务的四人组之一。随后，田行智将安卓带入中国，并看着它一步步成长。
田行智负责运营商、手机厂商的业务扩展，同事邸烁则负责技术支持。2007年，田行智离开谷歌创办游戏公司希佩德，从事海外游戏的开发运营，这家公司于2010年被Zynga收购。2008年，邸烁也离开谷歌，创办了北京乐投科技——一家平板电脑系统软件和服务提供商。
另一位和安卓关联甚密的谷歌早期员工是沈思。沈思于2008年与她的清华大学学弟钱文杰一同创办了木瓜移动。它最开始是安卓上的游戏社区，现在是数得上号的为中国企业提供海外App广告发行服务的平台之一。
这些人从谷歌离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安卓在中国的“开枝散叶”。
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让整个安卓产生更多可能的，当属李开复、汪华等人的离开。
2009年9月，李开复从谷歌离职并创办创新工场，此举被媒体称为“最热闹的离职”。
最先发布李开复离职消息的是美国方面，国内监测外媒报道的媒体翻译并发出这条简讯是在9月4日一早，而这时候李开复还没有对国内媒体发布消息，所以他一时间显得非常被动。最后，他只得安排与当时在腾讯科技的徐志斌及几家国内媒体进行一次视频沟通。为了表示“已经离开谷歌”，李开复是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家茶馆，而不是在谷歌的会议室接受这次采访的。
紧接着，2009年9月7日，李开复宣布创新工场成立。他的重要助手、创新工场合伙人之一王肇辉回忆说，创新工场的发布原定于10月下旬，突然提前了一个多月，主要是为了“积极沟通，避免媒体对李开复的去向有太多的猜测”。但即便如此，李开复和创新工场还是成为当时最热的话题。
创新工场起点很高，但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满手好牌的。李开复曾讲过这样一句话：“说实话，热闹过后就是门可罗雀，我们4个创始人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考虑下一步该做些什么。”
创新工场的4个创始人分别是李开复、汪华、王肇辉和王晔，前三者都有很强的公众知名度，唯独王晔籍籍无名。
互联网上能搜到很多王晔，其中之一是涂鸦移动CEO——一家盈利颇丰的海外休闲游戏公司的创始人，彼王晔正是此王晔。但在2010年创办涂鸦移动之前，王晔已是创新工场的产品合伙人。
关于创新工场的早期工作状态，王肇辉向《沸腾新十年》回忆说：“我和张亮（以及黄继新）几个都是过惯了松散日子的媒体人，加入创新工场后几乎是崩溃的。开复极其勤奋，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给所有人发邮件，8点到公司。到了就开会，各种会一直排到晚上6点。开复6点半回家，但是汪华不回家，汪华拉着大家聊天聊到8点半。他非常能聊，这样我们的脑子里会被他灌入各种想法，回去消化消化就要睡觉了。第二天一早又到公司开会。头一年我们的工作量巨大无比……”
王肇辉说的张亮，正是前文提到的Apple4us的张亮。他和李开复交往甚密，一度被认为是李开复传记作者的第一候选人。创新工场一创办，张亮就立马加入，成为创新工场的投资经理和7号员工。
创新工场最早的7个人，就是4个创始人、李开复的秘书，以及006号易可睿和007号张亮。
李开复是不折不扣的一号位；王肇辉帮李开复做市场、公关及诸多对外事务；汪华帮李开复设定投资路线，建立起项目投资的逻辑；张亮和随后加入的黄继新根据汪华的天才想法，去市场打捞各种团队加入创新工场；希腊人易可睿负责创新工场在海外的业务，那么王晔做什么呢？
最早的创新工场是一个孵化器，所以最开始加入创新工场的人，都是以员工的形式加入的。创新工场会定期将创新项目广而告之，成员们可以择机参加。王晔相当于创新工场第一年所有项目的0号员工，他组建起了所有的项目团队。
说是所有，其实主要集中在点心和豌豆荚这两个项目上（在此之后，创新工场开始引入职业经理人联合创业的方式来孵化项目）。其中，点心的诞生源于创新工场的重要出资人富士康的需求。当时富士康的重要盟友夏普要做手机，找到富士康代工，但手机还缺OS（操作系统）。所以富士康找到创新工场，由此组建起点心团队。团队最开始的工程师正是上文提到的大神史岩，他此时恰有尝试创业的想法，于是离开微软亚研加入创新工场。给史岩打下手的有从百度加盟的彭鹏——彭鹏后来跟着王晔做涂鸦移动，再后来自己做数字货币钱包等产品，江湖人称“中国的V神
”。
点心是由实际需求催生出来的，从点心拆出来的豌豆荚，则是汪华的安卓生态本土路线的战略产物，这种由战略驱动的产品往往是“道路千万条”，但谁也不知道哪条能通“罗马”。所以，在“真命天子”王俊煜加入之前，豌豆荚着实走了一段弯路。
豌豆荚最早的产品负责人是来自搜狗的韩岭。不过，做豌豆荚的主意是汪华出的，而产品合伙人是王晔，这让韩岭夹在其中无所适从。加上创新工场当时给的薪水在行业内不算很高，所以韩岭提了3次离职，每次都以王晔给韩岭加薪、韩岭收回辞呈结束。但韩岭第4次提出离职时，王晔答应了。
韩岭离开后，原来的技术负责人周立统管技术和产品，成为豌豆荚内部的第一任领导者。周立与后来成为豌豆荚CEO的王俊煜同是广东人，还是中学校友；同是北京大学毕业，周立比王俊煜大三届。不同的是，周立混迹过中国无线互联网江湖，加入创新工场前曾在老虎地图供职，为人处世颇接地气；而王俊煜有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心高气傲且略带睥睨视角，而且大学没毕业就进了谷歌中国。本质上，周立和王俊煜其实是两类人。
周立与汪华、王晔的不睦也可想而知。当时加入豌豆荚的丁吉昌（知名出海公司大宇无限的创始人）、冯峰（后来回到美国做健康方面的创业）、郑焕德（从腾讯音乐而来，离开豌豆荚后一直在投资圈混迹）、冯昊明也都是人中龙凤，周立带起来有些吃力。于是，创新工场让从硅谷回来的熊宇红负责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包括管周立，这也是熊宇红对外声称自己是豌豆荚创始人之一的由来。但熊宇红很快从创新工场离开去了拉手网。
谷歌退出中国内地市场还带来一个机会，那就是很多软件开发者在中国内地无法继续依靠Google Market，由此产生了本土应用商店这个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创新工场为此也推出了应用汇这个项目，并请来互联网圈老人、李开复的老熟人罗川担任CEO。不过，在当时基于安卓的应用市场赛道里，风头最盛的当属机锋网。
机锋网的创始人谈毅据说来头极大，1978年出生的他祖籍为江苏省宜兴市，他是唐昭宗光禄大夫、上柱国希文公第27代世孙。
谈毅自幼家境良好，父母皆为船舶军工研究所的系统工程师。因为受到父母的熏陶，他对电子产品及互联网无比热爱，这些经历使得他创立的飞翔鸟、中国网络游戏运营公司Square Enix和机锋网相继取得成功。
2007年下半年，谈毅为再次创业，决定去美国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
这一年恰好是初代iPhone的发布年，电子爱好者谈毅挤进了洛杉矶苹果旗舰店外拥挤的人群中，感受到了移动互联网的召唤。于是，他开始尝试为iOS生态开发软件。不过随后他就觉得这个平台掣肘太多——系统封闭，第三方开发者只能围绕iPhone为数不多的几个开放的固件做文章。更重要的是，苹果的操作系统并不向开发者免费提供。这些因素使得当时缺少资金的谈毅陷入了困境。
正是因为早期iOS生态不尽如人意，谈毅才决定切入安卓。他对《沸腾新十年》说：“如果说iPhone的出现让我树立起目标，那么安卓操作系统的诞生，则让我找到了实现目标的方式。”
在谈毅看来，安卓未来的发展潜力极大，操作系统100%开源，这就意味着开发者不仅可以免费使用安卓操作系统，而且可以在这个对第三方软件完全开放的平台上更加自由地开发程序。
由于开发者不多，谈毅满世界地寻找对安卓操作系统的软件开发感兴趣的程序达人，一起为Google Market开发软件。机锋网应运而生，出生地为美国。
谈毅回忆，当初之所以给网站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其域名是gfan.com。首先，当时使用安卓手机的人都有谷歌情结，即“G粉”，也就是GFan；第二，GFan谐音“机锋”；第三，机锋网以后的产品，不管是应用还是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都会以G开头，如GReader等。
为了找到合适的创业伙伴，身在美国的谈毅几乎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方法，终于组成了一支开发者团队。随着摩托罗拉、索爱、LG和三星等公司相继进入安卓阵营，安卓的市场份额急剧飙升。已经有一些积累的谈毅取得了阶段性“小胜”——机锋网于2008年开发的客户端软件Ahome一度长期位列Google Market下载量的前十名。
2009年的谈毅面临一个关键的选择，要么MBA毕业后在美国做一份年薪大概20万美元的工作，要么回国独立创业。他选择了后者。刚回到北京的时候，谈毅在北京西环广场“蹭”别人的办公室，甚至几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中办公。
谈毅告诉《沸腾新十年》，他回国是因为，随着新平台的崛起，软件应用渠道变革的机会来了。他强调：“我们在2009年回国创业之后选择的方向，就是去做应用分发市场，这是机锋网最核心的思路——通过应用的分发，占据这个市场的一个关键点。因为分发平台决定了市场的规模和游戏的成败。”
当然，他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气问题。当时机锋网之所以成功，其实是因为在网站和论坛上有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而且看这些内容还不用花钱。当时的用户没有付费的习惯，移动支付也还没有普及。
谈毅最开始的商业定位就比较准确。他说，安卓操作系统是一个世界性开放平台，“机锋网虽然不是主角，但是我们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把终端商、芯片商和数以万计的注册用户联系起来，让开发者不再被埋没，让用户使用手机的体验更好”。
谈毅认为，机锋网要服务多个角色：一是软件开发者，包括第三方个人应用软件和基于安卓平台的游戏软件的开发者；二是厂商，包括手机芯片的开发者，这部分群体的痛点是基于安卓的手机操作系统缺乏差异性，需要第三方来帮助他们实现产品个性化；三是最终用户，用户可以在机锋网论坛讨论购机、玩机心得，下载软件等，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创造性内容，包括铃声、壁纸甚至是自己的软件设计。
当时，机锋网社区的注册用户有将近500万人——不敢说是第一，至少也是前三大安卓硬件及软件分享的渠道。它给开发者提供了下载、推广、下载收费、广告等多种服务方式，开发者在机锋平台上可以统计各种和用户有关的数据，还可以和机锋商城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如内置收费。
和苹果有所区别的是，安卓的开放性更强，可玩性也更高。苹果无法选择操作系统，但安卓可以“刷机”，这在当时是很多玩家非常热衷的一点。
2008年9月，世界上第一部安卓手机HTC G1发布以后，安卓社群中有人发现，可以通过某种方法获取安卓的最高权限。获取这一权限后，可以结合安卓操作系统开源的特性，对ROM（手机固件）进行修改和重新安装（刷机）。
机锋网为安卓手机用户提供了当时最全面的安卓ROM库和各种安卓“刷机”包，这逐渐形成一种亚文化。
早期的安卓不够成熟，有许多功能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亟待修改或精简，特别是在ROM只有256MB的前提下。
此时，美国出现了一支名为CyanogenMod的团队，其所编译的HTC G1的ROM包成为广为流传的神作，于是CM成为广大用户对这个团队的简称。
CM不断推出适配新机型的ROM包，谷歌、摩托罗拉、HTC等大厂的用户，甚至是T-Mobile这样的定制渠道机型的用户都能各取所需。CM因此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ROM开发和优化团队。
史蒂夫·康迪克（Steve Kondik）是CM的创办人。他戴着黑色树脂框眼镜，留着乔布斯式的胡须，一看就非常有科技范。他原先是美国匹兹堡一家生物信息创业公司的首席工程师，住在西雅图且曾经到访中国。
CM的口碑非常好，原因在于该团队与其他团队相比，对各种机型有更深刻的了解与研究。他们对每个功能都进行了再编译和不断优化，使其制作的ROM包非常完整和稳定。对于智能手机来说，稳定、好用是口碑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除了稳定，CM还不断加入更多有效的功能，如功能设置、FLAC（无损音频压缩编码）音频格式的音乐、多点触控、从SD卡（外置存储器）运行程序、压缩缓存、Wi-Fi无线网络支持、蓝牙、USB网络分享等。同时，CM也是第一个使用傻瓜调度器（Brain Fuck Scheduler, BFS）做任务管理器的操作系统。这些也是它领先手机官方ROM的地方，非常吸引用户。
CM作为一个非营利团队，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迭代，同时为近百款机型提供支持，是很多开发者和用户不解的地方。
现在看来，内部原因是CM将大多数机型都能使用的部分做成公用套件，特殊机型可以在这个套件下进行调整；而外部原因则是CM极为开放，凡是遵守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NU GPL）协议并愿意继续把改进的源码分享给CM的，都是其中的一分子，这就使得它能够融汇多方的力量。
对于中国用户来说，国内早期的安卓社区，如有千万会员规模的安卓网（hiapk.com）、由安卓网的陈翀出来创办的N多网、由韩远创办的拥有千万级安装量的安智市场（安智网）、由杨波创办的增长较快的木蚂蚁社区等，都是在安卓ROM包的驱动下蓬勃发展起来的。
在这些网站的社区中，各种开发者首先建立自己的论坛，然后发布在CM的基础上修改的ROM包。其中最关键的是加入中国特有的地域应用特性、UI美化及流程简化。
可以说，中国早期安卓生态的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CM的基础上的。最著名的有小米的MIUI团队、创新工场的点心团队、占据国内千元机市场的乐蛙OS团队等。后来盛大的乐众、腾讯的TITA也不断加入这个行列，它们都是CM的中国门徒。
2009年，有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像安卓那样的移动OS，这个人就是当时微软亚研系统组的资深研究员潘爱民。
2009年的一天，经本书出版方博文视点一位资深编辑引荐，许式伟在北京见到了潘爱民。潘爱民的好几本书都是与博文视点合作出版的。
许式伟是个颇有名气的极客，他是Go语言的中国领军人物，金山WPS的架构师，2009年年初被陈大年从金山请到盛大创新院。许式伟也是中国个人云存储的开拓者之一，他推动了金山快盘的诞生。
许式伟现身说法并当面邀请潘爱民加入盛大创新院，让后者受到很大的触动。但他并没有马上答应许式伟的邀请，因为他有3个顾虑：自己能在盛大创新院做什么？能不能在盛大创新院发挥所长？盛大创新院确实要找他这样的人吗？
许式伟返回上海后，先后将潘爱民引荐给盛大创新院院长陈大年及常务副院长郭忠祥。为了说服潘爱民加盟，盛大特别邀请潘爱民到盛大创新院上海张江总部做一次讲座，顺便参观拜访。
陈大年当面向潘爱民描绘了他对盛大创新院的规划和设想。潘爱民向《沸腾新十年》表示，陈大年当时描述下一代计算和面向未来创新时的激情打动了他。另一个打动潘爱民的点是，陈大年介绍了盛大的另一位创始人谭群钊与潘爱民认识，谭群钊就希望将盛大的业务与新技术结合的想法，与潘爱民深入交谈，向潘爱民展示了工程化的诸多可能。也就是这次访问打消了潘爱民的顾虑。很快，他在一个周末从微软正式离职，又在紧接着的周一就入职了盛大创新院。
当时的盛大创新院群星璀璨，除了潘爱民和许式伟，还有本书作者当年在《电脑报》的老同事樊一鹏“樊大师”，也有上文提到的郝培强和他的创业伙伴霍炬，有极客余晟，有从硅谷回来的多媒体大牛陆坚博士，有在语音技术方面的专家黄伟和吴义坚，有开源大神庄表伟，还有游密的白宁等诸多牛人。
关于盛大创新院，陈天桥、陈大年兄弟最初的设想，是模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及施乐帕洛阿图研究中心的模式，招募一批顶尖高手，给他们充分的研究自由，让他们做出一流成果回馈给公司。
当时盛大创新院招聘信息中的一段话引起了业内诸多关注：“我们崇尚基于信任基础的自治文化……每一个创新院的成员都可以选择做自己喜欢的项目，您可以在创新院完成立项和核心团队组建的过程，在院内完成策划、研发、试运营的过程，成熟后则由机构注资并剥离成独立子公司，项目成员获得包括奖金、利润分成、股份期权等回报。”
盛大创新院开局极好，但在具体开展什么项目上，最开始没有定见，只说要做前沿和基础的项目。不过，当时盛大创新院就已经明确，在找人方面，寻找散兵游勇不是主要做法，更希望有人“拿枪带队”投奔。因此，盛大创新院具有某种孵化器色彩。
霍炬回忆说：“当时盛大创新院偏爱有创业能力的团队，试图提供一个类似孵化器的环境，帮团队快速发展。和其他大公司内部孵化或者创新不一样，创新院是完全从外部引进团队。这种模式算是介于公司创新部门和加速器之间，之前没人做过。”
然而，项目毕竟需要有人来管理，于是有了点评会。这个会议定期召开，对内部和外部的项目进行点评，参会者包括固定成员和报名参加的创新院员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余晟回忆说：“如果非要说创新院有什么等级，大概就是把最后的点评机会留给院长陈大年。但他的点评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多是以温和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思考，大多数时候都能让大家信服。”
陈大年在新加坡“WiFi万能钥匙”的办公室里接受《沸腾新十年》的采访时提到，他在盛大期间主要就做了4个产品：第一个是盛大游戏，第二个是起点，第三个是盛大创新院，第四个是“WiFi万能钥匙”。其中，用情最深、心血花得最多的是盛大创新院。技术出身的他本就喜欢讨论本源问题，喜欢和工程师沟通，在负责盛大创新院期间，他事必躬亲，一直盯着各种项目的进展。
盛大创新院常务副院长郭忠祥也是这种温和氛围的养成者。霍炬回忆说：“老郭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大部分加入的人都是他亲自谈来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被他的善良和真诚打动，最终选择加入创新院。最后创新院裁员的时候，老郭也是最伤心的人。他后来和我说过，‘大部分人都是我一个一个亲自请来的，最后我又不得不一个一个亲自送走了他们’。”
在面向下一代计算这个主题上，盛大创新院和微软亚研是趋同的，但在具体实现路径上，两者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微软亚研更像一个大学的研究生院，虽然也在做创新，但更重要的指标是发论文；盛大创新院更像一个创业公司，面向业务研发，前后共有50多个项目立项，也折腾出很多有意思的创新项目。这对于已经做了10多年基础研究的潘爱民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加分项。
潘爱民当时常驻北京，但是他每隔两周就会在上海待几天。在刚进入盛大创新院的前两个月，他更是一直待在上海，所以和院内同事、领导们都很熟悉。
潘爱民和陈大年的直接交流也不少，每隔一两个月，两人都会凑到一起当面会谈。交流的内容天马行空，从技术方向、细节、功能，再到合作伙伴选择、资源支持等。以潘爱民的视角来看，陈大年对技术认知颇深，话题交流几乎无障碍。
做一个比肩安卓、超越WebOS的移动OS，也是潘爱民与陈大年多次思维碰撞出来的结果。潘爱民把他在盛大做的这个移动OS称为VisionOS。
当时盛大移动互联版图不小，不仅有潘爱民带领的小组做移动OS，还有后来去了乐视的黄涛在带人做ROM，更有人埋头做硬件设备，包括电子书Bambook和盛大手机。
潘爱民一直向《沸腾新十年》讲述一个观点，那就是在2015年之前，都存在赶超安卓做另一个移动OS的机会，而最好的时机其实是2012年之前。安卓技术并不完善，用户体验、系统流畅方面都与苹果相差甚远，即使是当时最好的安卓手机HTC，操作体验也要比苹果差一截。
在潘爱民的追赶计划里，第一是提升性能。潘爱民称，同期的盛大VisionOS，在图形性能、硬件加速等方面，相比安卓有明显的优势。潘爱民还保留了一段VisionOS的演示视频：整个手机系统的画面清晰度颇高，应用运行和响应都颇为顺畅。只要移植一下，VisionOS就可以在盛大手机、三星手机、三星平板上运行。
由于担心未来不可控，他们没有借鉴安卓技术和组件，具体代码由组员编写，架构也比较“薄”。团队从零开始搭建，边招人边做，2010年下半年相当于练手，直到2011年凑到了10个人时，才开始正式按工程化方法进行研发，小组巅峰期有近20个人。
第二是打造应用生态。早年安卓的真正壁垒在于应用生态，潘爱民当时计划的超越方案是支持HTML5应用。
当年还有一个背景事件——应用支持技术Flash和HTML5的“王位争夺战”。Flash和HTML5是当时最流行的移动游戏、阅读等应用内容的支持技术。从1996年诞生到2010年，矢量动画Flash一直是制作视频、广告和页游的首选技术。而乔布斯打破了这个局面。苹果想要垄断内容，所以拒绝了被Adobe（奥多比）公司收购的Flash，选择了更加开放的HTML5。2010年开始，Flash逐渐被边缘化；2015年之后，大多数科技公司全面转向HTML5。
潘爱民曾和陈大年聊过Flash和HTML5的技术选择。他的判断是，HTML5会是未来应用生态的主流技术，Flash底层代码积重难返，很难从CPU改到功耗更大的GPU上运行；另外，科技公司肯定不愿受到Adobe的控制。陈大年听完也支持他的观点。
所以，虽然VisionOS同时支持Flash和HTML5，但潘爱民还是更加侧重对HTML5的研究。
不过到了2012年下半年，陈大年找到潘爱民，表示盛大已经无力支持移动OS的研发，潘爱民需要自寻出路。而此时，潘爱民在其微软亚研的老同事张春晖的推动下，与王坚在杭州见面。两人谈了一下午，王坚视潘爱民为知音，当场邀请潘爱民加入阿里云OS。
当时，除阿里外，有意愿且有实力做移动OS的还有一家公司——华为。
2012年夏天，华为的任正非在一个讲话中提到两个“备胎”计划，一个是关于芯片的，另一个就是关于操作系统的。
有意思的是，华为和阿里都意识到潘爱民对自身的重要性。华为也邀请潘爱民到松山湖长谈并提出邀约，但最终因特殊原因潘爱民与华为擦肩而过。最后，2012年年底潘爱民加入了阿里云OS，担任阿里云OS的首席架构师，并带去了许多盛大VisionOS的人。
盛大不仅建立了盛大创新院这样的组织，对包括移动互联网领域在内的下一代计算方向进行创新尝试，还建立起盛大资本，在移动互联网领域重仓投资诸多早期项目。盛大资本由朱海发领衔，国金投资的创始人之一严彬和盛大自己培养出来的吴峰是主力担当，顾曼旻、庄明浩、崔婧、苏明明、谷承文、李甜等年轻人也崭露头角。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早期各大机构的中坚力量。
盛大资本的明星项目有之前提到的机锋网，有后续会提到的虾米音乐、TalkBox和格瓦拉，而至今还有蓬勃生命力的当属墨迹天气。
可能每个人的手机里都安装着一个默默工作的墨迹天气。作为日常生活资讯的刚需应用，墨迹天气也是少见的塞班、安卓和iOS这3个生态通吃的应用。更准确地说，它是从塞班平台移植过来的。
沈阳人金犁是“80后”，曾经任职于埃森哲。2005年开始，他就在埃森哲的项目里编写移动端应用；后来他去了塞班——那时候是塞班被诺基亚收购的前夜。金犁敏感地察觉到，塞班已经落后了，而他手头的项目要3年后才能面世。他不愿意坐看外面风云潮起，而自己被关在大公司里消磨时光。
金犁强烈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千万人认可，强烈地渴望自己的产品具有3G网络时代“实时在线”的特点。他给自己的产品列了这样几个条件：满足大众需求；高频，最好是每天都要用的；不是离线的，而是一个必须联网才能用的产品，因为只有能实时联网的产品才能看到到底有多少人在用，才能了解日活跃用户数量（以下简称日活）和月活跃用户数量（以下简称月活）等数据。
更有趣的细节是，2009年12月30日也就是他26岁生日那天，金犁突然觉得：“我得开始了。”
于是第二天晚上，也就是12月31日，金犁开始在家里写程序，一直写到新年的凌晨3点。中间朋友电话不断，有找他唱歌的，有拉他去酒吧的，他都以写程序为由一一回绝了。
金犁告诉《沸腾新十年》，“墨迹”这个名字，不是磨磨叽叽的谐音。墨，代表中国风；迹，代表痕迹。所以，“墨迹”的初心是想做一款让世界惊艳的、极致的、本土化的产品，满足人们对气象服务的需求，改变人们看天气预报的方式。
墨迹天气的第一个版本基于诺基亚的塞班系统。当时大家对塞班的普遍感受是界面老旧难看，但墨迹天气做出了第一个塞班的双重滑动版本，有动漫效果，跟后来的安卓系统很像。有人惊叹说：“一个天气软件居然也能做得那么好看。”
墨迹天气不仅界面好看，而且很节省流量。当时同类的天气应用同步一次需要耗费10KB，墨迹天气只需要1～2KB。更重要的是，早期的墨迹天气能同时支持2000多个城市，而其他应用覆盖数量最多的是500个。所以，墨迹天气很快就火了，靠在几个塞班论坛里发帖子，第一天的下载量就达到了1000次。
金犁没有什么广阔的人脉，两个合伙人赵东和孙增斌也只是他的大学同学。因为这个项目是他发起的，所以金犁的股份稍多一些，担任CEO，每个月给自己开3000元工资。他的工作地点就是家，早上起来就写代码，一直写到半夜。
墨迹天气也是一款很早就有商业收入的软件，这主要取决于它稳定庞大的用户基数和较高的打开率，毕竟天气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关心的资讯。不过商业模式则纯属巧合——金犁为了方便用户，设置了很多围绕天气的“指数”，没想到，这些指数居然成了其他软件看中的“入口”。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的墨迹天气起到了一个导航站的作用——它的第一个客户是老虎地图，而在“穿衣指数”里，最具标志性的客户是阿迪达斯。直到现在，指数栏目作为品牌入口，仍然是墨迹天气的基本商业模式之一。
牢牢抓住基本需求、极度重视用户体验、充分考虑到了早期流量费用较贵问题、想办法替用户省钱、漂亮的界面等，都是墨迹天气成功的重要因素。
2009年，张一鸣决意离开饭否，转而去房产网站九九房，这是26岁的张一鸣从南开大学毕业后的4年里准备开启的第4段工作经历，每份工作平均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此时的张一鸣与大部分同龄人相比略显着急，稍显无措，全然没有日后那种长期思考的定力和耐性。
张一鸣向他的老板，也是他的福建龙岩老乡王兴辞行，比张一鸣大4岁的王兴于情于理都该挽留张一鸣，但于情于理又不知如何挽留。
于情，王兴给了自己这位小老乡饭否CTO的位置，饭否这时候也就10来个人，虽然大都是工程师，但一个这样规模的创业团队，有没有CTO都可以，更何况和王兴一起创业的还有从百度过来的技术大牛穆荣均。王兴给予了张一鸣足够多的事业空间，本希望留住这个人才。但是架不住九九房本就是酷讯的房产频道（酷讯是张一鸣的第一份工作），又有SIG（海纳亚洲创投基金）合伙人王琼以CEO的位置相邀，张一鸣还是出走了。
于理，与王兴一起创办校内网的亲密战友、后来被美团人亲切称呼为“老王”的王慧文，此时正与另一位校内网的元老赖斌强一起做一家房产垂直网站，王兴想邀请王慧文、赖斌强归队，但一直未果。房产网站的事业虽然不够大，但那时与饭否相比也不算小。后来，王兴曾经鼓动过王慧文和张一鸣的团队合并，未果。再后来，张一鸣创办了字节跳动，王慧文连人带公司卖给了美团——还好当年没有合并，合并才是双输。
比起不断换工作、不断寻找自己新的人生支点的张一鸣，王兴此时的境遇其实更惨。2009年7月，饭否被叫停，而直到这年年底，关于饭否是否可以重新开放的回复依然遥遥无期。也就是说，2009年的秋天到冬天，王兴都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从等待饭否重新开张的希望走向失望，然后重燃希望，再度失望。最终，在饭否保持正常运行的同时，王兴在寻求新的机会。美团的联合创始人穆荣均对《沸腾新十年》说：“那时的王兴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一如既往地向前看，大家都能看到他的行动。”2009年12月底，王兴确定做美团。
关于王兴做美团还有一个插曲。王兴要做团购，饭否的天使投资人李竹问王兴：“你不是善于做社交吗？”王兴很坚定地回答：“团购就是社交化的电商，就是年轻人基于生活服务进行的社交。”当时王兴还有一套“四纵三横”的理论，王兴认为“SNS的‘横’+电子商务的‘纵’”有机会，所以早期美团做团购是有最低成团人数要求的，未达到成团要求时，用户就会通过社交网络拉人，从而形成社交。
今天回望，王兴做团购的选择还是蛮“凶险”的。一位美元基金的投资人感慨，王兴有王者风范，对标Facebook（脸书）做校内网，对标Twitter（推特）做饭否，对标Groupon做美团，每个项目都是当时最火的，他还一定要干成，而且要干到最火热。但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如果美团未成，王兴会和大多数创业者一样，戴上一个连环（失败）创业者的帽子。至少在2009年，王兴其实比大部分有方向的创业者还要彷徨无助。
2009年，也是王小川在彷徨失措中，以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坚韧忍辱负重重新站起来的一年。因为与王小川从输入法出发先做浏览器再做搜索的意见不统一，张朝阳让王小川不要再主管搜索。“亲儿子”搜狗被抢走，坊间都在传王小川要离开搜狐。
李一男离职后，百度在选CTO接班人，首选王小川。王小川以要加入就要全部收购搜狗搜索为条件，婉拒了百度，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并以日后广为认可的三级火箭理论来推动自己在搜狗中的实践。2008年12月，搜狗发了第一版浏览器，但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于是整个2009年，搜狗浏览器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地发，一项一项地修正功能，加上与搜狗输入法的联动，浏览器的下载量上升得很快，进而也有了带动搜狗搜索的能力。此时搜狗搜索停滞不前的事实，也让张朝阳意识到，王小川三级火箭（输入法—浏览器—搜索）的打法是有其道理的。
王小川在2009年还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就是跟着张朝阳去爬雪山。王小川向《沸腾新十年》回忆，加入张朝阳的登山队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对自己意志品质的锻炼，登顶是其意志力较强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借爬山之际与张朝阳沟通，让自己重回主战场。意外之喜是王小川在爬雪山期间结识了王滨，与王滨结下了一起扎帐篷、一起看星星的友谊。
这位王滨，就是帮新浪移动增值业务赚了很多钱，后来做友宝的王滨。王滨与虞锋、马云关系很好，也深入参与了云锋基金，他帮王小川直接对接了马云和云锋基金，于是有了后来搜狗独立分拆，引进阿里投资的故事。
我们都看到了2010年王小川迈出独立分拆的第一步，但没有看到2009年王小川的忍辱负重与精心谋划。说到底，我们大多数人无法做到像王小川那样，既有隐忍之心，又有运筹帷幄之能。
正如亚马孙雨林里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两周后会引起得克萨斯州的龙卷风。饭否关停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中国移动互联网过去10年里最重要的那只蝴蝶，其关停引发的一个最重要的蝴蝶效应，是新浪微博的诞生。
经过长达10年的公司内部变迁，汪延及李嵩波等新浪创业元老都已淡出，原CFO（首席财务官）曹国伟成为这家曾经的中国头牌互联网公司的掌舵人。但2009年的新浪可谓四面楚歌，流量被有QQ弹窗的腾讯超过，社会影响力被有跟帖文化的网易逼近，品牌号召力被搜狐借2008年奥运会的势能逐步拉平。
这还不是全部问题。新浪前技术高管程炳皓创办的开心网当时火得一塌糊涂，搜狐在方刚的带领下也有白社会这样的SNS产品，新浪自己做的社交产品新浪朋友由于上线晚，在内部就被否决掉了，势能全无。
在此绝境中，曹国伟顶着压力推出新浪微博，新浪当时帐中正好有陈彤这样知道怎么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请“大V”、管“大V”的大神，以及收编而来的彭少彬团队负责技术和日常执行。因此，将帅同心协力的新浪微博一夜爆红，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第一个国民产品。但回到2009年，不论是曹国伟还是陈彤，都有一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做事的神经质，不论白天黑夜，都在高度紧张中度过。吃顿饭能接两位数的电话讨论该怎么处理敏感问题的日子，真心不是人过的。
日后成为曹国伟坚定盟友的阿里新任董事长兼CEO张勇，2009年也混得惨兮兮的。2008年3月，张勇以淘宝COO（首席运营官）兼淘宝商城总经理的身份接管了淘宝商城——也就是今天的天猫。淘宝创始CEO孙彤宇和淘宝商城的首任总经理黄若先后离开，留给张勇的是一个20多个人的团队，和四处求告才能有的一些流量支持。某种意义上说，2009年的“双11”购物节只是给淘宝商城团队找点事情的自我安慰之举。2010年“双11”近10亿元的销售业绩，才是让淘宝商城翻身的标志性亮点。
2009年，阿里系还有一位潦倒者，那就是王坚。2009年2月，王坚和阿里云的工程师在北京上地一间连暖气和门牌都没有的公寓中，哆嗦着敲下了第一行代码。冬去夏来，工程师还要手动取冰、物理降温。咖啡和茶叶也没有，全靠自带。当然，对于王坚来说，创业条件的艰苦不算什么，内外部的质疑才是最让人痛苦的。砸下重金没听见声响，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考核年年垫底，工程师换了4代，最早的核心成员只剩下20%，员工的辞职信上写着：“再干下去，也看不到任何希望。”
阿里内网曾有这么一句话：“每年都以为王坚会走，但他就是赖着不走。”曾经的下属吴瀚清也说：“王博士摇摇欲坠，就是不坠。”阿里云未成，王坚又搞起云OS，收购猛犸科技，联姻天宇朗通，与宏碁牵手被安卓阻击后又投魅族、锤子手机。除了手机，他还连续布局汽车、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在今天看来，大家都会觉得阿里云和云OS是无比正确的决定，王坚也成为中国民营企业院士第一人，但在当时这些项目几乎无人喝彩，就连参与者也在半信半疑之中。犹如一群人都在夜间行走，只有王坚一人能穿过黑夜，看到光明。
2009年，雷军同样过得不如意。其实在2007年，在金山上市答谢会成都场，求伯君给雷军敬酒，雷军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后摔杯痛哭的场景，震惊众人。这是雷军对金山多年辛苦终得上市，实际所成却与内心期望相差甚远的自我宣泄，也是对自己决意告别金山、重新寻求新舞台的一种宣告。
但真的重新开始后，还是有诸多的不如意让雷军无法摆脱沮丧。
有两段插曲或许能说明问题。一个是雷军帮其投资的UCWeb找VP（Vice President，泛指高层副级人物），给当时离开百度的俞军打电话。俞军说自己退休了，推荐了边江；雷军再给边江打电话，边江说自己答应陈天桥去盛大，推荐了李明远；雷军又给李明远打电话，请他加入UC，但李明远在UC的两年最终也难言圆满。后来，百度与阿里竞购UC失败，汤和松复盘，认为马云出盘外招是外因，内因是曾经在UC工作过的李明远并不热衷于此。
另一个插曲发生在2009年12月15日晚上，过了凌晨，在中关村某酒吧里，雷军告知在座的诸位，今天是自己40岁生日。当时在座的有UC的俞永福，有当时在可牛、后来加入猎豹的傅盛，有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专业户李学凌，以及从金山开始就跟随雷军的黎万强。众人起哄，让雷军讲讲40岁人生感悟。雷军清了清嗓子，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这句口头禅开场，表达了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长雪道”，顺势而为，以及人欲即天理，得多分钱。言语中大有对自己“劳模”人生的回顾感慨，抑或觉得自己30岁到40岁的这10年进步慢了，对来回折腾感到不满足。一句话，还是人生不如意。
这一年，与雷军同为1969年生人的张小龙也以一种怀才不遇的姿态度过了自己的40岁。张小龙和雷军一样，都属于30岁前已经成名，但30岁到40岁不断折腾。所以到2009年，也就是他们40岁的时候，不免比别人有更多对人生不惑的反思。这也就可以理解，等到来年张小龙看到kik这样的机会时，即便遭到总裁办的反对，也会义无反顾地全仓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