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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舱的旅客在日记上写了一句模仿笛卡儿的话：“我感到不舒适，所以我是存在的。”这以后他坐在那里，拿着笔，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了。船长穿着天主教神父穿的白法衣，正站在餐厅敞开的窗户前边读每日祈祷书。就是在窗前也没有什么风，船长的长长胡须并没有飘摆。船上这两个人单独相处已经有十天了——所谓单独，就是说不算船上的六名非洲籍水手和甲板上一打左右的旅客。轮船每在一个小村庄停泊一次，甲板上的旅客都更换一些人，但谁上谁下没有一个人说得清。轮船是主教的私产，样子像是行驶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一艘破烂的明轮船，前楼高高耸起（十九世纪的轮船式样），白漆斑驳脱落，早就需要重新油漆了。从餐厅的窗户里，他们可以看到河道在船前面蜿蜒盘绕，旅客中的妇女坐在烧锅炉用的木柴堆中间梳理头发。
如果没有变化就意味着宁静，他们这样像果仁似的被包裹在不舒适的硬壳中心，就确实在享受宁静——河流狭窄到只有一百米宽，热气吞噬着他们；洗淋浴时从机器房里流出的水总是热的；夜晚蚊虫的滋扰和白天一群群翅膀倒背着、活像小喷气式飞机似的采采蝇（轮船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庄岸上竖着一个牌子，用三种文字警告人们说“昏睡病蔓延区。小心采采蝇”）。船长在读每日祈祷书时，手里拿着一个蝇拍，每打死一只就把那小尸体举起来叫这位房舱中的客人查看，嘴里念叨着“采采蝇”——这几乎是两个人交谈的全部内容，因为谁也不会准确、流利地讲对方的语言。
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每天清晨四点，这位旅客就被餐厅里圣钟丁零零的声音从梦中唤醒。他住在主教的房舱里，这间房舱有一个十字架、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只蟑螂钻来钻去的衣橱和一张图片——图片上是勾起他乡愁的欧洲某地一座冰封雪盖的教堂。再过一会儿，从这间房舱的窗户后边，他就可以看到做完了晨祷的人经过跳板走回家。他望着这些人爬上陡峭的河岸，消失在岸那边的矮林里。他们一边走一边摇晃着手里的灯笼。零散的队伍，很像他有一次住在新英格兰一个村庄里看到的唱圣歌的人。五点钟，船又启动了。六点钟，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开始和船长一起吃早饭。这以后的三个小时，在炎热真正开始以前，是他们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我们这位房舱旅客发现，他居然能够怀着半麻木的心情怡然自得地望着那卡其色的浑浊的湍流。他乘的这艘小轮船正以每小时三海里
的速度挣扎前进。安装在圣坛和神圣家族
下的轮船发动机，像一头筋疲力尽的野兽一样喘着气，轮船尾部的大轮子拍击着浪花。船虽然行驶得这样缓慢，却使出了全部力气。每隔几个小时，就有一个渔村映入眼帘。为了不受暴雨后河水的冲刷和水老鼠的啮咬，房屋都建筑在高高的木桩上。时不时一个水手会大声招呼一下船长，于是船长拿起枪来，瞄准岸上某个生物的迹象开一枪。在森林的蓝绿色的浓荫里，只有船长和水手的锐利目光才能分辨出哪里有一个小生物。他看见一条刚出生不久的小鳄鱼正在一截倒在水中的树干上晒太阳，一只鱼鹰一动不动地在树丛里寻觅着什么。到了九点钟，炎热真正开始。这时船长已经背完了每日的祷词，或者开始擦枪，或者再打死几只采采蝇。也有一些时候他坐在餐桌前边，拿出一盒珠子，制造廉价的念珠串。
午饭以后，当森林在令人筋疲力尽的阳光下从船侧悠悠地滑过去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回到各自的房舱里。旅客即使把衣服全部脱光也热得无法入睡，而且他无论如何也拿不定主意，是应该开着门窗通进一点儿气流呢，还是应该把门窗关紧，不叫外边的热气进来。轮船上没有电风扇，他每次打一个盹儿，醒来时嘴里都又干又苦；淋浴水是温的，只能去掉身上的泥污，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凉爽。
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还可以享受一两个小时的宁静，这时他坐在下面的船桥上，看着当地非洲人在薄暮里准备晚饭。吸血蝙蝠吱吱叫着在树林上空盘旋，蜡烛光闪闪烁烁，使他回忆起儿时圣体降福仪式的景象。正在做饭的厨师们的笑语声在船桥间回荡着，过了不多时候有人唱起歌来，但是歌词他却一个字也听不懂。
吃晚饭的时候，为了让舵手看清河岸与暗礁间的航道，他们必须关上餐厅的窗户，拉紧窗帘。这时汽灯在这间小屋发出的热气简直叫人无法忍受。为了尽量推迟上床的时间，他们玩一种名叫“421”的牌戏。两人都一句话不说，像在表演一个哑剧仪式。船长每局必赢，倒好像他信仰的据说能呼风唤雨的上帝，在他掷骰子的时候也能施展神力袒护这位神父。
如果他们想要说些什么，这是他们用蹩脚的法语和蹩脚的佛拉芒语交谈的唯一时刻，但是两人的谈话从来都不多。有一次旅客问道：“他们在唱什么，神父？唱的是什么歌？是情歌吗？”
“不是，”船长说，“不是情歌。他们唱的只是一天内的所见所闻，什么他们在经过的一个村子买了几只好锅，到上游可以卖个好价钱啦这些事。当然了，他们在歌里也唱到你和我。他们管我叫作‘大拜物教徒’。”说完这句话，船长呵呵笑起来，冲着神圣家族和柜橱顶上可以伸缩的圣坛点头示意。船长的子弹和渔具都是收在这只柜橱里的。他又在自己光着的胳臂上拍了一掌，打死一只蚊子，然后开口说：“蒙果语有一句格言：‘蚊子并不怜悯瘦人。’”
“他们唱我什么啦？”
“我想，他们现在正在唱呢。”他把骰子和筹码收了起来，继续说，“要不要我给你翻译一下？他们唱的可不是恭维你的话。”
“好，请你给我翻译翻译。”
“‘这儿有一个白人，不是神父也不是医生。他没有留胡子。他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从哪儿来——也不告诉别人他要到哪儿去、为什么去。他很有钱，每天晚上都喝威士忌，香烟从不离口。可是他从不让别人抽一支。’”
“我可真没想到要让他们抽烟。”
“当然了，”船长说，“你要到哪儿去我是知道的，可你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公路都被大水冲断了，现在我们走的是唯一可以通行的路。”
“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个。”
每天晚上九点钟左右，如果河道不够宽，船只无法继续航行的话，他们一般就靠岸停泊。有时候他们可以找到一只反扣在岸边、已经开始糟朽的木船。下雨的时候，木船可以给形形色色的旅客避避雨。有两天晚上，船长把他的一辆旧自行车弄到岸上，骑着它磕磕颠颠地驶过幽森的内陆。他每次都是到一个住在几公里外的白人种植园主那里去，看一看他们有什么货物要运。垄断了这条河和一些支流运输的是一家叫奥特拉柯的公司，船长不想让这个公司刁难人。也有些时候，他们泊岸较早，会接待几个不速之客。有一次登船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这些人因为长期暴露在炎热和潮湿中，皮肤好像生了白化病似的呈现出不健康的颜色。他们坐着一辆老旧的可以乘人也可以载货的汽车，从茂密的雨季森林中驶了出来。男人在船上喝了一两杯威士忌酒，和神父一起抱怨了一阵子奥特拉柯公司的木柴要价太高，又谈论起离首都几百公里以外发生暴乱的事。女人一言不发地坐着，握着孩子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神圣家族的画像。如果没有欧洲籍的客人，也总有当地的一些老太婆到船上来。这些老太婆裹着头巾，围着非洲妇女的大袍子，衣服上鲜艳的色彩早已褪尽，就连上面的图案——什么火柴盒啦，苏打水瓶啦，电话机啦，以及其他白人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些小玩意儿——也很难分辨出了。她们跪着蹭到小餐厅里面，在噼啪作响的汽灯下耐心地等待着，直到有人注意到她们。这时船长就向他船上的旅客做一个告罪的手势，请他回到自己的房舱去，因为老妇人要向他做告解，外人是不能听的。又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一连好几个早上，黄色的蝴蝶一直追逐着他们的小轮船。在驶出采采蝇地区之后，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天刚蒙蒙亮，河流仍然笼罩在一层像大蒸锅里冒出的白色雾气下面，黄蝴蝶已经飞落到他们的餐厅里了。晨雾散开了，他们看到岸上盛开着一排白色睡莲，从一百米以外望去，这些花像是一大群天鹅。这里的河道比较开阔，除了汽船的轮子把河水搅浑的地方，整个河流呈现出白锡色。林木的绿色倒影好像不是从岸上投到水面，而像是透过一层薄薄的、透明的白锡从水底映现上来的。两个站在独木舟上的人，腿被影子拉长，看去像是在齐膝深的河里涉水。船上那位旅客说：“你看那边，神父。这是不是可以向你解释，为什么过去有人认为耶稣能在水面上行走？”但是船长这时正专心致志地对着睡莲边上的一只鹭鸶瞄准，并没有回答旅客提出的问题。这位神父有着嗜杀癖，不论看到什么野生动物都要开枪，倒仿佛只有人类才有权利不遭横杀似的。
六天以后，他们来到了一座给非洲人设立的天主教神学院。这座神学院高高矗立在土岸上，像一座用红砖砌成的丑陋的大学。船长过去曾在这里教过希腊文，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停泊过夜。这固然是为了叫船长有机会到岸上叙叙旧，但也是因为在这里买木柴比从奥特拉柯公司买便宜得多。木柴的装船工作马上开始——船上的钟还没有敲第二次，年轻的非洲神学院学生就已经在岸上列队站好，把木柴一捆捆地运到甲板上来，这样第二天一破晓轮船就可以起锚了。晚饭后传教士都聚会在一间休息室里，只有船长一个人穿着法衣。神学院的人中，有一个蓄着整整齐齐的尖圆形络腮胡的神父穿的是一件开领的卡其衫，这使得船上的那位旅客想起他在远东认识的一位外籍兵团中的年轻军官，这人性格鲁莽、不遵守纪律，结果使自己做了无谓的（尽管是英勇的）牺牲。另一位神父的样子活像一位大学经济学教授，还有一位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律师，此外还有一位像是个医生。但当这些人拿起火柴棍当筹码玩起一种简单纸牌游戏时，却个个没有顾忌地哈哈大笑，为了一件小事就不无夸张地手舞足蹈——这暴露了这些人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已经变得天真且孩子气了。那些被困在浮冰上的探险家，以及战争早已结束但仍长期作为战俘被囚禁的人，就常常表现出这种幼稚和天真。他们把收音机打开，收听晚间的新闻广播。但这也只是出于一种习惯。多少年以前，由于他们早已记不清的某一动机，有人收听广播，这以后就成了惯例。现在收听广播纯粹是一种模仿动作。他们对于欧洲的紧张形势和内阁的更换并无兴趣，对河那边几百公里外发生的骚乱也没什么好奇心。那位旅客感到自己置身在这些人中间非常安全——他们绝不会向他提出什么不知深浅的问题。他又一次回忆起外籍志愿军兵团。如果他是一个想逃避正义制裁的杀人犯，在这样的地方是不会有人好奇地挑开他秘密的伤疤的。
虽然如此——他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他们的笑声叫他听起来很不舒服，就像一个吵闹的孩子或者一张爵士乐唱片那么刺激他的神经。他们对很多小事情——就连他从船上给他们带来的一瓶威士忌酒，都高兴得要命。这使他感到很恼火。那些同上帝结了婚的人，他想，也可能变成婆婆妈妈的人，这种婚姻同其他婚姻一样单调起来。“爱”这个词就像举行弥撒仪式似的，意味着嘴唇与嘴唇的正式接触，“万福玛利亚”同“亲爱的”一样，都是一封信开头的客套称谓。这种婚姻也同世俗的婚姻一样，是被上帝和他们所共有的习惯与癖好所维系住的——上帝的癖好是受人顶礼膜拜，他们的癖好是膜拜别人，但都是有时有晌的，正像到了星期六晚上才在郊区拥抱一样。
笑声更高了，船长作弊被人发现了，于是传教士们互相比赛着玩各种花招儿：偷当筹码用的火柴棍，趁别人不注意把牌甩掉，故意叫错牌……像小孩子做的大多数游戏似的，眼看这场牌戏就要以一场混乱而告终，没准儿上床以前还得有人抹眼泪吧？旅客不耐烦地站起身来，离开他们，绕着这间凄冷的休息室兜了个圈子。墙上挂着新选的大主教的照片：一张像是个性格古怪的校长的面孔瞪着眼睛向下盯着他。一个巧克力色的餐具柜上放着几本侦探小说，一摞教会出的刊物。他信手翻开一本，这本刊物使他想到中学出的校刊。一篇文章报道了在一个叫奥博柯的地方举行的一场足球赛。另一篇是一位老校友写的连载散文的第一篇，题目叫作《在欧洲度假》。一份墙历上印着另外一个传教团体的照片：传教士的带平台的住宅，住宅旁边照例是一座用不合适的砖石建筑起的丑陋的教堂。也许这是另外一个教派的传教团。建筑物前面站着几个神父，个个咧嘴大笑。旅客很想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像讨厌臭味那样讨厌起笑声来的。
他走到外面月光朦胧的暗夜里去。即使在夜里，空气仍然是潮湿的，一和面颊接触就化为细碎的雨珠。船的底层甲板上点着几支蜡烛，高一点儿的地方一支火把在移动，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汽船停泊的位置。他转身离开河流，在神学院教室后面发现了一条通向地理学家可能称之为“非洲心脏”的土路。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借着月光和星光的指引，沿着这条路走了一小段。他听见前面传来音乐的声音。他沿着这条路走进一个村子，又从另一端走出来。村子里的居民还没有睡觉，也许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满月。如果是这样，这些村民对月亮盈亏的注意可比他日记上的记载更确切。人们敲打着从传教团捡来的空罐头筒啊，沙丁鱼罐头啊，海因兹牌蚕豆罐头啊，李子罐头啊，什么都有，还有一个人正在弹奏自制的竖琴。一张张面孔从小火堆后面窥视着他。一个老太婆姿势笨拙地跳着舞，一边跳一边拍击着围着一块布袋的后胯。他又一次被这种天真的笑声弄得心烦意乱。这些人并没有笑他，他们只不过是彼此笑闹。正像刚才在神学院的大休息室里一样，他被遗弃在自己的天地内。在他的领域，笑声好像是敌人的语言，他是无法听懂的。这个村子非常贫穷：泥土棚子上的茅草屋顶因为鼠咬雨淋早已疮痍累累了；妇女们腰上围着装白糖和粮食用的旧布袋。他看出来这里的居民是俾格莫依族人，是侏儒般的俾格米族人同别族人杂交的后裔。这些人并不是强大的敌人。他转过身来，回到了神学院。
屋子已经空了，牌局早已散了，他走进自己的卧室。他已经习惯了汽船上狭小的房舱，如今置身于一间空旷的大房间里，不禁有一种无遮无盖的感觉。房间只有一个洗脸盆架、一个水壶、一个面盆、几只玻璃杯、一张椅子、一张架着蚊帐的窄床和摆在地板上的一瓶饮用水。一个神父敲了敲门，走了进来。这个人可能是神学院的院长。他对旅客说：“你还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我什么都不要了。”他差一点儿就加上一句，“这正是我的苦恼。”
院长向水壶里望了一下，看看水是否灌满。“你会发现这里的水是黄的，”他说，“但是实际上却很干净。”他把肥皂盒的盖子揭开，为了让自己放心，确实没有忘记放肥皂。肥皂盒里摆着一块从没有用过的橘红色香皂。
“‘救生圈’牌的。”他不无骄傲地说。
“我小时候用过这个牌子，”旅客说，“后来就再也没用过了。”
“很多人都说这种香皂可以防治痱子。可是我从来没长过痱子。”
突然间，旅客发现他不能再什么心里话也不说了。他开口说：“我也没长过。我什么病也没得过。我早就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了。这些事也早就和我没缘了。”
“也没缘了？”
“跟其他的事物一样。对我说来什么事都已经到了尽头了。”
院长一点儿也没感到好奇地向屋外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啊，好吧。你知道，痛苦是一种只要你需要，随时就可以提供给你的东西。睡个好觉，我明天早晨五点钟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