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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打开
满是血汗、硝烟、泥渍的脸上紧绷着赴死的毅然决然
被监视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又黑又瘦仍目光炯炯
27周岁生日前的林彪走向湘江竟感觉像走向葬身之地
“血，总是热的”
1934年11月25日，湘桂走廊。
都庞岭山道。
湘桂两省交界处，永安关隘。
中央红军的右翼前锋，红1军团（代号南昌）前锋红2师（代号建昌）跨过湘桂边境要隘永安关，首先由湘入桂。
林彪跨过两峰紧挟中只剩残墙断壁的永安关口，就停住了脚步。
身后是湖南。
眼前是广西。
都庞岭莽莽苍苍，逶迤起伏，由湖南伸展向广西，隐入云雾迷朦茫然深处。
站定。
转身。
望湖南。
那是来路。
他的红1军团大队人马，正源源不断从他身旁走过。
从湖南走入广西。
队伍没有歌声，也没有笑声。
也没有指挥员的催促：“快，跟上……”
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
低沉暗闷的脚步声，在空旷寂静的山道上机械沉重地响着。
战士们拉着牲口尾巴，或解下绑腿系在身上，一个连一个，拉着、拖着，蹒跚而行，翻山越岭。他们迷迷糊糊地走。
他们睡眼朦胧地走。
只要一停步，他们就睡着。
他们的脸上都满是硝烟、血污、和汗渍泥渍。
他们的脸紧绷着。
紧绷者忧急。
紧绷着焦虑。
紧绷着茫然……
他们已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他们已从江西走过了广东，湖南，走入了广西。
越走，他们的脸绷得越紧。
只有冲锋号凄厉响起，只有喊杀声凶狠响起，只有枪声、炮声震耳欲聋，只有白刃搏杀刺刀相撞相击，只有伤者撕心裂肺的惨呼和亡者临死绝望的呻吟，才使他们精神能为之一振一醒。
他们走着。
他们却不知将走到何处。
他们也不知为什么要走。
是走向生路还是走向绝路？没人对他们说明白。
出发前，没人对他们说明白。
他们仅仅只能忧心忡忡地去猜测。
他们从党的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表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那篇后来被称之为“红军长征前进行政治思想动员的重要文献”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中那些突变的提法上猜测。
在这篇社论中，他们看到了从没有过的这种提法：
为了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份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以吸引敌人的力量到自己方面而歼灭之。……
为了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得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是，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
……而在有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的层层封锁线，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成为当时必要的任务……
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由于各个战线上的环境与敌我力量分配的不相同，而免不了要采取各种斗争的方式来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在各个战线上，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进攻路线，争取苏维埃革命的全部的胜利……
……以最大的坚决与勇敢，在各个战线上去同敌人作战，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继续在斗争中去学习，活泼自如地运用一切斗争方式去打击敌人，去制敌人于死命……
这篇社论，发表在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前十几天。
仅仅只能猜测，忧心忡忡地去猜测。
就是出发前几天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也仅仅是说：
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争……
……在得到行动命令时，应即适时地提出政治口号，主要的应当是‘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并应根据各兵团具体的战斗任务，灵活地提出鼓动口号……
……必须正确地估计到由阵地性质的战斗，突然转变到长途行军与运动战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恐慌、迟缓、不惯行军、大批落伍、失去联络、抛弃武器公物与疾病的现象，必须预先采取有效的克服方法。
突破敌人封锁线的长途行军与战斗情况中，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必须保证由政治上最强的部队担任侦察、警戒与后卫任务……
然而，就是这些，也严令：“此训令只限于发到军团和师政治部止。根据此训令分别定出适时的工作与口号，迅速传达到连队中去……”
还是不明不白。
还是忧心忡忡。
此种情境，此时心境，整整50年后，当时任红1军团红1师红1团团长的杨得志上将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的回忆，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真实：
干部战士开始打听部队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了。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就是我和黎林同志（红一团政委）也不知道部队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呀。
部队进行教育的时候，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同志来到我们团。李聚奎同志性格开朗，直言快语，和各级干部以至战士同志的关系都不错……可是当我们寻问他部队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他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沉默了好一阵，才以“听有的同志讲”为引予告诉我们：敌人已占领了端金的邻县石城，中央政府的“金库”（那时大家习惯地把机关集中存放贵重财物的地方叫金库）已经汗始转移；有的银元可能要发给部队分散保管；中央医院在动员轻伤员归队，而一些重伤员则将安置到群众家里……李聚奎同志讲了这些情况后，看了看黎林同志，又瞅了瞅我，然后压低声音说：
“看样子，部队可能要有大的行动。”
这虽然是预料之中的消息，我却仿佛感到了“大的行动”的真实含义，但我还是怀着胜利的希望，禁不住激动地问：“要打出去吗？方向是哪里？”
李聚奎同志摇了摇头，苦笑着说：“这只是我个人的分析，上级还没有明确的指示哪。”
“那就不好对部队做什么动员了”一直沉思着的黎林同志自语般地说。
李聚奎同志点点头，神态又变得严峻了：“这些情况你们两个知道一下，思想上有个准备就可以了。先不要对下面讲——总的情况我也不怎么清楚”……
是啊，从1928年参加红军以来，这是我头一次遇到这样困惑不解的局面。尽管内心烦闷，很是苦涩，但我还是坚持到各个营去，督促他们抓紧新战士的训练……
10月中旬的一天，我和黎林同志正在研究部队情况，团部侦察参谋肖思明同志手里拿着一卷地图跑过来，说是刚从师部领来的。我问：“什么地区的图？”
肖参谋把地图放到桌子上，说：“湘南的。”
我又问：“师里有什么交待吗？”
肖思明同志那时只有十七八岁，因为年龄小，又姓肖，所以大家都习惯地叫他“小”参谋。他听我这么一问，好象对师里有什么意见似地说：“这些人只管发图，别的什么也不讲。”
我和黎林同志看到，这是一些从敌人手里缴获的10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图纸上标明的地域是耒县、桂东和汝城一带。部队下一步要打到湘南去吗？看来是的。但是，以往每次发地图下来都有个具体交待，这次却没有。几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一点行动的信息。这是为什么？真叫人纳闷……
……两天以后，我们接到了渡过于都河的出发命令。战争年代，出发和上前线，上前线和打仗，几乎是同义语，以往，部队的指战员们听说要上前线，不用动员也会“嗷嗷”地叫起来。但这次出发，气氛却截然不同，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谁也不知道要进行一次跨越11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但那种难舍难分的离别之情，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赶到于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流泪。老乡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时此地也好象变得苍凉低沉了……
座落在于都城东门外的于都河，河面并不很宽，深秋季节，没有咆哮的浪涛，只有缓缓的微波，显得肃穆庄重，象一个沉思的巨人。现在我们可以说，那时，整个根据地的人民和红军指战员们，都在为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郁在深深地思索着……
……这次大转移前，红军并没有什么其体部署，敌人却早就作了种种准备……
出发时他们不知道将走到何处，不知道为什么要走，不知道是走向生路还是绝路，走了这一个多月，他们也还是不知道。
两年后，中共高层领导在总结长征时，把这“不知道”当作了第一个错误。
《总结》发表在《共产国际》1936年第一、二期合刊，题为《英勇的西征》：
第一个错误：就是当西征出发之前，在党内，在红军内以及普通群众中没有做得应有的解释工作。结果使西征的准备工作感到很大的困难。其次是使一部份不明了西征目的和前途的青年士兵及某些个别分子，在行军时不十分坚忍，这种现象，当行军湖南一带时特别发生。
我们为什么犯出这种错误呢？因为我们把军事秘密的问题看得太机械了。我们曾认为，西征的任务，不能向党员、兵士和普通群众去解释……
此时，错误正在继续。
但不坚忍的只是极个别人。
绝大部份指战员，则正在坚忍中。
没受伤没患病的指战员走在队伍的前头、后面。
队伍中间，走着伤病员。
突破三道封锁线后，前后的队伍越来越短，中间的队伍越来越长。
还有好多的战友，已从队伍中永远消失不见。
他们已葬身或者遗尸在这最初的征途。
走着的人，走着走着不时蓦然回首。
回首他们的来路。
更回首他们的出发地：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是他们绝大部份人的家乡。
一直在心底伴随着他们的是家乡的山歌。
家乡的山歌已由高亢奔放。而变得苍凉低沉：
送郎当红军，革命要认清。豪绅，地主，剥削我穷人。
送郎当红军，坚决打敌人。消灭，反派，大家有田分。
送郎当红军，切莫想家庭。家中，事务，妹妹会小心。
送郎当红军，纪律最严明。放哨，出勤，亲郎要小心。
送郎当红军，红军最文明。公买，公卖，大家来欢迎。
送郎当红军，阶级要认清。富农，流氓，都是不革命。
送郎当红军，冲锋杀敌人。帝国，主义，赶它不留停。
送郎当红军，努力去革命。勇敢，奋斗，都是为穷人。
送郎当红军，道理要认清。反动，宣传，亲郎切莫听。
送郎当红军，亲郎慢慢行。革命，成功，亲郎回家庭……
他们在心里唱。
他们更在心里忆。
忆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痛快淋漓的大胜大捷。
忆第五次反“围剿”的窝囊屈辱，惨痛败退，直至一败涂地，葬送苏区。
他们更在思。
反思。
思：为什么败。
就在这1934年初冬的湘桂边境，红军指战员确确实实曾这样呼唤。
呼唤毛泽东。
这绝对是历史的真实，无半点虚构。笔者所采访的老红军几乎都这样回忆：沉重地反思，正痛苦地压在他们心头，他们在心深处一次次呼唤：“毛主席，你在哪里？你知不知道这一次次惨败？怎样才能反败为胜……”
仅仅是在心里呼唤，也是历史的真实。
因为，这种呼唤不能喊出口。
否则，会遭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由忆而思。
由思而生愤懑怨怒。
他们愤懑怨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他们愤懑怨怒“左”倾宗派主义集团。
他们愤懑怨怒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教条主义，又变成转移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
此时，愤懑怨怒正在高涨。
而高涨到顶点是过湘江后。
把它推向顶点的是湘江畔3万余伤亡红军的热血与生命。
这也是历史的真实。
刘伯承元帅这样说：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林彪也在回望来路。
林彪的脸也紧绷着。
林彪生于1907年12月5日。
还有整整10天，就是林彪的27周岁生日。
还有整整10天才满27周岁的林彪，此时，尚未修炼成心机深藏不露、喜怒不形于色的“阴谋家”“野心家”的韬晦城府。
美国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对此时的林彪，以白描手法由形到神作了刻划：
林彪看上去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十岁，长得十分瘦小。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则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说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林彪当年的搭档，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则是这样说到林彪：
他平时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甚至有些鹰鸷……
但是，就在这湘桂交界处，就在这都庞岭山道上，从林彪紧绷的脸上，从他紧簇的浓眉，从他额头上骤然加深的人生最初的皱纹，从他浓眉下的眼神，能看出他的心境。
与指战员相同的心境。
只不过，他的心境更复杂，内蕴更丰富。
因为，他与他们的身份不同。
他与他们的职责也不同。
他已是中央红军主力军团——红1军团的军团长。
红1军团在红军中可谓战功卓著，声威赫赫，是红军王牌军中的王牌。
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有口皆碑的。
埃德加·斯诺这样赞道：“当时该军团有两万支步枪，成了红军最厉害的一部。……奉派前来同它交战的政府军无不遭到它的歼灭，打败或者被其制胜，而它自己却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据说有时南京部队一经发现与1军团对垒，就闻风而逃。”
“文革”期间深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黄克诚大将则公正地评说：“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红4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1军团后，红4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4军军长……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4军，战功最大也是红4军，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员战将。”
红军整编后，以红4军为主组建成新的红1军团，也就是斯诺所称赞的红1军团，林彪任军团长。
斯诺不仅仅称赞红1军团，还称赞林彪。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发出一连串的疑问：“他们（红军）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是只不过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后，举了三个例。
第一个例举毛泽东。
第二个例举朱德。
第三个例举的就是林彪：“林彪这个28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1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
历史的真实是，林彪确实打过很多胜仗。
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确实打过许多胜仗。
林彪确实是红军中的常胜将军。
在毛泽东直接指挥和领导红军时，林彪打的几乎都是胜仗。
在龙冈一个高山环绕中的峡谷巧布口袋阵，集中优势兵力打伏击战，一夜之间歼灭敌军两个旅9千余人，活捉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粉碎第一次围剿。
激战半个月，横扫7百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粉碎第二次围剿。
转战一个月，避敌主力，打击虚弱，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和方石岭等地奇袭巧战敌军，歼敌4万3千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第三次围剿。
林彪指挥打的胜仗，成了反“围剿”胜利的重要组成部份。
尤其是第四次反“围剿”中，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和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紧密配合，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山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三日夜歼灭敌两个师，俘虏一万多人，大获全胜。
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再接再厉，接着又在草台冈大胜国民党进剿军，打得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号称从没打过败仗的国民党军第11师全军覆灭，打死敌军两千多，俘虏两千多，杀伤无数，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打得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是没有料到的”。
“草台冈大捷”，为四次反“围剿”胜利划上了一个著名的句号……
但林彪“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这并不确切。
可以这样说，林彪之所以打胜仗，是因为他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并能机动灵活地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后来，在那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指挥下，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和他的红1军团，却是屡打败仗。
1933年12月25日，林彪红1军团在李德指挥下被调往中央苏区北线，作为李德的“拳头”去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与上海前来的宋子文的两个全副德国现代装备，训练有素的税警团展开“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战。
堡垒对堡垒的结果，红军的土木堡垒被敌军优势炮火震坍、炸毁，射击孔被堵塞；出击的红军则被敌钢筋水泥碉堡里的机枪、小炮火力射击，伤亡惨重。仅红1师红3团九个连队就阵亡了13名连队干部。
林彪在反“围剿”中首败。
林彪再败是在三岬嶂、凤翔峰战斗。
还是在李德指挥下战斗。还是运用李德的“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战术。
红1军团伤亡达1100余人。
就在凤翔峰战斗结束后第二天，林彪、聂荣臻联名上书李德。
林、聂在名为《凤翔峰战斗及经验教训》的战斗总结中，建议李德、博古控制的中央军委，应改变战术，尽量避免“堡垒对峙”的“短促突击”战术，以运动战消灭敌人。
这在当时需要极大勇气。
李德和博古正在中央苏区，在红军中大搞“惩办主义”。
对反对甚歪仅仅是提意见或建议的人，李德、博古们是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上书李德、博古的林、聂，完全有可能被撤职，被逮辅，甚至被杀头。
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但也没遭到打击报复。
这不能不说是极幸运。
因为，大敌当前，军情紧迫，李德、博古不得不要用这两员智勇双全的战将，不得不手下留情。
紧接着而来的，是红1军团的更大败仗。
1934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博古、中央军委主席朱德、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顾作霖联名发布《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
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办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
我们的战斗的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紧接着政治命令而来的是军事命令：
我支点之守备部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地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李德亲临广昌前线指挥。
李德严令部队仍旧采用“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战术。
林彪亲率红1军团与彭德怀的红3军团及红9军团一道死守广昌城达18天。
林彪、聂荣臻、左权（红1军团参谋长）跟指战员一样、一道在敌军的子弹、炮弹、炸弹组成的火网中杀进杀出。
全军团上下的战斗力量已发挥到极限。
但是，仍然是败。
惨败。
守城红军一无飞机，二无大炮，三缺枪枝弹药。
所用的子弹大部份是红军兵工厂生产的再生子弹。
这种子弹的装药是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土造硝盐，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射程不远。
而弹头，则大都是由几股电线拧成或者是以木头，竹子削尖制成，根本不啮合膛线，射出去就在空中打跟斗。
以这样的装备去跟兵力优势、．炮火优势的敌军打正规阵地战，打“堡垒对峙”的“短促突击”，怎能不败，怎能不惨败？！
广昌一战，红军伤2万余，死4千。
最后，广昌失守，连建宁也接着失守，敌军乘势攻进中央苏区腹地。
败得太惨，败得太险。
败得林彪近10年后还耿耿于怀，还心有余悸。
林彪在《悼左权同志》一文中，忆起广昌惨败，这样写道：
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漩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自亲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子弹、炸弹、炮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落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
广昌惨败在中国工农红军史上是空前。
但会不会绝后？
还会不会有更惨的败？
极可能还有的惨败，迫使林彪去深层次地思考。
思考如何在现实的政治条件、军事条件，也就是在没有毛泽东领导、指挥，又不得不服从李德等领导、指挥的情况下，去遏制失败，去反败为胜。
林彪比较善于总结战斗经验，比较善于把一些战场实践经验教训，加以归纳、总结，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的高度。
1934年6月17日，林彪发表其洋洋七八千言的著名战术论著《论短促突击》。
这篇战术论著发表后引起了一定注意。
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这样评道：
他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经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1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可归功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但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这篇战术论著成了林彪忠实贯彻执行李德错误军事路线，错误战略战术，反对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和毛泽东正确战术的证据。
林彪所论的“短促突击”是不是李德所主张的“短促突击”？
林彪所论的“短促突击”是不是已非李德所主张的“短促突击”？
何为李德的“短促突击”？
《彭德怀自述》：
“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我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我军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
当年身历者的叙述回忆与注释内容，提法大致相同。
如《黄克诚回忆录（上）》：
敌军发动进攻，我军奋起反击，将敌击退。但在敌军后面一两千米处就是堡垒群，敌军钻进堡垒，我们就无法可施。
如《耿飚回忆录》：
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他们有炮火掩护，修好之后，李德便让我们“短促突击”，与敌人“寸土必争”。这点距离，对英勇善战的红军来说，本来不算什么。然而敌人有碉堡依倚，火力又猛，我们的掩护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火炮便实施集火射击。由于敌人事先早已设计好战斗层次，炮火很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炮火压回来，除了增加一批伤员，牺牲一些同志外，一无所获。
如《左权传》：
……战士们面对敌军的层碉迭堡，构筑工事：将树木锯倒，搭成工事的顶盖，覆板以二三尺厚的泥土，筑成单人掩体、机枪工事、指挥所……各阵地之间掘有交通壕互相连接，前沿还埋有地雷、竹钉、鹿砦……在永丰南面的丁毛山，（与敌人）展开了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
林彪的《论短促突击》开篇即明义：
（一）敌人在五次围剿中，在军事上，放弃了他过去长驱直入并进而穷追的速战速决的战略，而采取步步为营的持久战略与堡垒政策的战术。敌人深知红军有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深知红军勇不可挡，行动迅速，长于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等。故敌人在其战略战术的决定上，极力避免与红军的长处斗争，与红军在政治上的优越条件斗争，而是极力凭着红军在物资上和兵器技术上的弱点来进攻，极力夺剥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这是敌人在五次战争中他在战略战术的决定上的最基本要点之一……
短促突击的战斗，是从上述的敌人战略战术条件，及其他种主客双条件下产生的。这种战斗有很多特点，这种战斗，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
接着，林彪下定义：
（二）短促突击，就是对于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专指距离约5里至10里左右有时更少）推进筑堡的敌人，乘其立足尚未确定稳定时予以不意的、迅速的、短促的突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再接着，林彪详细地叙述了多达26种的“战斗方法”和注意事项。
26种战斗方法，无一种是“我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是“堡垒对堡垒”，是“寸土必争”，是“防御”，是“阵地战”。
而是：“……在战斗前，指挥员或派得力参谋，应实地的绵密的侦察敌情地形，并由参谋处进行实地测图，如单凭调查路线，和现有地图（不详细并有很多错误），在进行这种战斗，是万万不能够的……”
而李德在红军中的“雅号”是“图上指挥家”。他指挥战斗是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写写画画，用计算尺在地图上丈量行军路程，计算行军速度，甚至连一挺机枪，一门迫击炮应该放在某一曲饯，都在地图上作出规定，命令部队照图执行，而这些地图都是缴获国民党军的，彭德怀说这些地图“有时方向都不对”。
还有：
对于前进之敌，应采取利用敌人仰攻我制高点时施行反突击的方法，抑应采用单纯的埋伏的侧击夹击，或采用让敌人占领某些不难攻的地点后，乘其立足未稳时而攻击之……
在判断敌人将前进时，则须将部队隐蔽地进入进攻出发地隐蔽起来。这个出发地，要能保障部队能在一小时，至多两小时以下的时间，即能到达预期的地域突击敌人……
如在我兵力优势，及不致分散兵力条件下，最好采取夹击敌之侧面，另外须以精干有力之一部队，担任截断敌人的归路。如不将敌退路截断，则全部胜利是极少保障的。因为敌仍能退回堡垒，这种战斗消灭敌人主要不是靠在追击中，而是靠包围敌人于战场就地歼灭之……
突击开始后，应最迅速的动作，最猛烈地连续冲锋，乘敌在立足未稳时，未做好工事时，和后续部队增援未．到时，迅速干脆地歼灭之……
当战斗胜利时，如已消灭敌之主力，如敌堡垒守兵动摇，应乘胜向堡垒追击并夺取之。如胜利不大，敌堡尚无动摇和夺取之相当可能时，则应毫不迟疑犹豫地结束战斗，将主力迅速脱离敌人……
等等，共26条。
把李德的“短促突击”与林彪的“短促突击”相比较对照，是不是就能看出，林彪似乎只是借其名，就像是“挂羊头卖狗肉”。
不难体会出，林彪用心之良苦。
其实，“短促突击”并非李德所提出。
毛泽东早就提出，而且在井岗山时期就成功运用。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红军的最重要的一个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进攻时集中主力，在进攻后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的机动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击’，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的“短促突击”与李德的“短促突击”截然不同。
毛泽东的“短促突击”与林彪的“短促突击”呢？
是异，还是同？
是大同小异，还是同源同流？
林彪要遏制住惨败，要反败为胜，要运用他的“短促突击”战术于实战中。
就在广昌惨败后，就在林彪《论短促突击》发表两个月后，林彪、聂荣臻、左权冒死决定，不管李德等“六路出击”“全线防御”的严厉命令，打一个好久没打的运动战。
林、聂、左指挥红1军团和暂归红1军团指挥的红9军团，秘密运动，预先隐蔽埋伏。再诱敌离开堡垒，离开主力。然后断其后路，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温坊战役。
9月2日，周建屏师长，杨英政委统率独立红24师先期在敌军前进方向构筑工事，引敌来攻。
敌第3师第8旅两个团为我所诱，贸然脱离主力，脱离堡垒群达十余里。
红1军团早已秘密、神速集结于温坊附近发起攻击之有利地域。
红24师两个营隐蔽迂回到洋坊尾，马古头，截断敌两个团退路。
晚9时，部队乘夜发起进攻。
红1军团主力猛冲猛打，分割围歼。
红24师主力攻击敌军侧翼。
速战速决，全歼敌两个团。担任主攻的红4团靠刺刀手榴弹解决战斗，仅耗子弹4百余发，伤3人，就俘敌逾千。
3日晨，敌第3师、第9师三个团闻讯离开堡垒工事向温坊进犯。
林、聂、左即令红1师断其退路，红2师和红24师从两个方向对敌夹击。
又是速战速决，歼敌4千多，俘敌2400余。
敌第8旅旅长许永相只身逃脱，被蒋介石枪毙。
敌第3师师长李玉堂被蒋介石由中将降职为上校。
林彪、聂荣臻、左权还想再接再厉，再这样去接着打胜仗。
但他们已没有机会这样去打胜仗。
因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整个败局已定。
温坊战役的大胜在红军中引起震动。
实践证明，在敌“堡垒主义”战术下，灵活运用运动战歼敌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运用运动战术，是可以有效地改变敌我的攻防形势。
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林彪站在湘桂交界处回望来路。
林彪的心境与指战员们的心境相同。
林彪的心头笼晕着越来越沉重，驱之不散的阴影。
林彪的眼前浮现着腥红惨白的问号：会不会有更大的惨败在前路等待着红军？
因为，李德仍在发号施令，主宰着红军。
局势已渐趋明朗。
根据各种情报和讯息已完全可以断定，蒋介石已在湘江之畔在湘桂交界处，以30余万重兵，前后左右、围追堵截，把一个相当完整而牢固的口袋阵布置就绪，严阵以待红军。
而李德仍顽固不化，我行我素地命令红军，机械教条，一成不变地走，照早巳被敌所知一清二楚的路线走。
这样走下去，是自投罗网走向绝路，走向死路。
毛泽东绝不会这样指挥红军去走绝路，去走死路。
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绝不会走绝路，走死路。
这是红军指战员的共识。
而毛泽东此时，已被排斥在中共和红军最高决策圈子之外。
温坊大捷后，林彪和聂荣臻被紧急召回瑞金红军总部。
他们是惴惴不安，是疑惧交加，后来是横下一条心回到红都瑞金。
违背了李德的战术原则，实际上是运用了毛泽东的战术原则，虽然打了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次难得的大胜仗，但几乎没有受奖的可能，等待他们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受罚。
这是林彪和聂荣臻当时的真实心理。
他们巳不怕受罚。
他们已情愿受罚。
只要能反败为胜，能继续打胜仗。
只是不知要受什么样的罚。
当然，他们已作了最坏的打算。
他们确实像广昌战役后去见李德，去骂李德“崽买爷田不心痛”的彭德怀，“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
他们虽然没骂李德，但比骂李德更使李德恨。
李德最恨的就是摈弃他的战术而采用毛泽东战术的人，不管你是打胜还是打败。
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已成了先例。
当国民党军三个师进攻广昌东北的黎川城，肖劲光的主力部队巳随三军团远征福建，手下的唯一的独立师又被调往峭石前线归前线总指挥部直接指挥。
肖劲光手中就只剩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而李德、博声给他的命令却是“死守黎川”。
肖劲光没有服从李德、博古的错误命令。
肖劲光遵照毛泽东的战术原则：“敌进我退”，率教导队撤出黎川披。
肖劲光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他知道，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撤退。
黎川失守。
李德、博古大为震怒。
把肖劲光的撤退斥之为“过了时的游击战方法的回潮”。
而毛泽东支持肖劲光，认为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肖劲光应当撤退，诱敌深入，寻找时机再打击敌人。
于是残酷无情的惩罚落到肖劲光头上。
李德下令撤掉肖劲光的职务，送交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庭公审。
法庭根据李德意见，开除肖劲光党籍、军籍，判处肖劲光五年徒刑。
肖劲光立即被投入监牢。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去探监，转告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说肖劲光应该撤退，做得对！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王稼祥的支持。
握有审批大权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拒绝在审判书上签字。
结果，肖劲光被关押达一个月，被贬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也许会成为第二个肖劲光，或者被更重的处罚。
林彪和聂荣臻做好了思想准备。
但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迎接他们的不是虽名为红军总顾问，实则红军太上皇的李德。
迎接他们的是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
神情沉重忧虑的周恩来跟他们单独谈话。向他们宣布了中央的决定：红军要作大规模战略转移。
周恩来没有说明转移时间，更没有说明转移的方向和路线。
周恩来再三郑重强调：不准向下级透露丝毫风声，只准秘密作好准备。
此时的林彪和聂荣臻茫然而焦灼。
此时的林彪、聂荣臻极想有人指点迷津，告之前途。
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毛泽东。
聂荣臻提议一块去看望毛泽东。林彪欣然响应。两人纵马急奔毛宅。
城墙脚下的那条小巷，既窄狭又潮湿还阴暗。
一条被岁月踏磨得凸凹不平的青石板小道，蜿蜒弯曲通向小巷深处。
一座陈旧的带小庭院的老式青砖瓦房被寂寞包围着。
小庭院的瓦房里住着毛泽东和妻子贺子珍，还有他们的幼子小毛。
也许毛泽东没有想到，此时林彪、聂荣臻会来看望他。
毛泽东、林彪、聂荣臻三双好久没握在一起的大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握得紧紧的，谁也不愿先松开。
虽然几十年后三人在历史演进中大有分合聚散，但此时，却是同样的欣喜交集，激动难抑。
毛泽东望着林彪、聂荣臻。
林彪、聂荣臻望着毛泽东。
就这样望着。
就这样久久对望着。
一直望到眼里都有了点点泪光。
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其著名的《长征》一文中，写进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但聂荣臻没写此时毛泽东的形神，也没写毛泽东此时的处境。
而美国人索尔兹伯里写了。
写得生动而详细：
毛泽东1934年秋天已满40岁。他面庞瘦削，面颊深陷，又直又硬的黑发长几及肩。瘦长的身材，高高的颧骨，衬出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周身透出一种痛苦的气色。他已病了几个月，疟疾经常发作。尽管教会培养出来的医生傅连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仍然没有康复，身体孱弱，心境不好。他知道红军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在这决定作出以后，周恩来已经告诉他了，周当时实际上起着参谋长的作用，他是参加讨论的，但发号施令的还是李德，而党的总书记博古必定总是支持李德。即使周恩来提出不同意见，那也是两票对一票，他是少数。然后，他的任务就是象一位好的军官那样忠实执行最高指挥部的决定。
此事没有同毛泽东商量，也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这是毫不足怪的。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俄”派内部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要把毛泽东开除出党。毛已在两年前被调离军事决策岗位，只留下一个徒有虚名，毫无实权的中央苏区主席的职衔……
而林彪、聂荣臻专程看望毛泽东，正是想得到高瞻远瞩的毛泽东指教，以帮助他们解开“转移”之谜。
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聂荣辣写道：
毛泽东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我说：“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同志故意反问：“什么任务？”我回答说：“要转移。”当时称长征不叫长征，叫转移。因为并非预定了要走2万5千里，只是要先转移到湘西去，和2、6军团会师，以后再作计议。……
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到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看看翟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1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
林彪没说话。
林彪默默地注视着毛泽东，注视着毛泽东的眼睛。
毛泽东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仍然睿智和清明。
看着毛泽东的眼睛，使人在无形中受到吸引，受到感染，感受到一种不屈不挠、不可战胜的力量。
精神的力量。
在这双眼睛里，林彪看不到毛泽东从一个红军最高领导人突然变为汀州小城福音医院的一个疾病缠身的病人，接着又成为一个徒有虚名毫无权力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所难免会有的落魄的颓唐或受屈的愤怨。
林彪在毛泽东眼里看到忧急，看到焦虑，还看到了沉思。
这种忧急这种焦虑这种沉思并不是为着个人命运而是为着整个红军的命运。
这种忧急这种焦虑这种沉思来自洞察和预见。
还有，虽然洞察和预见，但面对现实，还力不从心，还无能为力。
这就是索尔兹伯里所描绘的毛泽东的“痛苦气色”。
毛泽东正在厄运中。
毛泽东不以厄运为意，更在凝神潜心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
20多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这样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此时的毛泽东正是抱后一种态度。
并以这种态度作深入而全面的思考。
毛泽东眼里有很多话。
但毛泽东一句也没说出他眼里的话。
这些话，就是毛泽东思考的答案。
时机不成熟。
毛泽东思考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他在对斯诺谈话中所说：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错误。其一是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
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由于蒋介石在围剿中采用新的战术和战略，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占压倒的优势，到了1934年，红军就不得不努力去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了。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场所迁移到西北去……
林彪默默地看着毛泽东的眼睛。
林彪理解毛泽东此时为什么不说。
因为，林彪清楚李德的居心和目的。
李德和博古想要继续牢牢掌握红军最高权力。
而在中国，在苏区，要想牢牢掌握最高军权，要想随心所欲指挥红军，如果不把毛泽东搞下台，不消除毛泽东在红军中、在人民中的巨大影响力，就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
而真理，在毛泽东手里。
所以李德，博古们想要达到目的，就只有造谣污蔑、捕风捉影，或者借机发挥。
毛泽东目前的谨言慎行，正是为了不给李德、博古们可乘之机。
林彪从毛泽东眼里看到，李德、博古们不可能达到目的。
胜利者必定是毛泽东。
仅仅只是时机尚未成熟。
此一别后，直到进入湘桂边境，林彪只见过一次毛泽东。
那是在月余后。
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正出发走向第四道封锁线。
林彪等候在道州城外潇水浮桥边。等候中央纵队过潇水。
毛泽东就在中央纵队中。
毛泽东躺在担架上。
一块油布盖住了毛泽东的大半身。
露在油布外的脸更黑更瘦，头发更长。
但毛泽东的眼睛，更加炯炯有神。
毛泽东也看见了林彪。
四目相对。
凝视。
无言。
不便说话。
在中央纵队里，在从苏区出发到渡过湘江这一段路程，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都被注意着，或者说被监视着。
这又是历史的真实。
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坦白，他和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在离开苏区转移的前夜进行了彻夜长谈：“他（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林彪正是“很有影响的”，“军队中的领导干部”。
历史的真实这样说，红军时代的林彪深为毛泽东所信任和器重。
这一点，仅从毛泽东与朱德井岗山会师，林彪从此成为毛泽东麾下，短短几年中在军职上的升迁，就能看出。
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井岗山会师时林彪仅为一特务连长。
1928年5月升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0师28团1营营长。
1928年11月升任该师28团团长。
一年后升任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
1930年6月，年仅23岁的林彪升任红4军军长。
1930年8月，红1军团与红3军团合编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出任总政委。毛泽东坚持举荐林彪任红1军团军团长。此时林彪年仅25周岁，成为红军同级将领中最年轻者。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直言不讳：“林彪是毛泽东的宠儿”。
湘南古道州郊外，潇水浮桥上，毛泽东、林彪四目相对，久久相望后，林彪目送毛泽东的担架南去。
在毛泽东更加炯炯有神的眼睛里，他看到了已深思熟虑的宏图大略，雄心壮志。
林彪注意到，毛泽东的担架与王稼祥的担架与张闻天（洛甫）的担架紧紧地排靠在一起，而毛泽东的担架居中。
林彪当然并不知道，此时，那首脍炙人口的名诗，已在毛泽东胸中冲动激荡：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山，
剌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柱其间。
毛译东何时才能走下担架。
毛泽东何时才能走上统帅地位。
红军正在走向惨败。
而唯一能领导红军转败为胜，甚至起死回生的毛泽东还在等待时机成熟。
时机何时才能成熟？
难道红军只有置之死地才能后生。
难道只有无数红军的鲜血，才能荡涤谬误。才能冲决囚禁真理的桎梏。
倏地，一个冷冰冰、寒森森的闪念掠过林彪的脑际：
也许27周岁的生辰，会变成生命结束的忌日。
又一个冷冰冰、寒森森的闪念掠过林彪的脑际：
也许，前面的湘江，就是他的葬身之地，他的埋骨之地。
怅然，心绪繁乱。
悲观。
他这个人很容易悲观。
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开过小差，因为悲观。
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因为悲观。
直到几十年后林彪不愿率军出征朝鲜，原因之一，还是悲观。
人的性格是复杂的。
林彪的性格更比一般人复杂。
悲观仅是他复杂性格中较主要的一种。
枪声骤然响起。
响起在湘桂边境都庞岭山道。
是防空枪声。
对于红军，防空枪声更凄厉，更刺耳，也更惊心。
因为，没有飞机的红军对飞机这种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性装备，还有一定的陌生感和由此带来的疑惧。
枪声响起，跟着响起凄厉的军号声。
枪声和军号声从前卫响到后队。
对于士兵，最能刺激中枢神经，最能激奋决死精神的莫过于枪声，尤其是枪声混同着军号声。
对于将军，也是一样。
队伍猛地一震，迅疾散开隐蔽。
林彪直立。
充塞胸闻的纷繁杂截在枪声中、军号声中一扫而尽。
换之以胆气、豪气。
冷静和坚毅凝聚在脸膛、眼神。
林彪举起望远镜。
望远镜对着广西方向，也就是湘江方向的天空。一架敌机隆隆钻出那一大片阴沉沉象谋杀者脸色的云层。
自从红军进入湘南，自从红军的战略企图和进军路线被敌判断，几乎每天都有敌机临空，轰炸、扫射、侦察。敌机都是尾追而来。
从江西来，从湖北来，总之是从东北方向来。
这是第一架迎头飞来的飞机，第一架从西南方向飞来的飞机。
敌机降低高度。
没俯冲，而是盘旋。
林彪发现，敌机的机翼没挂炸弹。
敌机显然已发现了在树木稀疏，山崖壁立的山道上无法很好隐蔽的庞大的行军部队。
敌机对准山道，低低掠过。
突然，敌机拉起，机翼一歪，抛下无数白煞煞的小纸片。
纸片满天飘飞，落在山道，落在树丛。
一张纸片飘落在林彪脚下。林彪拾起。
是传单。
传单上印着数行黑森森的字。
共匪们：
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
来来来！
来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吧……
红军弟兄们：
这里离你们的家乡还不远，
家里有老又有小，
放下武器，
我们护送你们回家去……
“嘶”，传单被林彪撕得粉碎。
碎片被甩手抛下地。
满天的传单还在继续纷纷飘落。
落在战士脚下。
没有人去理睬。
林彪浓眉高高扬起，沉声命令：“继续前进……”
长长的，步伐不整齐的，队形有些散乱的队伍，有力地踩踏着满地的传单，踩踏着传单上的字，朝着广西，朝着湘江，朝着敌机离去的方向，继续前进。
还是没有歌声，没有笑声。
脸上的血污、硝烟、泥渍也没有谁去揩抹干净。
脸更紧地绷着。
紧绷着愤懑怨怒，更紧绷着决死的毅然决然。
林彪默默地看着部下。
部下默默地看着林彪。
他们在各自都紧绷着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脸上的表情，直至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