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15年、1916年之交，胡适推动了与同期留美的梅光迪、任鸿隽、杨铨、唐钺等人之间关于“诗国革命”的讨论，在此前后，他们几位朋友之间也偶有戏作白话诗的文学游戏。到1916年年中，“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 爆发，胡适对《答觐庄——白话诗》遭梅、任二人的否定大不以为然，在分别作书辩驳之后，“两月以来，余颇不事笔战，但作白话诗而已。意欲俟‘实地试验’之结果，定吾所主张之是非”，结果则是：“今虽无大效可言，然《黄蝴蝶》《尝试》《他》《赠经农》四首，皆能使经农、叔永、杏佛称许，则反对之力渐消矣。”

作为新文学的“前史”，这一事件极具象征意味。简言之，在胡适与反对其白话诗歌主张的若干朋友之间，是先有观念之争，然后催生了有意识的创作，继而（几乎可以认为是同时）产生了阅读、批评等文学行为。以此为观察视角，可以看到两点：其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各种创作思潮，几乎都经历了从观念跃进到创作新变的历程，所不同者，在于观念来源有异、从观念到创作的转化路径有别；其二，则是创作—阅读—批评的“三位一体”并经此引起文学观的修正。从后者出发可以看到，新文学自诞生至其奠定文坛主流地位这一时期内，作者和读者（阅读者和批评者）交流密切乃至身份在二者之间自如、频繁切换，是极普遍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学就可以被认作由作者和读者共同造就的。

更重要的是，新文学又是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之一。晚清时期，虽有若干士人向中国传统溯源，但这种努力毕竟无法应对西潮的全方位冲击，故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虽然有失之片面的地方，但仍然可以有力解释新观念的源自何方；问题在于，从观念到行为转换的所有环节，实施者都是具体的人，他们不同的主张、思想、情感、意愿无不在这一过程中以各种方式融入社会转型。就新文学来说，作者之于读者，绝不止于他们是“启蒙的文学”的源泉；而读者之于作者，也绝不止于他们是“文学的启蒙”的受众。重要的是，二者在循环往复的互动中所构成的关系、在双向对流的交锋中所形成的舆论以及这种关系、舆论分别作用于文学、社会的效应，如是，则在不同的文学主体所构成的文学场之外，形成了更广大的人、文学、社会所构成的一种布朗运动式的动态结构。职是故，研究新文学读者就不仅仅是关注读者本身，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它的分析而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理解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也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到新文学为什么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那么，什么是新文学读者？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一个能够阅读的人，只要读过若干新文学创作，都应该称之为“新文学读者”，不过，这样一来就在事实上否定了“新文学读者”这一概念。所以，应该追问的是，一个读者要具备什么样的质素才可以称之为新文学读者？其实，新文学读者非必以新文学的诞生为必要条件。众所周知，在新文学诞生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新观念往往被认为是新文学的内核，这以新潮社及受其影响的一众知识青年为代表，而晚清以来西潮流行，知识界无论赞成或反对，都以对西方观念一定程度的接触、了解为前提。虽然西潮、西方观念和新观念三者之间未必全部对等，但若说新观念是进入新文学的必要条件，则大体不差，故所谓新文学读者乃以具备一定的新观念为其内在规定。此外，如若考虑到翻译文学这一要素，认为新文学读者产生于新文学之前似乎更可以成立。

当然，这么说绝不是要将并不接受新观念的读者排斥在论述之外。从新文学读者群的结构变迁角度看，这两类读者群落之间的界限其实并没有那么分明。在新文学诞生之初，新文学读者基本限于在新式学校就读的青年学生，此时的新文学，实则构成了一种作者、读者几乎重叠的“文学内循环模式”。而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的推动，新文学的影响就从几个中心城市扩展开去，并主要借助于新文学副刊而形成了编辑与作者、编辑与读者、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的多元化交流的“社会外循环模式”，其受众在社会结构、年龄层次、地域分布等方面均得到较大改观。当新文学在其内部和在社会之中的大、小两种循环模式相对固定下来之后，就成为其传播、接受的常规方式，新文学读者群也于此时初步成型。

在新文学传播模式从“小循环”到“大循环”的转换过程中，“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是两个重要节点：前者使得“文学革命”从新文学发源地的北京拓展到了外省（当然限于各地的中心城市），后者则使得新文化、新文学的相关观念流布国中（自然未必是所谓深入人心）。不过，这二者都是影响新文学的非常规因素。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社会形势相对稳定，各项民生事业得以迅速发展，新文学也因市民社会的日趋活跃、新式教育的日渐发展、图书市场的日益繁荣而在生产、传播、阅读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沈从文曾如是描述：

我们若不疏忽时代，在另外那个时代里，可以说他们所有的努力，是较之目前以翻译创作为穿衣吃饭的作家们，还值得尊敬与感谢的。那个时代文学为主张而制作，却没有“行市”。那个最初的运动，并不概括在物质的欲望里面，而以一个热诚前进。这件事，到如今却不行了的。一万块钱或三千块钱，由一个商人手中，分给作家们，便可以定购一批恋爱的或革命的创作小说，且同时就支配一种文学空气，这是一九二八年以来的中国的事情。

在沈从文看来，从“五四”时代一路走来的新文学，到了1928年之后，其“支配”权便从文化人转移到商人那里。这是一个极重大的变化：新文学从“主张”到进入“行市”，在步入常规的发展轨道之后，其读者群也就大约在此时进入文学阅读的常态。而从新文学或其相关构成要素出现，到1930年左右其读者群结构（以及文学阅读的结构）基本定型，新文学读者群在这一时期内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变迁，它对新文学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产生了什么影响，就成为极有价值的问题。

如前所述，新文学读者是沟通文学与社会的桥梁。梳理从新文学诞生到1930年前后这一时期新文学读者的相关问题，必然涉及文学与社会在这十多年间复杂关系的展示，进而导向对文学、社会各种问题的讨论。这一思路，力图将读者、读者群作为一个或一群的瞬时节点，勾勒出他们的思想、情感、意志等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草蛇灰线，进而测绘出文学和社会发展轨迹的努力。不过，这种努力并非要绘制出一幅幅定格的历史画卷，而是意图展现出新文学读者，特别是其中的知识青年读者作为“人”在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当中的生命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