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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端、高品质服务领域发育不足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居民对高品质生活服务需求越来越多。但从服务领域的供给来看，在高品质旅游、教育、医疗等诸多方面，供给仍有所不足，导致这部分需求外溢。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14972万人，比2017年同期增长14.7%，消费总额超过1200亿美元。虽然出境游人数只占旅游总人数的比重不到3%，但出境游消费额占到中国旅游消费额的16%。如果加上购物，则数据更大。据《福布斯》网站报道，Get Going Travel Insurance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人在出境旅游上的花销总计为258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比排名紧跟其后的美、德两国国民出境游总花销之和的两倍还要多。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达到66.21万人，其中，自费留学59.63万人，占总留学人数的90%。因国内高品质医疗健康服务供给不足，一些人选择跨国享受医疗健康服务。2016年通过携程报名海外体检等医疗旅游的人数是2015年的5倍，在50万人左右，人均订单费用超过5万元。可以看出，居民对高品质旅游、教育、医疗健康等需求非常旺盛，而国内的相关供给有待进一步发展。在高端生产性服务领域，我国在研发、设计、检测、咨询、审计、物流、信息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例如，我国现有的科技研发服务、设计服务等，均与产业联系的紧密性不够。以工业设计为例，一些设计企业都是以其自身的美学观点为出发点设计产品，而不是立足于企业的需求。一些研发机构都是从科学原理出发进行研发，而不是从企业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出发，这使得研发、设计等方面的生产性服务无法完全满足企业的需求。第三方物流方面，真正能够切入企业供应链提供无缝服务的机构还不多。在信息技术方面，能够为企业量身打造工业互联网以及工业大数据体系的服务企业不多，现有的服务企业系统并没有把企业的潜力完全挖掘出来。
2.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持续增长，一直保持全球第二。从服务贸易总体来看，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一直在高位徘徊，并在2018年达到创纪录的2582亿美元，我国服务贸易虽然规模增长较快，但整体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我国服务贸易顺差行业包括货物相关、计算机信息与通讯、建筑等，而旅游、运输、保险、个人文化娱乐、特许权使用及专利等方面保持着逆差。在知识密集型领域，我国服务业竞争力仍然比较弱。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全球产业链的知识密集度越来越高。我国研发和无形资产的资本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5%上升到2016年的13%，制药和医疗设备行业的这一比重甚至高达80%。由于虚拟制造企业（专注于开发商品并将实际生产外包给合约商的企业）的崛起，商品生产的增加值占比下降，相应的研发和设计等上游活动以及分销、营销和售后服务等下游活动创造的增加值占比上升。而这些领域都是我国目前相对较弱的领域。即使在我国硬件设施相对具有优势的运输等领域，服务贸易竞争力仍然较弱。
3.体制束缚是制约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理应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服务业领域也不例外。尽管改革已走过40年的历程，但中国不少服务业领域垄断色彩十分强烈，一些部门对某些领域过分看重其兼有的属性，如：银行作为调节经济手段的属性，科教卫体等领域作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属性，文化、传媒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等，导致了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至今仍保留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府或国有经济垄断经营严重。比如，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仍占50%以上，大大高于工业的同一比重，而且多数服务产品的价格还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的，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其结果是，服务业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提供效率低下，降低了净社会福利，也影响服务企业的经营和机制创新，不利于服务业的成长。
（2）行政审批环节过多且多头管理。主要表现为行政审批环节过多、效率不高，行政执法尺度宽严不一、收费过多。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政策司等2005年对服务业前置审批项目的不完全统计，除涉及国家法律17部、国务院行政法规33部、国务院政策文件20件外，涉及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门规章、文件106件。各地方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制定的地方性规定就可以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合。由于修订机制不够有效，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存在着修改不及时、废止退出滞后的问题，成为体制创新的障碍。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存在许多不衔接和不配套之处，为企业带来很多困扰。行政执法中广泛存在的重复检查、重复收费、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也妨碍了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3）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产业化、社会化、专业化是服务业发展的方向，但我国长期以来把不少服务业当作是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内部的事情，没有把它剥离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率。
中国的事业单位承担了较多的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职能，但有一些本可以产业化或市场化的服务业也存在于其中。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各种应用开发性科研机构、职业培训机构、社会中介机构、一般性艺术表演团体、新闻出版机构乃至部分宾馆、招待所等，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公共支出越位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分散了财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无力供给。各类事业费供给范围庞杂及财政供养人员负担过重，造成一方面存在不合理的越位供给或过度供给的状况，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应当由公共部门保障的事业存在资金供给短缺、保障乏力的问题。国有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理应全力以赴地参与市场竞争。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很不彻底，不少大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和安置富余人员等方面的考虑，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非核心业务，如车队、法律事务、后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