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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语言的社会性源于语言使用者——人的社会属性。社会中的人，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没有交往就没有社会。语言在这样的社会需求下应运而生，成为人们交往的工具，构建人类的社会行为、社会生活，维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哲学上称“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园”，意义就在于此。
人们利用语言“做事”，通过听、说、读、写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这是人们对语言的要求，也是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就语言的功能而言，众多学者提出自己的见解，对韩礼德影响较大的是：马林诺夫斯基从人类学角度提出的语言的实用功能、巫术功能、寒暄功能三大功能，布拉格学派布勒从心理学意义阐发的表达功能、表情功能、意欲功能、所指功能四大功能。在此基础上，韩礼德将千变万化、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语言功能进行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归纳为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所有文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这种更为普遍的功能。
语言的三个元功能属于语义系统的概念，是构成语义层的三大部分。人们利用语言完成的功能就是人们通过语言表达的意义，因此，三个元功能也可表述为概念意义、人际意义、语篇意义。语言，要实现交际功能，必须同时包含上述的三种意义：
一、利用语言进行交际，首先涉及交流的“内容”，即语言概念功能中的“经验”功能部分，是对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的反映。概念功能还包括语言的“逻辑”功能，以表现为并列关系和从属关系的线性循环结构形式出现。
二、语言交际是社会中人的有意义的活动，必然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际者对于所谈论内容的态度。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这种反映交际者之间角色关系和对所谈命题价值判断的内容归纳为人际意义。
三、语言的实际存在形式是语篇。语言要完成交际功能，除了要具备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外，还必须拥有把体现人际意义和概念意义的内容有机组织起来的语篇功能，对内容的组织、配置就是语篇意义。语篇功能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使说话人只能生成与情景相一致的语篇。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在语言系统必须行使的具体功能的压力之下演变而来的系统，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在语言的结构及其话语的各个层面都留下了痕迹。由于这几个功能是同时产生的，因此语言必定会将三种意义同时体现出来，无论其涉及语法、语义或语境。语言的这种“元功能”在《尚书》的诞生和篇章结构方面有着十分明晰的体现。宋代的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就触及了这个问题：
道其常而作彝宪者谓之“典”；陈其谋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申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
《尚书》是中国古代儒家重要典籍之一，凝聚了上古的政治智慧，构建起强大的意识形态系统。《尚书》记录君王言行，大部分为君王文诰和君臣对话。《尚书》中丰富的治政理念、文化元素、价值观念都是通过“话语”构建，这就是语言完成的功能。解《书》为史鉴，援《书》以赞治，释《书》为训诫，授《书》为教化，引《书》以立论，凡此种种正说明了《尚书》的语言系统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建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尚书》的社会功能通过语言实现，也就是说，《尚书》文本表达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以词汇语法形式编织于语言之中，并作用于整个符号体系。
在概念意义层面，《尚书》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关键词，如“和、谐、中、德、仁”等，是中华文化生长之根。这些核心概念以词汇形式植入文本语言，命名了“存在”，成为哲学观念，流传于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关键生长因子。进而我们可以了解：《禹贡》如何构建天下九州“大一统”的政治观；《洪范》如何以“皇极”为中心，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为内容阐释天人关系，建构民族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周朝“天命论”如何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为王朝统治的合理性、权威性辩护。在人际意义层面，交际者根据不同的“人、时、事”等语境参数遣词造句以构建不同的人际意义，达到交际目的。《尚书》所涉无非是君、臣、民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等涉及政治统治和道德教化的方方面面。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周诰殷盘”在不同交际语境下是如何通过话语选择体现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明确宗族等级之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宗法制度和伦理系统。在语篇意义层面，话语的形式表层不仅反映文化中的审美情趣、思维模式和哲学观，还影响着接受者的接受状态和效果。如《尧典》中语言典雅、精炼、严谨、工整，使接受过程更加“严肃”“恭敬”，让接受者奉《尧典》为圭臬；《洪范》中“以数为纪”的表达方法将信息密集而有序地表达出来，便于晓谕、传诵。三种意义体现在语言资源上的不同选择形成语言变体，将其类别化后就成为不同的文体，如，伪孔安国《尚书序》中提及的《尚书》六体——典、谟、训、诰、誓、命，不仅能看出语言的“元功能”在生成《尚书》六种体式时的构建作用，而且能看出《尚书》“以言成事”的话语构建功能：有治国安邦之事，则有道常法之“典”；有垂询国策之事，则有陈嘉谋之“谟”；有敷政谕众之事，则有属其人之“诰”；有君政懈怠之事，则有迪其君之“训”；有讨桀伐纣之事，则有号师旅之“誓”；有论功行赏之事，则有行策封之“命”。谟、诰、训、誓、命，皆与“言”有关，这些言语行为各有其发生的语境和交际意图，反映较为固定的言语者关系：“谟”为君臣谋言，“训”是臣谏君言，“命、诰、誓”皆君令臣言。在一定的语境中针对不同的人物关系，实现不同的交际目的和社会功能，需要通过语言变体建构不同的人际意义。《尚书》的这一特点集中反映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人际功能的相关理论观点，通过不同的文体形式承载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内容，并通过语言变体，即对词汇语法资源的不同选择，根据语境遣词造句以建构不同的人际意义。这六体通过不同的话语构型将语言形式规范化，使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意志、道德、信念、价值以及范导君臣关系的行为准则成为阿尔都塞所言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文以载道，道以文显。关注语言功能，将语言系统置于整个符号系统中考察其意义的产生能够帮助我们突破文本的诠释空间。对原文本的阐释结果必定为语际传译带来洞见，不停留在单纯的字面意思的解译，而是关注语言文字在构建社会文化体系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并将其体现于译文中，这样能够更有效地在译文中再现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让中华文化“走出去”，这是典籍外译的目的，也是译文所要完成的功能。因此，我们认为，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尚书》研究相结合，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尚书》语言特点、语篇质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对于《尚书》的充分理解、诠释、今译、外译等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