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系统功能语言学以社会符号学为研究的理论视角，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和符号性。一切意义的表达都在一定的情境中进行。韩礼德在斯多葛学派和索绪尔符号观的基础上，指出符号学应该是对相互关联的符号系统而不是只对孤立的符号的研究。社会是一个文化系统，也是一个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语言是其中的一种符号，是意义系统中的一部分，语言解读离不开社会文化。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其面貌与演变，反过来，利用语言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和人际交流又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建构和发展。可见，各符号系统互为源流，形成一个有机生态体。
语篇是语言的存在形式，是一个意义单位或功能单位，即能在语境中表达意义、完成任务、实现功能的语言。因此我们把在一定语境中起了一定作用的鲜活的语言称为语篇。这种使用中的语言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它与其生成的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语境观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概念。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观是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的语境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马林诺夫斯基于1923年应邀为奥格登和瑞恰慈的《意义的意义》写了一个题为“原始语言的意义问题”的附录，在文中他提出了情景语境概念——与语言活动直接相关的具体环境，他指出“意义不是存在于声音里的；它存在于声音跟语境的联系中”，认为语言脱离了语言活动的具体环境就变得不可理解。后来，他发现情景语境还不足以解释语言活动的全部内容，又于1935年在《珊瑚园及其魔力》一书中进一步阐释了情景语境，提出文化语境的概念指的是语言活动的整个文化背景。
伦敦学派开创者弗斯强调语义、语境和篇章研究的重要性，这是他与同时代其他语言学家的最大区别。弗斯主张“意义研究是人类学术活动的永恒关注”，语义学应该独立出来，“也就是说，话语、习惯用语的语境化要跟技术性的形式化的语法区分开来”。维特根斯坦这样界定“意义”：“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弗斯同意此观点，把意义看成情景语境中的情景关系，“一个词的完整意义总是包括语境的。离开完整语境，就不可能有严肃的意义研究”。弗斯在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情景语境具体描述的基础上，创建了情景语境的描述框架——一个能够植入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概念化的语境，一个更抽象的概念。
韩礼德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语境理论。他认为，语境指的是从上下文延伸到语篇并使其得以展开的其他非语言的外部环境。语篇是一定语境下言语行为的具体体现形式，它的意义表达和措辞方式必然受制于语境，反过来，理解语篇也必须联系语境，才能正确解读其遣词造句的目的和意义。汉语属于高语境语码，语篇的形成和理解与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尚书》成书于上古，言约义丰，很多语义处于隐性状态，语境概念对于《尚书》文本解读十分重要。系统功能语言学指出，语义是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交叉。这“语言之外的东西”就是与意义建构相关的情景语境或社会语境，分别用“语域”和“语类”描述和概括。
语域，是一种意义构型，与情景构型相适应。语域的三个要素：语场、语旨、语式，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从所有具体情景中抽象、提取、概括出的与语言使用密切相关的情景语境组成成分。简言之，语场即“发生了什么事”，语旨即“谁参与了交际”，语式指“语言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语言行为发生的即时语境在《尚书》各篇中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从《尚书》所录内容的性质来看，这部古老的经典记录的是君王言行，在当时都是鲜活的言语，几乎每篇都有清晰的情景构型。例如，《周书·康诰》记录周公告诫康叔治理卫国的诰词，作诰者（周公）与听诰者（康叔）是同朝为官的同姓兄弟，关系亲密，社会权势距离小，全篇是独白式口语。再如，《周书·多方》记录周公代表成王向不服从周朝统治的各国君臣发布诰令，诰谕双方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关系疏离，社会权势距离大，属独白式口语语篇。不同的情景构型符号化，形成语篇的意义构型，决定语篇意义及其表达形式。语域能够标识、制约语言形式，又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实现，因此，不同语域产生语言变体，不同语言变体在意义模式、表达形式等方面呈现不同的特点。《尚书》各篇的情景语境、整体意义和表达形式之间存在着系统联系。以上文提到的《周书·康诰》《周书·多方》为例，两篇都是周公诰词，但面对不同的对象、针对不同的事情，发诰者周公选择的语言表达形式也有所区别。前篇周公告诫康叔治理卫国的法则，对于尚德慎罚、敬天爱民的道理以及施用刑罚的准则、刑律条目等皆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即使对康叔提出要求，语气也相对委婉。篇中周公对其弟康叔的称呼用直呼其名、号的方式，如“孟侯、封、小子封”，兄长对少弟的殷殷切切和语重心长溢于言表。对称康叔均选用对称代词“汝”，以表达亲热和尊重，符合语境和人物关系。后篇的发诰对象与发诰者的地位悬殊，周公的语言出现了不同的选择。周公告诫各国君臣天命不可违，劝诫他们听从天命，服从周朝统治。诰语中往往只是生硬地传达信息、言明赏罚。对称皆用“尔”，拉开彼此距离，突出发诰方至高无上的地位，增强训诫语气，对受诰方产生威慑作用，整篇诰语极显霸气。可见，从情景语境出发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域”概念能够拓宽解读视角，提升文本阐发空间。
语域的外层——语类则是有关文化语境的概念。如韩礼德所说，情景语境仅仅是言语行为发生的即时语境，而语篇的解读还要依赖一个更广阔的背景——文化语境。任何语篇产生的情景语境——语场、语旨、语式所组成的情景构型，并非一些纷杂特征的随意式捆绑，而是隶属于某一种特定文化的事物的系统式集合。因此，人们说话做事不仅受制于当时的情景语境，更有来自整个文化语境的影响。《尚书》各篇因其各自的语域特点及由此形成的语言变体之间的系统关系，渐渐地形成了一些集合，《尚书》的六种体式“典、谟、训、诰、誓、命”，就是对各语境下言语行为符号化、文本化的结果。各体都实施各自的行事功能，处理不同的人物关系，体现不同的话语特点，它们表现和规定了表达的纲要式结构，并辐射向后世建构和影响文本生成的文化语境。
语言、语域、语类之间的关系仍然体现了语言与语境之间的符号流动，不论情景语境还是文化语境都对语篇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语篇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既是过程又是结果。这点使我们对文本解读和翻译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我们接触语篇时，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过程，分析讲话者做出了哪些选择，放弃了哪些可能性，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结果，分析语篇内各个部分具有何种功能，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有哪些意义上的联系，通篇在修辞上有哪些特点等。”因此，在《尚书》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应将其放在整个符号系统中，考察言语者在一定语境中为了表达意义所做的语言选择，这样能够使文本意义阐发得更加充分深入，为《尚书》文本翻译打下基础。
语言资源在不同社会团体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不同阶级、种族、性别、年龄的人群拥有不同的语言权力。那么，就宏观语境而言，在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背后，在语域、语类之上，应该再设立一个符号系统——意识形态。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时刻影响话语和语篇的发生及传译。各符号系统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生态体，即：
社会文化环境→←体裁→←语域→←语篇意义→←语言词汇语法资源
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语言有影响作用，同时语言对意识形态也有反作用。翻译是一个特殊的语言产品，翻译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他者或差异：既有语言的差异，也有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这意识形态的差异正是通过语言形成可读的语篇，通过语言的人际功能实现主体间的沟通，最后再通过概念功能把意识形态输送到意识形态的推进过程。从中，我们看到语言形成的动力来源，也认识到语言的巨大塑造力。
语境对于翻译研究有重要意义，对于《尚书》翻译也是如此。翻译过程所涉的语境比较复杂，每一语篇都有其生成的历史语境：当时的情景、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社会成员的整体意识形态。《尚书》成书远古，跨越了辽阔的时空来到译者面前，对它解读和传译一定要参考其历史文化语境，否则就会犯错误，如将“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译为：
Let the young king not indulge himself and violate the laws as the common people.And let the young king have the courage to manage the common people by means of punish ments and death sentence.Only then will he become a success ful ruler.
其中有句译文将原文理解为“要敢于甚至要鼓励统治者用殄戮治理人民”，完全违反了当时“德政”的理念，如果译者认真考虑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就不会有意义识解错误，就不会看不出语言形式中的承上省略结构：“亦敢殄戮用乂民”应为“亦敢殄戮用乂民”。再如，对于《周书·酒诰》的篇名翻译，如果了解当时“酒”是祭祀时的必要用品，就会明白这里所戒的“酒”的内涵，实际上是聚众酗酒、宴饮无度，而不是绝对禁酒，那么也就不会出现“The Announcement of Banning Wine”这样的译名了。现代语言学的语境概念要求在文本传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源语语篇的读者，要走进原文作者的历史时空，与原文作者的视域充分融合，才能正确理解、欣赏原文的整体意义，才能识别那些遣词造句的实际语用目的，这是传译工作的基础。当然，在解读原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入译者自己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人们常说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可以说这是文本在传译过程中的第一次“视域融合”。接下来，译者，作为译语语篇作者，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创作译语语篇，译语语篇生成于此语境，必受其影响，可以说，这是文本传译中的第二次“视域融合”。上述内容可以解释和研究翻译中的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