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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历经千年仍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基因。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尚书》是可获得的最早的传世文献，被奉为“七经之冠冕”，“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尚书》作为中华思想体系的源头典籍，它所构建的民族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总体精神图景，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媒介和载体。
《尚书》丰富的思想观念具有普世价值，不止对中国，甚至对全世界都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尚书》域外传播始于六朝，逐渐向东亚、东南亚乃至欧美辐射。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大批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来华，中西文化发生了极具意义的历史碰撞。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学西渐”也在悄然发生，其中最为重要的传播方式是汉籍西译。麦都思、理雅各、高本汉等皆为《尚书》提供了较为经典的译介，构建了译语话语体系，将原文本中的中国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重现于译本之中，一定程度上对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起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桥梁。
中国文化“走出去”话语建设的要求促进学者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文化及其载体——文献典籍，它的反作用力使得古籍的研究进一步发展，研究范围、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不断得以更新、突破，跨学科的研究态势正在形成和发展，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诠释范式，寻求合理且有效的翻译方法和传播途径。因此，以西方语言学为路径切入《尚书》研究，从新的视角诠释《尚书》文本，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尚书》译文的翻译得失，总结高质量译文应具备的品质和特点，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第一，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我国提升软实力的战略性举措。在西方话语体系占主导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提高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认知度，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力，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和熟悉中国文化。文化所体现的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往往符号化于语言文字之中，符号化于文本之中，因此，对于中国典籍的阐释和传译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尚书》是中国经典文献，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原始形态，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读本之一。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自汉唐至明清，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强劲的输出态势，古代中华文化圈各个国家都保存了大量的《尚书》学文献。正是文本对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作用使他们的政统、道统、学统皆一脉相承于中国，以至于他们的“血统”中至今仍保留着中国文化的基因。可见，《尚书》文本的传译和传播曾经在刻画世界文化版图上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国家开展典籍外译工程、推出“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显示着我国典籍英译工作已初见成效，但典籍外译工作任重而道远，应该为其提供多学科支撑，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的高品质传播。
第二，文本的异域传播离不开文本的语际翻译，文本的语际翻译离不开文本的语内阐释。《尚书》是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既具有中国上古时期丰富的语言资源，也包含诸多政治智慧和治政理念，为人类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精神危机提供思想资源。对它们的理解和阐发，离不开对文本的解读和阐释。这是文本传译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促使我们回归经典，重新审视自己，到上古文本中寻找中国思想体系的原始密码，更清晰地认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伟大的精神信念，重塑文化自信。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一方面，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促进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为典籍外译打下良好的基础，促进中华经典及文化的有效传播。
第三，在新的理论框架下诠释经典，能够拓宽研究路径，展现中国经典的永恒生命张力。经典存活于对其不断的诠释中。对《尚书》开展的语言学研究源远流长，语言学理论的突破为《尚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可以让《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使这一绵延两千多年的古典学术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尚书》亦称《书》，自汉至清备受尊崇，成为历代帝王及封建士大夫的必读书目，立为“官学”，“凡学者必精此书”。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书》之大经大史地位，莫可比肩。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为教化，引之以立论，《尚书》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面多棱镜，折射着华夏文明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作为经典中的经典，《尚书》的当代价值正日益彰显。
历代治《书》者层出不穷，《书》学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中国古代的《书》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义理阐释与溯源辨伪，研究文籍汗牛充栋、博大精深。随着经学时代的结束，《尚书》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主要有经学史学类，训释注释类，语言研究类，思想研究类，文学研究类等。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尚书》研究热度不减且越来越受到重视。经电子数据库检索发现，与《尚书》有关的各期刊文章、博硕士论文不胜枚举，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研究从微观走向宏观，关注《尚书》这部古老文献的文化价值和思想内涵。研究方法从传统小学到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尝试对古老文本进行现代诠释。研究视角日益丰富，出现研究领域的学科交叉，传统研究范式下的《尚书》文本，进入了现代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的学术视野。研究目的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时代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呼吁中国文化“走出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海内外《尚书》学文献的集成和研究已经启动。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尚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填补《尚书》研究的学术真空是学者的任务和使命，要将静态的古老文本诠释与动态的当代学术研究进行融合延伸，既保持历史所赋予的特定亲和力，又融合时代所赋予的鲜活生命力，将其纳入国家建设的宏大叙事，发挥中国古老智慧的社会功用。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人文社科研究发生了语言学转向，索绪尔、韩礼德、福柯等人的语言学和话语理论都为《尚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独特视角。我们认为，利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有助于更加清晰地了解《尚书》的语言特点和语篇质态，对于《尚书》的阐释、今译、外译等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语言学理论的每一次突破都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国内的语言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停留在小学阶段，更多关注文本的词汇、语法、语音和修辞等内部语言关系。与此类似，西方语言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形式主义语言学为主体，它一般以句子为最大结构单位。二十世纪语言学的发展进程展现出从形式主义往功能主义发展的脉络，语言学研究突破句子界限，扩大至语篇。语篇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在世界各国广泛展开。以波斯彼洛夫、布拉霍夫斯基、菲古罗夫斯基等语言学家为代表的俄罗斯语篇语言学，研究对象从“复杂句法整体”或“超句统一体”，扩大为整个言语作品，被称为“大语篇”，强调语篇“整体性”和“关联性”特征。欧洲话语语言学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德国，其代表人物有德国语言学家哈特曼和荷兰语言学家范戴克。哈特曼认为音位、词素、句子这些语言单位只有组合成话语后才能用于交际，因此话语是基本的语言符号。哈里斯在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下，开始研究“篇章生成语法”，提出“宏观结构”概念，它能够体现语篇整体的底层语义，表达整个语篇的思想意义和连贯关系。美国的语篇分析关注语篇、意义研究。哈里斯认为语言首先是意义的载体，语篇分析是为研究意义服务的。汤普生率先提出具有语篇意义的“主题”概念。朗埃克认为语言是语境中的语言，因此，语言学不能只研究孤立的句子，必须研究篇章，语篇在外在表层编码形式之下有深层的意念/语义结构，与范戴克的“宏观结构”相得益彰。
韩礼德的研究领域和理论建树众多，他始创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以层次思想、功能思想、系统思想、语境思想为指导，以小句为根基，分别阐述小句、小句以下单位——词组和短语及其复合体，小句以上单位——小句复合体等，为语篇研究提供了系统方法论，对于语篇分析有很强的操作性，适用于英、汉语等各种语篇。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各个领域应用、拓展，对于翻译研究也有很大的启示。翻译，不是字对字、词对词、句对句的简单对译，而是一种语言语篇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语篇，这是一种语言网络系统的转换，必须从语篇整体进行把握，并与原、译语的生成语境紧密联系。从近十几年来国外出版的关于语篇与翻译的论著可以看出，广泛地被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最为突出的理论就是来自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国内在最近几年的学术刊物上有越来越多的论著从语篇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问题。黄国文、张美芳、李运兴、王东风、萧立明、杨平等一批学者已将语篇翻译研究提升至一个新台阶。
对《尚书》译本的研究也已起步，如《与古典的邂逅：解读理雅各的<尚书>译本》、《论理雅各<尚书>译本文学风格的再现》、《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理雅各<尚书>译本研究》等。
此外，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古代文献语篇研究，如朱岩《上古语篇衔接机制的分析策略》，《从<尚书><论语>看上古语篇对应性衔接机制的发展》。
系统功能语言学运用到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研究宏富，但较少涉及上古文献的翻译研究。《尚书》译本研究多集中于理雅各版译文研究，且基本是从认知、文化角度进行翻译分析，对《尚书》语篇研究只是停留于衔接机制的单一层面，缺少纵深研究。从以上文献综述看出，从语篇角度对上古文献《尚书》的翻译研究微乎其微。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试图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与中国上古文献《尚书》文本的解读和传译有效地结合起来，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框架分析《尚书》原文及传译，以期加快典籍外译的研究步伐，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以《尚书》文本及其文化信息的理解、阐释和传译为研究对象，旨在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分析研究《尚书》的语言形式，从多个层次解读其蕴含的治政理念、文化元素和价值观念，进而准确、全面、深入地“回归原典”，有效指导《尚书》文本域外传播。具体以两点来说明：
（一）为汉籍外译提供理论参考，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典籍外译是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重要渠道，要求译介不仅进行文字转换，而且要关注思想文化的重构和传播。语言文化思想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映射，要求译文译其“意”，显其“形”，传其“境”。系统功能语言学指导下的翻译注重言内言外各层面上的翻译策略和手段，在转换语码概念意义的同时，传译其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国上古社会的历史情境、精神图景、思维特点和审美指向。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框架下，本研究在各层面上对各译本的翻译策略和手段及其得失进行考察并予以评价，在对比分析过程中总结出高质量译文所应具备的条件和特征，力求为《尚书》研究在现代语境下的阐释和传译找到较为可行的理论根据。
（二）为《尚书》语言研究提供新视角，丰富其研究体系。语内阐释是语际翻译的基础，对于上古文献尤为如此。系统功能语言学对《尚书》文本的意义阐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理论将语言研究的视野从孤立的语言成分扩展至整个语篇，突出语言的交际性质和行事功能，强调语言符号间的互动以及语言系统与社会各符号系统间互生互摄的关系。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意义阐释框架不仅可以为《尚书》研究增添阐释方法，更好地展示远古汉语的特征，而且可以为《尚书》外译的语内翻译提供策略和方法，提高语际转换和译文重构的准确度，有效地传译《尚书》这部经典所承载的上古信息。典籍外译过程中的《尚书》文本解读加深了原语者对自己原典文化的认识，开辟了对其语言研究的新思路，也希望可以进一步拓展《尚书》研究领域。
语言研究的分析路径一般有两个流派：一种是以转换生成语法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语言学，它以抽象的、剥离语境和语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只考察孤立的句子，不考虑语言的使用情境；另一种是韩礼德等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它继承了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等以人类学为本的语言学传统，关注语言在社会交往中所起的作用、实现的功能和完成的任务。这种语言研究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人所从事的社会交际行为，是整个社会符号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关注言语交际行为所涉及的语言形式、功能和语境以及三个系统之间的联系。之所以选择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出于以下的考虑：
韩礼德在创建系统功能语言学时加入了对汉语语言的考量，这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有关。韩礼德早年留学中国，师从北京大学的罗常培先生和岭南大学的王力先生，学习历史语言学和汉藏语言。1955年他以论文《<元朝秘史>汉译本的语言》获得博士学位。韩礼德的留学经历以及对汉语的专门研究使得他的理论与汉语研究有着高度的契合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指导《尚书》研究不仅可行而且有效。首先，系统功能语言学以“语篇”为研究单位，而不是孤立的字、词、句；以功能概念为框架，而不是以形式为框架，将语言置于更大的语境下考察其意义的表达。对于《尚书》文本阐释而言，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能够指导我们将《尚书》文本放置于文本生成的原始语境（包括当时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中，不仅可以识解语篇内部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揭示语篇整体与外部社会文化等其他符号系统间的关系，深化对原文本的意义阐发。对于《尚书》翻译而言，系统功能语言学突破了孤立的字词，让我们意识到翻译不再是字字对译，而应该是在更宏观层面上的原语“语篇”到译语“语篇”的转换，这其中包含有言内言外各层面的运作，使译文更准确、合理和连贯。再者，系统功能语言学关注的是“语义”，这也是文本阐释和翻译的核心问题。系统功能语言学将对“意义”的探索从静态转向动态，从脱离语境的词语和句子转向依赖语境的语篇、话语，强调语言在实际交流中的功能。《尚书》是政书之祖，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巨大的社会功用和文化意义，它们都编码于文本中等待发掘。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语言为“一套意义潜势”的系统，是可供人们选择的资源，人们根据语境选择语言，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就表达了什么样的意义——“选择即意义”。《尚书》的“典、谟、训、诰、誓、命”六体，因其发生的不同语境和人物关系呈现语言表层的系统特征。周公作诰时，针对不同的事件，面对不同的对象，在语言的人称、语气等系统中做出不同的选择，实现其诰语的交际目的和功能。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能够帮助我们解读传统语言学不能阐发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拓宽《尚书》文本意义的阐释空间，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其文本质态，也为《尚书》文本的对外传译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此，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尚书》研究的契合度和相关性，本研究选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以其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意义、人际功能/意义、语篇功能/意义）理论为基本落脚点，展开对《尚书》文本的阐释和翻译研究。
本研究的语料选择涉及三个方面：
其一，《尚书》文本的选择。本书主要选择今文《尚书》28篇作为研究对象。
其二，《尚书》今译主要参照周秉钧，钱宗武、杜纯梓和江灏、钱宗武。
其三，《尚书》英译本的译者，分别是英国传教士、英译《尚书》第一人麦都思，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以及中国的罗志野、杜瑞清，他们有着地域国别和所处时代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