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代中国的新式学校源于晚清为应对世变而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故从其创立之始即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之中。近代中国处于社会政治变动频繁且剧烈的时期，新式学校及大学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呈现出非同寻常的复杂面相，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内外交迫的时代语境中，新式学校与大学往往思出其位，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时代潮流之中，故而对近代中国新式学校与大学历史的考察不能脱离外在社会政治变迁的语境，仅将其视为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侧重于教育学术面相的考察。

近年来，大学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围绕大学与国家、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学术等主题，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开启了多元互动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大学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既有的高等教育史研究，大致可分为教育通史和大学个案两种研究模式。教育通史的研究模式，大多从宏观层面论述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整体状况以及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演变。这类研究对于揭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由于近代中国大学的个体差异较大，宏观研究并不能反映国家政策在大学落实的具体情况，故而个案研究更有助于展现近代中国大学多元异质的复杂样态。

学界较早注意到近代中国大学个案差异性的是任以都和叶文心。任以都撰写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第八章《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在对近代新式教育机构的创建及其在民国时期发展和演变概述的基础上，对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安徽大学以及四川大学做了较独到的个案分析，注意到不同大学的差异性，展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多元样态。叶文心《疏离的学院——民国时代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 ^[1] 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切入，以晚清改革和辛亥革命之后产生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媒介和视角，探究新的职业阶层、形成中的“党国”和逐渐近代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叶文心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展现了1919年到1937年高等院校中不同的文化风格和政治取向，并对不同类型的大学进行了比较研究。作为早期较为前沿的研究，任以都和叶文心的若干洞见对于后来大学史个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于大学个案的研究相当丰富，早期修撰的校史多为校方接续传统或回顾本校革命历史而作，普遍存在结构简单和价值取向单一的问题。近年来，学界对于大学史的研究开始出现更具史学关怀的作品，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多维视角，展现近代中国大学的多元样态。易社强（John Israel）在战争与革命的双重背景下对西南联大历史的重建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魏定熙（Timothy Weston）运用“政治文化”的概念讨论了北大早期历史中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王东杰透过对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的研究，展示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大学关系的复杂面相。许小青将中央大学纳入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中进行研究，在历史语境中探讨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的深刻转变。蒋宝麟以中央大学为个案研究民国时期“学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刘超的研究对全面抗战前清华大学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冲突及合作做了深入的探讨。何方昱对竺可桢时代浙江大学的研究，展现了政治党派、学人、学生在大学场域中互动角逐的动态过程，并通过学人的政治认同呈现“民国政治文化的转变”。王春林以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立与发展为研究主线，展现了东北地方发展学术教育以及应对时代变动的努力。

不过，相比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学界对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尤缺突出“私立”的个案研究。关于私立大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的校史著作。这类研究大多是历史谱系上延续至今的部分高校的校史著作，厦门大学在1937年改为国立，复旦大学于1941年改为国立，南开大学1946年在天津复校的同时改为国立，故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三校得以保留其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私立大学，或改名，或被拆分并入其他大学。被拆分合并的私立大学，在现有校史叙述的框架下大都比较边缘，最典型的是大同大学。近年来，蒋宝麟对大同大学、韩戍对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金国对南开大学、李在全对北平民国大学的研究已突破传统教育史的写法，注重私立大学与时代语境的互动关系，视角也更为贯通。

从总体上看，既有大学史研究已取得相当成就，但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系统性上仍有拓展的空间。一方面，对于私立大学的个案研究较为薄弱，且大多侧重某一时段或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大学史研究，不能体现较长时段内社会政治变迁对大学影响的历时性演变；另一方面，无论是通论还是个案的研究，大都缺乏比较和整体的眼光，未能充分注意到不同类型的大学以及不同大学之间的差异性。本书考察的对象是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希望通过对中国公学历史的考察，为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国私立学校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私立学校弱势的深层肇因等问题提供一个进一步分析的个案，以增进我们对近代中国变局在私立学校引起的反应及教育生态与政治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1905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规则，中国留学生以丧失国权太甚，力争不得，乃相率归国兴学，中国公学实胚胎于此。1906年学校正式成立，到1932年校园毁于“一·二八”事变的日军炮火，学校被迫赁屋办学，其间几度中辍，虽然该校师生多次做复校努力，但最终都未能如愿。毋庸讳言，如褪去校友事后回忆的各种拔高，中国公学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并不占有若何重要的地位。虽然中国公学是近代较早创立的新式学堂，但不论是学术名声还是社会影响，都处于一个相当边缘的位置。若以中国公学作为传统教育史研究的个案，不但称不上是一个“典型”案例，相反可能是一个极罕见的“特例”。中国公学的发展历程与近代中国大学整体的发展史并不合拍。晚清时节，当其他学校尚懵懂而未上轨道时，中公已经初具规模且抱负远大，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当后起的大学开始渐入正轨之际，中公却没有长足的进步，约1930年，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之后，中公又迅速地滑入无休止的内部风潮的深渊，最终在“一·二八”事变日军的炮火中形神俱灭。

鉴于中国公学的特殊性，本书的论述不打算将其作为一个“典型”，由中国公学的研究去归纳总结整个近代中国新式学校和大学发展演变的特征，而是通过这样一个“特例”考察相对宏大的社会政治变迁对其产生的影响及其反应，以此展现中国公学与时代潮流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普遍史学”的研究取向盛行，导致对个案的研究过于强调其“典型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然而正如梁启超所言，“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故史家的工作“专务求‘不共相’” 。罗志田先生借此提示我们，“历史上每一人和事，都有其独特性。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偏至，但不要忘记，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是历史的主体，他／它们的主体性，确不容忽视；而所有的主体性都是独立的，这就奠定了往昔的独特性” 。故而，中国公学对历史的影响或许不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国立名校那么大，其对说明历史的作用，却不一定就小。本书对中国公学的研究试图突出其主体性，在时代整体的脉络之中着重考察其“不共相”的一面。

相对于延续性较强的南开、厦大、复旦等曾经的私立大学，在民国时代即消亡的中国公学较少受到关注，严格意义上以此为主题的学术论著尚付阙如，其学术价值亦未充分彰显。葛兆光先生曾提倡，思想史不但要做加法还要做减法，“‘加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涌现的东西，而‘减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消失的东西，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反而常常是一回事” 。具体到大学史的研究，如果也把对加法的注意力，适当地转移到减法上，考察那些在历史上未能延续下来、逐渐被遗忘、被边缘化的个案，思考其为什么会是那样的命运，或许有助于我们发现以往所忽视的历史真相。 ^[2] 中国公学从晚清至民国，大致经历了一个逐步边缘化直至衰亡的过程。这在既往学界所关注的近代中国新式事业中，就发展趋向而言，尚属少见。

受单一的进化史观的影响，既往大学史的研究多以成败论英雄，往往以事功和成就来界定一所大学的存在价值。实则近代中国史上的每一所学校，都有其独特性。兰克曾说：“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及其存在。” 陈明銶和德里克对于国立劳动大学的研究，也强调，“劳大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所实现了的，而在于他所代表的和展现的” ^[3] 。同样，中国公学的研究价值，不在于外在单一标准对照下的成败，而在于其自身的独特性。

此外，中国公学作为大学史研究的个案，其特殊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公学作为近代中国创办较早的新式学校，区别于民国以后建立的私立大学，其在经费来源、校内治理、政治文化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底色与特质，且中国公学近三十年的历史，历经晚清、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有助于更深入地考察变动社会中新式学校与新知识人的历史处境及其反应。其二，大学作为新知识人活动的重要场域，其在不同时期聚集的知识人群类的规模及品质是反映其权势演变的重要指标。自晚清至民国，郑孝胥、熊希龄、张謇、孙中山、梁启超、张东荪、胡适、杨亮功、马君武、蔡元培、邵力子等近代教育界、政界、商界名人或任校董，或任校长，执掌或赞助中国公学，王云五、朱自清、叶圣陶、沈从文、刘秉麟、高一涵、罗隆基等名家曾任教于中国公学，中国公学也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如任鸿隽、胡适、朱经农、何鲁、冯友兰、吴健雄、罗尔纲、吴晗等，不同知识人群体的停驻与流动既能反映中国公学的兴衰演变，亦能反映更深层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层面的变动趋向。其三，中国公学虽地处上海，但其成立之初即主张消除省界，故学生来自全国各省，尤其是南方及内地各省，且校董会长期以校友为主，其与上海地方社会的关系较为疏离，这为我们考察私立学校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案例。其四，中国公学短短三十年的历史，风潮不断，且肇因与内涵各异，既有文化上的新旧之争，又有派系与人事权力斗争，也有党派斗争，这些风潮往往将时代潮流的影响与校内外的结构性矛盾通过动态的事件展现出来，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整体来看，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公学的研究仍相当薄弱，除了其相对边缘的历史地位以外，跟中国公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消亡也有直接关系。随着学校的消亡，时过境迁，相关的史料散失较为严重，对于该校历史的叙述也随着其消亡而日渐稀少，这本身就影响了相关史实的重建和阐释。有关中国公学的研究，有先后主事的王敬芳、胡适、马君武以及蔡元培等人所作的校史，除对一般历史过程的叙述外，主要侧重于校内制度、经费收支、学系调整、学生人数等方面的变化。较早的整体性研究是郑登云的《中国公学述略》，该文利用1907年出版的《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对中国公学的创办及早期历史做了梳理。吴炳守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及其基础》，对研究系接办中国公学的情况有所涉及。季维龙的《胡适与中国公学》与涂怀京的《胡适出掌中国公学的实绩》主要研究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情况，重点突出胡适对中国公学的贡献。王瑞瑞则对胡适自晚清以至民国与中国公学的相关史事做了细致的梳理。蔡爱丽从学校风潮中对权威的挑战与重构的视角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公学倒马风潮的原因及其结果。周志刚也对倒马风潮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倒马风潮是由环境、制度和人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然。叶文心在《疏离的学院》中概览式地梳理了中国公学历史及其特殊风格。 ^[4] 上述研究对我们了解中国公学各个时期的发展概况均有很大的帮助，但主题比较分散，且大多分析不够深入。本书拟对中国公学的历史做系统考察，既突出其在不同时期的历时性变迁，亦试图梳理其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学校的特质，在“知人”与“论世”的基础上对其历史命运做深入的解读。

本书运用的史料，除档案资料以外，还有各类报刊文献及当事人各种体裁的记录，所涉及的文献资料时间跨度大、类型多样。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校档案，主要包括上海市档案馆藏的中国公学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中有关中国公学的部分、台湾“国史馆”及国民党党史会所藏中国公学相关档案资料，档案文献对于我们了解常态下的中国公学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是各类报刊，既有《时报》《申报》《民国日报》等关于中国公学的新闻报道，也有《竞业旬报》《新群》《吴淞月刊》和学校年刊、毕业纪念册等中国公学的出版物，这类报刊资料的价值正如桑兵先生所言：“若将不同背景的报刊相互比勘，并与其他类型的资料彼此参证，则可以补充连续性活动和细节记述的不足，并且测量社会的反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阅报，能够逐渐回到历史现场，与近人感同身受，从而对当时的人与事具有了解之同情。” 此外，还有当事人的记录和回忆，这部分资料非常丰富，包括与中国公学历史相关的各类人物的日记、年谱、回忆等，既有校董、校长、教职员的，也有校友、学生的，从中可以看到不同身份立场的叙述者各自表述的多元图景，尤其是历史亲历者的一手记录，对于史事的重建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中国公学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晚清的创立与早期发展、民初进步党与研究系掌理时期、1930年前后胡适和马君武任校长时期、倒马风潮后国民党势力渗入直至最后消亡。在制度层面上，大部分时期中国公学校董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校长是校董会管理学校的代理人，不能脱离校董会而存在。同时，校长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对大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校长人选的变动与更易，最能体现学校的权势转移的趋向，所以，本书以时间为序，以不同时期掌握校政的势力为纲目来展开相关论题，既重视静态的结构性研究，又突出动态的事件分析。

全书分为五章，外加绪论与结语。绪论在学术回顾的基础上确立本文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旨趣。第一章通过对晚清时期中国公学的创立及其早期历史的考察，重建清季改良与革命两大思潮在新式学堂的并存与互动的生动场景，揭示晚清政治变革大环境下新式学堂学生思出其位的历史现象。第二章主要考察民国初年中国公学如何成为研究系的事业及研究系办学的实态，意在探讨大学作为一种权势，不同的派系与社群之间围绕这一权势资本的争夺与经营，同时也揭示了在北京政府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私立学校发展的实际状况。第三章主要考察胡适掌校近两年的办学情况及胡适的来与去的问题，从而揭示社会政治变动对于知识分子社群流动的影响及其对大学发展的间接影响。第四章主要围绕1931年前后中国公学的易长风潮，反映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党化教育在上海推行的实态，同时揭示中国公学应对外部势力渗入的特殊困难。第五章主要考察中国公学的消亡过程及其复兴努力，以再现中国公学在历史兴废更替的法则下个体因素与外在环境互动的动态过程。结语部分梳理了中国公学在近代社会政治变迁中兴废沉浮的大致脉络，同时对中国公学在经费、体制、生源、师资、校友资源以及校园政治文化等层面的特征做了概括，揭示了中国公学的个体特征及其发展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近年来，出于对当下高等教育的各种期许，民国大学成为人们怀想的对象。在各种叙述文本中，民国大学因其自由多元的特质而成为充满吸引力且不必取自域外的理想模型。本书所要讲述的是中国公学在近代中国的风雨历程，然而这所学校与我们理想中的民国大学相去甚远。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我所讲述的不是进化论逻辑下一所大学不断自我实现的辉煌历史，相反，本书所展现的是一所曾经怀抱高远理想的学校如何卷入近代中国剧烈且频繁的变局中，如何跌落到扰攘不安的内外争斗的尘埃中，如何进退失据以至于最终消亡。

钱钟书有言：“夫言不孤立，托镜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 提示我们历史上的人及其言行均不能脱离其外在环境而存在。大学也一样，美国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就曾指出，大学“是时代的表现”，它“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傅斯年也有类似的表述，“大学是不能独自生存的，它是学校系统中之一部，乃至可说社会之一部。……大学不能脱离学校系统，脱离社会，犹之乎一人不能脱离了人群” 。大学既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内部社会，同时又是外在社会的组成部分。大学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外部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大学又不是简单意义上外部社会影响的被动承受者，故而本书着力将“中国公学”这一文本置于外部社会的语境中去理解，深入考察文本与语境的互动关系。正如桑兵先生所提示的，“史学着重见异”，“不过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重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

区别一般的校史和大学史的研究论著，本书希望呈现的是一所学校具有主体性的生命史。正如余英时指出的那样，“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 。吕芳上先生也曾提到，“要是把充满活力的校史，写成光有组织，只有制度，看不到灵魂，看不到‘人’的历史”，是一种很大的失败。中国公学历史的悲剧性十足，如从其创立之初的抱负和后来多舛的命运对照来看，更平添一层让人惋惜的成分。因为她曾经寄托着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抱负，她在不同时期由活生生的人所构成，故而其兴衰成败的背后不乏情感的线索。本书希望能实践上述的研究取向，除了历史的骨骼以外，也能见其血肉。

如果要使得中国公学的历史书写更有生命，在叙述上不得不尝试将最能体现“人”与“事”的主体性的故事讲得更细致一些。这些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历史中的结构是绝对重要的，而且这些故事或许也能让我们更接近历史语境。正如斯科特所言：“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当然，上述取径多近于古人见贤思齐，吾虽不能至，仍当自觉努力实践之。

[1] Wen-Hsin Yen， The Alienated Academy ：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 1919 — 1937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90.中译本［美］叶文心著，冯夏根等译：《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2] 陈明銶和阿里夫·德里克对于上海劳动大学的研究，可谓大学史研究中较为突出“减法”的个案。参见Ming K.Chan and Arif Dirlik， 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 ： Anarchists ， the Guomindang ， andthe Labor University in Shanghai ， 1927 — 1932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

[3] Ming K.Chan and Arif Dirlik， 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 ： Anarchists ， the Guomindang ， and the Labor University in Shanghai ， 1927 — 1932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2.

[4] Wen-Hsin Yen， The Alienated Academy ：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 1919 — 1937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90，pp.10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