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读了严海建教授研究中国公学的近著，颇有所得。这是一本近年有关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大学史个案研究值得推荐的好书。

晚清中国首先由教会创办了私立大学，真正由国人出资筹办的私立学校，应是南洋公学和中国公学。南洋公学是1896年由盛宣怀集公费创办的学校，是交通大学的前身，严格来说是公立大学。中国公学（简称“中公”）是1905年日本取缔留学生事件后，由一群具有民族情怀、“义不受辱”、有骨气的留日返国生，齐集沪滨，自行创办的学校，可算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由民间自行筹款办理的高等学校。

这个学校的创立有些特别，先有学生后有学校，非街坊学塾，是个因革命而发迹的学校。初期俨然就是“一个革命的大机关”（胡适语），后来发展的结果，由革命机关变成私立学府，最后形成了大学局面，还培养出像朱芾煌、胡适、杨杏佛、朱经农、任鸿隽、刘秉麟、何鲁、罗尔纲、阮毅成等许多知名的校友。

更特别的是，它曾有过一段学生兼领校政的历史，又曾是立宪派、革命派、自由主义学人分别掌理过的学校。第一批学生来自全国13个省，破除省界，校内组织分执行部、评议部，标榜行共和之法，以民主治校。主其事者期以美耶鲁、日早稻田比肩，不失办学的雄心壮志。他们有过隶属于革命党人主办的时期，孙中山、宋耀如、黄兴、于右任、但懋辛等都当过董事，甚至挂名校长。到1920年前后，办校权转入北伐时期被南方革命势力斥为“学阀”的研究系梁启超、张东荪诸人，他们主导中公的董事会和校政近六年，与讲学社合流，邀舒新城实验美国道尔顿学制，也举办了些轰动一时的学术活动，甚至有意把中公作为政团基础来经营，故而立宪党、革命派、自由主义学人在校内外纠葛不断，也是事实。

北伐后，晚清的校友取代了研究系，开始执掌校政。这个时期，最不可思议的是二十多年之前还拖着辫子读中公的学生，留美返国成名之后，标榜自由主义者的校友胡适，留居沪上，于1928年4月起，竟担任中公校长近两年之久（1930年1月辞）。时当党化教育雷厉风行之际，胡适一方面忙着办《新月》杂志与国民党打“人权与约法”的笔墨官司，甚至被国民党斥为“反革命分子”；一方面在副校长杨亮功的辅佐下，仍能依蔡元培的办学宗旨，条理校务，议论风发，笔耕不辍。除了学校立案不成有些许遗憾之外，胡适为中公建立优良学风、运动员精神（sportsmanship），培养了后进，如罗尔纲、吴晗、吴健雄、胡颂平、黎昔非等高徒，甚是引以为傲。

中公自1906年创校之后，尽管常有短于经费、人事不谐、党同伐异、校址不定之苦，但在董事会及主其事者的努力下，从中学部、预科到大学部，最后有了完整高等教育的格局，甚是不易。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发动的“一·二八”事变，校舍受到重大损毁，学校遭受重创，校务几告停摆，此后校友的复建运动不断，但学校再难有昔日风光。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川籍校友有复建母校之议，战后中公复校之说不停，但时局杌陧，硝烟弥漫，难见进展。在台校友的复校之议直到20世纪60年代始告停息，半个世纪中国公学的校史，至此宣告终卷。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综合西方大学传统，在《大学的理念》（ The Idea ofthe University ）中，认为近代大学三要素是学术性的教学、科学与学术性研究及创造性的文化生活，故而大学成了强调学术自由与容忍的“知识性的社会”（Intellectual community）。西方现代大学理念，随新学校制度引入中国，自然会有一段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与适应过程，个别校史的深度研究，正可以提供这方面的经验。

近代中国大学历史的学术性研究起步较晚。概括地说，西方学者的知名作品，先有通史性著作，再有学校专史。杰西·卢茨（Jessie G.Lutz）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71），属于通论性质；叶文心的《疏离的学院》（1990）、陈明銶与德里克（Arif Dirlik）合写的《劳动大学史》（1991），均涉及社会文化的大学史研究；易社强（John Isreal）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1999），是一部大学专史；在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后，苏云峰出版了《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1986）和《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2000），黄福庆有《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1988）专著。中国大陆则到21世纪初，大学校史才摆脱“革命史”的框架和范式，进入学术性“大学史”研究的繁荣期，大量专书纷纷出版，蔚为大观。例如，金以林的近代中国大学研究、王东杰的川大、蒋宝麟的中央大学和大同大学、何方昱的浙江大学、许小青和牛力的中央大学、刘超的清华大学、徐宝安的齐鲁大学，加上严海建这本有关中国公学的最新力作，才使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历史和个别大学发展，有了更清晰的面貌和更公允的历史评价。

以严海建教授这本著作为例，显示了几个研究上的新义：其一，这是一本对中国公学的全面研究。过去，许多人或因胡适的忆述，才略知中公，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公历史发展为人所忽略。这本书从中公建校到抗战前，人事、组织、经费、校园风潮等几乎全盘托出，历史交代清楚、详尽，引人入胜。其二，本书资料搜集宏富，档案、报刊、著述、回忆文字均有丰富罗列。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学校本身的原始档卷有相当部分毁于“一·二八”战火，致使本书对学校的教学与师生活动的描述打了些折扣。其三，在近代高教机构中，中国公学是一所十分特别的大学，作者选题甚具慧眼。中公初建与爱国心、民族情有关，创校之始即与政治结缘，稍后主持校务者即以先进国家著名大学为模仿对象，以作育现代国家所需人才为鹄的。作者着意要找出中公的特殊性，的确也看到中公在公私立大学中的“同”与“殊”。

“教育与政治”一直是近代大学校园和校史中讨论不完、争议不断的共同话题，中公并不例外。作者平实地指出近代国立、私立和教会三类型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依序由强而弱，相对地说，其独立性与自主性则由弱而强，中公名义上是私立，早期有较多的挥洒空间，后来的发展因董事会成员随时局变动，董事及校长的党派属性极大地影响了学校趋向，革命派衍生的国民党、进步党蜕变出的研究系，加上自由主义学人，对校务及学校走向，确曾各有企图、愿望与作为。北伐后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国民党中央对上了中公校长胡适，上海市党部对上了中公校政主持人，甚至上演了“倒马（君武）风潮”，吃相难看。政治渗透教育，造成大学危机，莫此为甚。1928年5月，胡适甫上任中公校长，在全国教育会议第四次大会上便为大学教育向政府请命：第一要钱，第二要和平，第三要一点点自由。1947年9月，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提出“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经费，以大学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赞成校友热衷的中公复校运动，未尝不是有感而发。

中公初创是清末受挫的立宪运动士绅与返国革命派留学生合作的结果，办学经费初由绅商供应，学费不足支应时，资本家出资、绅商解囊、政府协助，成为办学费用的主要来源，于是学校给了校外力量渗入的机会，初期的张謇、熊希龄、英商福公司，后来政府、政党均参与学校的经营。绅商介入，可能解决了学校一时的困局，但也会借此左右学校人事。校董一旦是官僚，又与学界政客结缘，这种不健全的“学商合作”，往往会为政治势力渗入校务铺平道路，校务动荡与不安，便成常态。作者慨叹中公本质宜属私立大学，但同样不能脱离外部社会政治语境视之，比较真切地重现了中公在变动社会中的因应和跌扑。国立、私立大学值得个别深入研究，以与各大学比较，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大学沿革的历史意义，便可浮现。

严海建教授这本研究全面抗战前中国公学三十年的历史著作，时间虽不算长，但呈现了近代中国移植西方大学制度之路的颠簸起伏。西方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少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中国想在短短几十年间袭取西方制度精华，以兴国运，“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并非易事。不过，这个研究展现的学校参与其事者，包括王敬芳、梁启超、胡适、熊克武、马君武、蔡元培、于右任等，均是当年知识界菁英，他们的做法、理念或许不尽一致，但有共通的认识，即大学是时代的表征，教育自主与学术进步是办学目标，但大学又不能自外于人群和社会，尤其是一所私立大学，除非能不随政治起风向，不随社会风尚起舞，才有望在发展中站上不败之地。不幸，中国公学处在学校先天自主条件不足，后天校内人事不安、党派纠纷不断，学术成绩不能突显，缺少了内在的稳定支持和外在安定条件的配合，几十年的惨淡经营，终归要成泡影。这不单是中公的末运，也是同一时代许多大学的共同归趋。书中许多说法，会引发读者共鸣，诸多语重心长的话语，也会带给中国知识界、教育界长远的、深入而多元的思考，此书出版的意义与价值亦正在于此。

吕芳上
2021年10月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