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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学创办时，归国的留学生虽有千余人之多，但除去返乡及赴日的，留在上海入中国公学的学生仅有260多人。1906年4月，姚宏业投黄浦江自杀，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吸引了部分投考者，学校人数略有增加，达到300多人。中国公学创校之初的学生来源及教育程度与一般学堂有很大不同。
从学生教育背景看，中国公学早期的学生大多是取缔风潮罢课归国的留学生，教育程度参差不齐，赴日前在国内所受教育本就有差异，到日本就学的时间也长短不一。中国公学初创时，设普通预科两班，两年毕业，师范速成一班，两年毕业，中学普通四班，三年毕业，理化专修一班，一年毕业。学生入学后即按照其学力分班就读，每班的学生数自二十几人至六十几人不等。学生年龄相差也很大，据1907年春入学的胡适回忆，当时中国公学的许多人是从日本回来的，“又有一些是内地刚出来的老先生”，年纪比他大许多，让他感到自己是个小孩子，而比他年长的同学也把他看作小弟弟。
从学生的省籍分布来看，中国公学发起时，第一批学生来自全国各省，且外省学生较多，本地学生甚少。以1906年在校学生的省籍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公学的学生来自内地的十三个省，其中以湖南、四川、广东、河南的学生居多，人数占全校学生的比例依次为17％、20％、21％和9％，这在当时各省自办学校的情况下颇有特色。
据张承槱回忆，“抵沪以后，热心创立学校之志愿，因环境及经费之关系，一时难以实现。临近沿海各省之学生，多归故乡度岁；而远在内地，如川、滇、黔、陕、豫、湘、鄂、粤、桂等省之学生，等待学校成立进校者尚有三百余人”
。这或许也是中国公学内地学生较多的原因之一。中国公学创立之初衷是希望破除省界，熔全国人才于一炉，但在实际的校园日常生活中，省籍认同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聚合，甚至人数较多的某省学生会在校内形成一种优势。
由于中国公学学生省籍分布较广，所以与上海本地学堂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对国语的推广。据胡适回忆，当时“上海还完全是上海话的世界，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教书，学生全得学上海话。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课程的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说‘普通话’，教员也用‘普通话’。江浙的教员，如宋耀如、王仙华、沈翔云诸先生，在讲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我初入学时，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但在学校不久也会说‘普通话’了”
。由此可见，跨区域招生的新式学堂对于省籍意识的消除及超越地缘纽带的交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末中国公学的教育层次大致相当于大学预科的层次。早期的中国公学注重普通教育，其程度相当于民国时期两级中学堂的程度。在胡适的印象中，当时学校的英语和数学都很浅，后人多据此而认定中国公学的教学程度不高，实际上有不小的误解。据张仲民考证，1908年1月《神州日报》上刊布《中国公学年终试验成绩表》，胡适的成绩在全班21个学生中列倒数第二。
这则成绩单附言称：“本埠中国公学已开两年矣！其中教科颇为完善，除今年十月间师范毕业一班外，尚有八班，昨初十日已放假，兹访得年假考试各班学生等第名姓如下……”根据名单，胡适所在的高等预科甲班21位同学的成绩，这21人中包括胡适的同学任鸿隽、朱经农等，其中，朱经农等2人为最优等，任鸿隽等4人稍次，为优等，接下来有6位同学为中等，5位同学为下等，不及格的有3人，其中就有胡适。
可见胡适后来回忆所言“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
。并非事实。
由于当时新学勃兴，而新式科目的本国合格师资尚不足，故需要聘请日本教习担任讲授。据胡适回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科学程度太浅，……有好几门功课不能不请日本教员来教，如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博物学，最初都是由日本人教授”
。新公学干事朱经农的回忆中也提到，“当时国内教师缺乏，关于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课目，还要聘请日本教师讲授，翻译必不可少”
。朱经农在校期间就是一面当翻译，一面当学生。
表2 1907年中国公学教员表
资料来源：郑孝胥编，《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83-84页。
上表是1907年中国公学的主要教员，从表中所列科目可见当时新式学堂的教育已完全区别于旧式的私塾和书院，所教的都是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新式科目。就师资配备而言，主要的师资集中在新式科目上，如英语和数学的教师人数最多，可见新学影响的深入。
早期中国公学毕业生一般两三年即毕业，而当时国内能举办高等教育的机构甚少，学生在国内无升学之途径，大多还是留学国外，其中相当大比例留学欧美名校，这些学生此后成为各领域的翘楚。早期毕业生取得的成就，反映了清末中国公学办学所取得的成绩，这些优秀的毕业生后来也成为中国公学优质的校友资源，对中国公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晚清中国公学办学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校舍的建筑，由此奠定了长远发展的基础。清末中国公学已经开始试办高等专门学校，相较于其他学堂，发展前景可期。
据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记，“本校租金岁逾万元，每岁至掷万余金于虚牝，经济之困难实由于此。且光线格式既未尽合学堂之用。去岁至今，各省学生要求入校肄业，而本校因校舍狭小，不能收容者甚多，辜士子负笈之诚。揆诸兴学初衷，殊所未安，故本校欲扩充规模则建筑校舍一节，真万不容缓”
。
1906年3月，中国公学在上两江总督周馥书中，呈请拨款在吴淞建筑校舍。之所以选择吴淞，呈文认为，“窃以上海交通最便，尤广见闻，然学堂若密迩夷场，恐学生或出见纷华而悦，约束艰难。查吴淞无市井之嚣而有舟船之便，地价廉而空气足，拟即在此购地经营”。
之所以选址吴淞，地价廉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中公发起人早经联络，发现在吴淞有空余官地可用。据《郑孝胥日记》载，1906年6月15日，中国公学干事张邦杰、朱剑“来示吴淞地址图托商季直让六十亩为公学学舍之用；四川学生孙镜青（清）自任借款十万，建造学舍，约下半年开工”
。中公干事张邦杰与张謇相商，张謇对于中国公学“提官地事，甚表同情”，且“已见李平书，亦颇赞成”
。
1906年7月，学部批复，对中国公学表示嘉许，称：“该生等悯本国教育之未兴，鉴寄人篱下之非计，纠集同志，建设学堂，毅力热心，远超流辈。外国学风之所盛，实由士民奋发，皆能自坚其力，自善其群。该生等力戒浮嚣，立约自治，尤见深明学旨，志趣不凡。所称南京山明水秀，为兴学善地，请商两江总督，量拨官地筹款建筑，并咨商各省督抚，协力资助各节，仰候两江总督查明办理可也。”
随后，中国公学上书两江总督，得端方批复，“俟明春财政稍舒，再行筹划，并乞函商各省协力资助，以竟全功”
。
1907年春，两江总督饬江苏候补道夏敬观会同宁学务司派员考察中国公学办学情况。夏敬观后来提交的禀帖中，提出，“查吴淞口指拨复旦公学公地左右尚有公地一区，可供建筑该校之用，前曾由该校管理员具禀请拨”
。
1907年9月，王敬芳会同宝山县核准校地，据上海道禀文，“兹据宝山县王合章会同中国学校干事员王敬芳等前往吴淞炮台湾海军衙门西边会勘，得该处有官地两块，一计四十余亩，一计一百余亩，两地不相连属，当据王敬芳等指定一百余亩之地堪建中国学堂之用，绘图禀祈核示”
。10月15日，两江总督端方批准上海道禀请拨吴淞官地于中国公学建校。
至此，中国公学建筑校舍之官地划定。
吴淞校地图
校址选定后，接下来即须筹款建筑校舍。据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校地既定，且甚宽敞，照容纳千人计，预算建筑经费非二十万金不克竣事，如此巨款，夫固至难筹划者矣。然查端午帅原批内有建筑校舍扩充规模，应俟咨商各省允为协助若干，再行定议云云。其已咨商与否，尚未能知，自校地拨定后，即先后禀粤督张鄂督赵川督陈，求其协助建筑经费，仅由粤督拨银三千两，然任重道远，其有待于巨公之维持，义士之匡助者正多耳”
。
1908年，张邦杰通过户部银行稽查罗焕章借得银十万两用于建筑公学校舍。
1909年年初，中国公学董事会开第三次会议，会上讨论校舍建筑事宜，据王敬芳报告，“去岁第二次董事会本议决十一月内开工，嗣因所绘之图估价太昂，故又改绘，至本年正月底图始绘竣，已于前二月二十八日拆标，记投标者共十八人，投标十万两以上者六人，九万两以上者六人，八万两以上者亦六人，而以陆泰记所投之八万一千余两为最少数，嗣已由椿源木行立一保单认保万五千金，昨由张君俊生已与陆泰记订立合同矣，此议案众均认可”
。1909年春夏之间，张邦杰力疾督工，10月不幸尽瘁而死。11月，中国公学在愚园为张邦杰开追悼会，郑孝胥亲往致祭，并撰挽联云：“赤手能兴学奔命继以死，盖棺今论定可称奇男子。”
到1910年9月，中国公学校舍建成，学校由新靶子路迁往吴淞。
校舍建设完竣可谓奠定了学校长远发展的基础。据民国初年中国公学招生广告的介绍，“按公学地址，位于吴淞炮台湾，基地宏敝，空气新鲜。入门钟楼巍然矗立。计有学生宿舍一百卅余间，教职员办事室十余间，讲室十余所，电机房三间。内外体操场两处”
。梁启超在一份募捐启中也提到，“吴淞一地，既不近市，而交通滋便，实为理想的学区。乃于其间择地创建学舍，有地百十亩，校中寄宿舍能容八百人，讲堂能容三千人，其他设备称是，国中私立学校除外国教会补助设立者外，其纯由本国自力独创而规模足与本校媲者，殆不一二”
。
与中国公学同年创立的复旦直到1918年才由校长李登辉在南洋集资15万，在江湾买地，1920年冬开建校舍，至1922年落成。但规模也比较有限，计有教学楼一座，办公楼一座，第一学生宿舍一座，教师宿舍一栋。据1931年中国公学文史系学生蒲风对复旦的印象，“虽则初次见面，亦觉得终究不如中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建筑不太庄严”。
相形之下，中国公学的校舍较为完备，办学条件较好，这也成为其吸引众多学人到校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如1920年前后到校任教的舒新城最初本不愿到中公任职，但考察校园之后，对中国公学雄伟的建筑、宽敞的校基、幽静而便利的环境非常满意，心境陡变，“决心要把这庄严的殿堂变为理想的学府”。
吴淞远离城区，环境幽静，适于读书，且往来上海交通便利。校友的回忆对此多有印证，如曾在中公任教的王云五就提到，“校舍迁至吴淞，环境幽静，尤是读书所在”
。1930年前后在校读书的富静岩也提到，“迁回校本部后，因学校环境幽静，不似闸北之喧嚣，读书较为宁静而感愉快”
。
中国公学吴淞校舍建成竣工，有了扩充规模的基础，同时为解决本校毕业生的升学问题，开始有兴办高等教育的规划。端方原拟筹建南洋大学，但限于财力和办学基础，转而谋求在中国公学基础上筹建一所工科大学。1909年6月，端方上奏朝廷，详述筹建工科大学之计划。
顾大学全备六科，科目既烦，规模至大，言乎建设，非百万不可；言乎学额，非数千不可；言乎秩序，非先有中学高等之毕业生不可。权衡形势，而先其所至急，莫若就上海制造局相近，先建工科大学，即以已成之中国公学，为高等工学之预备，次第经营，四五年后，即可希成效之发生，有完全之工学。更三数年后，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不至如今日之实业索埴冥行，难言进步，其于国计民生关系，实为重要。
另据《中国公学史略》所记，“王敬芳、黄兆祥继张君志奔走募款，于是湖北、浙江、四川、江西各省相继补助，讫宣统末年常款达两万余元。先是已添设工科，大学预科，并为筹办大学计，王敬芳赴南洋群岛募捐，所至侨商欢迎，方谓巨款可期，及革命军兴，侨商急筹军费，不暇顾及公学，亦因时变辍课，计自丙午创始至此六年矣”
。可见当时为筹办大学，已获得海外侨商的捐助，故计划可望实现，只不过因为辛亥革命而中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