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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庸
、吴传钧、宋家泰、金其铭
等老一辈地理学家总结了李旭旦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造诣时，指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
他重视区域地理研究的思想早已扎根在大学学习期间，深受法国白吕纳提倡小区域研究的影响。在国外留学期间和之后几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区域地理成为他长期研究的中心，在大学学习时期，对江苏南部东坝的考察及苏北两淮盐垦的实地调查（见《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专著）；在英国的硕士论文——《江苏北部区域地理》
等，可视为他早期从事区域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他任教时期，于1940年夏曾率领高年级学生远赴峨眉山作区域地理考察，并撰写了《区域图表与地景素描在峨眉山之应用》（《地理学报》7卷，1940年）一文，具体阐明了区域图表在区域地理考察中的作用。1941年，他组织并担任西北科学团团长，考察了白龙江中下游区域，著写《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一文（《地理学报》8卷，1941年），是一篇区域地理研究的力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曾讲授各洲自然地理多年，所编讲义（后经整理正式出版）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是一本国内不可多得的世界区域自然地理教材。结合教学与科研的实践，他撰写了《世界大自然区的划分》（1960年）、《欧美区域地理研究的传统与革新》（1979年）等论文。他认为：近代区域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内容与目的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受到种种非难与冲击；但他坚信区域地理学过去曾经是，今后仍将是地理学的核心，并反对把区域地理学分裂成自然与经济两个部门，认为把地理学分割成许多过于细小的分支和系统地理学者的过分专业化，都有损于地理学的完整性和综合性。他殷切期望现代区域地理学者应致力于方法论和革新，并力主把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区域描述代之以专题研究和解释性的分析。他认为在中国，地理科学的现代化必须包括区域地理学的重新定向，才能很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李先生十分重视中国地理区划的研究。他在1947年发表的《中国地理区之划分》论文，就是吸取了当时国外地理学区划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并充分运用了国内各方面有关的科研成果，比较全面系统地对我国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性进行了地理分区，把整个国土作为一个巨大的人地系统单元，综合考察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各自然要素和人口、经济、民族、文化等人文要素。在系统分析我国人地关系地域分异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地理分区的方案。将我国自然和人文因素综合起来划分地理区，这一成果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40年代初期，他在对白龙江中游比较深入的地理考察的基础上，科学地提出了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的西端应以白龙江中游为界的结论。在他所发表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地理学报》8卷，1941年）和《西北科学考察纪略》（《地理学报》9卷，1942年）两文中，详细论述了有关地理区域的分界线及转折点。我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向以秦岭淮河为准，而秦岭向西以迄青藏高原（东缘），其间的陇南山区，东西六百余公里内，崇山峻岭，沟谷分割，无显著的自然地物可资依据。通过对川北甘南的实地考察，李先生明确提出了白龙江是我国南北重要分界线的科学论断，并认为它也是我国东部农区与西部牧区的分界。这一科学考察结论，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定《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不同地域单位面积产量和复种指数地理分界线提供了基本依据。
在他早年组织的一些区域地理调查中，都把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作为一个地域的统一整体来加以考察。1947年发表的《中国地理区之划分》一文即采用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综合起来划分的方法，把中国划分为十二个大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地理学者在学习苏联经验时，在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的理论和实践固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带来了把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截然分开的不良影响。李旭旦先生一再强调地理学的统一性，统一地理学正是他的地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翻译了苏联B.A.阿努钦所著关于《地理学的理论问题》一书中的17点结论，以及美国H.M.斯蒂文斯所著《地理学的理论问题》一书的英译本评述和美国D.胡森《地理学的理论问题》英译本导言（均载南京师范学院《国外地理科学文献选译》第10辑，1983年），比较详尽地介绍了统一地理学的基本内容。他自己在《人地关系的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1979年）等论文中也一再阐明这一观点。他认为：“在人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地球上除少数地区外，已没有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纯自然环境了。当我们把地球当作人类之家来考虑时，就不能不考虑到人对环境所起的作用，也不能不考虑环境对人所产生的影响。就人类对环境所起的作用来说，既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也有消极的破坏性的一面，发挥环境的建设性作用，避免其破坏性作用，改善并恢复已被破坏的环境，已成为现代地理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他说：“我们不能离开了人类研究自然地理。例如，土壤系统的形成就离不开人的因素，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演替、气候的变化和地形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影响。随着人类科技文化的进步，这种影响将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丢开了自然环境来说明人类的生活（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人类居住在地球表面，一切生活都不能超脱于地理环境。”很显然，这些论点，都是十分正确的。
早在青年时期，李先生即对人文地理学及人地相关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西方，环绕着人地关系的人文地理学理论，各家见解不一。德国F.拉采尔把自然环境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法国地理学先驱P.维达尔·白兰士的“人地相关论”则把地理学的重心从自然转移到人这个积极力量上来，认为人类生活方式不完全是环境统治的产物，人类与自然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自然固然能影响人，人类亦能适应与改造自然。与“环境决定论”相比，“人地相关论”在当时是较为积极的理论。作为地理系的大学生，他与同班同学任美锷翻译了法国人地学家白吕纳所著《人地学原理》。这部经典论著，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后，在他四十年的学术实践和一系列论著中，都十分强调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问题，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他一生的治学进程。
在50年代初期，我国地理学界在积极学习苏联地理学思想的同时，曾不适当地开展了对人文地理学的批判。当然，批判和肃清那些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地缘政治学及其他某些唯心地理学理论的影响，使人们运用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研究地理学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受当时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除经济地理学以外，整个人文地理学都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伪科学，从而成为地理科学研究的禁区。李先生对此始终持有不同的看法。直到70年代后期，学术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春天，他进一步坚定地表达出自己的见解，并把复兴人文地理学作为自己晚年努力奋斗的重大目标。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文地理学在近年来之所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是与他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他在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1980年）的发言中指出：30年来，我国自然地理学和各个部门都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则仅仅是经济地理学的一花独放，并认为这个局面应有所改变。他指出：“人文地理学，包括经济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民族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理、疾病地理等，以及近年西方国家出现的感应地理、行为地理等学科，内容极为丰富。人类除经济生活外，也还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文娱生活等方面。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也不限于生产配置，还存在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问题。因此，仅仅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旨的经济地理学虽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是不足以概括人文地理学的全貌。”他并且申称：目前在中国复兴区域地理学的同时，更应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这绝不意味着要恢复20世纪初西方各国的人文地理学流派，也不在于全盘照搬现在流行于西方的以福利为出发点的人生地理学，而是主张参考现代人生地理学的革新方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一门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其内容应在正确的人地相关论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如何按照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因地制宜地使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而不受自然的惩罚，把自然环境引向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向，研究在不同民族和文化区内有关人文地理问题等。他认为：这将是我国地理学者面临的一项伟大、艰巨的任务。此后，他陆续在国内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在各种有关会议上，大声疾呼，要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
李先生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问题主要有以下的主张：
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卷中写道：“人文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人文地理着重研究地球表面的人类活动或人与环境的关系所形成的现象的分布与变化。它以人地关系论点作为理论基础的核心，而人地关系是人类出现以后就存在的客观关系，又是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进化而不断变化的。”他反对环境决定论。认为环境决定论把自然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十分错误的；但认为对F.拉采尔其人，不应抹杀其贡献，拉采尔是所有对人文地理学有贡献的人之一，也是第一个系统地说明文化景观概念的地理学家。他认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积极因素。除了环境的直接影响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不能用环境控制来解释一切人生事实。他主张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人地关系。认为：在人地关系中，总的说来，一方面人类是居于主动的地位，地理环境是被认识、利用、改造和保护的对象；另一方面，地理环境又经常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地域特征。
他一再强调：复兴人文地理学不是复旧，不是恢复过去的人文地理学。他认为：任何学科都在发展中前进，人文地理学也不例外，现在必须用新的观点、新的手段和方法来发展人文地理学。
他主张发展我国人文地理学，要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为准则，走正路。他指出：“当前我国新人文地理学正在起步，走向复兴，特别要警惕这一点。开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应当以马列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应当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在学习国外的人文地理学时，切忌采取拿来主义，照搬照抄，要使人文地理学为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他认为：“既要大胆引进，又要加以分析批判，要有分析地引进，要有批判地吸收”。
在发展人文地理学上，他很注意技术手段的创新。他说：20多年来，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已能处理多种变量的复杂计算，使地理学有可能对一些空间规律的研究应用许多新的统计方法与技术手段，来进行精确的度量，并用数字来表达人地关系说明区域差异与变化。在地理学中采用模型来探讨实际问题应该日益广泛。并认为按照普通系统论的原则，一切系统具有共同的抽象特征，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具有同型性。物理学上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可用来说明城市间人口移动趋势和两城间的吸引范围。在数学上，生物的生长曲线与创新散布曲线和经济发展曲线或人口增长曲线也很相似；人口潜力与重力场有共同性；水力模型与运输模型可以互用；数学上的函数关系有时可以取代文字上的因果说明；运筹学可以用于位置分析；线性规划可用于解决交通运输问题；用回归分析方法可以确定两个以上相互依存的变量，从而创立了解决多因素问题的计算方法。可见数学模型既能说明自然规律，也可以用以说明农业、工业、运输、人口、城市等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
他主张人文地理学应解决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过去人文地理学以小区域研究、区域和文化景观类型为其主要论题，现在已转到以分析解决多种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其主攻方向。它涉及国土整治、环境保护、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的探讨。从事人文地理工作必须首先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和具体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才具有科学的生命力。他指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不是靠写写空洞文章，高谈阔论就算了事，它必须按具体问题首先从事实地考察，以取得第一手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来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论证，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例如，切实地进行农村地理研究，就必须进行定点定期的土地利用调查和制图，考察农村人口与聚落分布以及农村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等，才能预测今后农村地理面貌的未来。
与此同时，还要向我国目前人文地理学领域内的薄弱环节进军，以填补多年来没有接触过的空白和荒废领地。他指出有关政治地理学方面国际领土纠纷问题，和我国自元代以来已承袭了近五百年的国内行政区划的合理调整问题，至今无人问津；少数民族地区在四化建设中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国际边界和国内特区建设以及军事地理等课题也几乎是空白。他认为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能会碰到资料上的困难，牵涉到政策上的种种顾虑，但这些问题都是必须研究的。
在地理学中，谋求人地关系协调的思想，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古代的地理著作以至近代地理学家的论著中都闪烁着这一科学思想。20世纪40年代初，李先生通过对白龙江流域的地理考察即指出：“高山本多森林，大都砍伐无遗，大概在人口较稠之聚落附近，森林破坏之程度亦愈甚。我国农人但知辟地为田，不知植林蓄草养其田。故以言白龙江之土地利用，过事农业，忽视林牧，实为一不平衡之发展。”“我国山地面积广大，苟能善加利用，实为无穷利薮。惜我农耕汉人，为平原民族，伐林焚草，滥加耕犁，以致濯濯童山，荒岩暴露，急流洗冲，泥沙俱去。土壤侵蚀为我国西北山地之普遍现象，造林保土节水，当为今后山地利用之必要工作。”“大概人口愈密集之处，森林之破坏愈甚，……吾人利用自然，知之破坏，不加补偿，实不智之甚。”很显然，这些有关水土流失的论断，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很大的现实意义。
70年代后期，他指出入地关系的协调是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课题。1981年在他写的《国土整治与协调论》以及以后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词条中，着重提出这一看法。他说：“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在全世界再次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上，已形成了人与环境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它正成为人文地理学理论的一大革新。70年代以来，分析并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新课题。”
李先生曾称：“治学之道，人各有异，我只想强调一下前人已讲过的八个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是他终生的座右铭。他早年就认为：“地理学者，以大自然为实验室，对于名山大川，渴慕尤深，其攀岭击石，寻胜探幽，非仅在赏心悦目；必察其形质，究其成因，并追索地形演化之史迹，分析自然作用之消长。”（《昂白山之冰川地形》，《地理学报》5卷，1938年）。1936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就读时，导师征求他的意见，是攻读三年制的博士研究生，还是二年制的硕士研究生，他选择了后者。这是为了能省下一年时间和三分之一的留学经费，去周游列国，进行实地调查考察。1938年7月，他“发剑桥，经伦敦，渡峡至巴黎，略览市容及参观万国博览会后，即于12日转车赴瑞士，历日内瓦、洛桑、湖间市、伯尼、绿村诸地，临渡白朗峰北之冰海及少女峰东之格林台法尔冰川，溯龙河谷，登色勒瓦山，复驰艇溜蒙四州二湖。”留学期间，他周游法、德、瑞士、荷兰等国，后又横渡大西洋，横贯美国大陆东西，再渡太平洋回到祖国。尔后，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后方又亲自组织和参与了多次野外考察。尽管当时经费困难，现代交通工具缺乏，必要的仪器设备都没有，但他认为：“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而放弃考察工作，地理学者之野外考察决不能因困难众多而中止。”“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地面现象，所以它的实验室就在野外。研究地理的人要注重野外考察，就是这个道理。”他在青年时期，就树立了脚踏实地，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对苏北沿海地区的盐垦水利事业做了实地考察。解放后，他对淮北六塘河流域又进行过多次考察，提出了水利规划建设的中肯意见，这是与他早年的工作基础分不开的。60年代初，他曾带领南师师生到太湖东西山地区和南京江浦老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并运用美国科尔贝（C.C.Colby）的分式号码法，以东山地区为例，探讨其应用并对之进行了评价（《分式号码填图法的应用与评价——以太湖东山地区为例》,1963年）。直至晚年，虽然由于心脏病的缘故，他已不能再事野外考察了，但有时还是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地想出去搞一点实地调查。例如，1983年，南师地理系接受了江苏省黄河故道地区的综合考察工作，正是由他负责，并亲自到淮阴、滨海、盐城等地访问座谈，具体深入地了解黄河故道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地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