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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旦先生中学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并于1930年以品学兼优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学习。在校期间便翻译饶美亚的《绘图学》（《方志月刊》1933年，6卷1期、2期、6期、11期）。他还与胡焕庸、任美锷合著《东坝考察记》（《方志月刊》1933年，6卷12期）。1934年毕业留校，在中央大学地理系任助教。
1936年他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英国，在剑桥大学攻读地理学硕士学位。在英国求学时还受到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罗士培的人地观的影响。在两年的学习和一年的环球旅行之后，李旭旦回国，同年被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其间，李旭旦学术成果丰硕。
1940年他发表《区域图表与地景素描在峨眉山之应用》（《地理学报》第 7卷）和《芬兰之国情与国势》（《世界政治》5卷1期）。
1941年利用暑假进行川西、川北和甘南等地地理考察。发表《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地理学报》8卷）和《希特勒之“欧洲新秩序”评》（《世界政治》6卷1期）。
1942年他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系主任，并发表《西北科学考察纪略》（《地理学报》9卷）。担任《地理学报》总干事及总编辑。
1943年发表《评哈特向著<；地理思想史论>》（《地理学报》10卷）。
1945年发表了《空权时代之新地理》[《中国青年（重庆）》12卷1期]。
1947年应美国马里兰大学地理系邀请，赴美讲学一年，并著有《中国地理区之划分》（刊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 Annals A . A . G .,9月）。
1948年出版著作《世界政治地理》（中华书局）。
1949年发表《东北之农业区域及农产分布》（《科学》31卷11期）。
1950年发表《东北的钢铁工业》（《地理知识》第4期）、《如何培养新地理工作人才》（《地理知识》第4期）、《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地理思想和方法》（《地理知识》第7期）、《新经济地理学的几个基本原则》（《地理知识》第10期）、《东北地位与朝鲜战争》（《地理知识》第12期）。被聘为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
1951年发表《地大物博人众的新中国》（《地理知识》第1期）、《美帝侵略的地理思想》（座谈会记录）（《地理知识》第2期）、《关于祖国面积和人口的数字问题》（《地理知识》第2期）、《作为一个人民地理教师应该掌握些什么》（《地理知识》第8期）和《美国资源丰富吗》（《地理知识》第11期）。翻译《苏联地理》，并创办《地理知识》（《中国国家地理》前身）。
1952年发表《新沂河完成后六塘河流域的农田水利问题》（《地理学报》第18卷）和《苏联在亚洲区域的和平建设》（《地理知识》第10期）。还发表《我们祖国的地理》（南京市铅印，政治常识讲座记录之一）。
1953年发表《斯大林学说在有关地理方面的几个重要论点》（《地理知识》第5期）和《师范大学及师范学院地理系科简介》（《地理知识》第9期）。
1954年发表《学习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地理知识》第1期）、《过渡时期的地理教育方向》（《地理知识》第5、6合期）和《小学地理教学的目的、任务与方法》（江苏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编印）。
1955年发表《亚洲的地理大势》（《地理知识》第3期）、《外国经济地理教学上的几个主要问题》（《地理知识》第4期），出版《苏联经济地理概论》（新知识出版社）和合译《研究自己的乡土》（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发表《白龙江作为我国农业地带分界线的意义》（《地理知识》第 3期）。从《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巴西》（人民出版社）。
1957年发表《扩大民主生活和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江苏盟讯》第4期）。同年与徐竹生合译伊·谢尔巴科夫的《我的旅行：我是怎样成为地理学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0年发表《世界大自然区的划分》（未发表手稿，后收入《李旭且地理文选》，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
1962年发表《卡依戈洛道大气候分类法及其评价》[《南京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期]。
1963年发表《分式号码填图法的应用与评价——以太湖东山地区为例》（《江苏地理学会论文集》）。同年写作《各洲自然地理》（讲义）（南师油印件，8月）。
1964年翻译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
（商务印务馆）。这一个世界长期争辩额大陆漂移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全部的肯定，而李旭旦坚决站在魏格纳一边，这是要有一定的识见和勇气的。
1978年发表《美国的人文地理学》（《中国地理学会1978年经济地理专业学术会议论文选集》）。
1979年发表《欧美区域地理研究的传统与革新》[《南京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翻译《东欧经济地理问题论文集简介》（《国外地理科学文献选译》第2辑），发表《人文地理学的革命》（《南师校庆学术报告会论文》）和《现代地理学的几个问题》（《地理知识》第9期），整理《解放前中国地理学会大事记》。
1979年12月28日—1980年1月7日，他在第四届中国地理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倡议，得到了吴传钧等老一辈地理学家的支持和绝大多数代表的热烈响应。此后，他不顾困难和压力，在多种场合和报刊上呼吁复兴人文地理学，从而使一度在中国销声匿迹的人文地理学走上蓬勃发展的轨道。
1980年8—9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24届国际地理学会议的大会及分组会上，宣读了“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geography in new China”（《新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区域地理教学问题》等论文，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1981年发表《国际地理学界的一次盛会——参加东京国际地理会议观感》[《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在此次会议上，李旭旦以复兴区域地理学、复兴人文地理学作为他的中心思想，征得许多国际知名学者的支持。翻译R.E.Dickinson的《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国际地理科学文献选译》第7辑）。翻译并发表《人文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新版条目，《国外地理科学文献选译》第7辑）、《国土整治与协调论》（《南师校庆学术报告会论文》）、《人地关系的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世界地理集刊》第2集）和《人文地理学的复兴》（《百科知识》第3期）。
1982年发表《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及其近今趋向》[《南京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 2 期]、《为什么要学习地理和怎样自学地理》（《地理知识》第 3期）、《英美区域地理学的新动向》（《中国地方史志》第1期）、《大力开展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地理学报》37卷4期）。翻译出版《地理学思想史》（普雷斯顿·詹姆斯著，商务印书馆）。
1983年发表《漫谈地理科学和怎样自学地理》（《青年自学指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翻译《<；地理学的理论问题>；一书介绍》（《国外地理科学文献选译》第10辑）和《人文主义地理学》（段义孚著）两文。发表英文论文“Rural settlements of the Jiangsu province,China”（ Geo Journal 7卷 1期），与陆诚合作发表《论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的统一性观点》（《地理研究》2卷3期）。参与编著《地理学词典》。
1984年发表《知国·爱国·报国——兼谈地理教育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主编）。发表《翁文灏先生对我国地理学的贡献》（《地理学报》39卷3期）、《世界各国人文地理学流派》（《人文地理文集》，《南京师大学报》增刊）和“The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Geography in China ,Science Press）。
1985年发表《评C.李特尔、F.拉采尔和H.J.麦金德》[《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为地理专辑]和《开展人文地理研究的几点意见》（《地理科学》第4期）。主编《人文地理学概说》（科学出版社）。
1986年1月，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论丛》（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李旭旦在当选为江苏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期间，著述颇丰，积极呼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大力开展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人文地理学的新生”，许多媒体都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为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李旭旦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还是一位忠诚的地理教育家，其主编过许多地理教材，而且科学研究的学术成果硕果累累，可谓实至名归的地理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