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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皇帝感》的成文年代，任半塘先生据伯2721写本中“今帝自注”之语，推定为“玄宗天宝间”
。张梦机先生亦持此说，并增加唐开元十六年（728）六月二日玄宗将自注《孝经》“颁行天下”一据
。该咏赞成文于天宝年间（742—756年）的推论大致无误，然此推论时间跨度稍大，难以彰显该咏赞鲜明的时代特色，因结合其中相关语句再加考述。
首先，伯2721《<孝经>皇帝感》第11首仅存“皇帝亲耕万物熟，嘉禾合穗至今丰”一联，对此，任半塘先生以为“不见于经注”，因质疑曰：“其故何在？颇可玩味。乃辞属衍文，或有错简，本不在‘新集《孝经》’曲文之范围内欤？抑今传《孝经》之注有阙文欤？”
不过，细考可知，此联应非衍文或错简，而是源自《孝经·圣治章》中“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一语。郊祀本是古代帝王祭天祈福之礼，周时发展为祭祀始祖后稷以祈农业丰收之礼，一般“启蛰而郊，郊而后耕”
，后来演变成为封建帝王以孝治天下的重要礼制之一，祭祀对象也拓展至以神农氏为主的农业神灵。如唐王泾称：“先农者，祭法所谓帝社是也，汉谓之官稷。……自后齐及隋，皆曰先农。国初定礼，得为帝社。”
初唐以来，郊祀先农之礼还与藉田礼合而为一，演变为帝王施行孝治的常见之法。如贞观三年（629）正月，唐太宗“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秘书郎岑文本献《藉田颂》以美之”；永徽三年（652）正月，唐高宗“飨先农，躬耕藉田”
；开元二十三年（735）正月，唐玄宗“亲祀神龙于东郊……躬御耒耜于千亩之甸”
。伯2721《<孝经>皇帝感》既赞唐玄宗御注《孝经》一事，则其“皇帝亲耕万物熟”中的“皇帝”，当指唐玄宗。而遍检史籍，玄宗亲耕仅开元二十三年一次。其时，玄宗“欲重劝耕籍，遂进耕五十余步，尽垅乃止”，且“敕中书令张九龄、光禄卿韦縚，与礼官就集贤院撰《藉田仪注》”
。因知伯2721《<孝经>皇帝感》的成文时间，当后于开元二十三年（735）正月。
其次，伯2721《<孝经>皇帝感》前3首中有“未闻典籍入歌场”“开元天宝亲自注”“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诸语，因知《孝经》进入民间“歌场”的空前现象，始于唐玄宗御注三经均成且颁行天下之际。而玄宗御注三经的颁行时间，详见表1。
表1 唐玄宗御注三经的颁行时间
⑧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六，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95页。
⑨易州石经本拓片，转引自董恩林：《文献论理与考实》，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80页。
续表
①王钦若著，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五一，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544页。
②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12页。
③王溥：《唐会要》卷三五、三六、七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45、658—659、1411页。
据此可知，伯2721《<孝经>皇帝感》的成文时间，最早可追溯至唐玄宗御注三经均已完成并颁示天下的开元二十三年九月至开元二十四年间。
再次，伯2721写本中，《<孝经>皇帝感》将“开元”“天宝”并提，《开元皇帝赞<金刚经>》仅及“开元”未及“天宝”，而斯289、斯5780、伯3910三写本均有抄录的《<千文>皇帝感》则称“天宝圣主明三教”“御注《孝经》先□唱，又谈《千文》献明君”，因可推知，伯2721《<孝经>皇帝感》的成文时间晚于《开元皇帝赞<金刚经>》、早于《<千文>皇帝感》。《开元皇帝赞<金刚经>》的成文时间，据表1所引史籍知最早可追溯至《御注<金刚经>》“颁天下，普令宣讲”的开元二十四年；但《<千文>皇帝感》的成文时间，仅可据“帝诏四海赞诸宾”“追寻隐士访才人”“近来歌舞转加新”等语推定于“天宝圣主”已沉溺于“转加新”的歌舞娱乐活动，并诏令天下寻访人才之时。唐玄宗的钟爱歌舞，在开元中即彰显无遗，如其十一年自制《圣寿乐》并亲自教演、鼓励教坊诸女：“好好作，莫辱没三郎。”
而其沉溺歌舞且唯新歌新舞新人是求的时间，则当肇始于“初纳太真妃”的“遂制曲，名《得宝子》”
。《得宝子》本是民间歌曲，开元末年始经韦坚、崔成甫等传至宫廷，又经玄宗重为制曲改词而风行一时
。另据相关史籍，天宝初年的京城歌舞焕然一新，其中风靡天下的《清平乐》词，相传是玄宗于天宝元年“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翰林学士李白立进”的新曲
；《龙池乐》《破阵乐》《霓裳羽衣曲》以及“舞如莲花”“旋转如风”的胡旋舞等，相传均是天宝初年盛行于皇家宫廷和民间歌场的新样式。则知玄宗的沉溺于歌舞新声，当始于开元末天宝初。
唐玄宗在位期间，屡有诏求人才之事，但开元中所征多为治国理政、率军征战之才。如开元九年，诏求“有智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有勇齐贲、育可以斩将搴旗，或坐镇行军、足拟万人之敌，或临戎却寇、堪为一堡之雄”
者；十四年六月，诏求“精于经史、道德可尊、工于著述、文质兼美者”
。诏求“隐士”“才人”之事，或始于开元二十二年三月的诏举“博学、多才、道术、医药举人等”
。其中博学科“试明经两史已上”，多才科“试经国商略大策三道”；道术、医药二科则仅言“取艺业优长、试练有效者”，未言具体内容。因疑“道术”科征求的，即是所谓“隐士”“才人”；著名道士吴筠于天宝初年应征至京一事，或可为佐证。玄宗时期的最后一次诏求人才，乃天宝六年的“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
。其时，李林甫以“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为借口横加阻拦，不仅令郡县“精加试练”，且委尚书复“试以诗、赋、论”，终致“无一人及第者”。值得推敲的是，对此次各地举荐的人才，李林甫不仅称其言为“俚”，且令“试以诗、赋、论”，因疑此次被举应诏者中无精通诗、赋、论的儒家学者，而是或通道术的术士，或通医药的医家，或通歌舞的民间艺人。则此次诏求在民间的影响，完全达到《<千文>皇帝感》所称“帝诏四海赞诸宾”程度。也就是说，《<千文>皇帝感》的成文时间，当在此令发布的天宝六年或稍后。
综此可知，伯2721《<孝经>皇帝感》的成文时间，可肯定无疑地界定在《御注<金刚般若经>》颁行天下的开元二十四年（736）至诏令“广求天下之士”的天宝六年（747）之间，甚至可更为具体地界定在《颁<重注孝经>诏》《教习<孝经>敕》发布的天宝三年（744）至《颁示<道德经注><孝经疏>诏》发布的天宝五年（746）间。相比于“天宝间”，这个跨度更小的时间界定无疑更宜于彰显该咏赞的时代特色，也利于对其体式特征及其与敦煌今存其他《孝经》咏赞相互关系、《孝经》诗歌化民间化进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