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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怀特海指出：“哲学真理应当到语言的假定中去寻求，而不要到它的明确的陈述中去寻求。由于这一原因，哲学与诗相似，二者都力求表达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最高的理智。”
以怀特海理论来观照我们所研究之问题，则理学思维或认知方式与理学诗表达方式的“会通”，至少有两个“介质”：对真理的“陈述”策略或方式问题、主体以“活动”的方式承载问题。而不管是“陈述”还是“承载”，理学诗的诗学思维方式及其外显于文字的理学诗表达方式，决定了作为集理学实践主体、社会实践主体和理学诗书写主体于一身的理学家诗人，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以理学诗的诗学思维方式来贯彻“文以载道”“因诗求道”，以实现“求做圣人”或者定止德性的理学终极目的。言及于此，必然也就导引出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理学求道“工夫”与理学诗表达方式是如何实现会通的？其实现“会通”的“桥梁”或“载体”是什么？
前文所论及的“发明”“观物”“格物致知”等，当然可视为“会通”理学思维或认知方式与理学诗表达方式的重要“桥梁”或“载体”。这里，再列举其他一些理学“求道”之“工夫”类型，予以补充说明。先看理学之“为学”。宋代理学之“为学”，承继了原始儒学之“为学”而又有新的发展。从原始儒学“为学”之内容而言，《论语》提到“孔门四科”，计有德行、政事、言语、文章等“学”之内容。又记孔子训其子云：“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显然，《诗》《礼》等皆为“学”之内容。而从《论语》编纂体例来看，其第一篇为“学而”，第二十篇为“尧曰”，中间贯穿了为理学家所揭橥的“学以至圣人”的儒家理想。如此说来，原始儒学之“为学”，强调知行合一，求仁践礼，以养成圣人品格，实现仁德境界。从两宋理学“为学”内容而言，宋代理学家朱熹、吕祖谦所编之《近思录》，其卷二“为学”，排在其卷一“道体”与卷三“致知”、卷四“存养”之间，故“为学”可视为联系理学“工夫论”和“本体论”的“桥梁”。对此，清人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已经洞见其理：“尊德性必道问学，以学为工夫。”
而唐宋时期，“为学”当然包括了传统儒学的“学以至于圣人”而求仁践礼乃至存养德性以至于定止之境。不仅如此，作为士人群体的理学家而言，科举应试之要求，学习揣摩、创作或书写诗歌作品，亦是其“为学”应有之义。故而，“为学”可算是会通理学求道“工夫”与理学诗表达方式的“桥梁”或“渠道”。
再看“象物比德”。“象物比德”的文化源头，可追溯到《易经》的“观物取象”，亦即效法天地而取其能够代表、彰显天地之“道”的物、形、“文”等来表达对形而上的天地之“道”的膜拜、尊崇。如祭祀之“尸”、因天地之“文”而造作“字”、为文应效法天地之“文”等，实质上都是“观物取象”认知方式的显证。而“象物比德”则是取“物”与作比，来使用明喻、暗喻、隐喻等手法以阐明或者表达实践主体的德性，达到赞许、肯定或推扬之效用。理学诗常用“象物比德”来书写、表达或者阐明理学旨趣、理学思想或理学境界，以类比、比附、比拟、象征等书写或者说明天地万物一理、性理、心性存养等理学范畴或者命题。
最后谈谈承载“求道”的重要载体“日用”。宋明理学家大多强调，于日常生活中存养心性，以“明理”“明心”而“求道”。而从中国文化史来看，“道”与“日用”发生关联，源远流长且其涵义多有变化。《周易·系辞上》载：“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对此，王弼云：“君子体道以为用也。仁知则滞于所见，百姓则日用而不知。”孔颖达等《正义》则疏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言万方百姓，恒日日赖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言道冥昧，不以功为功，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也。”
准此，则“日用”为百姓之日常生活，“道”即潜存于日常生活之中。显然，实践主体之“日用”生活，虽是“道”之潜存之所在，但“日用”并不能说成是“道”。依《周易·系辞上》所论，芸芸众生无法藉由“日用”而得道。或者可以说，在《周易·系辞上》的生成年代，在“日用”与“道”之间尚隔着一层。打通“日用”与“道”的隔阂，可算是两宋理学家的功劳之一。当然，其由日常彝伦、日常生活之物到安置其“心”于日常日用，是有明显的演变的。在这一进程中，谢良佐对于“日用”与“道”之关系的探讨，可谓是“道在日用”发展历程的重大转折。朱熹曾点出谢良佐的贡献：“自非谢先生确实于日用处下工夫，即恐明道此语亦未必引得出来。”
谢氏重视从“日用工夫”而求道，标志着依托“日用”而“求道”成为可能。而张九成则提出：“道非虚无也，日用而已矣。……以日用为道，则尧、舜、三代之勋业也。”
这显然是承继了杨时“以器为道”的思想，而把“日用”视为“器物”，置换成为“日用为道”。杨时、张九成等人的“以器为道”“日用为道”的理学思想，受到了朱熹的批评。朱熹认为，“日用”非道，而“日用”之“理”才是“道”。他在《与张敬夫》书中，批评“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而指夫暂而休息、不与事接之际为未发”
的认识，强调“今于日用间空闲时，收得此心……这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便是浑然天理”
。他又把“求放心”“操存”“涵养”“为学”“合道理”“提撕此心”等与“日用”相联系，强调藉由“日用”作“工夫”而求道。朱熹之后，“道在日用”也就成为理学家所公认的求道之路径、方法了。两宋理学家的“道在日用”思想探讨，提升了立足“日用”而“求道”的方法论价值，或导引着理学诗人通过“格”得“日用”之物而抒写或表达“明理”“明心”等主旨，或依托“观物”而体察“日用”之物而抒写或表达崇德、明道等主旨。由此而言，“道在日用”形塑理学诗表达方式的基本方法，是依托“观物”“格物致知”等思维或认知方式而实现的。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理学之求道“工夫”具备客观性和多样性，求道之“工夫”因其内在的理学思维或认知方式而表征为理学诗的表达方式。理学实践主体与诗歌创作主体的同一性身份、理学家的文道观念及“因诗求道”的自觉性等，决定了理学的思维或认知方式必定会对理学诗的表达方式产生影响。“文以载道”的文道观念和“因诗求道”诗歌功用观念，也是促使理学家的思维或认知方式对理学诗表达方式产生作用或发生影响的重要基石。包括理学诗表达方式在内的诗学思维方式，对理学思维或认知方式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或影响。“观物”“格物”“象物比德”“为学”等具体“工夫”以及承载“工夫”的重要载体“日用”等，可视作会通理学求道“工夫”与理学诗表达方式的重要“桥梁”或者“渠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理学之求道“工夫”，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理学诗的若干表达方式。本人的若干研究成果，较好地证实了这一研究结论。
上述研究结论，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中外“哲学——诗”会通问题的学术研究史表明，古往今来的研究者大多从“内容”层面来考察这两者的“会通”，而对两者在“结构”“表达方式”等“形式”层面的“会通”考察，却付之阙如。显然，这一惯常研究思维方式或研究路径，是存在较大学理疏漏或重要学术研究缺失的。本文研究表明，中西古今文明中普遍存在着的“哲学——诗”之“会通”问题，不仅存在着在彼此双方内容层面上的“会通”，也隐性地潜存在彼此双方文本结构、文本表达方式等形式层面上的“会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文化绵延五六千年的“哲学——诗”会通问题的相关研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学术研究空间。以此而入，当可在“哲学——诗歌”会通研究领域开拓出学术研究的崭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