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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盛唐时期诗人对诗歌写作行为的书写基本上是对前此传统的继承，孟浩然、李白、高适等诗人沿袭了魏晋南北朝诗歌中对“赋诗”的呈现方式。与前此诗歌中反复出现的“赋诗”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人们更热衷于“题诗”“咏诗”这样的表达。隋唐之际的诗人王绩在《游山赠仲长先生子光》一诗中写道：“沙场聊憩路，石壁旋题诗”
，这是一首五言排律，“题诗”在诗中是作为一个对偶的意义单元出现，此处的“题诗”更多延承了上述嵇康诗中“赋诗”的意义传统。孟浩然在《永嘉上浦馆送张子容》一诗的颔联写道：“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
，此处“题诗”和“对酒”作为两个对偶的意义单元出现在诗中，显然要比王绩诗中“题诗”和“憩路”的对偶更富韵味。同时“孤屿题诗”这一表达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谢灵运在永嘉时期的诗作《登江中孤屿》，孟浩然此诗作于永嘉，用谢诗中“孤屿”的典故可谓浑然天成。孟浩然另有题为《登江中孤屿话白云先生》的诗作，可见他对谢灵运此诗确然烂熟于心，当写下“孤屿共题诗”这样的诗句的时刻，他的心中一定会掠过谢灵运的影子。此处“共题诗”的“共”表面上是明指孟浩然和张子容二人，但又何尝不是在遥遥回应曾经在永嘉写下《登江中孤屿》的谢灵运。“题诗”在孟浩然的诗中和前代的写作传统密切相关，而孟浩然对“题诗”赋予的新的涵义又成为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将“题诗”和“对酒”匹配为两个对偶的意义单元是孟浩然的创造，这一表述也影响到了稍后高适的写作。高适在《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一诗中有“题诗碣石馆，纵酒燕王台”
这样的诗句，这一表达或许是受到了孟浩然诗歌的影响，不过相较于“对酒”呈现出的克制温和，“纵酒”则显得更为豪逸发扬。与前述记录此时此刻写作行为的“赋诗”不同的是，高适诗中的“题诗碣石馆”呈现出的是写作者追忆中的往昔，时隔多年以后作者清晰地回忆起当初颇具豪气的“题诗”，亦可见“题诗”在作者心中的分量，也不难想见作者在这一表述中寄寓的对于自身才华的自负。这一经由“题诗”传递出的对于自身写作才能的自负同样可以在李白的诗作中看到。李白在《秋浦歌》其九中写道：“题诗留万古，绿字锦苔生”
，作者显然对于自身的写作才华有极为清醒的认识，《江上吟》中的名句“兴酣落笔摇五岳”
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白《初月》一诗中出现了“咏诗”这样的表达，《初月》结尾二句云：“因绝西园赏，临风一咏诗”
，此处“咏诗”中的“诗”明确指向《初月》一诗，而诗人临风咏诗的姿态清晰地向读者传达出他此时此刻由于无缘西园雅集而引起的孤单和落寞。此诗中“咏诗”这一表达所承载的孤单落寞的意蕴是前此诗歌中看不到的，而“临风咏诗”所呈现出的对于咏诗本身情状的描写较之以往也更为具体。
杜甫是唐代诗人中写到“赋诗”及类似表达最多的诗人，“赋诗”“咏诗”等一系列表达在杜甫的诗中均有丰富的呈现。五律《巳上人茅斋》首联云：“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
，“赋诗”出现在诗篇开头的位置，在结构上具有引起全篇的作用，同时“赋诗”除了指向本诗之外，还包含着一种对于巳上人清雅品性的推许。相应地，“赋诗”也可以出现在诗篇结束的位置，在《夜宴左氏庄》的结尾二句诗人写道：“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
，此处“诗罢”具有收束全诗的结构意义。与《巳上人茅斋》相类的是，此诗也是友朋相聚之际公开场合的写作，两首诗在题材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分别在一起一结的位置出现了“开始赋诗”和“赋诗完成”这样的表达，由此可见杜甫对于“赋诗”这一书写已经非常熟稔。
在面对“题诗”这一表达时，杜甫同样显示了他作为优秀诗人的剪裁手段。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到，在王绩、孟浩然和高适的诗中，“题诗”已经和“对酒”“纵酒”等表达组合成为一组对偶的意义单元出现在五言律诗中，杜甫诗中涉及“题诗”的有九处之多，在《重过何氏五首》其三的颔联诗人写道：“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
，这一联的表达在句法上与孟浩然诗“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一致，不同的是，杜诗的书写更为细致入微，表达也更加具体，同时更富日常情态。孟浩然诗“孤屿共题诗”这一句与其说作者是在书写“题诗”这一行为，毋宁说句中呈现出的作者面对“孤屿”时内心与谢灵运的息息相通更为引人注目，同时此处诗人具体是如何“题诗”则不得而知。而在杜诗中，诗人明确写到了是在桐叶之上题诗，这一具体的“题诗”动作的书写与出句的“石阑斜点笔”一道构筑了一位执笔思索并将诗篇题写在桐叶上的诗人的形象，并传递出一种文士独有的雅致，这是前此的“题诗”书写中未尝出现的。
杜诗中与“桐叶坐题诗”这一表达类似的还有以下诗句：“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
（《题郑县亭子》），“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
（《立春》），“作诗呻吟内，墨淡字攲倾”
（《同元使君舂陵行》），三者相同之处在于都写到了将“诗”题写在某一具体的载体诸如青竹和纸张之上，第三例更是写出了所题之诗在纸张上呈现出的“墨淡字攲倾”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杜诗中的“题诗”这一表达往往是整首诗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意义组成，这一点和前述唐前诗歌中作为整首诗尾巴出现、仅仅承担诗歌结构功能的“赋诗”有根本性的不同。“更欲题诗满青竹”中的“题诗青竹”事实上只是诗人内心的意念，并未付诸现实，同时“题诗青竹”这一行为的意义指向是下句的“幽独伤神”；“墨淡字攲倾”实际上是呻吟作诗之际诗人内心彷徨动荡的外在表征；“呼儿觅纸一题诗”则归结到漂泊西南天地间的孤苦无依，以及想要藉助“题诗”来消解内心悲哀的愿望。
与“呼儿觅纸一题诗”呈现出的因为要“题诗”而呼唤孩子寻找纸张这一生动的日常生活情态相类似的还有以下诗句：“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
（《徐步》），“对酒都疑梦，吟诗正忆渠”
（《远怀舍弟颖观等》），“吟诗坐回首，随意葛巾低”
（《课小竖锄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其二）。后三例在句法上一致，“吟诗信杖扶”写诗人在吟诗之时拄着手杖随意行走的姿态；“吟诗坐回首，随意葛巾低”则是说因为吟诗而不断转动头颈，以致葛巾掉落下来都无意收拾。这些诗句都是对“吟诗”之时日常情态细致入微的描摹，更为重要的是，此处“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中的“从”“信”二字以及“随意葛巾低”中的“随意”二字都表明了诗人因为“吟诗”而沉浸在思索经营的状态之中这一事实。到了“对酒都疑梦，吟诗正忆渠”这两句中，这一特征就更加明显了：诗人吟诗的同时，内心在思念着远方的弟弟，“正忆”二字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了“吟诗”这一外在行为是如何与诗人内心的情态紧密地交融在一起的。
透过以上分析，或是扶着手杖吟诗，或是因为吟诗而不断回首以致葛巾掉落，或是在吟诗之时内心充满对弟弟的思念之情的诗人的形象便呼之欲出了。这一特征在以下三例中同样有鲜明的体现：“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
（《江亭》），“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
（《哭韦大夫之晋》），“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
（《昔游》）。后一例中独自流涕赋诗的诗人形象的呈现固不待言，前两例中“强”字所呈现出的正是诗人努力克制当下的情绪（闷和悲）而勉力作诗的情态，其中沉浸在写作情境中的诗人形象更为饱满鲜明，而此时此刻滞涩的写作状态也跃然纸上。与前此诗作中出现的“吟诗”“题诗”及其相关书写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杜甫的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在某一种具体的情境之中以某种具体的姿态“吟诗”或“赋诗”的诗人形象，而且诗人往往沉浸于这一具体的“吟诗”情境而不自觉，正如诗人在《长吟》一诗的结尾所云：“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
前此诗歌中不论是“赋诗”还是“题诗”，几乎都是一种模式化的呈现，诗歌写作情境中诗人的面貌是模糊的，“赋诗”更多是在篇章结构上引起下文或者绾合上文。而在杜甫的笔下，“题诗”“吟诗”往往是伴随着具体的情态出现的，在对实时性的诗歌写作进行记录的同时，杜甫诗歌中出现的“题诗”“吟诗”几乎都有自身独特的语意指向，这是上述唐前诗歌所不具备的。这一特征的集中呈现可以《乐游园歌》中的结尾二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为代表，在乐游古原参加宴会的诗人内心充满了无穷的身世之感，“此身饮罢无归处”饱含着诗人“旅食京华春”的辛酸和悲哀，与后来的“欲往城南忘南北”（《哀江头》）、“老夫不知其所往”（《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表达都有天地之大而无所容身之悲感。而下句“独立苍茫自咏诗”则是对上一句悲哀书写的克制，此处清晰地呈现出诗与诗人融为一体的过程，至于其表达的克制与浑融则是杜甫独有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杜诗“沉郁顿挫”的独特面貌。“自咏诗”这一表达不仅仅指向《乐游园歌》一诗的写作姿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表达背后呈现出的将诗作为生命和情感寄托的诗人形象，透过“自”字我们不难体察到诗歌在诗人生命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同时，杜甫还会采用一种超离诗歌文本之外的视角去观照实时性的诗歌写作行为。在《四松》一诗中，诗人写道：“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
，三年前诗人栽下了四棵三尺多长的小松，如今再见松已如人长，诗人预想到四松日后凌云拂霄的姿态不禁有感于怀，然而衰谢之年漂泊无定的诗人又如何能像四松一般永久长存，甚至是暂时性的小驻此地都难以把握。全诗悲喜交集，更重要的是诗人善于自我排解，在和四松的对话中用一种超越现时的视角化解眼前的有限之悲和漂转之苦。在“事迹可两忘”的映照下，此时此刻的“赋诗”仿佛都是多余的，此处“赋诗”的意义更多体现在对当下情境作实时性书写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诗人“有情”的一种寄托，“赋诗”是未免有情的诗人寄托情感、化解悲哀的方式。与之相类，诗人有时又会将“赋诗”这一行为放置到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去思索其意义，正如《西阁曝日》中“即事会赋诗，人生忽如昨”
所传达的那样。在《至后》一诗的尾联，诗人写道：“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
，这一表达与《可惜》中的“遣兴莫过诗”以及《远游》中的“吟诗解叹嗟”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诗人一方面对诗可以“遣兴”、可以“解叹嗟”的功能抱有极大的自信，一方面又对其产生怀疑。这一反讽表达的内在逻辑是与《四松》《西阁曝日》一致的，诗人往往能够从眼前具体的“赋诗”“吟诗”的场景中超离出来进而将这一行为放置到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去观照，在赋予意义的同时又对意义本身产生怀疑。
总体来看，杜甫对于“题诗”“赋诗”“吟诗”的相关书写与前人有很大的不同，杜诗中出现的“题诗”“吟诗”等表达更为细致入微，而且往往会呈现出“题诗”“吟诗”之际具体而生动的情态，这一具体情态的背后是清晰可感的诗人主体形象的凸显；同时，杜甫又能够采取一种超离于“赋诗”当下的视角来反观“赋诗”这一行为本身，这就使得“赋诗”作为一个独立的写作对象呈现在文本之中成为可能，这一特征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宋代诗人的相关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