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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诗歌中对于诗歌写作行为的呈现可以追溯到《诗经》。《诗经·大雅·卷阿》结尾云：“矢诗不多，维以遂歌。”
这里出现的矢诗并不指向《卷阿》诗本身，“诗”只是作为普通的事物出现，矢诗也等同于前文的“矢音”。《诗经·小雅·巷伯》结尾写道：“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此诗是寺人孟子受到谗毁以后写的诗，郑笺云：“孟子起而为此诗，欲使众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复自著孟子者，自伤将去此官也。”
可见此处特意标明“作为此诗”的重心是旨在表达自伤之情并引起在位君子的慎重，对于“作诗”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诗经》在结尾标明“诗”这样一种结构方式也影响到了后来的诗歌，在建安时期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不少类似的表达。王粲《赠蔡子笃诗》的结尾写道：“何以赠行，言授斯诗。中心孔悼，涕泪涟洏。嗟尔君子，如何勿思。”
王粲《赠文叔良诗》结二句云：“惟诗作赠，敢咏在舟。”
王粲《为潘文则思亲诗》结二句云：“诗之作矣，情以告哀。”
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二的结尾写道：“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建安时期诗歌中呈现的“作诗”“赋诗”“赠诗”等表达往往是在诗歌结尾的位置出现，正如诗题中“赠”字所表明的那样，诗歌写作的场合常常是公开的。这些诗句中出现的“赋诗”“作诗”等等涉及诗歌本身的表达事实上更多指向诗歌作为传递情意的工具这一功能，并非指向诗歌写作行为本身。其后曹叡在《苦寒行》的结尾写道：“赋诗以写怀，伏轼泪沾缨”
，这里的“赋诗”同样指向“写怀”的功能，其中赋诗之后感情强烈流露的状态是和前述王粲诗歌一致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的结句：“于以表情，爰著斯诗”
；潘岳《悼亡诗》其二的结尾：“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
等都是。总体来看，此时诗歌中涉及的“赋诗”“作诗”以及“赠诗”等表示诗歌写作行为的语词往往侧重于说明诗歌写作的功能。
有时，诗歌中提到“赋诗”并不指向诗篇本身，而是作为一种富有象征意味的表达出现。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乘风高游》结句云“弹琴咏诗，聊以忘忧”
，此处“咏诗”同“弹琴”并列，富于潇洒高逸的象征意味，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里的“咏诗”跟诗篇本身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并不指向诗篇本身，而更多地带有一种启示性的含义，至于“咏诗”的目的则在“忘忧”。后来陶渊明在《移居二首》其二中写道：“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此处“赋诗”的所指与嵇康诗中的“咏诗”类似，不同的是，陶渊明并未刻意赋予“赋诗”这一行为以某种自身之外的意义。嵇康诗中“咏诗”的意义在于“忘忧”，而陶诗中“赋诗”的意义就在于它自身，同时，陶诗中的“赋诗”是在“登高”的背景之下展开的，陶渊明为“赋诗”这一行为创造了一个具体的情境。与之类似的是谢朓《怀故人》一诗的结尾二句“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
，“酌酒赋新诗”的句式结构与“登高赋新诗”相同，而对于故人的怀念最后归结于“赋新诗”这样一个具体的场景，“赋诗”成为最终目的，这是与上述王粲等人以赋诗为工具最大的不同。陶渊明在另一首诗《乞食》的结句写道：“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这里的“赋诗”明确指向《乞食》本身的写作，与上述建安诗人的赠诗不同的是，此诗记录当下写作的意味更为浓厚，同时也更富于个人化的色彩。可以看到，在陶渊明的诗中，“赋诗”在指向此时此刻的写作行为这一点上更为突出，同时“赋诗”本身的意义得到了关注，而不仅仅是作为抒发情感或传递友谊的媒介出现。
注： 作者简介 ：刘晓旭，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