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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三语习得为出发点，以语言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为理论基础，以29篇德语专业低年级学生的限时作文作为研究语料，将学习者的中介语在形态句法和句法层面上分别同英语和德语进行对比分析，以及分析错误原因，揭示L1 汉语和L2 英语在德语语法习得中的负迁移作用，得出以下两个结论：（1）在对比分析中，汉语相对德语存在很多“零范畴”，因而汉语负迁移造成的偏误多与“缺失”相关，而英语负迁移则多与“误用”相关；（2）从负迁移整体比例来看，德语初学者受L1 汉语负迁移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 ：三语习得；语言负迁移；对比分析；错误分析
近二十年来，三语习得的特殊性得到重视，并逐渐从二语习得研究范式中独立出来，该领域的核心问题为，学习者先前掌握的语言知识对三语习得有着怎样的影响，即语言迁移（linguistic transfer）（Rothman et al. 2020）。目前，三语迁移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在这一领域的讨论至今仍十分不足。国内有关以英语作为目的语的二语负迁移研究已有不少，三语负迁移研究仍很有限，且大多是对国外研究的介绍和理论阐释，实证研究十分匮乏。
目前国内很多非通用语种的学习者均以英语为第一外语（L2），而相应非通用语种作为第二外语（L3）。这意味着在L3 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面临着母语汉语（L1）和英语（L2）两种语言思维惯式的影响。本文选取德语作为L3 进行研究，以德语专业本科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限时写作过程中产生的偏误。本文关注语法层面上的负迁移，并把语法层面分为形态句法和句法层面两大类进行讨论，归纳分析由汉语和英语负迁移在这两个层面上造成的典型偏误。
语言迁移指学习者母语和其他语言知识之间的相互影响，既可以是过程，又可以是结果，既包括正迁移，也包括负迁移（蔡金亭 2015）。Kohn（1986:21-22）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理解语言迁移：（1）结构化迁移潜能（structural transfer potential），即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相同或不同点为语言迁移提供了潜在可能性；（2）结构化迁移模式（structural transfer pattern），这一模式产生学习者母语和中介语的对比；（3）迁移过程（transfer as process），这一视角从关注学习者的产出转向关注思维过程。
判断语言迁移的传统方法是对比分析，它关注的是“结构化迁移潜能”（structural transfer potential）。该理论的产生受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最先由查尔斯·弗莱斯（Charles Fries）提出，并由拉多（Lado）在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一书中进行了最初表述。该理论认为母语负迁移是二语偏误产生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比母语和目的语并分析差异可以预测学习难度，进而预测偏误产生的可能性。对比分析有描写、选择、对比和预测四个步骤。对比的结果大致有5种，分别对应不同的难度等级，且等级越高越易引发负迁移（Gass & Selinker 2001）。
表1 对比分析与难度等级
对比分析理论用于比较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系统，并强调可以通过比较来预测学习者的语言系统，但这种预测往往并不成功。随着外语教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对比分析的局限性逐渐凸显出来。人们开始加强对学习过程的关注，即从“预测偏误”转向“分析偏误”。对比分析理论可分为强势说（强调预测功能）和弱势说两种观点，后者类似于偏误分析，认为对比的功能在于解释偏误的原因。
偏误分析关注“结构化迁移模式”（structural transfer pattern），即关注母语和中介语的关系。偏误分析理论在“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Errors”（Corder 1967）一文中得到确立，包括收集语料、找出错误、描述错误、解释错误和评估五个步骤。相较于对比分析先验地认为母语负迁移会对学习者产生一些影响，偏误分析则从客观的语料出发。对比和偏误分析两种理论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相补充，对比分析为偏误分析提供了语言学理论基础（高远 2002）。
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均是在二语习得视域下提出的。二语习得狭义上指第一外语的习得，广义上也可指习得母语后的外语学习过程，三语习得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二语习得理论框架内的一种特例。近年来人们注意到，三语习得其实比狭义的二语习得要复杂得多，其中会出现很多母语和二语习得中不会出现的语言现象，认为应将三语习得作为不同于二语习得的学习过程来对待（Flynn et al. 2004）。
目前，三语迁移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在这一领域的讨论至今仍十分不足。据统计，2003 至2018年国外三语句法迁移研究热度稳步上升，92 项实证研究中共涵盖对25种语言的讨论，目前共产生以下6个迁移模型（Rothman et al. 2020）。
表2 三语习得语言迁移模型
①本表内“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代号为“+”,“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代号为“-”。
（续表）
其中，一语主导假说和二语主导模型的支持者相对较少，其他模型均认为三语习得中一语和二语均有可能触发语言迁移。此外，累积强化模型的“只存在促进性迁移”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目前主流观点认为，非促进性迁移必定存在于语言习得过程中（Rothman et al. 2020）。
类型优先模型（Rothman 2015）认为在三语习得中有一个短暂的初始阶段，母语与二语系统同时可及，但句法加工器（parser）会很快对相关语言的结构相似性进行判断，如有相似性，受认知经济原则的驱动，则该语言信号（linguistic cues）就会被迁移到三语的初始状态，且该模型坚持整体迁移，而其他三个模型都承认迁移随具体属性而有变化。
语言相近模型（Westergaard et al. 2017）吸收了累积强化模型和类型优先模型的部分观点。认为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并不取决于宏观层面上L3 与L1、L2 在类型学上的相似度，而前两种语言与三语之间在微观层面上某些语言属性（linguistic properties）上的相似性是迁移发生的主要成因。该模型认为，如果学习者分析三语输入后，发现L3 输入与L1 和L2 在对应属性上具有结构相似性，就会发生促进作用；但当学习者错误地分析了三语输入，反之就会发生非促进性影响。手术刀模型（Slabakova 2016）认为，语言迁移是有选择性的，即便是针对L3 某一特定的语法项目，也是由L1 和L2 相互融合形成的语法可能性（grammatical possibilities）触发迁移。
许多国内语言迁移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孤立地分析一语或者二语对语言习得的影响。然而通过国外近几年的研究可以看到，在进行负迁移研究时势必须将先前习得的所有语言考虑在内。鉴于此，本文将同时分析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对德语习得的负迁移作用。
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有二：
（1）从偏误类型来看，L1 汉语和L2 英语的负迁移作用分别是导致哪些偏误类型的潜在因素？
（2）从偏误数量来看，L1 汉语和L2 英语的负迁移作用整体上哪一个对于德语初学者的影响更大？
负迁移最常出现在语言习得的初级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学习者对新语言系统的熟悉程度随之增高，在语言输出时会更加有意识避免负迁移错误的产生。此外，影响迁移的因素很多，除语言层面外还有学习者个人层面上的因素，如语言水平（Hammarberg 2001; Ringbom 2001; Tremblay 2006）、语言新近使用程度（Hammarberg 2001）和语言习得年龄（Cenoz 2001）等。为了尽可能控制上述变量，笔者选取某大学德语专业第三学期的29名学生为受试者。全体受试人员无高起点德语学习者，均为英语为第一外语、德语为第二外语的学习者，来自同一班级，拥有同样的德语教学环境，德语和英语的新近使用程度和习得年龄相仿，语言水平相差不大。
处于语言学习初级阶段的学习者，由于很多知识还未程序化，在必须产出的压力下肯定会下意识激活原先的语言知识（刘玲玉2015）。鉴于此，为了放大语言迁移这一因素在偏误产出中的潜在可能性，本文采取限时作文的研究方法。限时作文具有语料搜集方便、快捷，易于控制其他变量的好处（曾祥敏 2010）。本文研究中，受试者需在约 20分钟内当堂完成统一布置的写作任务，作文题目为：
你的德国语伴Jonas好奇中国的大学生活如何。你在学校每天压力大不大？过得还好吗？此外，下个学期你有去德国交换的机会，请你也给Jonas写一封电子邮件询问你的语伴关于德国大学生活的情况。
本研究选取贴近大学生生活和适应其当前语言水平的写作话题，且不能借助其他资料，尽量保证了真实自然的语料输出。
根据前文所述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通过错误分析判断结构化迁移模式，即对比德语和学习者的中介语；（2）通过对比分析判断结构化迁移潜能，即对比L1 汉语和L3 德语，以及L2 英语和L3 德语。
在以往错误分析研究中，不同学者对错误类型的划分不尽相同，许多划分方式很容易出现词汇、形态和句法等层面分类的冲突和杂糅。为了更清晰地进行分析，本文将语法层面区分为形态句法（morphosyntax）和句法两个层面。形态句法关注词素和句法之间存在的形式—功能关系（Form-Funktions Zusammenhang），二者关系紧密，很难割裂开来（Linke et al. 2004）。形态句法偏误指承载句法功能的词语中出现的形态学偏误，如屈折变化和支配关系的偏误等。而句法层面的偏误只关注句子成分（Satzglied）、语序和句子结构，如主语缺失和从句结构残缺等。
在收集到的29篇习作中共鉴别出329处偏误，分为正字法偏误、语义偏误、形态句法偏误、句法偏误和其他偏误。由下表可见，形态句法偏误占比最大，广义语法层面上的形态句法和句法偏误总和占所有偏误的一半。
表3 各类偏误占比统计
语料中出现的形态句法层面的偏误可分为5类，各类占比见下表：
表4 各类形态句法错误统计
（1）冠词性词类偏误
冠词性词类包括冠词（如德语定冠词 der 、 das 、 die 以及不定冠词 ein- ）、形容词性指示代词（如 dies- 等）、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如 mein 、 dessen 等）、形容词性疑问代词（ welch- ）以及形容词性不定代词（ kein 、 mehrere 等）（钱文彩 2006）。样本中出现的冠词性词类的偏误包括：缺失、错误使用和否定词偏误（冠词性词类自身的变格错误不算在此类偏误中，将在变格类偏误一节讨论）。一般来讲，汉语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冠词性词类系统（王力 2014），根据对比分析理论，冠词性词类缺失的偏误有汉语负迁移因素的影响，例如：
* […], wenn ich Ø PP Deutsch verbessern möchte.（样本 1）
[…], wenn ich mein PP Deutsch verbessern möchte.
[…]，如果我想提高{Ø PP / ？？ 我的 PP }德语。
英语中冠词性词类的使用场合也与德语不尽相同，在有些英语表达中并不需要像德语有前置冠词性词类，英德之间的差别也会成为负迁移的诱因之一，例如：
* […] schlafe ich ganzen Tag.（样本 15）
[…] schlafe ich den Def. Art .ganzen Tag.
I sleep all ( * the Def. Ar t. )day.
此外，德语冠词性词类中的否定词的偏误也值得引起重视，且否定词的使用在这三种语言中存在分化现象：
表5 汉语、英语和德语中的否定词使用
鉴于此，学生很容易将英语中的no同德语中的kein以及英语中的not同德语中的nicht进行混淆导致负迁移，例如：
* […], sonst habe ich nicht Kraft, den Unterricht haben.（样本 10）
[…], sonst habe ich keine Kraft, um den Unterricht zu haben.
[…], otherwise I have no / don’t have strength to have classes.
[…]否则我 没 力气去上课。
（2）介词偏误
介词使用偏误包括介词的缺失和错误使用。英德和中德在介词系统这一范畴既出现了分化又出现了同化现象（英德介词的分化现象： at – in / an / bei 、 from – aus/ von 等；同化： to / into / at – zu 、 with / by – mit 等；中德介词分化：“从”- aus/ von 等、“在”– in / bei / an /zu ，同化：“为/向/在”– zu 、“跟/以”– mit 等），由此可引发负迁移，如：
* In der Uni kenne ich viele Leute lernen.（样本 6）
An der Uni kenne ich viele Leute lernen.
我 在 学校里认识了许多人。（“在”和in / bei / an / zu的分化现象）
Ich bin immer glücklich, wenn ich mit meinen Freunden bin.（样本 25）
Ich bin immer glücklich, wenn ich unter meinen Freunden bin.
I am always happy when I am with my friends.
我 跟 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开心。（“跟/以”以及with和mit的同化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德之间语言类型距离较大，两种语言的介词在有些情况下很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如一些汉语介词具有动词或形容词的特点，同时德语中一些介词短语的汉语对应表达中并不具有介词。汉语介词系统并不与英德的相对应，也可视作为汉语中的零范畴。这一差异可以导致母语负迁移，如：
*das Austauschprogramm an der Uni Vechta Ø- kommenden Studienjahr （样本 14）
das Austauschprogramm an der Uni Vechta im kommenden Studienjahr
Ø- 明年 费希塔大学的交换项目
（3）屈折变化偏误
屈折变化在汉语中属于零范畴，因而也是使德语和英语区别于汉语的显著特点之一。屈折变化可分为变格和动词变位两类。英德语中虽均有变格这一语法现象（如名词复数形式的变化），但英语中变格不涉及德语中出现的阳性弱变化、形容词和形容词性不定代词的变格，因而与德语的变格系统仍有较大差别。统计发现，复数变格的偏误多体现在变格的缺失，这种缺失现象可追溯到汉语的负迁移；而阳性弱变化、形容词和形容词性不定代词的变格的缺失受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思维式的影响，如：
* Die Buchstabe-Ø S g .sind gleich.（样本 2）
Die Buchstabe- n Pl. sind gleich.
字母-Ø Pl. 相同。
* […], dass du an der berühmt- e FEM , NOM Universität studierst.（样本 20）
[…], dass du an der berühmt- en FEM , ACC Universität studierst.
[…], thatyoustudy at the famous-Øuniversity.
你在一所有名的-Ø大学学习
此外，变格偏误还可以来自名词词性的偏误。词性这一语法范畴在汉语和英语中均属于零范畴，在这一语法层面也会产生来自汉语和英语的负迁移，如：
* Vielen Dank für dein- e FEM , ACC Brief.（样本 13）
Vielen Dank für dein- en MAS , ACC Brief.
另一类屈折变化现象为动词变位。同变格类似，德语中的动词变位相较于英语也存在分化现象故而更为复杂，同时在汉语中属于零范畴，所以此类偏误也可来自英汉两种语言的负迁移，如：
* […], weil ich mein Studium interessant finden-Ø INF .（样本 11）
[…], weil ich mein Studium interessant find- e 1.Pers., Sg. .
[…], because I find-Ø 1 . Pers., Sg/ INFmy studies interesting.
因为我觉得-Ø我的学业有趣。
（4）支配关系偏误
支配关系可分为动词、形容词的支配关系以及介词的支配格，汉语中没有这一范畴（王力 2013）。相对于德语和英语而言，汉语中的及物性具有动态性，论元结构中一些论元是否隐现，不影响句式的合格度和整体的涵括义（魏红、朱军2009），这种差异可导致汉语负迁移造成的支配关系的缺失，如：
* Ich möchte um ein paar Informationen über diese Uni bitten. （样本 26）
Ich möchte { dich/ * e } um ein paar Informationen über diese Uni bitten.
I would like to ask { you/ ?? e }for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university.
我想请教一下{你/ e}这所大学的一些情况。
* […][ NP das Programm] teilnehmen […]（样本 8 &19）
[…][ PP an dem Programm] teilnehmen […].
[…]take part [ PP in this program].
[…]参加[ NP 这个项目]。
此外，英语中虽然具有与德语可比性很强的介词系统，但并不具有德语中的介词支配格这一语法范畴，故而这一语法项目在英语和汉语中均属于零范畴，由此可导致负迁移，如：
* in ein- e FEM , NOM Woche（样本 8）
in ein- er FEM, DAT Woche
in a-Øweek /在一-Ø周内
* Die Wörter in die FEM , NOM Wortliste sind viel zu viel.（样本 21）
Die Wörter in der FEM, DAT Wortliste sind viel zu viel.
The words in the-ØWord list are far too many. /Ø-词汇表中的单词太多了。
（5）反身和可分动词偏误
反身动词和可分动词是德语中特殊的动词形式。英语中虽具有反身代词，但仍不具有德语中的“真反身动词”（inherently reflexive verb）概念，如下面两个例子中，英德对应的动词十分相似，但德语均为“真反身动词”，来自英语的负迁移影响会造成反身代词省略的偏误，如：
* Weil du für mein Studiumleben interessierst , […].（样本 22）
Weil du dich REFL für mein Studiumleben interessierst , […].
Because you are interested øREFL in my school life, […].
* So fühle ich sehr traurig und stressig.（样本 25）
So fühle ich mich REFL sehr traurig und stressig.
So I feel øREFL very sad and stressful.
由于英语中不存在可分动词，不定式结构中to始终前置于动词，而德语可分动词不定式结构中zu需放置在前缀和动词词干之中，由此可产生来自英语的负迁移，如：
* Ich habe so viele Wörter und Grammatik [ zu auswendig lernen].（样本18）
Ich habe so viele Wörter und Grammatik auswendig [ zu lernen].
I have so many words and grammar[ to memorize].
语料中出现的句法层面的偏误可分为5类，各类占比见下表：
表6 各类句法错误占比
（1）语序偏误
动词位置是德语有别于汉语和英语的重要特点之一，即陈述句、特殊疑问句和无连接词从句中动词二位及从句动词末位规则，因为在德语中，CP短语中心语C具有很强的一系列特征，会吸引非从句中的限定动词（finite verb）移位至此，从而形成动词二位句（V2-Satz）（Repp & Struckmeier 2020）。根据以动词为核心的框架句型结构，德语中主语并不一定处于句子首位，从而构成倒装句（钱文彩 2006）。此外，德语的VP为左分支结构，即修饰、限制成分出现在中心词动词的左侧，而汉语的VP则为右分支结构，即修饰、限制成分出现在中心词动词的右侧。这些语言参数的不同可引发负迁移。研究表明，汉语母语者常常在德语倒装句和从句中出现语序偏误（武晨 2003）。本文的实证研究也显示，75%的语序偏误出现在这两种句型中，例如：
* Auβerdem es für mich schwer ist , […].（样本 27）
Auβerdem ist es für mich schwer, […].
此外对我来说有点难的 是 ，[…].
* Wenn ich möchte nicht überholt werden, muss ich fleiβiger werden.（样本 23）
Wenn ich nicht überholt werden möchte , muss ich fleiβiger werden.
If I don’t want to be overtaken, I have to be more hard-working.
如果我不 想 被超过的话，我就必须更加努力。
除了动词位置外，一些小品词的位置也会受英语的负迁移影响，如：
* Auβerdem finde ich das Leben nicht leicht auch .（样本 6）
Auβerdem finde ich das Leben auch nicht leicht.
Besides, I don’t find the life easy too .
（2）句子成分缺失
句子成分缺失在所研究的语料中主要体现在谓语的缺失、从句主语的缺失以及从句的残缺。谓语是一个句子的核心，德语和英语的句子谓语主要成分是动词，而汉语谓语却不局限于动词，还可以是名词、形容词，等等。这是因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谓语的实现不依托动词的时态（Tense, [+ T]）和呼应态（Agreement, [+ AGR]）变化，只需满足[+述谓性]（[+ predicative]）这一条件（徐杰 2018）。鉴于此，谓语缺失的偏误可以从母语迁移得到解释，例如：
* Zuerst mein Hauptfach für mich etwas schwierig [ + predicative ] .（样本 5）
Zuerst ist [ + T] [+ AGR] mein Hauptfach für mich etwas schwierig [ + predicative ] .
首先，我的专业对我来说有点难 [+ predicative] 。
* Ich glaube, dass das […] für mich ausgezeichnet [ + predicative ] .（样本22）
Ich glaube, dass das […] für mich ausgezeichnet ist [ + T ] [ + AGR ] [ + predicative ] .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棒极了 [+ predicative] 。
除了在“谓语”这一概念上的不同外，汉语的“从句”结构也与德语和英语的从句相差巨大，王力（2014）认为，汉语中只存在“句子形式”（sentence-form）。英语和德语中不定式句中的空主语一定是空语类PRO，而从句必定要求主语，但是因为汉语没有明显的形态标志来区分定式句与不定式句，“句子形式”中主语省略较为随意，由此可见从句主语缺失偏误来自汉语的负迁移影响：
* […], oft weiβ ich nicht was（ * PRO i ）machen soll.（样本 23）
[…], oft weiβ ich nicht, was ich machen soll.
我 i 经常不知道（ PRO i /我）该做什么。
* Nachdem zwei Lektionen studieren, haben wir eine Prüfung.（样本 12）
Nachdem wir zwei Lektionen gelernt haben, haben wir eine Prüfung.
（PRO i /我们）学完两课之后我们 i 会有个考试。
（3）从句连接词使用偏误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汉语中并不存在德语和英语中的从句连接词系统。此外，英语中有个别从句连接词与德语相比存在分化和同化现象，因而容易发生混淆，如德语的als与英语的as等，这些连接词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构成一对“假同词”(false friend)，在初学阶段易引发混淆并带来负迁移：
* Das Studentenleben ist nicht so stressig, als man denkt.（样本 29）
Das Studentenleben ist nicht so stressig, wie man denkt.
Student life is not as stressful as you think.
大学生活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紧张。
（4）流水句
流水句指一系列不以连接词连接，之间只单纯放置逗号的短句。这些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需要通过上下文而非形式上的特征去分析。吕叔湘（1979）首次提出了“汉语流水句”（Chinese flowing sentence）这一概念，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等。这类流水句既不符合德语也不符合英语的语法规则，但在汉语中却常常出现。这是因为，汉语更注重“意合”而非语言形态的逻辑表征。这种句法层面上来自母语的“惯性”会导致一系列不符合目的语规则的语言输出，如样本11 中受试者受汉语影响缺乏从句意识，从而将原因状语从句视为与主句并列的句子，样本23中受汉语流水句影响，很多受试者倾向于用逗号连接两个或多个主句：
* Aber ich habe nicht Stress. Weil ich mein Studium interessant finden.（样本 11）
Aber ich habe keinen Stress, weil ich mein Studium interessant finde.
但是我并没有压力。我觉得学习挺有意思的。
* Deshalb kann ich nicht immer in Ordnung sein, oft weiβ ich nicht, was machen soll.（样本 23）
Deshalb kann ich nicht immer in Ordnung sein. Oft weiβ ich nicht, was ich machen soll.
所以我很多时候并不是很好，我经常不知道该做什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在德语习得的初级阶段来自汉语和英语的迁移广泛存在，但受两者负迁移影响的语法项目各有侧重，各种偏误类型占比及其负迁移来源总结如下：
表7 各类偏误占比
（续表）
从汉语和英语负迁移所导致的偏误类型来看：由汉语负迁移导致的偏误类型多与“缺失”有关，如复数变格缺失、支配关系中介词和宾语缺失、冠词性词类缺失和句子成分缺失等；而英语多与“误用”有关，如从句连接词误用、反身和可分动词的误用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为，汉语与德语的语言距离较大，汉语中不存在一些屈折语中的语法范畴，如复数变格和支配关系，等等，这些母语中零范畴会引起“缺失”类型的偏误。Czochralski（1971）认为，零范畴是引起负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比分析理论也指出零范畴大大提升了学习难度，从而易引发负迁移。相比之下，英语和德语存在许多相似的语法构式，容易产生混淆并引起“误用”类型的偏误。从本语料分析的数据可以看到，二语和三语之间存在共同点或相似点的时候，易发生二语向三语的迁移。
从汉语和英语负迁移偏误的比例来看：在德语初学阶段由汉语负迁移所导致的偏误比例更大。Jin（2009）和Rothman（2015）等人也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母语在三语语际迁移中拥有“特权地位”。相对于英德句法系统，汉德句法系统的差异更为明显，二者很多语法项目的参数值差异更大，更易引发负迁移。根据类型近似性模型（Typological Proximity Model），英语和德语的语言类型距离较小，但并不代表造成负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同时也会带来正迁移。此外还存在大量可能由汉语和英语共同造成或难以界定迁移源的偏误，如语序偏误和介词误用等，母语迁移是否具有主导地位仍值得探讨。如Slabakova（2016）的“手术刀模型”指出，L1和L2 的迁移均不具有主导地位，被激活的一语和二语的语法可能性（grammatical possibilities）会相互融合影响三语。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后续还需进行讨论的问题有：
（1）本文只集中关注了结构化迁移潜能和结构化迁移模式两方面，即“产出”（Output），还需要关注学习者的“迁移过程”是怎样的，即可以通过有声思维和回顾性访谈等内省式证据进行补充；
（2）本文关注组群层面的整体表现，但这种范式受简化论（reductionism）的影响，忽略了受试的个体差异（蔡金亭 2015）。比较取向的母语迁移研究可以加入个人层面上的比较进行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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