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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于人际互动中语码转换的语用功能，考察闽南地区双语社团日常交际中闽南语与普通话之间的语码转换现象。基于互动仪式概念，本研究从语用角度提出互动仪式视角下的语码转换分析框架，探讨交际者如何在互动中通过语码转换实现权利和义务的执行或转变。研究发现，互动仪式视角对理解语码转换现象的动态语用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日常交际中的语码转换往往具有仪式性特征，常标志着互动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或转变；交际者通过对不同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规定或改变人际关系，标志自身与他人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或转变的同时彰显出对特定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遵守与服从。
关键词： 语码转换；互动仪式；闽南语；普通话
Title: Ritual Code-switching:A Case Study of Minnan Dialect and Mandari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de-switching practices of a bilingual community in the Minnan area,by focusing on the pragmatic role of switching between the Minnan Dialect and Mandarin.We propose a model through which code-switching can be analysed from a pragmatic angle,by approaching code-switching through the lens of interaction ritual theory.More specifically,we explore how code-switching enables interactants to indicate and transform thei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 they co-construct their interaction.We argue that this interaction ritual view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pragmatic dynamics of code-switching because in real life language use code-switching is very often anchored in rights and obligations;i.e.it tends to have a ritual characteristic.On the one hand,code-switching allows interactants to define or change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On the other hand,it may also indicate acceptanc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that of broader social orders and moral norms.
Key Words: code-switching;interaction ritual;Minnan Dialect;Mandarin
作为双语者互动交际中的普遍现象，语码转换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过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本研究以闽南地区居民日常交际语料为基础，从语用视角出发关注人际互动中的语码转换现象，旨在探讨互动中语码转换所呈现的仪式性特征以及对交际者产生的重要影响。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如Blom和Gumperz（1972）、Blom（2012）、Hull（2017）等指出了语码转换与仪式性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其讨论的仪式概念不包含交际互动中的仪式性行为，研究也未阐明会话参与者人际关系、权利和义务转变的动态过程；语用视角下的研究如陈伟红（2014）、孙飞凤和曾泽怀（2012）、谢进发（2012）等注意到了语码转换在交际互动中的仪式性特征，但皆未对这些特点进行系统的分析讨论。本文旨在从语用视角出发，基于互动仪式概念，提出互动仪式视角下的语码转换分析框架，以期为语码转换研究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语码转换研究始于西方学术界，20世纪70年代起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态势（王平，2020:56），所涉及领域包括语法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教学、会话分析和语用学等。国内的语码转换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对上述路向皆有涉及，语法学路向如王琳（2014）、俞金燕（2021）等的研究，社会语言学如苏婧（2020）、孙明明和佟敏强（2016）等的研究，心理语言学如陈士法等（2020）、董俊虹和师甜甜（2012）等的研究，语言教学如刘蓉和向波阳（2020）、程昕和孙小涵（2019）等，会话分析如唐奇等（2014）、王晓燕和王俊菊（2012）等，语用学如陈伟红（2014）、孙飞凤和闫凌燕（2021）、曾泽怀（2012）等的研究。诸多理论中，顺应论对目前国内语码转换研究影响最大，很大一部分研究皆基于该理论框架展开（如黄大鹏、张景发，2016；李晓杰，2017；孙明明、佟敏强，2016；唐瑶、段成，2020；王跃平、杜敏，2019；闫凌燕，2021；朱玉金，2018）。然而国内目前尚未有立足仪式视角考察语码转换现象的研究，也未涉及语码转换和仪式之间关系的探讨。
国外与仪式相关的语码转换研究基本集中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该视角关注语码转换的社会动因及其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Auer,1998:3）。布洛姆（Blom）和甘柏兹（Gumperz）指出，仪式活动中语码转换的实施明确指向会话参与者权利和义务的改变（1972:116），这一指示作用是语码转换现象的重要特点之一（Auer,1998:3），所有语码选择都指向交际者的某一组权利和义务（Myers-Scotton,1988:127）。Blom（2012:124-127）提出“仪式性语言”和“仪式性语码转换”的概念，其中，仪式性语言的存在服务于仪式运作，仪式性语码转换则是为实施仪式向仪式性语言进行的转换，包括为实施咒语、诅咒和誓言，或与请愿相关的赞美、祈求和感恩等进行的语码转换。可见，该领域所讨论的仪式与日常交际互动是区分开来的（Meyer,1999:4）。
近年来不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继续探讨了语码转换在仪式性语境中普遍存在的现象（Anfosso,2019;Hull,2017;Stam,2017），但仍是将仪式与语码转换的关系静态地维持在传统仪式性行为和活动的范畴内，独立于日常交际互动之外。Virani（2020:4-9）认为语码转换是一种“语言仪式”，考察了文化背景对其使用情况的重要影响。该研究实际已将仪式概念扩展到互动层面，只是其对语码转换的分析仅涉及该现象出现的场景，并没有深入到会话层面。
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关注并考察了仪式性语码转换现象，但相关研究仍未跳出根据社会影响因素将语码转换划分归类的思路，对仪式性语码转换如何推动会话参与者权利和义务的转变也普遍语焉不详。不同于社会语言学，语用视角下的语码转换研究聚焦语码转换在互动交际中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只有通过对交际互动的动态分析才能得以解释（Tseng& Cashman,2015:4）。但目前语用视角下的仪式性语码转换研究依然欠缺，互动中是否存在仪式性语码转换、仪式性语码转换如何影响交际者的人际关系及权利和义务、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考察探究。
Kádár（2017:12）将仪式的研究范畴扩展到交际互动语境中，从人际关系和互动的视角将仪式定义为“一种作用于人际关系的、反复出现的形式化行为，这一行为可加强或转变人际关系；仪式通过隐含的阈限模仿演绎实现，而这种演绎与关系历史（及相关的道德秩序）或一般历史性（及相关的道德秩序）密切相关；如人类学研究所示，仪式是一种情感投入的行为”
。仪式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特殊场合的仪式性活动和行为，也包括交际中协同共建的人际互动。据此，“欢迎光临”作为一种反复出现的形式化用语便是一种仪式性言语行为，其阈限地模仿了服务行业中的规约化行为，规定了实施者和接收者之间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人际关系，彰显了实施者对行业规范的遵守和服从，同时它传达了实施者的尊重之意，也让接收者产生了被尊重感。
如前所述，道德秩序与交际者的权利和义务密切相关，其概念在书中被用来阐述交际者在社会互动语境中感知到的权利和义务（Kádár,2017:27）。Kádár指出：通过实施仪式，社团成员可加强某种已有的道德秩序或创建新的道德秩序，抑或在加强已有秩序的同时创建新的秩序；如通过举行毕业典礼，学校既强调了其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应履行的道德秩序，也为毕业生们创建了新的道德秩序，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产生重大变化并拥有了新的社会权利和义务（xvi）。换言之，仪式的实施指向特定的道德秩序，以及交际者与互动语境相关的某种权利和义务。
事实上国内已有不少研究注意到互动中的语码转换可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Su,2001:431；孙飞凤、谢进发，2012:135），其具有情感传递功能（孙飞凤、曾泽怀，2012:65）、文化历史相关性（陈伟红，2014:70；张聪义、张艳君，2009:133）以及复制性（孙飞凤、谢友福，2012:106；王雪瑜，2012:119）的特点，且语码转换在不同语码间转换的本质赋予了它独特的形式性，这也就意味着互动中的语码转换本身是具有仪式性特点并具备成为仪式性行为的潜力的。但在现有研究中这些特性是分散于不同的语料中、在不同理论框架下讨论的，尚未有研究关注是否同一语码转换能同时具备所有互动仪式性行为的特点，并将其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分析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互动仪式框架，假设语码转换中存在具有互动仪式性行为所有特征的仪式性语码转换，引入Kádár（2017:16）即时性（ad hoc）行为的概念，将语码转换分为仪式性语码转换和即时性语码转换两类，认为：互动中的仪式性语码转换是指作用于人际关系的、反复出现且具有情感投入性的语码转换现象；其实施根植于阈限模仿性演绎，且这种演绎与关系历史（及相关的道德秩序）或一般历史性（及相关的道德秩序）密切相关；交际双方根据仪式性语码转换的实施可促成其与互动语境相关的某种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或转变。即时性语码转换即指除仪式性语码转换之外的语码转换现象，这类语码转换可能具有部分仪式性行为的特征，但并不属于仪式性语码转换，根据仪式性语码转换的性质特点可对两者进行区分（见图3-1）。
图3-1 互动仪式视角下的语码转换分析框架（拟）
基于该框架，本研究将语码转换现象的源起、实施、对交际双方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综合纳入考察范畴，旨在探讨：1）互动中仪式性语码转换存在与否的问题。2）仪式性语码转换与即时性语码转换的区分标准。3）仪式性语码转换对互动双方权利和义务及人际关系的影响和作用。
本研究所选案例节取于由研究者（东山人）于2019.10-2020.8以参与观察者身份收集于漳州市东山县的实时录音，该地所讲闽南语属东山腔漳州话。因闽南语下属的各次方言之间存在一定词汇用法和发音的差别，为避免可能存在的争议，故本文所讨论的闽南语和相关注音仅指东山腔漳州话。
因所录语料皆为自然发生的日常交际会话，为避免个人隐私和道德问题，大部分会话参与者为研究者的亲友，于2019年10月获得可在接下来一年里可随时随地对他们的对话进行录音的许可。该收集法很大程度减小了录音设备和观察者的影响，除开头一两周部分被录者会注意到和在意录音设备的存在，后期的录音中被录者已不再关注自己的对话是否处于被录情况下。部分语料涉及未在2019年10月被告知的会话参与者，在录音前也皆已获得许可。
下文将通过对案例1的分析验证互动中仪式性语码转换存在与否的问题，并探讨仪式性语码转换与即时性语码转换的区分标准；案例2的分析则聚焦于仪式性语码转换对互动双方权利和义务及人际关系的作用和影响。
例子中的下划线部分为普通话，其余为闽南语。闽南语部分采用繁体字注释，辅以下方括号内的普通话，<>中为非言语行为信息注释。每一话轮后标有相应的拼音，闽南语部分以《闽南方言大词典》和《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辞典》为基础，结合东山腔漳州话的实际发音进行注释。因语气词“啦、嘛、吗、吧、哈、啊、哩”等在闽南语与普通话中的发音十分接近，故本文涉及的所有语气词的语言归属由语气词出现之前的词语决定，即语气词之前的词语为何种语言，语气词则归属于该种语言。
例1节取自一段250分钟的同学聚会录音，时间为2020年1月22日，地点于东山县铜陵镇一家餐厅内，五位会话参与者TC、WJ、JJ（25岁）和LL、BK（26岁）是高中同学，关系亲密。该片段截取于录音开始后26分钟，对话的背景是大家刚进入店内，正在寻找合适的座位。
例1:
1.TC：這就可以坐啦（tsie tō khó í tsē lah）
（这就可以坐啦）
2.WJ：這就可以坐啦，怎著拼卓（tsie tō khó í tsē lah,tsai tiǒh phing toh）
（这可以坐啦，怎么要拼桌）
3.JJ：毋是，阮這種桌仔袂太細隻嘛（-m sī,ńg tsit tsióng tohábē thái sè tsiáh mah）
（不是，我们这种桌子不会太小张吗）
4.LL：啊沒阮用這兩隻並起來（a bó ńg iōng tsit nǒ tsiah pīng khí lâi）
（啊不然我们用这两张并起来）
5.LL: 这边有人了 （zhè bián yǒu rén le）
6.WJ: 哎哟，这…… （ái yō,zhè）
7.LL：坐這就好啦吧（tsē tsie tsiū hó lah ba）
（坐这就好了吧）
8.BK：坐這吧（tsē tsie ba）
（坐这吧）
9.LL: 就这三张过来就好了 （jiù zhè sán zháng guò lái jiù háo le）
10.WJ: 椅子拉过来就好了，不用拼吧 （yǐ zǐ láguò lái jiù háo le,bù yòng pīn ba）
11.LL :< 指向一处狭窄的角落 > TC坐在遐哈哈哈（TC tsē a hie ha ha ha）
（TC坐在那哈哈哈）
12.WJ：好！哈哈！（hó!ha ha!）
（好！哈哈！）
在例1中可发现：LL在话轮5、7、9、11通过在闽南语和普通话之间的来回变换使用发起了四次语码转换，而这四次语码转换都引发了下一话轮中其他会话参与者对语码转换的再次施行。
在话轮5 之前，五人都使用闽南语交流，当LL在话轮5中使用了普通话后，WJ紧随着在话轮6模仿了这一行为，由原先的闽南语转向了普通话，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话轮9和10；话轮7中LL由普通话转向闽南语的时候，BK在话轮8也用闽南语回应了这一转换；当LL在话轮11又由普通话转回闽南语时，WJ于话轮12再次跟随了这一转换。
在该段对话中，由于其他成员对语码转换的模仿性实施，LL所发起的语码转换成为了其他语码转换的“源头”，激活了其他会话参与者对语码转换的施行。话轮6、8、10、12这些被激活的语码转换现象因而呈现出一系列仪式性行为的特征：首先，这些被激活的语码转换都紧随于另一交际者的语码转换之后，这一阈限模仿性使它具有了重复出现的特征；其次，其使用促进了实施者与其他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增强了实施者的社群归属感及对其他成员的亲切感，使该行为具有了情感投入性。
然而话轮6、8、10、12的语码转换皆属于即时性的语码转换。它们虽具备部分仪式性行为的特征，但其源头都来自于前一话轮的语码转换，是根植于该语境且不断变化的，并没有存在于关系历史或一般历史中可供追溯的源头。换言之，同样的语码转换再转换的现象，即使源头发起者和模仿者不变，一旦语境发生变化它们的内涵和意义便会随之改变，对交际双方及人际关系的影响和作用也会不同。
而话轮11的语码转换包含了一个只属于会话参与者才知道的仪式。LL在这里使用闽南语调侃了TC，让他坐在一个很狭窄的座位。这种调侃是五个人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游戏”，从高中开始TC就很喜欢开玩笑，大家也很喜欢调侃他。当LL调侃TC并激活了这一游戏时，WJ马上就明白了游戏的开始，并迅速地接上了这一调侃，给予了LL积极回应。该过程中LL通过语码转换阈限地模仿了根植于该社团关系历史中“成员们乐于相互调侃”的传统，规定了各成员之间的同学关系，拉近了成员之间的距离，进而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感情；与此同时LL行使了作为该社团成员可以调侃TC的权利，也强调了其他成员所具有的相同权利；WJ在话轮12通过回应亦行使和实现了自身作为该社团成员调侃TC的权利。
由此，话轮11的语码转换通过唤起一种仪式化行为，使其具有了存在于关系历史中可供追溯的源头，从而具备了所有互动仪式性行为的特征，成了仪式性语码转换。这也就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假设，即互动中存在着仪式性语码转换现象。同时我们发现，仪式性语码转换的情感投入性内隐于对人际关系的作用之中；其反复出现性则是通过阈限模仿性地演绎根植于关系/一般历史中的行为呈现的。因此判断互动仪式性语码转换的核心在于：a）是否作用于人际关系；b）是否与一般/关系历史相关。互动中的语码转换需同时满足以上两点方可被认定为仪式性语码转换，具有部分仪式性特征但未能同时满足以上两点的则属于即时性语码转换。例1话轮6、8、10、12的语码转换虽植根于阈限模仿性的演绎，推进了人际关系并具有反复出现性和情感投入性的特点，但其源头来自当下语境中，与关系历史或一般历史中的秩序或规范无关，并未同时满足以上两点，故而认定为即时性语码转换。
下文我们将通过对例2的分析探讨仪式性语码转换对互动双方人际关系及权利和义务的作用与影响。
例2节选自一段29分钟的家访录音，时间为2020年1月12日，地点于东山县宫前村学生YM家中。对话中的YM（10岁）及所提到的MJ（10岁）皆为K老师（29岁）的学生，就读于东山县某小学三年级某班，YM成绩名列前茅而MJ的成绩始终在下游徘徊；YM妈妈（40岁）为YM的母亲和MJ的姑姑，S老师（50岁）是同校的老师。通过事后对K老师的采访得知：YM家是典型的渔民家庭，YM妈妈会讲普通话但流利程度不高，日常交际以闽南语为主。
该片段截取于录音开始后10分钟，对话的背景是因老师到访，而MJ父母亲皆不在家，MJ赶到YM的家中进门时屋内所发生的对话。YM家大门口与里屋之间隔着一个天井，话轮1-6发生时MJ正途径天井。值得指出的是在MJ到达之前，屋内所讨论的话题与学习无关，且在场所有人皆使用闽南语交谈。
例2:
<MJ到大门口>
1.YM: MJ 來啦（míng jié lâi lah）
（MJ来啦）
2.YM妈妈： MJ （míng jié）
（MJ）
3.S老师：來啦（lâi lah）
（来啦）
4.YM妈妈（对MJ）: 老师 ，著叫啊（láo shī,tiǒh kiò a）
（老师，要叫啊）
5.YM: MJ 來（míng jié lâi）
（MJ来）
6.K老师：快來快來（khuài lâi khuài lâi）
（快来快来）
<MJ进屋>
7.YM妈妈（对MJ）: 老师 ，著叫啊，有叫 老师 沒，要叫 老师 一下， 老师 （láo shī,tiǒh kiò a,ū kiò láo shī bó,tiǒh kiò láo shī tsit ē,láo shī）
（老师，要叫啊，有叫老师没，要叫老师一下，老师）
8.K老师： 你怎么这么快 （nǐ zěn me zhè me kuái）
9.YM妈妈： 不要紧张啊 （bù yáo jǐn zhāng ā）
10.S老师： 啊你怎么这么快 （ā nǐ zěn me zhè me kuài）
11.YM妈妈： 叫老师哩，叫老师哩 （jiáo láo shī lǐ,jiáo láo shī lǐ）
在29分钟的对话中，YM妈妈作为一个普通话并不十分流利的人，基本都是使用闽南语进行交流，但在“老师”一词全部进行了语码转换，使用了普通话的“láo shī”，如例2所示。下文的分析将主要聚焦于“láo shī”一词的语码转换现象。
尊重师长是中国社会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学生有尊敬师长的义务。同时，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是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一项规定，老师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家长有责任和义务配合老师的教育教学工作、督促孩子尊敬师长；孩子尊敬家长、听从教诲则是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
如前所述，YM妈妈是MJ的姑姑而非直系家长，因MJ父母外出，YM妈妈在此次家访中代执行了MJ家长这一身份。为建立起自身作为家长的身份并履行家长的责任和义务，YM妈妈在MJ尚在门口未进屋时便大声要求MJ跟老师打招呼（话轮4），随后在话轮7和11中又反复使用了这一语码转换进行催促。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YM妈妈在话轮4首次使用“láo shī”这一语码转换要求MJ跟老师打招呼时，K老师在话轮6仍是用闽南语招呼MJ；而当YM妈妈在话轮7中连续使用了四次“láo shī”催促MJ后，K老师和S老师在后续的话轮8和话轮10都由原先的闽南语转为使用普通话跟MJ交流；MJ在整个过程中并未对YM妈妈的催促和老师们的问候作出任何言语回应，这也使得YM妈妈愈发着急，进而在话轮11又一次进行了催促，且不仅仅是“láo shī”一词，整个句子都使用了普通话。
“láo shī”一词在该对话中属于仪式性语码转换，它根植于一般历史中的道德秩序和社会规范，且作用于人际关系。首先，实施者使用该词进行的反复催促与一般历史中“家长有责任和义务督促自家孩子尊敬师长”这一道德规范相关，同时也阈限地模仿了根植于一般历史中“普通话作为学校和教育机构基本教育教学用语”这一社会规范，反映了实施者对上述规范的认可和服从。
其次，它一方面规定了实施者作为家长与老师之间的人际关系，帮助实施者履行其作为家长配合老师教育教学工作的义务，另一方面也规定了MJ与老师之间的师生关系，指出MJ作为学生应尊敬师长的义务；与此同时，“láo shī”的实施强调并推动了K老师和S老师作为老师的权利和义务：该仪式性语码转换在话轮4和7的多次反复实施不断强调了两位老师的身份及其附带的权利和义务，进而引发了K老师和S老师在话轮8和10的回应，两位老师通过由闽南语向普通话的转换认同了当前家访语境中自身作为老师的身份，转而使用普通话与学生MJ交流，履行了老师应当以普通话作为教育教学基本用语的义务。
再次，“láo shī”这一仪式性语码转换不仅规定了上述家长-老师、学生-老师的人际关系，还推动了实施者YM妈妈与MJ之间人际关系的改变，将二人原本的姑侄关系推向了当前家访语境所需的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转变二人身份的同时赋予了实施者作为家长教育孩子的权利和督促孩子的义务，也给予了接收者作为孩子应当尊敬家长、听从教诲这一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义务。因而在对话中YM妈妈通过反复实施“láo shī”这一仪式性语码转换不断催促MJ跟老师打招呼，行使其作为家长教育孩子的权利，并履行家长应督促孩子尊敬师长的义务。这里的仪式性语码转换帮助交际者完成权利和义务的转变，并促进了实施者新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虽然对话中MJ没有作出任何言语回应，也即并未通过言语行为履行其作为学生和孩子的义务，对其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未起到促进作用，但同时亦没有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权利和义务并未因此而消失。
该例中，实施者通过实施仪式性语码转换不仅规定了自身作为YM和MJ的家长与老师之间的人际关系、MJ与老师的师生关系，还推动了其与MJ之间由原本的姑侄关系向家长与孩子关系的转变；同时，该仪式性语码转换一方面帮助实施者履行其身为家长的权利和义务，强调了MJ作为学生应尊敬师长的义务，且推动了两位老师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另一方面又通过改变YM妈妈与MJ之间的人际关系及双方身份，促成了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共同转变。
例2中仪式性语码转换的实施同时规定和改变了交际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推动了交际者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及转变。在该过程中，实施者和接收者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和转变都根植于该仪式性语码转换，并通过其实施促成。实施者通过对与一般历史或关系历史相关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秩序的阈限性模仿，彰显出对特定社会规范和道德秩序的遵守和服从。
案例分析发现，互动中存在着具有全部仪式性行为特点的仪式性语码转换，其作用于人际关系，具有反复出现和情感投入的特点；它的实施根植于阈限模仿性演绎，且这种演绎与关系历史（及相关的道德秩序）或一般历史性（及相关的道德秩序）密切相关。仪式性语码转换的性质特点可用于区分即时性语码转换与仪式性语码转换，判断标准为：a）是否作用于人际关系；b）是否与一般/关系历史相关。通过是否同时满足以上两点可区别即时性语码转换与仪式性语码转换。
同时，通过实施仪式性语码转换：1）实施者可规定或改变与接收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或同时规定和改变双方的人际关系，如例2所示；2）实施者在促成自身与互动语境相关的某种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转变的同时推动接收者相关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或转变；3）接收者可通过回应影响其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或转变，如例1的WJ和例2的老师，也可能不影响，如例2的MJ。
基于此，我们对原分析框架进行了调整与补充（见图2），并认为该分析框架具有可复制性，有助于1）识别互动中的即时性语码转换与仪式性语码转换；2）分析互动中仪式性语码转换的人际语用功能以及对互动双方权利和义务产生的影响。
图5-1 互动仪式视角下的语码转换分析框架
本研究基于互动仪式概念，将语码转换分为即时性语码转换和仪式性语码转换两类，通过具体案例分析，阐明了互动中语码转换的一系列仪式性特点，证实了人际互动中仪式性语码转换的存在，提出即时性语码转换与仪式性语码转换的区分标准，并考察了仪式性语码转换的实施对互动双方的人际关系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或转变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本研究提出互动视角下的语码转换分析框架，为语码转换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阐释机制，对深入理解双语语境下的人际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交际者通过实施仪式性语码转换所展现出的对特定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遵守和服从，对语码与特定社群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交际者对社群文化的认同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研究在语料收集方法上采用提前向被录者征得未来一段时间内随时随地进行录音的许可，更大程度地减小了被录者的受影响程度，为本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研究语料。由于时间和地点限制，本文只考察了收集于漳州市东山县的语料，有待从其他地区收集更丰富的语料来进一步佐证和完善研究成果。同时，本文所呈现的分析框架还不够系统、成熟，交际者的社会地位、意识观念、文化认知差异等都与语码转换现象密切相关，需结合多维度视角进一步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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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 ：陈劼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用学。联系方式：chen.jiejun@foxmail.com。Dániel Z.Kádár，欧洲科学院院士，教授，匈牙利科学院语用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对比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历史语用学等。联系方式：dannier@dludl.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