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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隐喻到概念隐喻

河南大学 张克定 [1]

摘 要: 在哲学、心理学、修辞学、文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中,隐喻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本文以隐喻的修辞观、互动观和认知观为线索,梳理了从隐喻到概念隐喻的发展历程,重点概述了概念隐喻的本质特征和结构特征,具体说明了概念隐喻所涉及的四个基本要素:源域、目标域、经验基础和映射,说明了映射的单向性和局部性特征以及映射的局部性特征所引发的聚焦与遮蔽。

关键词: 隐喻;概念隐喻;修辞观;互动观;认知观

Title: From Metaphor to Conceptual Metaphor

Abstract: Metaphor is an everlastingly new topic in such fields as philosophy,psychology,rhetoric,literature,and linguistics.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make clea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rom metaphor to conceptual metaphor by going through the studies from the rhetorical view,the interactional view and the cognitive view of metaphor.It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nherent properties and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conceptual metaphor.It also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four basic elements of conceptual metaphor,i.e.,source domain,target domain,experiential base and mapping.It points out that mapping is unidirectional and partial in nature,and that the partial nature of mapping leads to highlighting and hiding.

Key Words: metaphor;conceptual metaphor;rhetorical view;interactional view;cognitive view

一 引 言

隐喻是哲学、心理学、修辞学、文学、文体学、诗学和语言学等诸多领域中的热点话题之一。从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来看,西方的隐喻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从亚里士多德到理查兹,大约从公元前300年到20世纪30年代,为隐喻的修辞学研究;约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初期,从逻辑和哲学角度对隐喻的语义研究和从语言学角度对隐喻的语义研究,为隐喻的语义学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认知心理学、哲学、语用学、符号学、现象学和阐释学等对隐喻的多角度、多层次研究,为隐喻的多学科研究(束定芳,1996,2000:2)。科韦切什(Kövecses,2002:vii-viii,2010:ix-x)则把隐喻研究比较笼统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隐喻的传统研究时期,包括束定芳(1996,2000)所说的隐喻的修辞学研究和隐喻的语义学研究;一个是隐喻的当代研究时期,仅包括束定芳(1996,2000)所说的隐喻的多学科研究中的一个特定学科,即隐喻的认知研究时期。本文将分别讨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隐喻修辞观、理查兹(Richards)和布莱克(Black)的隐喻互动观、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的隐喻认知观,以期理清西方隐喻研究的发展脉络,加深对概念隐喻理论的理解和把握。

二 亚里士多德的隐喻修辞观

英文中的metaphor(隐喻)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metaphora ,该词由meta和pherein派生而来。在希腊语中,meta意为across或over,即“跨越”,pherein意为to carry,即“运送、转移”,metaphora的字面义就是carrying over或transference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即“从一点运送或转移至另一点”(Kirby,1997;Mikics,2007:180)。这样,隐喻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过程,在该过程中,一事物的某些方面被转移到另一事物之上,从而使后一事物得以像前一事物那样被述说(Hawkes,2018:1)。

隐喻在传统上被视为比喻性语言中一种最基本的形式,一直是作为一种修辞格(figure of speech)来加以研究的。在两千多年来的西方修辞学研究中,但凡严肃的隐喻研究,无不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亚氏的这两部著作对隐喻的探讨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隐喻和语言的关系以及隐喻在交际中的作用,他基于类比原理(principle of analogy)把隐喻视为一种隐性比较(implicit comparison),该观点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可以叫作隐喻的比较论(comparison theory of metaphor)(Ortony,1993:3)。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指出,隐喻就是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来借喻它物,他据此把隐喻分为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四种(Aristotle,2006:52;参见亚里士多德,1996:149)。亚里士多德继而指出,以上各种隐喻要以恰当的方式加以使用,而善于使用隐喻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天赋,就是一种看出事物间相似之处的能力(Aristotle,2006:56;参见Cassin,2014:34)。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对隐喻工作机制的解释,不仅蕴含了对两个事物的比较,而且蕴含了在比较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意义(Lanham,1991:100),这就是隐喻能够“使人从相似的事物中突然有所领悟,因而感到惊奇”(罗念生,1991:10)的缘故。

约翰逊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有四个特征:1)隐喻是一种词汇现象,而非句法现象。2)隐喻是字面用法(literal usage)的变异。3)隐喻基于两个事物的相似性。4)隐喻是明喻的省略式(Johnson,1981:5-7)。实际上,约翰逊的本意在于指出亚氏隐喻观的不足以及给隐喻研究带来的困扰。

牛宏宝(2013:46)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1)亚氏把词语与事物混在了一起。隐喻到底是在词语之间还是在事物之间建立?2)相似性理论会导致这样的结论:所有隐喻不过是一种相似性的断言。3)如果隐喻仅仅建立在两种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基础上,那么,相似性何以形成一种与直说不同的意义表达呢?说“人是狼”与说“人是凶残的”或“人像一匹狼”,总存在着某种语义差异。这种差异就是隐喻陈述的意义。很明显,亚氏的相似性理论无法圆满阐述隐喻陈述中隐喻意义的产生。

科韦切什则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修辞学研究中,隐喻概念具有如下五个特征:1)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具有词汇性特性。2)隐喻的使用以艺术和修辞为目的,如莎士比亚的名句All the world's a stage。3)隐喻以通过比较而识别出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譬如,只有比较、识别出了Achilles和lion所共有的某种特征,才能使用lion来描述Achilles,才能使用Achilles is a lion这样的隐喻表达式。4)隐喻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地使用词汇的结果,只有拥有特殊天赋的人才能够用隐喻,才能够用好隐喻,如莎士比亚这样的大文豪和丘吉尔这样的能说会道的演说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掌握隐喻是最伟大的事情,是天才的标志。5)隐喻是一种可用可不用的修辞格,使用隐喻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特殊效果,而不是人类日常交际中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不是人类日常思维和推理的有机组成部分(Kövecses,2002:vii-viii,2010:ix-x)。

三 理查兹和布莱克的隐喻互动观

对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持肯定态度也好,持质疑态度也罢,亚氏对隐喻研究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也是不可否认的。自他之后,对隐喻及其理解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但比较成系统的基本理论却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有些研究把隐喻视为明喻的省略形式,完全忽视隐喻的认知功能;有些研究则明确区分隐喻和明喻,认为前者无法从认知上还原为后者(Johnson,1981:24)。Beardsley(1962)认为,自亚里士多德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的隐喻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事物研究,可称为对象比较论(Object-comparison Theory);二是词语研究,可称为词语对抗论(Verbal-opposition Theory)。前者认为,隐喻话语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的比较,后者认为,隐喻涉及两个语义内容之间的词语对抗。Nöth(1985:2)认为,Black(1962)把隐喻研究的不同理论归纳为替代论(the substitution theory)、比较论(the comparison theory)和互动论(the interaction theory)三种。布莱克本人则使用替代观(substitution view)、比较观(comparison view)和互动观(interaction view)分别称之。秉持隐喻表达式用以代替相应的字面表达式的观点,为隐喻的替代观;秉持隐喻是对潜在的类比或相似性之表征的观点,为隐喻的比较观;秉持隐喻是两个事物的共有特征相互作用之产物的观点,为隐喻的互动观(详见Black,1954—1955,1962:25-47;Johnson,1981:24-28)。替代观认为,隐喻所表达的意义可以由字面形式直接表达出来。比较观认为,隐喻是明喻的浓缩式或省略式,即隐喻式可以由相应的字面比较式替代。从这一点来看,比较观是替代观中的一个特例。然而,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譬如,对于Richard is a lion这一隐喻,按照替代观,这句话大致上等于Richard is brave,而按照比较观,这句话就相当于Richard is like a lion(in being brave),括号中的内容则没有明确说出来,只能由听者来理解(Black,1954—1955,1962:35-36)。互动观是针对替代观和比较观之不足而提出的一种隐喻观。

实际上,布莱克的隐喻互动观是受理查兹关于隐喻意义的形成源自共现想法之互动(interaction between co-present thoughts)这一洞见的启发而提出的(Johnson,1981:27)。理查兹和布莱克指出,我们使用隐喻时,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不同事物的两个想法(thoughts)会一起被激活,由一个单词或短语支撑,隐喻的意义就是这两个想法互动的结果。他们还指出,从根本上讲,隐喻是不同想法之间的借用,是不同想法的交流,是语境之间的交流,因此,隐喻必须要有两个想法共同合作,相互作用,才能形成意义(Richards,1936:93-94,191;Black,1962:38-40)。理查兹和布莱克提出的互动观是对隐喻研究的巨大贡献,所谓互动,就是把一物的常见现象投射到另一物之上,从而形成对另一物的新的观察视角,形成对另一物的新的概念建构(Johnson,1981:28),隐喻所创造出的新义也就随之产生。

四 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认知观

4.1 概念隐喻理论的提出

即使在科韦切什所说的隐喻的传统研究时期,隐喻的研究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譬如,在20世纪初至60年代,理查兹和布莱克就摒弃了其前的隐喻替代观和比较观,提出了隐喻的互动观,并开始强调隐喻的认知价值(蓝纯,2005:111)。此外,在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也有不少学者都把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现象来探讨,把隐喻首先视为一种感知过程和思维过程,其次才是一种语言过程。哲学家尼采声称所有思维都是隐喻性思维;心理学家沃纳认为,隐喻是人洞察、领悟周围自然现象的工具;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认为,隐喻有助于塑造语言,尤其是空间语言,他还认为,神话和语言一样,也是隐喻思维的产物(Dirven,1985:85-86)。

可以说,从20世纪 30 至 60 年代开始,隐喻研究发生了认知转向(the cognitive turn),其先行者为理查兹和布莱克(Slavin,2018:95),而真正开启对隐喻进行系统深入的认知研究的则是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和哲学家马克·约翰逊,其标志就是他们198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一隐喻认知研究的开山之作也被公认为认知语言学诞生的标志性著作之一。该书“开辟了一条新的从认知角度来研究隐喻的途径”(蓝纯,2005:111),“开创了隐喻研究的新局面,也开创了认知研究的新局面,对哲学、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传播理论等领域影响深远”(周世箴,2006:20)。“该书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它提出了三个与以往关于隐喻的根本不同的观点:1)隐喻普遍存在于语言之中;2)日常语言中的隐喻具有内在关联性(coherence)和系统性;3)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这三个基本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2000多年来人们对隐喻的传统看法”(刘正光,2007:10)。同样重要的是,该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反传统的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的诞生,这一新的隐喻理论不仅推进了对隐喻的研究,也改变了我们对隐喻的看法(牛宏宝,2013)。该理论认为,隐喻不是语言装饰手段,而是一种概念工具,这种工具可以建构现实,重构现实,甚至创造现实(Kövecses,2017a:13,2020:1)。因此,隐喻的核心是思维,而非语言;隐喻是我们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惯常方式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我们的日常活动反映我们对经验的隐喻性理解(Lakoff,1993:204)。正是因为这一全新理论的洞见及其核心观点,概念隐喻理论对当代隐喻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有人说,“当代隐喻研究若不参照概念隐喻理论,就无法进行述说”(Hampe,2017:4)。

4.2 概念隐喻的本质特征

科韦切什更加明确地指出,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这一新的隐喻理论以系统而清晰一致的方式对传统的隐喻理论提出了全面挑战。这体现在他们提出的隐喻概念所具有的五个方面的特征:1)隐喻本身是概念性的,而不是词汇性的,也就是说,隐喻本质上具有概念性特征;2)隐喻的作用是更好地理解概念,而不仅仅是为了艺术或美学的目的;3)隐喻常常不是基于相似性的;4)隐喻是大众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轻松自如地使用的,而不仅仅是具有特殊天赋之人的专利;5)隐喻是人类思维和推理的必然过程,而绝非可有可无的语言取悦手段(Kövecses,2002:viii,2010:x)。由此可以看出,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认知观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隐喻观迥然不同,科韦切什对这两种隐喻观中隐喻特征的认识和概括(如表1所示)准确地揭示了两者的根本性差异,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后者是对前者的合理性的全面挑战。

表1 修辞观和认知观中隐喻的特征对比

①隐喻所基于的经验既可以是身体的,也可以是感知的、认知的、生物的或文化的(Kövecses,2010:325)。

关于隐喻的本质特征,约翰逊本人认为,隐喻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经验之中,具有建构我们的日常语言、思维和行为的作用,新的隐喻可以使概念系统发生变化,从而使我们能够以新的方式来体验和谈论世界。因此,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思维和行为的基本原则(Johnson,1981:33,43)。莱考夫和约翰逊明确指出,但凡要对意义和真理做出合理的解释,就必须弄清楚隐喻建构我们概念系统的方式,同时也必须对其加以详细探究(Lakoff&Johnson,1980a:486)。

概念隐喻理论通常把隐喻定义为以一个概念域来理解另一个概念域(Kövecses,2010:4),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界定。科韦切什后来提出了一个清晰而易于理解的“标准定义”:所谓概念隐喻,就是以一个具体经验域来理解一个抽象经验域(Kövecses,2017a:13;参见Lakoff&Johnson,1980b,2003)。从中可以看出,概念隐喻包括两个概念域,一个是源域(source domain),一个是目标域(target domain)。“所谓目标域就是要加以解释说明的概念域,源域,也叫基础(base),就是用作来源知识的概念域”(Gentner,1983:157)。在概念隐喻中,具体而清晰的概念域通常为源域,相对抽象而欠清晰的概念域则为目标域(Kövecses,2010:1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某一知识域一旦为人所熟知,就会用作源域(即基础)来理解新的概念(即目标域——笔者注)”(Feldman,2006:209)。科韦切什还指出,上述标准定义表明,概念隐喻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概念隐喻的过程就是用一个经验域来理解和概念化另一个经验域的认知过程,即用源域来理解和概念化目标域的认知过程,而隐喻的结果就是由此认知过程所形成的概念模式(Kövecses,2015:20,2017a:13,2020:1)。实际上,概念隐喻的过程与结果并不像楚河汉界那样泾渭分明,而是相随相伴,相伴而生,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所以,概念隐喻研究通常对此并不做严格区分。

关于概念隐喻的本质和结构,莱考夫在其《当代隐喻理论》这一概念隐喻理论的经典名篇中给出了深入而精当的解释。他指出,隐喻具有六个本质特征:1)隐喻是我们理解抽象概念和进行抽象推理的主要机制。2)大多数主题,从简单常识到深奥的科学理论,都只能通过隐喻来理解。3)从本质上讲,隐喻基本上是概念性的,而不是语言性的。4)隐喻性语言是概念隐喻的一种表层体现。5)我们的概念系统虽然大部分是隐喻性的,但有相当一部分则是非隐喻性的;因此,隐喻性理解要以非隐喻性理解为基础。6)隐喻使我们能够以比较具体的事物来理解相对抽象的事物,使我们能够以结构性强的事物来理解结构性弱的事物(Lakoff,1993:244-245)。他还指出,隐喻具有八个结构特征:1)隐喻是跨概念域的映射(mapping )。2)这种映射具有不对称性和局部性。3)每一映射都是源域中实体和目标域中实体之间的一个固定的本体对应集。4)这些固定对应一被激活,映射就会把源域的推理模式投射到目标域的推理模式之上。5)隐喻映射遵从恒定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即:源域的意象结构以一种与目标域的固有结构相一致的方式投射到目标域之上。6)映射不是任意的,而是以我们的身体构造、日常经验和知识为基础的。7)一个概念系统包含成千上万的常规隐喻性映射,这些常规隐喻性映射又构成概念系统中高度结构化的次系统。8)映射有两种,一种是概念映射,一种是意象映射。这两种映射都遵从恒定原则(Lakoff,1993:245)。李福印(2008:132-133)根据莱考夫的上述观点把概念隐喻理论的核心内容简洁明了地概括为:隐喻是认知手段;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隐喻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映射遵循恒定原则;映射的基础是人体的经验;概念系统的本质是隐喻的;概念隐喻的使用是潜意识的;概念隐喻是人类共有的。

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就我们的思维和活动而言,我们的日常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讲,基本上是隐喻性的。隐喻无处不在,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仅广泛存在于语言之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和活动之中。隐喻建构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活动。具体来讲,隐喻的本质就是以一种事物或经验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或经验(Lakoff& Johnson,1980a:454-455,1980b:3-5)。例如:

(1)While he was in school he fell in love ,but the relationship didn't go anywhere and it quickly cooled off— it was a complete dead-end .

例(1)至少使用了两个概念隐喻,一个是“爱情即容器”(LOVE IS A CONTAINER),一个是“爱情即旅行”(LOVE IS A JOURNEY)。在he fell in love这一隐喻性表达式中,说话人是用“容器”这一具有三维空间意义的具体事物来理解和体验“爱情”这一抽象事物,描述的是所谈论的对象he坠入“爱情”这一“容器”之中。而在the relationship didn't go anywhere和it was a complete dead-end这两个隐喻性表达式中,说话人是用“旅行”这一日常经验来理解和体验恋人之间的“爱情关系”,描述的是he与其恋人的爱情关系止步不前,进入了死胡同。此例还表明,正是因为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语言之中无处不在,“语言中的隐喻性表达式才往往会揭示出潜存其背后的概念隐喻”(Ritchie,2013:68)。这就是说,he fell in love这样的隐喻性表达式之所以能够常常出现于日常语言表达之中,是“爱情即容器”这一概念隐喻在起作用,而the relationship didn't go anywhere和it was a complete dead-end这样的隐喻性表达式之所以能够常常出现于日常语言表达之中,则是“爱情即旅行”这一概念隐喻在起作用。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每个隐喻都要涉及一个源域、一个目标域和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source-to-target mapping)”(Lakoff,1987:276)。在例(1)所使用的两个概念隐喻中,“爱情即容器”这一概念隐喻涉及的源域为“容器”,目标域为“爱情”,两者之间的映射是从“容器”到“爱情”的映射。也就是说,在“爱情即容器”这一概念隐喻中,认知主体依据对“容器”这种比较具体的事物来感知、体验和理解“爱情”这一抽象事物,把“容器”所具有的“内/外”固有特征映射到“爱情”之上,从而可以使用如例(1)中的he fell in love这样的表达式来描述某人坠入爱河的情况。“爱情即旅行”这一概念隐喻涉及的源域为“旅行”,目标域为“爱情”,两者之间的映射是由“旅行”向“爱情”的映射。这一概念隐喻是由“起点-路径-终点”意象图式(SOURCE-PATH-GOAL image schema)(Lakoff,1987:283)促动的,是把“旅行”所具有的“起点”和“终点”固有特征映射到“爱情”之上的结果,从而可以使用如例(1)中的the relationship didn't go anywhere这样的表达式来描述恋人之间的爱情关系停滞不前的状态,使用it was a complete dead end这样的表达式来表达恋人关系走到终点的结局。

由上述可知,隐喻能使我们用较熟悉的、具体的概念去理解、思考和感知抽象的、难以直接理解的概念,其方式就是把源域的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上,这样的映射是在两个不同的认知域之间实现的,其基础就是经验。可见,一个概念隐喻要涉及四个基本要素:源域、目标域、经验基础和映射。源域和目标域是概念隐喻中最重要的两个基本要素,一般说来,源域较具体,目标域较抽象。隐喻的经验基础就是人的认知基础,这个认知基础就是动觉意象图式。动觉意象图式有很多种,都是基于身体经验的。这些意象图式有容器图式、部分-整体图式、起点-路径-终点图式,等等(文旭、叶狂,2003;文旭,2014:53-56)。

所谓映射,实为概念映射(conceptual mapping),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一种映射,确切地说,是一种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这就说明,映射具有单向性特征。另外,映射通常不是把源域的全部特征都投射到目标域之上,因此,映射又具有局部性特征。映射的单向性就是其方向性。概念隐喻通常把具体的概念用作源域,把抽象的概念用作目标域,把前者的特征映射到后者之上。隐喻过程是从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而不能相反,这就是概念隐喻的映射单向性原则(principle of unidirectionality)(Kövecses,2010:7;Johnson,2017:155)。这就是说,在概念隐喻中,映射只能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而不能是反向映射,即“只有源域被投射到目标域之上,而目标域不能被同时投射到源域之上”(Barcelona,2003:6-7)。莱考夫和特纳(Turner)从实例中敏锐地观察到,两个隐喻即使共享两个相同的认知域,它们依然是两个不同的隐喻。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两个相同认知域在这两个隐喻中用作源域和目标域的认知域是不同的,其次是因为,这两个隐喻所映射的内容也是不同的(Lakoff& Turner,1989:132),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映射的单向性原则依然有效(Evans,2019:310)。譬如,在“人即机器(PEOPLE ARE MACHINES)”和“机器即人(MACHINES ARE PEOPLE)”这两个隐喻中,它们所涉及的两个认知域就同为“人”和“机器”,乍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实质上却是两个不同的隐喻。“人”和“机器”这两个认知域在前者中分别为目标域和源域,但在后者中则分别为源域和目标域。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隐喻中的映射是完全不同的,在“人即机器”这一隐喻中,映射是从“机器”向“人”的映射,是把机器的机械属性和功能属性映射到人身上,而在“机器即人”这一隐喻中,映射是从“人”到“机器”的映射,是把人的情感、意志属性映射到机器之上。然而,这两个不同隐喻中映射的方向却仍然相同,依然遵循着映射的单向性原则,映射依然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埃文斯将这种情况总结为:即使两个隐喻共享了相同的两个认知域,它们仍然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隐喻,因为它们所用的映射是完全不同的(Evans,2019:310)。

映射的局部性是指,在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过程中,并不是源域的全部特征都映射到目标域之上,而只是源域的某一个(些)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之上,即“不是源域矩阵(domain matrix)的所有方面都被用于隐喻概念化”,而是“只有源域矩阵的某些方面参与了源域概念和目标域概念之间的映射过程”(Kövecses,2017b)。因此,当人们运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时,并不是使用源域的所有特征来理解和体验目标域,而只是使用源域的某一个(些)方面的特征来理解和体验目标域(张克定,2018)。在John is a lion这一隐喻性构式中,说话人就只是把源域lion所具有的“勇猛”这一个特征映射到了目标域John的身上,即运用源域lion所指实体的“勇猛”这一个特征来谈论目标域John,来说明John的勇猛品格。

映射的局部性自然而然地引出概念隐喻的另一对特性,即聚焦(highlighting)与遮蔽(hiding)。这是一对相互预设、如影随形的特性(Kövecses,2002:92),聚焦预示着遮蔽,遮蔽也预示着聚焦。一般来讲,任何概念都有着许多不同方面的特征,概念隐喻中的源域和目标域也是如此。正如上述所说,概念隐喻中,在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过程中,源域所具有的特征中只有一个(些)特征被用于理解和体验目标域。“当源域应用于目标域时,目标域的特征中只有一个(些)特征成为焦点,而不是全部特征都成为焦点”(Kövecses,2002:91)。换句话说,“在用源域来建构目标域时,目标域的某些方面会得以聚焦,与此同时,目标域的其他方面则会被遮蔽”(Evans,2019:316)。在“论辩即战争(AN ARGUMENT IS WAR)”这一概念隐喻中,源域“战争”的“战胜”或“防御”特征被映射到目标域“论辩”之上,从而使目标域“论辩”的“战胜”或“防御”特征得以聚焦而凸显,但“论辩”的其他特征则被遮蔽而隐去,如例(2)和例(3)所示。

(2)He won the argument.

(3)I couldn't defend that point.

五 余 论

至此,我们简略梳理了隐喻的修辞观、互动观和认知观关于隐喻的主张和观点。从中可以看出,隐喻研究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各有优长。它们对隐喻所持的主张和观点虽然不同,但无严格意义上的对错之分。可以说,隐喻的修辞观关注的是隐喻的表达层面,隐喻的互动观聚焦于隐喻中两个想法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隐喻的认知观关注的则是隐喻的认知层面。周世箴(2006:68-70)在为《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所作的《中译导读》中对隐喻的修辞观和认知观做了颇具说服力的说明和解释,特转引如下:

其实,认知派的观点与修辞说的观点相较,与其说是水火不容的对错关系或是世代交替的新旧关系,倒不如说是不同角度的互补关系:如果将譬喻性语言 视为一座冰山,那么修辞派注重的是露出水面的表象,有许多不相关联的山头,类别依形而定,所以分类繁细。而认知派注重的则是冰山的水下部分,往往发现水表分立的山头在水下却有共同的基底。但若回到表达层面,还是要借助表层的语言表达式,此即修辞学所关注的层面。所以两者并非全无交集,只是分析语言现象的着眼点不同。

此外,作为一种语言现象,隐喻不仅可以出现在文学语言之中,而且可以出现在日常语言之中,不仅可以用于语言交际,也可以用于非语言交际。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和思维工具,隐喻在人类活动中无处不在,在人类语言中具有基本相同的运作机制,因此,隐喻具有广泛的普遍性(universality);但是,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各种语言,都有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等方面的特性,所以,隐喻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中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variation) 。这无疑也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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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 :张克定,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电子邮箱:hdzkd@henu.edu.cn。 yYLmpl/u50qyt6aFdeKBS5cGOU1tlqeULPZJjaAohA3ox9qJ53Lv6kNnwf6T2s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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