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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曾谈到，在宋真宗的提倡之下，儒家经学典籍的整理刊刻十分繁荣，后世的《十三经注疏》中，有三种（《孝经注疏》《论语注疏》《尔雅注疏》）即成于真宗朝，而《孟子音义》二卷也是真宗下诏校勘《孟子》时修撰的。只是旧题孙奭编纂的《孟子注疏》，自北宋起即疑窦丛生，至清遂定为伪撰。其实，撰疏者虽未必是孙奭，却也并未作伪，作伪者，刊刻之书商也。《孟子注疏》的编纂是孟子升格运动背景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应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与《论语》定为兼经之后，宋哲宗元祐之前。其单疏本的出现至迟在宋高宗绍兴中期，注疏合刊本则在宋宁宗嘉泰、开禧年间。《孟子注疏》之进入官方的经学体系，坊间书商与浙东茶盐司功不可没，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思想不断下渗的趋向，反映了宋代思想文化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