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粮仓”：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战略选择

摘要：2008年4月暴发的国际市场粮价猛涨，使世界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深陷粮食危机之中，直接威胁着非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实现2015年世界贫困人口减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希望十分渺茫。中非合作携手共建非洲粮食生产基地，是迎战粮食危机的最佳战略选择。

一、非洲粮食安全形势严峻

1.非洲粮食危机重重，走出缺粮困境步履艰难

许多非洲国家粮食自给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为98％，70年代末下降到82％，80年代再下降到60％～70％，到9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甚至已降到了50％以下，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自1980年起，非洲成为农产品净进口洲。2003年23个国家粮食短缺，进口粮食3820万吨。除玉米能基本满足地区需求外，45％的小麦或80％的大米依赖进口。200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粮食产量只有84千克，只及全球人均339千克的24.8％。到了2018年，非洲人均粮食产量也只有159公斤，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粮食产量为148千克。

在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自然灾害频发及国际粮价飙升影响下，非洲粮食的可用性、获得方式及稳定性，也就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农业与经济发展局局长普拉布·平加里定义的粮食安全最重要的三个维度，均受到了很大影响。非洲近年频发的武装冲突损害了大量农田，造成的粮食损失远远超过国际组织提供的粮食援助；道路设施的损毁则隔断了粮食的输送；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其中非洲之角由于干旱影响面临巨大粮食安全危机；而日益上涨的国际粮食价格更是使得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形势雪上加霜。例如，在极端缺粮的塞拉利昂，大米价格猛涨了三倍；在严重缺粮的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和粮食不足的喀麦隆，大米价格也涨了一倍，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全球粮食价格还将进一步上涨，导致暴发多起抗议食品涨价的罢工和示威活动，部分地区出现骚乱。资料显示40多个国家粮食不足，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近30个国家，人均粮食供应量低于最低需要量，其中马拉维、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至少有1200万人严重缺粮，全非洲有2亿多人长期忍受饥饿，3700万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发布的《全球饥饿指数2019》报告显示，在调查的117个国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营养不良人口增幅最大。该报告认为，非洲47个国家的饥饿水平处于“严重”或“警戒”状态，乍得、马达加斯加和赞比亚的饥饿状况令人担忧，而中非共和国的饥饿水平尤为严重。 2014—2016年，非洲仍有饥饿人口数量2.325亿，粮食不安全人口发生率高达20.0％。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有2.2亿，粮食不安全人口发生率更是高达23.2％，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9％。

2.非洲粮食自给率长期低下的原因分析

非洲缺粮日益严重，是自然、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

（1）粮食缓慢的增长不能满足激增的人口需求，缺口越来越大

缓慢的粮食增长远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是非洲粮食危机最根本的原因之一。2018年非洲人口达到12.76亿人，比2017年增加了0.32亿，若以2006年世界人均粮食消费量314公斤计算，则需973.4万吨粮食来满足新增的人口需求。但据联合国粮企与农业组织统计，2018年粮食产量只比2017年增加了506.5万吨，也就是说，仅2018年新增人口就存在470万吨的粮食缺口。另据人口调查局推断，到2025年非洲人口将达到13.58亿人，人口呈爆炸式增长，使本已存在的饥荒雪上加霜。谁来养活快速增长的非洲人口成为非洲国家必须应对的现实挑战。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数据库。

（2）重工轻农，重经轻粮

轻视粮食作物生产，重视出口经济作物生产，是造成粮食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非洲国家独立之前被迫按照殖民主义者的需要去种植咖啡、油棕、剑麻、可可等商品性极强的出口作物，以满足宗主国的需要。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遭到破坏，面向出口的经济作物得到畸形片面的发展，粮食种植面积大大压缩，使粮食生产的增长日趋缓慢，粮食自给率逐渐下降。独立以后，许多国家为了取得发展民族经济所需的外汇收入，依然继续发展以出口为目的的经济作物，实行经济作物“保证价格”，粮食生产的发展被忽视，收购价格被压低。这种不适当的粮食政策，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不愿在土地上多投资。多数国家把最好的土地、大部分水利设施、资金、劳动力、肥料和农药等都投入经济作物生产。相反，生产粮食的土地则经营粗放，产量很低。另有一些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用来片面发展采矿业，忽视农业，尤其是粮食作物生产，农业衰退，甚至从粮食出口国变成粮食进口国，导致从单一农产品经济转变为单一矿产经济。尼日利亚就是典型代表：随着石油工业大发展，已从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

（3）粮食生产布局与消费不相协调，加剧了粮食供求矛盾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30年间，非洲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5％，是世界上最快的。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预计，1990—2010年，非洲城市人口将从2.01亿增加到4.68亿，到2025年非洲将有一半人生活在城市。目前，非洲城市化水平接近43％，到2030年估计将上升到53％。非洲畸形城市化是在人口爆炸的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这一趋势必然造成两种结果：一方面，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背井离乡，使得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不断减少，导致农村经济缺乏活力。同时艾滋病的肆虐也大大削弱了农业的再生产能力，有些土地无人耕种，甚至直接影响到作物布局结构的改变，使原来种植出口经济作物转向更多地种植粗放经营的玉米、高粱和薯类等。衰落的农村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涌向城市谋生，造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大大增加了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压力，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来满足需求。出口作物的减少使单一依赖出口作物换取外汇的国家购买粮食的能力每况愈下，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粮荒。

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消费结构不同也是造成粮荒的原因之一。农民消费的主要粮食是玉米、高粱、薯类等杂粮，城市主要消费面粉和大米。农民为了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首选种植自己需要的粮食，很少生产小麦和稻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力向城市提供商品粮。这也就加剧了大多数非洲国家城市细粮供应不足的严重程度，不得不仰仗进口。

（4）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随着城市化进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形势更加不容乐观。第25届非洲地区会议上专家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市居民消费的粮食主要来自农村和城市周边地区。近几年，随着非洲年均0.45％的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农业人口不断减少，粮食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因此越来越大。与农村人口不同，城镇居民必须购买粮食以满足日常需求。据统计，这一地区部分国家的首都，居民用于食品的开支占其日常开支总额的比例在54％到76％之间。而在国际粮价飙升的情况下，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城市居民人口增多，将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5）自然灾害的频发严重影响了非洲粮食安全

非洲的自然灾害十分频繁，非洲大陆几乎每十年经受一次干旱袭击。在过去的几年内，非洲之角则遭受了四次大型干旱的袭击；2011年以来，该地区更是持续遭遇数十年不遇的大旱，截至5月初雨季过半之时，非洲之角国家的降水量仅为往年正常值的5％至50％不等，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难民数量大幅增加，粮食安全每况愈下。

病虫害亦增加了非洲农民生产和生计的脆弱性。蝗虫灾害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灾害，且经常发生，尤其是沙漠蝗，其繁殖地区在西非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带。主要的粮食作物每年因农作物病害损失15.6％，因虫害及鸟害损失16.3％，因杂草危害损失16.6％，总计损失高达48.5％。

2019年末暴发的蝗灾更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目前，广大东非地区的灾情尤为严重，根据《全球粮食危机报告》的预测，到2020年下半年，该地区有2500万人陷入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

二、世界粮食危机直逼中国，粮食安全隐患应引起高度重视

1.粮食供求关系改变，阶段性过剩和结构性缺陷并存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20世纪90年代，中国粮食产量基本能够自给，特别是1996—1999年，粮食总产量基本稳定在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公斤。但从2000年开始，粮食产量下降，出现了粮食缺口，造成连续7年产不足需，直到2006年才有所改善。7年累计缺少16617公斤粮食，主要靠挖库存和适当进口补足。2007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上升，到2015年粮食总产量达66000万吨，之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与此同时，粮食消费量并没有显著增加，近些年来反而有一定的下降趋势。目前，我国粮食生产阶段性过剩。

从近十年的粮食生产结构来看，谷物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且产量连年增长，而豆类和薯类产量均没有明显变化。长期以来，保障口粮安全是我国农业政策的最基本目标之一，国内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在中央政府的强调下主要用于口粮生产。在这一政策前提下，豆类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诸如大豆等农产品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进口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 。

口粮是粮食总需求的重中之重，一直保持高位运行，占据主导地位，但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人均食用消费量却在大幅下降，导致口粮消费量逐渐减少。2018年口粮消费量下降到17750万吨，仅占当年粮食消费总量的37.8％。结构性不足问题，主要表现为口粮阶段性过剩但大豆不足，普通品种过剩但优质强筋弱筋小麦、优质稻谷等不足 。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2.进口依存度持续上升，粮食安全任重道远

回顾中国粮食的进口情况：20世纪50年代微不足道，60年代开始粮食进口量较大，至80年代初期达到了年均1500万吨左右，90年代以来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在1000万吨以上。 近十年来，谷物进口总量较之前有所增加，维持在2000万吨左右，大豆进口连年增长。而从粮食出口来看，2000—2005年，谷物出口总量大，均在千万吨以上。2012年以后，谷物出口量不足百万吨，近两三年出口总量有所回升。大豆本身供不应求，出口量低，主要依靠进口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结合粮食进出口情况分析，早在2004年左右，中国已由粮食出口国转变成粮食净进口国。特别是粮食总产量自从1998年达到5.1亿吨以后大幅度下滑，2003年降为4.35亿吨，产需缺口达到300万～400万吨，并且逐年扩大 。自2004年以来，我国一直处于粮食净进口状态。2012到2018年间，我国年平均净进口谷物约2000万吨，大豆净进口量在每年8000万吨左右。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从农业农村部对粮食生产量和消费量的预测来看，未来10年以上，产品供需形势将不会改变 ，即中国仍是净进口大国。但中国不能完全依赖进口，因为中国粮食自给率下降1％就需要进口粮食50亿公斤，占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2.5％。 如果中国单纯依靠国家外市场实现粮食安全，就会导致粮食贸易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不仅会影响进出口平衡，而且将对其余30多个粮食净进口的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所以，如果要构筑日益坚固的粮食安全大厦，开发利用国外土地资源，建立“海外粮仓”是势在必行的战略选择。

3.中国粮食安全隐患因素分析

（1）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实际可用耕地日益减少

城市扩张的方式是以扩大城市土地面积的外延发展为主，为此不得不占用大量土地，甚至包括部分耕地。随着城市化率的增长和工矿业的大发展，耕地面积日渐减少，“吃饭”和“建设”的矛盾日益尖锐。城市化率达到25％～75％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S曲线 呈指数攀升，也是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城市人口飞速增长，产业、资金、技术和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以向外围拓展为主，这必然侵占大量的耕地，势必造成耕地的减少。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19年底，我国城镇人口8.48亿人，城镇化水平60.60％，比2000年的36.22％增长了24.38％。预计未来10～15年我国城镇化率仍将保持年均0.8％～1％的增长速度。这将给稀缺的耕地资源造成更大的压力。

我国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总面积为13538.5万公顷，比基于一调的2009年变更调查数据多出1358.7万公顷。这是由于调查标准、技术方法的改进和农村税费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调查数据更加全面、客观、准确。多出的耕地有相当部分需要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和休耕，有相当数量受污染而不宜耕种，还有一定数量因表土层破坏、地下水超采等已影响耕种，因此，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数据来源：耕地面积数据来自自然资源部编制的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城市化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耕地面积数据来自自然资源部编制的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城市化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我国多次强调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但据统计2014年我国实用耕地面积为16.1亿亩，耕地面积减少，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严峻危机。此外，耕地质量下降，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政府采取占补平衡的方法使得耕地总量不变，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存在劣等地换优质地、低产田换高产田的现象，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对我国粮食安全有很大的影响。

据统计，1996—2005年的10年间，我国城市化率从30.48％上升到42.99％，而耕地面积相应减少了976万公顷。我国人均耕地只有0.11公顷，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45％ 。不仅现有耕地面积减少，宜农荒地开垦潜力有限，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提高垦殖指数潜力不大，如果这个时期不对耕地资源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耕地资源将进一步减少，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引发粮食危机，这些潜在威胁应引起高度重视。

（2）国内粮食市场存在较强的对外依赖性，粮食进口地区集中化

中国粮食进口量显著高于出口，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特别是大豆，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粮食市场对外依赖性较强。同时，四大粮食作物进口来源地的集中化程度较高，前三大来源国进口量占比基本保持在90％以上，而前两大来源国进口量占比也均保持在75％以上。从表9可以发现美国是中国粮食进口的主要来源国，大豆、小麦、玉米进口量均排在前三。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均超过3000万吨。由于美国是中国大豆、小麦和玉米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之一，中美涉粮贸易争端的持续乃至加剧无疑会极大增加中国的粮食进口风险 。

资料来源：杜志雄，韩磊.供给侧生产端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20（04）：10.

资料来源：王钢，赵霞.中国粮食贸易变化的新特征、新挑战与新思维——兼论“一带一路”的粮食贸易战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01）：62－68.

三、“非洲粮仓”首位战略目标——解决非洲人民温饱问题

为保障粮食安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的目标是积极增加粮食产量，既要遵循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基本原则，又要考虑适当调剂与储备，稳定粮食供应，使贫困人口有获得粮食的机会，妥善解决粮食问题，保障粮食安全（粮食储备量占年需求量的17％～18％，此为最低安全系数）。我们认为提高非洲粮食安全系数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提高粮食安全系数。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说：“绝大多数非洲农民在小块土地上耕作，其产品不足以养家糊口，加上他们缺少交易实力、土地、财政支援和技术，麻烦就更大。”可见，解决非洲人民的温饱问题是非洲各国政府所面临的首要战略任务。

美国著名粮食问题专家戈林在2000年的非洲粮食研讨会上指出，非洲大陆1975—2000年饥饿人口增长了45％，达到1.75亿人，而人均粮食产量在过去25年中却减少了12％，粮食进口则以每年7％的速度在不断增长。预计到2025年，非洲大陆营养不良儿童的数量将达到4000万。面对如此严峻的缺粮形势，单靠国际粮食援助或资金援助不是长久之计。非洲人民如果要解决温饱问题，必须把这种“输血”方式转变成帮助本国“造血”，在援助国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靠自己的努力在自己的土地上收获粮食，解决温饱问题，进而提高国家的粮食安全系数。实际上，随着非洲国家粮食安全意识的增强，许多非洲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努力提高本国大米、玉米等粮食作物的产量，以减少粮食进口。

四、建立“非洲粮仓”原则、模式与对策

1.中非农业合作的原则

（1）互利合作原则

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农业资源开发合作中各具不同优势，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互利合作，是我们的基本目标和原则。非洲国家具有气候、土地资源相对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而我国则具有科技优势和资金相对优势。我国企业与非洲国家共同开发非洲当地农业资源时，应侧重发挥我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变成能力发展的优势。在项目的具体实施中，我国只需派遣精干的项目经理、农技人员等，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这样，既可满足完成项目的大部分劳动力需求，又有助于解决当地就业问题，从而降低项目成本，提高效益，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中非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是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有利于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有利于中非共同发展。

（2）因地制宜原则

由于自然资源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区域性，以及不同资源的不同特性，因此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粮食作物受热量、水分等自然条件区域差异的影响，分布也有明显的地区差异。非洲自然环境具有比较典型的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分异性，水分条件和热量条件的变化尤为明显，所以水热的差异大体决定了粮食作物种类的选择和地带分布。麦类主要分布在北非地中海和沿岸亚热带地区，以及南非开普省和东部非洲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地、高地；玉米、高粱、粟类主要分布在南部非洲的热带草原和半荒漠地区，而水稻主要分布在西非地区、埃及和马达加斯加的部分地区。粮食作物的分布充分显示了地域性，作物布局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原则。

（3）适度开发原则

非洲国家发展粮食生产时，应坚持适度开发、节约和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原则，防止盲目和过度开发，保证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此外，在适度开发土地的同时，要积极推进集约用地，着重提高现有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提高土地产出不是指盲目增大农药化肥的使用量来提高土壤肥力，而是提高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水平，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实际上许多非洲国家虽然很支持开发有竞争能力的优势产业项目，但它们非常重视环境和生态保护，发展生态环境循环经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完全不用或基本不用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尽量使用豆科作物、作物秸秆、牲畜粪肥、有机废物，采取作物轮作方式来保持土壤肥力，对病虫害尽可能采用生物防治方法，这些措施都能有效保护土地，保证土地的永续利用。

2.中非农业合作的模式

（1）发展小农场，推进非洲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移植中国式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可行性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必由之路。它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或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通过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这一关键时期以来，中国农民已经在促进农业产业化转型的路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为中国农民或农业工作者进入非洲农村探索移植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据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技术与创新报告》称，目前非洲大陆人口中超过2/3仍依靠农业维持生计，逾70％的未成年劳动力从事农作物种植，非洲人口仍面临健康、营养和环境诸多问题。广大的非洲农村地区仍处在一家一户“吃饭种田”“靠天吃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为温饱而劳作，远离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根本脱离了农业内在的产业关联规律，家庭农业经营与市场经济远不相适应。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证明了农业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环节，而是包括农业的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在内的产业体系，必须树立农业系统工程的理念，指导非洲农业的发展，使其逐步从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农业之路。因此，鼓励中国农民到非洲去种地创业，移植中国农业产业化模式，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子。

为推进非洲农业产业化发展，在探索移植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过程中应着力实施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鼓励中国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民或农业专家，自筹资金到非洲开办小农场，创办小型龙头企业，探索适宜非洲农村的“农户＋龙头企业＋市场”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把当地的土地资源优势和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小农场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流向城市谋生的压力潮流，同时还可为非洲城市居民提供“菜篮子”，发挥中国式的“菜篮子”工程效应。其次，建立健全合理的土地制度，为非洲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农民既是土地的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只有制定合理的土地制度，便于农民进行土地转让、抵押、转租，才能切实促进土地市场化和土地资源分配，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粮食生产效率。最后，将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管理经验引进非洲的同时，培养非洲农民的经营意识是移植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必要条件。倘若只重视农民生产技能的培训，而忽略其经营、管理、营销等知识的传播，他们仍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根据中国以往的经验，过去无论是送科技下乡，办农民培训班，还是培养农业人才，都忽视了农民最需要的和最基本的产业化经营知识的普及。 只有让非洲农业少走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弯路，才能真正做到粮食的增产和农民的增收。

（2）创建农业综合技术开发区

中国和非洲的农业合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迄今为止，中国共与40多个非洲国家实施了近200个合作项目，其中包括设立农业技术推广站、水田改造、农机站、人员培训等。中国先后向非洲国家派出农业技术人员近万人，开垦、种植了近7万公顷土地。通过援助，中国将一部分农业技术，如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品种繁育技术、农产品初加工技术等传授给了受援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调整了非洲政策，由原先的无偿援助逐渐向互利互惠过渡，中非农业合作也相对进入了调整期。

自实施教育援非项目以来，中国已先后在非洲建立了较为先进的生物、微生物、物理、化学、计算机、材料、土木工程、食品保鲜加工等教学专业实验室，其中不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受到了受援国的赞赏。值得探讨的是如何以教育援非项目为依托，实施“产、学、研”科技园区模式，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形成产业。毋庸置疑，“产、学、研”是一项多产业的系统工程，并非教育部门所能独立完成的，因此应鼓励企业集团对非洲投资进行项目选择时优先考虑以教育援非项目为依托，将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使得“教、学、研”成果延伸到生产和销售领域，实现教育目标与经济目标的有机结合。在此背景下，现代农业科技园区作为体现科研成果转化和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业生产相比，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别，因而农业科技园区也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其空间结构在区域性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特点和分布。一般来说，一个功能完整、结构合理的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在空间结构上的布局可以分为三个层级：核心区、示范区和辐射区。

狭义上，农业科技园区是一类园区，但广义上，它是一种空间，兼具诸多功能，例如生产、加工、研制、开发、培训、展示、仓储、物流、交易等。核心区是整个农业科技园区的高端职能中心、特色展示中心和运行管理中心。 通常集中了园区管理机构、生物技术组培中心、新品种引种区、科研开发中心等重要部门，是整个科技园区的技术信息源、技术扩散源。作为核心区的直接作用对象，示范区是农业科技园区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业科技成果的实验基地，同时也是核心区的农业产业化带动基地。 此外，园区的辐射区相对来说距离核心区较远，并不属于科技园区的范围，但它受到核心区主导产业的影响，是周边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区域。在“产、学、研”模式的引导下，根据非洲农村所具有的特征，所建立的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应包含商品粮（水稻、玉米、木薯等）生产基地、畜禽（牛、羊、鸡、鸭、鱼等）养殖中心、农产品加工中心、仓储物流中心、服务中心、研发培训中心、研发成果转化和推广中心，形成一个集生产、加工、配送、研发、培训为一体的有机整体。其中，中非两国的农业院校应加强合作，在园区的研发培训中心挂牌成立教学、科研、实验基地，以进一步深化“产、学、研”模式。此外，在“农户＋龙头企业＋市场”的组织模式下，还可向园区周围的农民推行“订单农业”，即企业与农户之间签订契约，前者按协议价格集中收购后者的农产品，进行再加工并销售至市场，企业还可向农户提供产前、产中的原材料或者技术指导，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园区的辐射与带动功能，还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并保证粮食安全。

3.对策

（1）建立种子工程，提高粮食作物单产

据调查显示，非洲总消费量最大的六种粮食作物分别为木薯、玉米、小麦、薯蓣、水稻和高粱，2011年的消费量依次为1.2亿吨、7601万吨、6276万吨、5483万吨、4020万吨和2628万吨。在粮食单产方面，我们也对这六种粮食作物进行了研究，因为消费量大意味着需求量大，相应地提高国内产量的需求也就更为迫切。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数据库。

通过表10不难看出，除薯蓣外，其他几个粮食品种的单产都与世界水平相差甚远。非洲薯蓣的单产水平之所以接近世界水平，是因为全世界的薯蓣基本都集中在非洲生产。同时，作为非洲粮食消费的第二大作物，玉米的单产水平却极其低下。例如，在2018年，非洲玉米每公顷的产量只有2040.2千克，仅占世界水平的34.44％。又如，近50年来，非洲水稻的单产有所增长，1961年为1552千克，2018年为2329.1千克，增长了50.1％，而世界水稻单产却增长了155％。此外，非洲高粱单产也同样增长缓慢，1961年为809.1千克，2018年为1002.4千克，增长率为23.9％，低于世界高粱单产的增长率58.3％。

粮食生产是一项系统工程，影响粮食单产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育种、灌溉、栽培技术、农业机械等方面，其中种子是农业科技最直接的载体，也是决定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重要保障，直接关系到种植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种子工程及其推广体系已经实施了近20年。自1996年农业部实施种子工程以来，这项工程先后经过“九五”“十五”“十一五”等阶段的布局与完善，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为我国种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从长远来看，非洲国家应借鉴和引进中国政府实施的种子工程，保护本国的种子市场不受西方国家入侵，以保证粮食安全。同时，中非双方学者应共同深入农村，实地考察研究，共同探讨如何将中国农村的经验实践并服务于非洲农村，摸索出适合非洲的种子工程，提高粮食作物的单产，以推动非洲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2）沼气发电工程，探索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动植物成长激素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一方面促进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产品质量隐患，使大量土地出现退化，造成了不容小觑的生态问题。这不仅会影响一个国家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还会降低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由于毁林开荒、过度樵采等一系列不合理的农业经济活动，非洲的土地日益荒漠化且严重贫瘠，构成了非洲粮食安全的又一严重威胁。不仅如此，在世界各地区中，非洲能源短缺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其能源消费量的80％～90％取自薪柴、作物秸秆和牲畜粪便，既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得森林资源被过度开采，自然植被遭到破坏，生态问题进一步恶化。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非洲农村唯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才能使经济和生态进入良性循环，农业资源得到永续利用，农业可持续发展并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统一协调。

在各种循环经济模式中，沼气生态农业模式依据生态学原理，以太阳能为动力，沼气建设为纽带，将养殖业、种植业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通过各单元之间的合理配置和匹配，使得物质和能量实现梯级利用，从而使农业生产达到高产、高效、优质和低耗的目的，实现农业生产的生态化和可持续化。 此类生态农业模式将物质分解、转化、富集、循环再生等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开放式的互补系统，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链结构。

随着我国沼气技术的不断完善，沼气的开发利用与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发挥了巨大的效能，并逐渐涌现出各种各样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模式，如南方的“猪—沼—果”、北方的“四位一体”、平原地区的“粮饲—猪—沼—肥”、西北地区的“五配套”等。以“猪—沼—果”这一生态农业模式为例，该系统中的养殖业包含猪、牛、鸡、鸭、鱼等，种植业除果业外，还包括粮食、蔬菜及其他各类经济作物，将养殖、种植和生活三个孤立的活动组合成一个整体，体现出多层次、多时序、多产品的特点。人和禽畜的粪便在进入沼气池后，在缺氧环境和一定温度、湿度、酸碱条件下，菌群逐步将粪便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等有机物分解为沼气、沼液、沼渣，沼气池将一系列复杂的生化反应过程聚集在一起，加快了反应速率，提高了分解效率，并收集、储存、输送沼气，用于家庭照明或炊事。同时，沼液和沼渣中含有丰富的氮、磷、钾、钠、钙等营养元素，可被作物直接吸收，仅少量残余的有机质还要经土壤中的微生物分解，比传统施肥方式所造成的营养流失和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都要小很多。 此外，“猪—沼—果”生态农业模式还能有效杀灭寄生虫卵，防止农村疫情发生，并生产出绿色、无公害的农业产品，可谓一举多得。

综观当下，尽管非洲具有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具备巨大的厌氧消化潜力，但目前却只有少量沼气池，沼气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在布隆迪、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莱索托、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卢旺达、津巴布韦、突尼斯、摩洛哥、坦桑尼亚、南非和乌干达已经完成了一些大中型沼气工程。 但非洲的沼气生态农业模式的建设仍面临着原料、资金、技术、政治安全诸多方面的制约，尚未挖掘出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通过全球信息共享、改进沼气技术、制定合理政策、补贴农村地区发展，非洲的沼气工程才能大踏步推进，有效提高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态环境并保证粮食安全。

（姜忠尽 胡泽鹏 徐姗姗） qzxeM6CkKDskKA/9/IuKlbYrTTtWslFHeqKVQG7utSc+gwWli6REn8YlI+FbMd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