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按语：本文是作者于1999年12月向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呈送的调研报告。2000年2月25日，韦钰副部长在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我认为是写得十分好的一篇报告，很多建议都应认真研究和采纳。请国际司组织相关处认真学一下，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改进工作。
中非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成就辉煌，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上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并致力于中非友好事业，制定了一系列加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方针和政策。这为我国加强非洲研究和对非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机遇，使我们长期从事非洲研究工作的同志深受鼓舞。
教育部为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关于重视非洲工作的指示精神，首批指派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两位学者赴东非四国进行为期一年的“智力援非”调查研究，这在探索我国在新形势下如何为非洲国家培养人才并形成长期稳定的人才培养机制方面，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战略性意义。
我们受命于1998年10月启程分别赴东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四国进行访问研究和“智力援非”考察。1998年10月至1999年4月在肯尼亚内罗毕大学享受政府互换奖学金从事自选课题研究，着重研究非洲的乡村发展和食物供应问题。1999年5月至1999年10月，我们分赴其他三国，重点开展“智力援非”调研活动。
“智力援非”范畴较广，涉及人口、民族、文化、教育、经济、产业开发等许多方面。我们为深入展开调研活动，选择了四国最高学府内罗毕大学（肯尼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埃塞俄比亚）、麦克雷雷大学（乌干达）、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坦桑尼亚）为依托基地，对四国的人口、经济、教育、环境、资源等进行了较全面、多层次的考察，与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深入乡村地区实地考察了人与环境的互动生存关系，丰富了感性认识，深化了理性认识。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非洲国家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相当长时期内所面临的关键制约因素，是人才培养问题。东非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已采取措施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把培养人才作为长期追求的重要战略目标。人才短缺是长期困扰国家发展的大事。解决人才短缺和人才培养问题也就成了非洲各国历届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
现仅就东非四国“智力援非”中的教育问题做综合考察报告。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大国加大对非洲工作的政策性调整力度，其主旨在于继续推行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体系，以便持续地控制、摆布和剥削非洲人民。非洲国家承受了西方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处境艰难，不得不顺从西方普遍实行多党制和市场经济制度，外交政策继续西倾，依赖加深。同时，我国援非方针政策改革调整，非洲国家老一代领导人打下的以政治支持为基础的中非友好关系逐渐弱化，受到严重挑战，在老朋友那体会到了某种冷落感。非洲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和政府要员基本上受的是西方教育，同我国接触较少，对我国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经济实力、科技水平、教育体制和教育水平缺乏了解，甚至有误解和偏见，给我国新形势下的“智力援非”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
为进一步发展新时期的对非关系，需要在现有的“智力援非”基础上，更新观念，探讨新的举措，树立“智力援非”工作双向互为的观念，克服单向为非洲国家培养人才的观念，从战略高度和政策上制定“智力援非”发展规划，互动培养非洲国家的“中国通”紧缺人才和中国的“非洲通”，推动“智力援非”向更深层面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智力援非”的战略目标应定位在为非洲国家培养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高层次技术与管理人才、政府要员等。据初步了解，留华学生中在高等院校任教者甚少，最高学府中任教者除麦克雷雷大学有一位外，其他无一人任教。在政府部门中，任部长及以上职务者无一人（仅埃塞俄比亚经济与发展规划部副部长，他在中国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到美国留学）。留华学生在政府部门和企业界基本上处于中层干部位置，起不了主导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1）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力在各部门中处于垄断地位，西方化的价值观念和对中国的偏见左右他们的行为取向。留华学生处于西方势力的“围城”之中，难以打入上层和领导层。
（2）在就业市场上，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不了解，存有偏见，学生往往首选留学西方。企业招聘时也非常注重名牌大学和学历。早期留华学生多为本科，加之后续教育跟不上、汉语语言问题等，在就业选择上与留学西方的学生相比处于不利地位。
（3）在经援项目中，人才培养往往注重“传帮带”的人才培养方式，忽视了高层次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培养，中国专家组撤走后，往往造成援非项目“鸡飞蛋打”的局面，企业陷入困境，难以为继。
为了实现高层培养目标，应树立“提高层次、优生优育”的思路和相应的对策。
我国为非洲国家培养人才已由以本科生为主转向了以更高学位为主，这是重要的战略性转变，为非洲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创造了条件，但在生源选拔和后续教育上存在不少问题，有待改进。
（1）在本科生考试选拔上仍存在不同意见。从历年考生成绩上看，很少能达到录取标准。主要原因是：①东非四国教育水平普遍较低；②统一考试与各国课程设置不完全对应，超出了他们的所学范围；③留学生在选择留学国家时，优生往往首选西方国家，我们难以招到尖子生源。我国大使馆同志也有两种意见，一是大大降低录取标准，不要缺额；二是考题应结合各国课程设置实际情况，出考题和录取时“不要以自己的鞋量人家的脚”。对考试形式，非洲国家教育部门还是认真负责的。监考老师也认为考题较难。留华学生认为，考试选择是好的，他们都是考试后被录取的，认为考试能保证质量和在华顺利完成学业，还认为考试比较公平，可以避免有权有势的学生“走后门”。到西方国家留学虽不经考试，但入学几个月后，资格考试不合格者，也有被退学的。
埃塞俄比亚在生源选拔上与其他三国不同。门格斯图执政时期，留华学生是通过考试进行选拔的，质量有保证，留华学生回国后，政府负责安排工作，就业不成问题。现政府在留华学生选拔上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将名额分配到民族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决定，如放弃，中央政府也不补缺；二是走“后门”问题严重，还要看申请者是哪个民族的。因此，生源数量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留华学生回国后，政府也不管分配工作。有些专业的留华学生面临找工作难的问题。
（2）对高学位留华学生的选拔，应注意物色目标和从最高学府中优选，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目标。
（3）从我国援非项目点选拔人才来华深造，除一般进修培训外，要注重培养高层次人才。如肯尼亚“中肯园艺技术合作中心”，中方就地培养了研究生，但忽视了选拔优秀者来华深造，拿中国的学位证书。
据留华学生反映，中国教育的弊端是追求分数的应试教育，上课“满堂灌”，考试范围老师圈。留华学生的学科理论基础不如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学生的，但实际工作能力方面优于他们。例如留华医学生，在医术医德方面有较大的比较优势，社会反应良好。
据了解，留华学生回国就业，由于种种原因，在就业市场上较之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学生处于不利地位。后续教育难的问题也是留华学生打入上层的约束性因素。在华没有获得高学位的留学生，由于回国后就业难和工作条件差，业务成绩受到很大限制，不少留华学生希望重返中国继续深造和更新知识，以便回国后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们难以再次获得留华奖学金，使得重返中国读最高学位的愿望难以实现。例如，埃塞俄比亚的留华并获医学学士学位的学生Yohannes Debru回国后晋升受到极大限制，因为在该国需获得硕士以上学位才有晋升资格。据对东非四国的了解，有些留华学生因难以获得重返中国读高学位的机会，不得不转向西方国家寻求发展机会。四国都有留华学生转向西方国家，且很少再回国。这等于我们为西方国家培养了“半成品”，同时，也使我国成为非洲国家人才流向西方的“无形跳板”，因为这些人的大学教育是在我国完成的，成了他们外流的资本。这一倾向与我国“智力援非”宗旨背道而驰，我们应高度重视，采取有效对策，遏制或缓解这一倾向。可采取两种对策缓解这一倾向，一是每年提供若干名非政府互换奖学金名额；二是推行优惠政策吸收自费留华学生。据归国留华学生反映，他们回国工作几年，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再次到中国深造，更新知识，有利于人才成长。我们认为，对确有培养前途的毕业归国留华学生，应拟定政策给予他们来华深造的机会，这有助于我国为受援国培养学术骨干、高层次技术与管理人员、政府要员，并为他们进入社会各界高层创造有利条件。
开拓非洲自费留华学生市场，应成为我国“智力援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加速培养非洲国家急需的人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应开展针对性的调查并采取有效对策大量吸收非洲国家的自费留华学生，逐步形成非洲自费留华学生的选拔和培养机制。据了解，西方国家和印度均大量吸收东非四国的自费留学生。
据报道，美国各大学每年招收的外籍学生达56万人。法国10年来外籍学生在大学生总人数中的比重虽从12.5％降为8.5％，但仍多达13万人，目前在世界排名第三。过去非洲国家自费留学生大都选择原宗主国英国和法国，以及美国，此外，非洲英语国家每年均有相当数量的自费学生去印度留学。
乌干达驻华大使（曾在英国获得学位）曾参观过中国的高等院校，认为中国培养的学生素质不比西方培养的低。有不少乌干达学生想自费到中国留学，但又不知如何办理手续，实现这一愿望。这也反映出我们还没有一套有效的招生办法和完善的招生制度。据我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反映，大使馆只有一本介绍中国大学的书，很简单，这远远不能满足自费留学考生的要求，招生渠道不畅。我国教育费用大大低于西方国家，在吸引非洲国家自费生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关键在于我国高校在培养非洲留学生方面要树立新观念，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这既可多为非洲国家培养人才，又可为自己创收开辟一条新的渠道，也为培养中非友好人士增加力量，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建议教育部选择一些非洲国家作为招收自费留华学生试点，组成赴非洲国家招生小组，开展宣传和招生工作，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广。
（1）过去，我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高层次学术交流不多，而非洲国家的最高学府往往与西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我国的学术交流更少。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积极开拓多渠道、多形式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应纳入我国“智力援非”长远规划，这是宣传我国，加深我国与非洲国家相互了解，推动中非友好合作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在我们对东非四国最高学府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各校专家都有短期访问中国高等院校的强烈愿望，但很少有机会实现这一愿望。非洲国家高等教育比较落后，最高学府往往是一国人才汇聚之地，也是各国最敏感和最活跃的政治舞台与信息辐射中心。因此，我国著名高校与非洲国家最高学府开展学术交流，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应成为主要战略目标。
中非高层次学者均有建立多种形式开展合作研究的意向，但实现这一目标尚有不少困难，尤其是资金上的困难。东非四国高校主要与西方国家有合作研究关系，其合作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西方国家出资和派出学者与非洲国家学者合作研究，如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国际相关组织资助与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医学院的学者合作研究艾滋病；二是西方国家出资，由非洲国家的学者完成本国的课题，野外考察在本国完成，成果在西方国家高校发表。目前，我国尚无经济能力资助这两种形式的合作研究，但可以考虑利用政府互换奖学金解决合作研究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我国高校的各海洋研究所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海洋研究所可以合作研究东非沿海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我国高校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可合作研究埃塞俄比亚乡村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转型问题。如何把非洲国家落后的小农业转型为先进的现代农业、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非洲国家的可移植性等，可作为中非学者共同探讨的重大研究课题。
（2）关于中非双方合作培养“中国通”和“非洲通”人才问题，至今，仍处于无序散兵单向培养状态，应逐步探索合作培养人才的运行机制。“非洲通”应由非洲国家颁发学位证书，“中国通”应由中国颁发学位证书。根据目前我国援非情况，有效利用“智力援非”项目，中非合作为非洲国家培养人才，是一条有效途径，但应坚持为合作培养的非洲学生提供来华实践一年的机会，并由中国颁发学位证书。
（3）我国著名高校与非洲国家最高学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可为他们定向培养所需人才，选好学科，实施人才培养制度，配套建设学术机构或学术中心，为留华学生成长为学术骨干（或学科带头人）创造条件。可采取三种对策：一是以最高学府为目标，选拔优生来华留学，定向重点培养，在他们获最高学位回母校任教后，我方配套赠送一些仪器设备，扶植他们建立学科中心；二是在来华留学生中选择优生重点培养，在他们获最高学位回国后实施跟踪后续教育；三是对回国留华学生中已获较高职位或在学校已有一席之地的留华学生，根据需要实施长期扶植计划，以形成“智力援非”扩散中心。
我国“智力援非”已采取来华留学、师资支援、赠送图书资料、仪器设备、项目建设等多种形式，都获得了积极的效益。
在东非四国中，至今已在肯尼亚埃格顿农业大学创立了一个“中肯园艺技术合作中心”。我们曾于1999年2月在该中心进行了2天的实地考察，有些问题值得思考改进。
建成了“生物技术实验室”和“试验示范田”（12亩）；以“中心”为依托基地，开展了教学—科研—示范—推广活动，联合在培5名硕士生；软、硬件同步配套，建立起智力援非“中心基地”，并以“基地”为依托形成“联合培养人才”运行机制，是切实可行而有效的“智力援非”形式之一。
（1）推广速度缓慢，处于无序扩散状态，推广体系难以形成。肯尼亚落后的小农业与先进的种植园农业并存，但以前者为主体（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3/4和1/4）。根据现阶段肯尼亚经济发展水平，在落后分散粗放的农户中建立起推广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具备条件，该中心的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形成产业规模。
（2）大学管理不善，教师的总体素质不高，实践能力差，要有效地进行合作研究尚存在一定难度。
（3）大学远离首都，“汉语班”吸引空间有限，目前仅有校内人员选修，直接影响到汉语的传播效应，事倍功半。
（1）中心基地的定位问题——职能和层次。定位在“示范”职能上，还是“科学园”模式上，值得探讨。定位在“示范”职能上，则中心基地宜精不宜大，重点在教学—科研—示范和无序扩散上，但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定位在“科学园”模式上，则产、学、研相结合，科研成果可转化为生产力，形成规模农业。实施“科学园”模式，可考虑与中国企业合作。科教人员负责出成果，企业负责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形成产业。同时，还应考虑周围地区的乡村发展问题，使示范基地逐步成为区域现代农业的增长点，带动周围地区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型。
（2）建议“智力援非”项目在计划期内不断完善、充实、巩固和提高，不延期和追加投资，在产生“火花”效应之后，延期往往产生负面影响，不如“见好就收”，以免成为“扶贫工程”。
（3）为保证中心基地可持续发展，可实施“后续行动计划”，中方继续给予师资和设备支援，以保证中心基地的教学—科研—示范—推广运行机制正常运行。为保证项目健康运行，应建立监督管理结项机制。
（4）“智力援非”项目选项和定位上，在对受援国对口学科最高水平和相关产业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多方案比较，选好项，布好点，为建立受援国最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基地和培养出高水平的学术骨干与学术带头人创造条件。
（5）“智力援非”项目尽量以最高学府为目标，占领“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