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2年7月，我有幸被国家教育部派往非洲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进修非洲地理，时年已44岁，但是一种使命感驱使我安心地同当地学生同吃同住同活动。为了更好地认识、了解、熟悉这些非洲朋友，我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理解他们。两年的朝夕相处，使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非洲朋友们憨厚、淳朴、诚实、乐于助人，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当非洲朋友们得知我即将回国时，无不流露出惜别之情，有的邀请我去家中做客，有的要求合影留念，希望我不要忘记他们，期盼有朝一日能再与我相会。回国后，我一直怀念那块远隔万里的非洲大陆及其哺育着的儿女们，期盼着有朝一日再一次登上非洲大陆，与昔日结交的好友们再相聚。

自1984年7月离开坦桑尼亚回国，到如今已过去30多年，期间我又先后踏遍了非洲其他八国，羁旅多年的异国他乡生活和踏上那片土地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这片土地贫困、落后却又令人感动、兴奋、激动，我期待更多的国人能勇敢地踏上这片土地去拥抱她所养育的儿女，闯荡一番事业，感受另一番人生。

时至今日，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期间，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踏遍了坦桑尼亚的每一个我想探索的角落，去挖掘我所需要的宝藏。在此期间，令我十分感动和受激励的是，该校在自身教育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慷慨解囊，资助我赴坦桑尼亚全国各地进行实地野外地理考察，时任校长库汉加教授亲自开具介绍信，等于给我开了一张考察坦桑尼亚各地的通行证。为了少花钱多跑地，我尽量求助于我国援助坦桑尼亚的各类工程队、医疗队和军事专家组。他们给了我大力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得以顺利地完成了长达一个月的野外地理考察。值得一提的是，我曾乘坐轮船横渡印度洋住进我国驻桑给巴尔总领事馆。领事驱车陪我横穿全岛，沿途考察海岛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特点。从达累斯萨拉姆驱车北上，沿北方高地可到达山城阿鲁沙，我在那里重点考察了山地土地利用的垂直变化规律以及聚落分布特点。北方高地盛产咖啡。出首都南下，沿南方高地穿行至我国工程队驻地马昆巴科，我考察了我国援建的姆巴巴利农场和县城恩仲贝。小住几日期间，我还南行至马拉维湖北岸湖港。南方高地是盛产茶叶之地。出首都乘火车沿中央铁路西行，越过马赛干草原和稀树草原林地，我落脚在我国援坦桑尼亚医疗队驻地塔波拉，小住数日后继续乘车北上至西部高原热带稀树草原席尼安加地区，落脚在我国军事专家组驻地。之后，我沿途西行重点考察地理环境水平地带性变化规律和热带高原上农牧业的特点与地区差异、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状况和特点，旨在深入认识高原上各不相同的农业地域类型的地理环境、农业部门结构、农作物地域组合和畜群组成的特点，以及不同类型区乡村居民点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探讨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如何科学开发农业资源，因地制宜地布局农牧业生产和合理发展乡村工业，以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1991年12月，我应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于子桥（于右任嫡孙）教授的邀请，赴该校研究非洲问题。于教授时任美中非洲研究协会主席。该校图书馆专设有非洲分馆，有关非洲的藏书的数量在美国高校中名列前茅。该分馆除主任教授为白人女性外，其余3位均是非洲女性职员。我身处美国，但因研究非洲问题，几乎每天都在分馆度过。在这块别有情趣的小天地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非洲文化的浓郁气息。当我离开伊利诺伊大学赴芝加哥的西北大学访问时，主任教授和维拉女士专门开车送我到芝加哥长途汽车站。她们深切表白：“我们从未接待过像您这样亲和的访问学者”。回国以后，我和她们时有书信往来。几个月相处结下的友好情谊至今在我心底，难以忘怀。

1998年10月至1999年10月，我再一次受教育部委派，先赴东非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地理系访问研究半年，在完成研究课题以后，继续奔赴东非高原的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及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考察和调研半年。在内罗毕大学期间，我曾从内罗毕出发乘火车东行至西印度洋沿岸的蒙巴萨港，继而乘长途汽车北上至历史文化名城马林迪。郑和下西洋时，船队曾到达过这里。我沿途重点考察了沿海农业带。后来我又择日出内罗毕，乘长途汽车西行，穿越东非大裂谷至纳库鲁，继而折向南下至恩乔瑞地区的艾格顿农业大学。我在该大学小住了几日，重点考察肯尼亚高地上的农业、花卉园艺业和乡村发展。肯尼亚高地过去被西方称为“白人高地”，这儿是肯尼亚的精华之地，肯尼亚闻名世界的咖啡和茶叶就产自高地。

1999年5月，我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肯尼亚，飞向素有“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高原，投身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地理系，住进大学外国专家公寓。一日，张文建文化参赞驱车陪同我首先到达我国驻纳兹雷特医疗队，午饭后继而出车东行深入东非大裂谷北段阿瓦什河谷地带，考察传统民居及高原儿女的生存环境。又一日，我从亚的斯亚贝巴乘飞机向北飞行至青尼罗河源头塔纳湖地区，落脚湖滨历史名城巴赫达尔的一家宾馆。次日，我乘汽艇在塔纳湖上考察湖中小岛和青尼罗河源头水域，继而驱车前往青尼罗河大瀑布，在山前停车后，徒步登山沿途考察山地农业和山民简陋的栖身居所。

1999年8月，我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机从亚的斯亚贝巴国际机场飞往乌干达。一日，我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乘车沿维多利亚湖滨公路至金贾，沿途考察大蕉种植和金贾市郊的尼罗河源头。另一日，我跟随我国驻乌干达工程队的货车，向北至里拉，沿途考察传统乡村聚落与周围土地利用的关系。

在东非四国为期一年的地理考察与研究的最后一个月，我是在坦桑尼亚度过的，有机会再次赴桑给巴尔岛考察海岛农业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海洋研究所。期间，我向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建议，想考察向往已久的南部沿海历史名城基尔瓦。文化参赞全力支持，亲自开车带我出达累斯萨拉姆向南沿着沿海公路南行，乘渡船过鲁菲季河口，继续南下，一路重点考察沿海地带的经济林果业。遗憾的是，在距目的地还有60千米的地方，小车突然冲出快车道，侧翻在路旁，驾驶舱顶被压塌，前面挡风玻璃和一侧玻璃窗破碎，使馆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员胳膊被玻璃深深划伤。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继续前往，我们只好使用卫星电话向使馆紧急联系求援。我未曾想到这成了一次遗憾之旅。

1999年10月完成东非四国考察研究之后，我顺利回国。回国后，我又开始做下一个美梦。作为一名非洲地理研究学者，在考察研究过东部非洲高原之后，难免会向往踏上南非高原。南非不仅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非洲国家，还有那令人向往的好望角。没想到，我向往踏上这块土地的梦想后来成真了。

2010年11月16日至24日，“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非举行，我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刘成富教授应邀以外交部组织的非洲研究专家组成员的身份欣然赴会。这是一次重大的配合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国际活动。会议圆满结束后，我国驻南非大使钟建华夫妇在大使官邸宴请我们，并安排我们专程赴开普敦和好望角实地考察3天。短短几天的开普敦自然保护区和开普敦城市实地考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难以忘怀。

2011年，我已73岁，赴非洲进行地理考察研究的机会再一次降到我头上。外交部为落实“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于4月24日下达项目通知书，委托我负责完成这一任务。我着手编制了五国详细地理考察计划，并组织了一个4人考察小组。考察计划中明确了考察的目标、内容、国别、交流对象和实地考察路线。我有目的地选择了非洲大陆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孕育的5个代表性国家：南非高原上的南非，刚果盆地热带雨林国家刚果（金）、刚果（布）、加蓬和西非热带稀树草原国家马里。在为期一个月的五国实地考察过程中，我们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英、法文献资料，而且在野外实地考察中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影像，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非洲的农牧业和农村发展、城市化等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013年，我已75岁，正筹划着赴北非阿拉伯国家考察，重点考察撒哈拉沙漠中绿洲农牧业和绿洲乡村发展，以及发达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以弥补我未曾踏足这块土地的缺憾。正当我满怀壮志规划考察计划时，8月24日我突然“中风”住进了鼓楼医院，美梦破灭，成为人生一大憾事。

回首我长达50多年的非洲研究生涯，是非洲土地孕育着的儿女让我产生了非洲情怀，那里的每一块乡土的气息、生态环境、淳朴的儿女们，无私地帮助和支持着我，成就了我的非洲研究事业，使我的情感和事业与时俱进地向前推进。回望这50余年，弹指一挥间，品味人生羁旅岁月，人生如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记得在上海的一次中非贸易合作关系会议上，有非洲朋友与会，会议主持人邀我出席会议并请我上台讲几句话。面对非洲朋友，我发出了蕴藏于心的肺腑之言：美国不是“天堂”，非洲也不是“地狱”，我告老还乡之时，若让我选择颐享天年之地，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非洲。因为我的全部情感在那里，非洲的热带稀树大草原早已把我的心珍藏起来了。广袤的非洲大陆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孕育着淳朴善良的儿女。他们给过我真诚无私的帮助和支持，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在我的情感世界里，我始终认为，人世间凡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非洲的兄弟姐妹对我的情谊何其重，给我的是人世间无价的心灵之宝，值得我珍藏终生。

新华社前副社长高秋福同志，在赠我他的新书《多彩的非洲——新华社记者笔下的神秘大陆》时，在赠言中写道：“但愿能唤起您对那片神秘的大陆的一点美好回忆。”在其动情的感召之下，我怦然心动。我为非洲儿女经历的困难而悲愤，更为他们为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而赞赏。非洲儿女精神的内涵，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我爱非洲，爱她的过去和现在，更爱她的光明未来。

当回顾我的非洲足迹时，我情感激荡，感慨万千，欣然提笔洒下肺腑之言。

踏破铁鞋探新路

筚路蓝缕开荒林

万里求真酬壮志

百川竟流苦作舟

白发萧疏不言老

励精更始不言禄

集腋成裘明大志

人生苦短甘瞑目

时至今日，我虽涉足非洲九国乡土之地，耳闻目睹甚多，但我很难说自己对非洲有了很深的了解和认识，但非洲情感确实日渐加深。在书归正传之前，我觉得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中非交往的历史轨迹，给广大读者一个清晰的线条，引导人们去进一步探索中非关系的美好未来，勇敢地踏上这块神秘的大地，去挖掘新的文化宝藏。

我国和非洲虽相隔万里，但我国人民与非洲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犹如那长长的尼罗河一样源远流长，早在汉代，我国与世界文明发祥之地之一的古埃及，就有了间接的交往。但直到公元8世纪中叶之前，我国书籍中还没有中国人涉足非洲的确切记载。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是唐代著名学者杜佑的孙子杜环。他回国后撰写的《经行记》一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西亚非洲游记。到了宋代，我国已能制造高达五层、载乘千人的大海船，并开始使用罗盘导航。这在中国和世界航海上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从此，中国的海上交通盛极一时，我国商行日益频繁地往来于波斯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一带。我国同非洲国家的香料和象牙贸易日益繁盛。宋代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我国同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桑给巴尔曾两次派出使节正式访问我国。到了元代，为发展中国与非洲关系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是中国大旅行家汪大渊。他曾两次乘远洋海船，从泉州出发，游历了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地，足迹遍及亚非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然后，他又从埃及出发，沿红海西岸南下，出红海到达东非索马里的摩加迪沙、肯尼亚的马林迪以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和基尔瓦·基西瓦尼，最后抵达莫桑比克东海岸的克利马内。

明代是中国古代与非洲交往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我国杰出的航海家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作为中国明朝的使节，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其中后三次访问了非洲。郑和远航“西洋”的年代，要比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道好望角早近一个世纪，为发展中非友好交往和友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事实证明，当时我国造船技术之发达，远航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遥远，海员天文、地理、海洋知识之渊博及其航海技术水平之高超，均是当时世界上最领先的。

15世纪以后，葡萄牙殖民者开始侵略非洲。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国殖民者接踵而至，非洲大陆逐渐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使我国同非洲海岸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受到了影响，但割不断中非人民早已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清代，我国对非洲的了解更为丰富和全面。鸦片战争前，徐继畲编撰了《瀛寰智略》一书，对非洲各国地理、气候、物产、政治和风俗做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介绍。18世纪中叶，我国广东嘉应州人谢清高曾到达南非并绕过好望角进入欧洲。

从18世纪到20世纪，荷、英、法、德、比等帝国主义国家把大批华工掳掠到非洲为其开发殖民地卖命。华工同非洲人一样，在矿山和种植园里当牛做马，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为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并肩战斗，用鲜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和解放，中非人民友谊开辟了新纪元。今天，中非人民用鲜血共同浇灌的友谊之花，已在非洲辽阔的大地上盛开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国援建的坦赞铁路举世瞩目，它象征着中非人民真挚的友谊万古长青。今日的非洲已成为我国朋友最多、联系最密切的一个大陆。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有幸应邀出席了这次盛会。这次论坛为中非合作以及非洲的发展与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开拓了新的美好前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非交往日益频繁，中非友谊的发展也与时俱进，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不少有胆识的中华儿女大胆地去闯非洲，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在非洲现有的54个国家中，可以说中国人无处不在，但是对我国大多数人来说，非洲还是一块陌生的大陆。

当我提笔撰写这部回忆录时，埋藏在我心底的美好回忆立时展现：那令人瞩目的刚果河流域的热带雨林、撒哈拉大沙漠、辽阔的热带稀树草原、纵贯东非的大裂谷、闻名遐迩的世界名角——好望角，犹如一幅幅绚丽奇妙的风景画卷浮现在我眼前；那身穿白色衣袍的阿拉伯人和身着五彩缤纷艳服的黑人，在世代生活的非洲土地上创造了光辉的过去；那风格迥异的古城风貌、色彩缤纷的名胜古迹、独具奇趣的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那粗犷豪迈、节奏强烈、气势磅礴的非洲舞蹈，在非洲鼓铿锵有力的伴奏下，显得格外热烈和谐，狂野奔放的非洲歌舞令人精神振奋，给人信心和力量。所有这一切，交织成一个古朴而神秘、奇特而绚丽的大千世界，令人神往。长期从事非洲地理研究的一种职业使命感驱动着我为渴望了解非洲之魂的人们打开一个窗口。我既非行家里手，又乏生花妙笔，仅能凭我对非洲九国的地理考察和对非洲朋友的坦诚之心，去介绍他们。如果读者能在本书的“导游”下，去非洲访问、览胜、探奇，从中领略自然奇观的风采和魅力，品味非洲人精神的淳朴和美好，那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本书主要依赖我四次踏上非洲九国进行地理考察所积累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参考了大量有关非洲的文献资料。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薛红、周静敏两位女士在录入、校对文字，以及选编我实地拍摄的照片、影像等方面都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宝贵的时间，使本书得以顺利定稿。

本书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杨金荣编审的鼎力相助和支持下，田甜承担了全书编辑加工工作，吴敏华承担了校对工作，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由于作者能力和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少缺陷，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姜忠尽
2017年12月于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