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

洞庭湖，中国第二大淡水湖，面积仅次于鄱阳湖。据《中国湖泊志》，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和重湖，位于湖南东北部长江中荆江段南岸，南邻湘阴、益阳，北抵华容、安乡、南县，东滨岳阳、汨罗、沅江和澧县等县市。洞庭湖之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因湖中洞庭山（即今君山）而得名，并沿用至今。洞庭湖北纳长江的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来水，南和西接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等小支流，由岳阳市城陵矶注入长江。

洞庭湖属扬子准地台江南地轴上的断陷盆地，形成于燕山运动，“江南古陆”洞庭湖段即“洞庭古陆”断裂下陷形成洞庭断陷盆地，从早白垩世到全新世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中，洞庭断陷盆地在地壳升降、气候、流水、泥沙淤积等条件的反复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大小反复变化的演变过程。

自唐以来，学者对先秦楚地“云梦”的位置、范围颇多争议，或以云梦为湖泊水体专名，或以云梦为游猎区专名。在两湖平原长江南北，三峡地区，黄淮平原地区分布有：沮水云梦、䢵地云梦、江南云梦、华容云梦、陈地云梦、巫山云梦、巴丘云梦等7处。巴丘云梦，杜预、郭璞、张楫诸家之说及宋《山川志》俱以华容南巴丘湖当之。范蔚宗亦谓：云梦泽在华容南。郑康成、孔颖达又谓：华容之泽则云梦。虽非华容所得专，而以属之华容宜矣。岳郡旧志云：云梦湖与洞庭、青草相连。洞庭在北，青草在南，云梦在西，合为一湖。此说似为得之。按云梦，即君山后湖，巴、华二邑分界之地，过此则为赤沙湖耳。

先秦时期，洞庭湖平原河网密集，沼泽众多，澧水主流于今湖北石首藕池口附近入江，湘、资、沅三水于今湖南岳阳附近汇江，汛期澧水可能已由洪道东南汇入沅水。《尚书·禹贡》曰：“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澧”指澧水或澧水注江形成的湖泊，东陵即洞庭，为古越语读音的汉字异记。

《吕氏春秋·孝行览》载，“鱼之美者，洞庭之鲋”，这句话说明当时洞庭湖区出产的鲫鱼已成名产。东汉桑钦《水经》，“湘水……又过北下隽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资水……又东北过益阳县北，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江也；沅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这些文字大体反映了汉代湘、资、沅、澧四水与洞庭湖、长江的关系。

隋唐以来洞庭湖水面继续扩展。《全唐书·赋洞庭》一文中曾有“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拨地形高”的记载，宋梅尧臣的《舆地记胜》中载有“风帆满月八百里，人从岳阳楼上看”“洞庭八百里，幕阜三千寻”等诗句。史书上也有较为翔实的记载，如唐《元和郡县志》载，“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一里五十步，周回二百六十里；青草湖在县南七十九里，周回二百六十里”。洞庭与青草二湖相加周回仅为五百余里，若加上赤沙湖，周回方可达八百里。故宋《皇朝郡县志》云，“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连青草亘赤沙，七八百里”。北宋范仲淹所撰的《岳阳楼记》中描述为“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八百里洞庭”应包括洞庭、青草和赤沙三湖及其连接地区。但洞庭湖的“八百里”水域并非长年如此，是季节性的。每年夏秋季节，洪水暴涨，洞庭湖也随之扩张，洞庭、赤沙、青草三湖连成片，这时才成为周极八百里的泱泱大湖。因此，在唐、宋诗人的诗中都有反映“洞庭秋正阔”特色的诗句。如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洞庭秋正阔，予欲泛归舟，莫辨荆吴地，惟余水共天”；“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李白的“明湖涨秋月，独泛巴陵西”；白居易的“洞庭与青草，大小两相敌。混合万丈深，淼茫千里白。每岁秋夏时，浩大吞七泽”；张说的“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游，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刘长卿的“秋水连天阔，涔阳何处归”和五代诗人郑遨的“赢得高秋看洞庭”，等等，不胜枚举。

在唐代，洲滩出露仅仅发生在冬春枯水季节，到了夏秋洪水季节，洞庭湖仍是汪洋一片。唐代诗人李群玉对湖水洪、枯的季节性变化，作了生动的描述，“朱官紫贝阙，一旦作沙洲；八月还平在，鱼虾不用愁”。到了宋代，湖泊已进一步淤浅，洲滩出露时间也变长。《岳阳风土记》云，“夏秋水涨皆巨没，不可以陆行往。近年冬深水落，渡江肩舁以行”，即自岳阳至君山可以涉水而过。此时，夏秋季节虽也是汪洋一片，但已没有唐代那样“波撼岳阳城”“惟余水共天”的气势。始于北宋时期的围垸造田，大规模开展，使得湖泊面积进一步缩小。湖水亦变浅，到南宋时期湖水深度尚不足一丈。

明代中叶以后，洞庭湖再度扩展，造成此次洞庭湖扩张的主要原因是荆江南岸大堤的不断溃决，荆江大量水、沙进入洞庭湖地区，湖泊在淤浅的同时，水面在扩张。长江荆江段，因泥沙大量淤积，河床不断淤高而成为“悬河”，一遇洪水，溃口决堤就在所难免。据文献记载，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是现存最早涉及现今湖北、湖南两省范围的一部省志，该书较为详尽地描绘了洞庭湖流域的山川、古迹、物产和风俗。嘉靖年间成书的《常德府志》，卷五山川条：“洞庭湖，每岁夏秋之交，湖水泛滥，方八九百里，龙阳（今汉寿）、沅江则西南之一隅耳。”这说明洞庭湖西吞赤沙之后，继续向西南发展。嘉靖二十六年《大明舆地图》较为形象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洞庭湖水情（图1-1）。明嘉靖以后，明、清政府采取“舍南救北”的治水方针，江北岸穴口尽堵，南岸留有太平和调弦二口与洞庭湖相通，故荆江南岸大堤溃堤情况日趋严重。荆江洪水频发，致使洞庭湖泛滥。清道光年间陶澎、万年淳修撰的《洞庭湖志》载，“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常德）、龙阳沅江，南带益阳而环湘阴，凡四府一州，界分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出没其中”。在明代中叶之后，清代中叶之前，洞庭湖一直处于不断扩展的过程中。

16世纪初开始，洞庭湖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时期，分割成东洞庭湖（包括漉湖与湘江洪道）、南洞庭湖（包括东南湖、万子湖和横岭湖）、西洞庭湖（包括目平湖、半边湖）和七里湖四个湖体。

清顺治七年（1650年），庞公渡堵口后，荆江北岸大堤逐渐连成整体，荆江河床整体形成，此时荆江的水位也逐步升高，这也使得长江中大量的水沙冲积南岸，进入洞庭地区，泥沙沉积通量远大于湖盆下沉量，导致洞庭湖底不断淤高，洞庭湖面不断扩张，进入洞庭湖扩展的全盛时期（图1-2）。明后期王士性就说，“洞庭水浅，止是面阔”。明末清初时，洞庭水变得清澈，含沙量降低使得洞庭湖水浅面阔的局面大约保持到17世纪末。

约从17世纪晚期起，洞庭湖水的含沙量愈来愈高，导致其淤积的速度逐步加快。道光十二年（1832年）举人巴陵吴敏树描述，“往闻故老言湖身淤浅，如艑山取鱼处，渔人言，较往时深减丈许，他处可知”。到清朝中期，人口急剧增加，洞庭湖围垦加剧，洞庭湖的面积大大缩小。道光年间，魏源记载，“自江至澧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18世纪初康熙年间，《康熙皇舆全览图》上洞庭湖水面积只有约4 645平方千米，淤浅和围垦导致面积明显缩小（图1-3）。洞庭湖面积的萎缩，使其调蓄洪水的能力减小，堤垸修建增高。咸丰、同治年间，洞庭湖区的堤垸大规模垮塌，造成洞庭湖面积扩大到约5 104平方千米（图1-4）。

民国早期地图揭示，洞庭湖开始萎缩，面积约4 225平方千米（图1-5）。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洞庭湖已不再是浩渺无垠，“日月出没其中”的湖景观，变成洲滩广袤，湖体支离破碎，港汊交织的景象。到《中国湖泊志》记载时，洞庭湖面积仅有2 432.5平方千米。不同时期对比显示（图1-6），康熙至民国之间洞庭湖湖泊面积存在波动，民国至现代湖泊面积大幅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