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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贸易等方面的成就都是空前的。1994年以来的经济与财政分权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同时也促使各地竞相追求经济发展指标，造成地方竞争的白热化。地方之间的无序竞争引发了诸多问题，如盲目重复建设导致供给侧产能严重过剩，地方相互攀比下的造城运动导致城市空间粗放式扩张，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导致地方债务风险日益增大，等等。
经济分权引发的经济发展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多次给地方政府放权，以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是中央权力一旦下放，各地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混乱，中央宏观经济调控同时失控，这将促使中央收权，而中央收权后经济发展的活力也随之消失。由此产生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宏观管理怪圈。当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经济发展的混乱主要表现在对棉花、烟草等原材料的争夺和价格战上。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地方政府执政行为与中央政府宏观决策之间的博弈扩展到土地和财政等领域。土地领域的“乱象”表现为各类开发区“运动式”的设立和发展等问题，而财政领域的“乱象”则表现为地方政府不规范的举债融资等问题 [1] 。
针对权力下放后产生的“乱象”，国家试图通过法规、行政管理和政策等手段加以管理，但从实施的实际效果来看，由权力下放引发地方竞争所带来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地方竞争的行政成本日益增大，无法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一文中提出，“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1] 。同时进一步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系列举措，包括“深化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用地资源向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倾斜”“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然而在当下的实践中，地区间的合作仍然缺乏有效的抓手。
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地方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发展转移财政”特区的概念，并论证了该概念的内容、形式、实施方案及其与地方合作的关系。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发展转移财政”特区模式是新形势下破解权力下放引发地方竞争问题的有效对策，能够帮助地方积极进行合作发展。
[1]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 2017 国新论坛暨国新指数发布会”上的报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没有理顺，地方政府行为曾多次陷入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比如 2017 年财政部出台法规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购买服务等行为，试图继续加码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平台融资、提供担保、 PPP 、政府投资基金/产业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违法违规融资行为实现政策全覆盖，全面堵住地方政府违规进行融资担保或变相融资担保形成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可能性。但这仍未逃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https : //baijiahao.baidu.com/s ? id=1586436621229804374&wfr =spider&for=pc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