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犹太人流而不散的秘诀

公元 70 年，当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焚毁后，犹太人就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他们被迫过上了背井离乡的生活，散落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了犹太人大流散时期。但谁又能想到，在历经了上千年的时间后，犹太人能够再次站在这片曾经被驱逐的土地上，正式宣布以色列国的成立。其实从世界民族的历史来看，被迫离开家园的民族还有很多，但当他们被灭国驱逐后，结局往往是被周边其他民族同化，最后整个民族彻底消亡。例如同属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他们在 5000年前就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明，还拥有自己的文字、文化，在建筑和科技水平上都达到了同时代较高的水平，但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那犹太民族为什么能够在历经长达 1000 多年的漂泊后做到流而不散，最终还能够在故土实现涅槃重生呢？

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总结了流散民族能够一以贯之的三个要素：一是要有在各种散居的环境中保持自身历史特性的信心；二是流散民族要有不愿意融入当地多数人社会的动机；三是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根据这个说法，犹太民族最为典型，从犹太人大流散开始一直到 1948 年以色列建国，他们的种种行为和遭遇无不印证了这个说法的正确性。

首先是犹太人能够在散居的环境中保持自身历史特性。在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圣殿之后，他们就形成了较为统一的信仰基础，使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特性，因此在思想、文化和情感方面都起到了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在犹太人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流散生活的同时，他们民族的共同信仰也在不断增强，这使得他们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除了公元 70 年之后的犹太人大流散之外，犹太民族在更早的时候还有过被掳至巴比伦的经历，当时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军数次攻破了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并将数万名犹太人俘虏至千里之外的巴比伦，让他们成为阶下囚，史称“巴比伦之囚”。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虽然丧失了民族主权，但并不像真正的囚犯那样过着监狱式的囚禁生活，而是被安置在一片集中的地区生活，除了行动受到一定的限制之外，可以自由地从事任何职业，以及保持自己固有的犹太传统文化习俗。

这次流散仅仅持续了半个世纪，犹太人便回归了故土，但从结果和意义上来看，这次流散的经历对犹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当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时，他们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圣殿，失去了上帝赐予他们的“应许之地”，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园，没有忘记耶路撒冷。在《圣经·诗篇》中有这样的语句：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身在远方，犹太人对家乡的思念逐渐演变为犹太民族的愿望，这种重返耶路撒冷、回归故土的思想开始慢慢在民族血液中扎了根。而这种精神愿景也逐渐在被掳的犹太人中具象化，表现为犹太会堂的出现，巴比伦的犹太人定期聚集在会堂中，共同祈祷、共同学习，并回忆过去的光辉荣耀事迹。这种会堂相较于犹太圣殿，更注重以“人”为核心，而且是更易被建造和使用的。犹太会堂崇拜的出现使犹太人可以不用再受到国家和地区的限制，随时随地聚集起来，进行祷告和学习。这种行之有效的维系民族信仰的手段极大地增强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等他们离开巴比伦重返家园，建立了第二圣殿之后，这种会堂崇拜的传统被继续保留了下来，成为犹太民族文化的重要一环。

从巴比伦之囚的持续时间来看，它远远比不上之后长达数千年的大流散，但从结果和意义上来看，这次短暂流散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甚至可以看成是犹太民族大流散的一次提前演习。犹太人通过流散巴比伦的经历，领会了该如何更好地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特性，因此他们也不再惧怕自己又一次被迫离开巴勒斯坦了。与此同时，犹太人流而不散的秘诀悄悄在民族文化中生根发芽，在之后的日子里，随着律法、教义以及教规等的完善和成熟，犹太人最终形成了一支具有独特文化的民族。可以说，正是大流散之前的散居经历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依然保持本民族的文化。

其次，犹太人有太多不愿意融入当地多数人社会的动机。从文化的根源上看，犹太人的信仰只属于犹太民族，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信仰虽然与其有所关联，但涉及原则问题时，双方会产生激烈冲突。这就导致犹太人虽然生活在其他的国家，但思想无法与当地居民统一，他们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信仰。如果这个根源上的问题无法解决，那犹太人就无法真正地和其他民族相融合。

根源上的精神原因衍生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也使犹太人难以与当地人融合。例如社区隔离和通婚问题。由于犹太人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所以当流散到其他国家时，他们也总是主动地或者被迫地聚居在犹太社区内。最著名的就是“隔都”的出现，统治者将犹太人封闭在划分好的一片地区内，避免他们与当地人杂居，犹太人日常所见的大多数都是本族人，难以经常接触当地民族，因此也难以深入地了解当地文化，那民族融合也就无从说起。另一方面，犹太人的婚姻文化也是其无法被同化的关键原因之一。一般情况下，通婚是两种文化交融和民族同化较为高效的方法之一，两个民族通过婚姻的缔结能够友好相处，互通有无，慢慢达到关系融洽、文化互补的局面，最后主体民族就会将少数民族的文化吸收进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少数民族被同化。但犹太民族的婚姻文化巧妙地避开了这点，他们主张族内婚姻，不鼓励与外族通婚，再加上社区隔离的外部因素，世世代代下来，犹太人的民族文化特性没有因为通婚而削弱，反而得到了不断的强化。

到了中世纪，排犹和反犹现象是犹太民族一直需要面临的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和民众对犹太人充满了厌恶，因为在当地人看来，流浪而来的犹太人是一群异教徒，他们行事怪异，生活习俗和文化都与当地格格不入，而且他们大多从事金融业，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以发放高利贷为生，没有一点人情味儿，往往把人逼得家破人亡。对犹太人的这种印象在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威尼斯商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莎士比亚描绘了一个爱财如命、贪得无厌、心胸狭窄的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形象。这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也从侧面体现出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二战时期，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更是体现了他对犹太人的所有仇恨，但希特勒也只是反犹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在那个时期的欧洲，从统治者到下层民众，无不心照不宣地对犹太人实施着迫害。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曾有这样一个画面，被救出集中营的犹太人问苏军士兵：“我们该去哪里？”苏军士兵说：“你们别往东边去，那边的人讨厌你们。”然后这位士兵又说：“如果我是你们，我也不会向西走。”事实如此，犹太人哪里也去不了，更不能真正融入社会之中，所以他们只能抱起团来，寻找新的家园。

最后，经济因素对犹太民族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没有充足的经济基础，犹太民族难以幸存，更不可能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国家。早在中世纪时期，散居在欧洲的犹太人就已经通过金融业掌握了巨额财富，犹太人通过金钱与普通民众、贵族乃至统治者产生联系，也正是因为犹太人的经济实力，一些当地的统治者会出面保护犹太人，保证他们的生存空间不被侵犯，或者赋予他们一些额外的权力。例如在15 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奥托就曾出面逮捕了基督教的修士，理由是他在布道中大肆指责了犹太人的放贷行为；威尼斯的统治者也发出警告，禁止基督徒煽动民众的反犹情绪，否则将毫不留情地进行逮捕。

历史上的犹太人从金融行业中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经济优势，直到今天，他们的经商天赋仍被人们津津乐道。但实际上，最初并不是犹太人主动想要从事这些行业的。在同样重农抑商的欧洲古代社会中，商业是一个被歧视的职业，农业才是人类主要和稳定的经济来源。犹太人在没有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之前，他们也是一个农业民族。但当他们被迫流散到其他地方时，没有本地人愿意把自己的土地让出来给犹太人耕种，而且统治者还会对犹太人的职业进行一些限制，例如禁止他们从事手工业、纺织业等，被逼无奈的犹太人只能选择一些其他限制较少、地位较为低下的自由职业，因此大量的犹太人开始从事贸易行业或金融行业。

虽然封建社会中商人地位比较低，但实际上，商人的生存空间是十分巨大的。尤其对于欧洲的犹太商人来说，因为欧洲的政权较为分散，每当不同的封建君主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时，犹太商人的巨额财富便成了封建君主们最有力的武器，他们指望通过犹太商人的财富提高自己的实力，而犹太商人也会依附他们，以金钱换取生存权利。

到了 20 世纪前后，犹太商圈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很多商人已经发展为世界性的大家族，除了我们熟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被称为“东方罗斯柴尔德”的沙逊家族、瓦尔堡家族等，他们起初大多都从事银行业，后来成为遍布世界的企业帝国。在犹太复国运动中，这些犹太家族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帮助犹太民族顺利地聚集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

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号召下，大批心怀复国梦想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地区，最终于 1948 年 5 月 14 日，在英国托管期结束前一天的子夜，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犹太民族长达 1800 年的流散史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靠着文化自信，靠着团结一致，靠着积累财富，完成了祖辈们的梦想，在巴勒斯坦地区涅槃重生。 kYt/rU0N1qNf72/q/tc26PwnnABBJb0HeILKp3y3QcLQwNP/4K67EDR0nwIjm9W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