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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回归以色列故土的犹太人开创了新型的农业组织形态——基布兹，基布兹运动把 19 世纪在欧洲出现和流行的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生活现实。按照犹太人的说法，基布兹之所以能够在巴勒斯坦地区出现并取得成功，外部原因主要是应对当时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需要。这符合需求刺激创新的理论。这一类似共产主义乌托邦式农业组织形态的成功创建，不仅使得初来乍到的众多移民能够找到一处安顿自身、融入群体并开始一种新生活的场所，而且改造了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还锻造出一批国家的政治栋梁。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多数以色列领导人都曾经是基布兹成员的事实就是对它发挥了不同寻常作用的最好注脚。
最早出现的“基布兹”建立在“共同劳动，共同拥有，共同生活，人人平等，共同富裕”这类被认为属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基础之上，在分配原则上则贯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在这一理想和原则指导下，生活在基布兹里的人不再拥有任何私产，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所共有共享；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大家一起劳动，共同生活。这一以集体生活为基本特征的基布兹社区体制对于初来乍到的犹太移民，对于在原居住地受到歧视、压迫、迫害从而作为难民前来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移民，对于大多数身无分文的犹太移民，显然是有吸引力的，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起码是暂时的“家”。此外，这样一种犹太集体式社区在某种程度上还暗合了存在千百年的散居地犹太社区传统。1969 年出版的英文版《犹太人百科全书》是这样描述基布兹的：“……一个志愿组合的集体社区，主要务农，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它对它的成员及其家庭的一切需要负责。”
最早出现的新大卫基布兹生活区原貌，现在已为露天博物馆。
当然，除了基布兹外，当时的以色列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农业组织体制——莫沙夫，这是一种类似合作社的农业组织机构，也在吸收、安置大规模犹太移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本书稍后的部分，将对它做进一步的介绍。
以色列出现的基布兹最初带有强烈的共产主义理想成分，强调犹太民族的集体责任和思想家戈登提出的在土地上从事体力劳动的观念，主要是从俄国带来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为早期移民的生活理念。在基布兹，“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和“人人平等”思想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的观念在那里得到了坚守和弘扬。所有的事务都由成员集体决策、共同分享与承担，包括粮食、住房、收入和守护家园的责任。
以色列的基布兹以其独特的政治生态成为塑造无私为公献身精神的特殊场所。其在出现后的数十年，不但吸收、安置了成千上万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而且成为锻造以色列精英的“摇篮”。自 1948 年建国以来，最初 40 年担任政府总理一职的 8 位人士，其中 4 位来自“基布兹”。他们是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莱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以色列精英人物中有相当多的人要么生活在“基布兹”，要么在那里出生。工党在执政的 29 年中，其内阁成员的 1/3 都来自“基布兹”。在以色列国防军中，许多高级将领原本也是“基布兹”成员，如曾任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摩西·达扬，就出生在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在独立战争时期，以军的 11 名统帅级将领中，8 名是基布兹成员，其中摩西·达扬、伊茨哈克·拉宾、伊戈尔·阿隆、以色列·加利利、伊茨哈克·萨代等，都是威名远扬的一代名将。在 1967 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 30%的空军驾驶员和近 1/4的陆军军官是“基布兹”成员。在这场战争中，以军阵亡 778 人，其中 200 人来自“基布兹”。
“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的含意是“聚集”和“汇合”，人们后来用它来称呼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建立的一种“集体生活”模式的定居点（settlement）。在一些著述中，“基布兹”又称“克武查”（Kevutzah）。这是因为最初不少基布兹以克武查称呼自己建立的定居点。后统一称这类集体定居点为“基布兹”。基布兹也成为一个范畴词，指代以集体生活为主调的犹太农业定居点生活。
本书根据有关资料以及实地考察时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对基布兹的思想来源、组织方式、成就影响以及百年的发展和变化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和呈现，以期对人们了解基布兹的历史和现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