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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的理论思想来自西方社会，但国外很少使用产业链这一概念，在国外较为常用的是价值链、供应链等概念。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著名论断是产业链理论产生的思想来源，这一时期的分工强调企业内部的分工，马歇尔将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成为产业链理论的真正起源。国外学者对产业链的研究早于国内。Houlihan（1988）认为，产业链是从供应商开始，经生产者或流通业者到最终消费者的所有物质流动。Stenvens（1989）将产业链描述为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消费者连接在一起组成的系统，并伴随着物质流和信息流（芮明杰，2006）。 [4] 刘贵富、赵英才（2006）认为，产业链是同一产业或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以投入产出为分析主线，以用户的需求驱动为动力，以价值的增值和实现为目标，依据特定逻辑联系和时空布局所形成的上下关联的、动态的链式中间组织，往往包括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消费者等几大环节。 [5] 吴金明、邵昶（2006）等认为，产业链是由供需链、企业链、空间链和价值链四个维度有机组合而形成的链条。 [6] 王宏强（2016）认为，产业链可以理解为同一产业或不同产业中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及相关企业，以商品或服务创造过程中所经历的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的各环节为纽带，按照一定的产业组织和空间联系，联结成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链网状经济组织系统。 [7]
产业链发展的动力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1998）从产业集聚的维度阐释了产业链对产业集群的意义，并强调产业链运作能够最终促进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8] Losifidis P（2006）研究指出，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主体之间更好的互动，产业链治理所带来的产业链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能够更好地促进体育传媒体系的竞争力。 [9] 涂颖清、杨林（2010）在分析了产业链的演化初创、规模化、集聚化、平衡和战略四个阶段的基础上，对市场不确定性、技术、专利、知识共享与分享、交易成本节约等要素进行了论述。 [10] 刘烈宏、陈治亚（2016）在总结前人分析的基础上，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梳理了产业链的生成动力，认为交易费用的降低、风险的规避、社会资本的利用、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技术的创新等是推动产业链生成与发展的内部因素，产业链主体的区位、技术进步、产业政策等是推动产业链生成与发展的外部因素。 [11] 王玲俊、王英（2017）从协同与竞争的角度对光伏产业链的形成演化进行了论述。 [12] 李湘棱（2019）认为，市场需求、国家政策、农户意愿、资源供给等是农村电商产业链持续发展的动力。 [13] 总体来看，对产业链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了较好的探索，在演化动力机制上，学者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基于协同与竞争等展开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研究涉及农业、信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等各个领域。
动力机制是解决产业链为何要形成以及形成后推动力的问题，而要形成产业链并进行良性的运转离不开有效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的研究也是产业链发展中的一大研究热点。刘贵富（2007）从利益分配、风险共担、竞争谈判、信任契约、沟通协调和监督激励等维度构建了产业链的运行机制。 [14] 肖小虹（2012）分析指出，坚持动态发展、组织协调、利益协调和风险控制是促进农业产业链良性运行的有效机制。 [15] 张庆彩、吴椒军、张先锋（2013）从政府行政（包括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等手段及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等）和企业治理两个维度阐释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演化机制，并分析了产业链演化的不同阶段相应的作用力认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行政机制作用突出，而到成熟阶段，企业治理机制则愈发重要。 [16] 王静（2014）在分析了物流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机制后认为，分散的实体及其自组织是产业链的形成机制；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协作调控机制等是产业链运行的实现机制；约束机制、分配机制等的建立是产业链运行的保障。 [17]
产业链是动态发展的，对产业链整合优化的研究是研究的一大焦点。产业链的整合主要包括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Peteraf（1993） [18] 、Cai和Obara（2009） [19] 、Michael Z（2015） [20] 、李怀等（2011）等 [21] 认为，横向整合能够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促进信息技术分享，扩大市场份额，提升规模经济效益等。Ordover等（1990）认为，纵向整合产生的市场圈定效应能够带来企业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增加，形成竞争优势。 [22] Loertscher和Reisinger（2014）通过对竞争环境中上游生产行为与影响的分析得出，实施产业链整合能够形成竞争排斥，且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更具有纵向整合倾向。 [23] Normann（2009）研究得出，上游企业的纵向整合行为对具有反竞争效应的合谋动机具有促进和巩固作用。 [24] 吴刚和朱勇（2013）基于双寡头市场结构研究产业链整合对下游企业的影响得出，整合产生市场竞争排斥提升竞争能力的同时会抑制下游独立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但参与整合企业的创新投入将受到激励，利润总额会增加。 [25] 白让让（2016）以日资车企为研究对象对纵向整合的合谋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日资纵向关联企业之间的内部交易具有因合谋而产生的反竞争危害。 [26]
现有的研究对产业链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与梳理，研究的对象充分，研究的领域丰富，既涉及农业、物流产业、汽车产业、光伏产业、通信产业等，也涉及战略新兴产业等；研究的内容涉及概念的研究、运行机制的研究、发展动力的研究、存在问题的研究等；研究的方法也较为多元，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视野与方法体系。当然，目前从产业链的角度对体育领域所展开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体育赛事的全球价值链、职业体育的产业链等虽有所涉及，但尚不够深入，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未能很好地深入，未能将其他学科成熟的方法引入体育产业链的研究中来，这也是本研究的努力方向。
根据相关学者和专家的交流，本研究所探讨的媒体版权包括传统的电视转播权、新兴的新媒体版权、全媒体版权等研究范畴，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文献梳理的过程中，从相关词语进行多维度的检索。本研究对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的高级检索，设定检索条件为“主题：‘体育赛事媒体版权’或者‘体育赛事传播权’或者‘体育赛事转播权’或者‘体育赛事版权’”，并设定期刊年限为“从不限年到2018年”，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CSSCI、CSCD”。在删去部分无意义的数据后，共得到187篇主题相关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CiteSpace进行转码，形成最终的样本数据。本研究检索主题核心相关文献187篇，主要分布于《武汉体育学院学报》《新闻战线》《体育文化导刊》《电视研究》《体育科学》等期刊（见表1-2）。
表1-2 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相关重点研究文献前十期刊发文的分布
（1）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的时间分布
从研究文献的数量分布来看，有关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研究呈现增长的态势，尤其是2015—2018年的研究文献数量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从2010—2014年期间每年10篇左右，跃升到2015—2018年期间每年25篇左右，这与2014年国务院以国发〔2014〕46号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不无关系。该文件的出台可以说是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元年，在政策的释放下资本市场异常活跃，引发了体育赛事媒体版权市场的火爆，自然也引发了研究人员的关注。同时反映出研究人员在体育赛事媒体版权领域“问题导向”紧随时代的取向。
1998—2018年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的核心文献分布见图1-2。
图1-2 1998—2018年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的核心文献分布
（2）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的单位分布
根据本研究样本文献的分析，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格局，对本领域关注较多的单位包括南京体育学院、中国矿业大学体育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体育军事教研部、上海政法学院、集美大学体育学院等单位（见图1-3）。相关单位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聚焦领域，例如，南京体育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体育军事教研部等更加聚焦于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实务性研究，关注媒体版权的运行、运营维度的研究，包括赛事媒体版权的购销、赛事媒体版权的节目制作及市场开发、赛事媒体版权的运营困境、赛事节目传播的特征，等等；中国矿业大学体育学院、上海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等则更加注重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法理研究，依托其学科优势对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法律属性、产权保护、市场秩序、中外赛事媒体版权（转播权）等进行了探讨。而其他一些传媒类院校和体育类院校也基于原有的科研基础和科研力量展开了诸多的探索，在全国形成了若干个关于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的区域中心。
1-3 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的单位分布
（3）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的焦点时序分布
在CiteSpace分析中，时间线图谱和时区图谱是反映不同的时间内相关研究的关注点和研究中心。从图1-4、图1-5中，我们能够看到对体育媒体版权研究主题的时间及时区分布情况。2000年以后，体育赛事品牌与体育传媒的关系研究成为研究的重点，并一直延续到2016年前后；关于电视和体育比赛的相关研究聚焦期从1998年持续到2015年前后；而对电视转播权开发的研究则从最初聚焦到2012年前后，其中关于奥运会赛事转播权的开发研究是学界较为关注的案例；2012年以后，对新媒体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相关研究开始成为学界聚焦的热点，并逐渐替代体育电视转播权的研究。
1-4 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的时间线图谱
1-5 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的时区图谱
同时通过时间轴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每逢世界杯或奥运会这类国际超大影响力赛事的前后，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转播权）的法律保护就会成为一个周期性的研究热点。从研究的时区图和时间图中，我们能够看到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相关研究的领域在不断地拓展，由最初主要聚焦于电视转播权的单一维度，逐渐发展为近些年对体育赛事知识产权、体育赛事版权的运作（节目）、体育产业关联研究、体育赛事媒体版权法律保护、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互联网研究等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格局。
根据关键词频次、关键词聚类图（见图1-6），结合样本文献的研究主题分析得出，当前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研究主要包括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相关概念研究、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市场开发研究、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行的影响因素研究、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法律属性与保护研究、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国内外对比研究等领域。
1-6 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的关键聚类图
（1）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相关概念研究
概念是确定一个领域研究内涵和外延的基础性环节，概念的清晰认知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开展相应领域的研究。对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的概念，经数十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对共识性的概念。而对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概念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诸如体育IP、体育版权、体育赛事版权、体育赛事转播权等概念常混淆使用。英国知名的体育版权研究专家Frank Dunne（2009）将体育版权定义为体育赛事组织者——常称为“版权持有者”允许第三方机构（通常是转播商）制作赛事视频等记录的权利。安福秀等（2014） [27] 、李颖（2016） [28] 、王志学等（2017） [29] 等学者在其研究中对相关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梳理，但在论述中对体育版权、体育赛事版权、体育赛事转播权等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而这些概念无论从字面上、法理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从外延来看，体育版权不仅包括体育赛事版权，还包括体育企业、俱乐部、各种体育产品与服务等版权内容；体育赛事版权不仅包括电视转播权，还包括赛事组织自身的授权与禁止的其他权利。
林小爱、刘丹（2018）认为，体育赛事版权包括体育赛事组织自身享有并执行的版权权利和授权对象的赛事版权权利，前者包括赛事的新闻发布、自主媒体运营权、赛事信息开发权及禁止权、相关赛事数据使用权和其他比赛权利；后者是指获得授权机构的权利，包括独家直播、点播和转播权，转播信号的分销权，体育赛事新闻报道权，体育赛事标志、荣誉称号以及无形资产的使用权，体育赛事网络视频广告招商的开发权、收益权，以及其他与版权相关的权利。 [30] 毕雪梅（2014）指出：“体育赛事版权重在媒体转播权。” [31] 唐红斌、朱艳（2018） [32] 等使用了“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用法。王凯（2019）在对体育版权、体育赛事版权、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进行辨析的基础上认为，体育赛事媒体版权又可称为赛事的传播权，是指赛事主办方所拥有的，可以通过交易授权给媒体机构、传媒中介等组织，由相应机构借助照相机、摄像机等信息采集设备，将一系列图像固定在载体上，并可借助一定仪器、设备放映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享有的合法权利，其实质是一种包含知识产权在内的“信号传输权”。他同时指出体育版权的外延大于体育赛事版权，体育赛事版权的外延大于体育赛事媒体版权。 [33]
（2）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市场开发研究
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市场开发研究主要包括基于体育赛事组织角度的媒体版权开发和体育媒介角度的版权资源的利用。本文所指的体育赛事组织主要是指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所有权方，比如，国际奥委会是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等赛事的所有权方；FIFA是足球世界杯等赛事的所有权组织。对于体育组织来说，赛事媒体版权收益是其重要的盈利来源，对赛事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邱大卫（2003）指出，电视转播权费用增长惊人，在体育组织收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甚至导致了电视台的赔本倒闭；出现了体育机构自行建立电视台，互联网开始介入体育赛事转播权等新趋势。 [34] 李新文（2016）在梳理美国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开发萌芽期、快速发展期、繁荣期三大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总结了美国体育组织在媒体版权销售中的经验，包括整体出售，提升组织议价能力；拓展传播渠道，实现多元传播；重视立法保护等。 [35] 张征（2017）认为，应打造精品体育赛事，打破市场垄断，合理定价体育赛事转播权，整合人才资源，促进体育赛事转播市场的发展。 [36] 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媒介开发对体育媒介具有重要的意义，关系到购买版权的变现、受众用户的积累、媒介品牌的形成。周小丹（2016），张暄（2017），刘潇蔚、范海潮（2018），杜屹然、马瑞龙（2019）等对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运作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分析，认为多元化的会员付费方式、明星资源的多元开发、独播+分销等版权运作的探索、用户互动的流量资源开发、跨界运营、全覆盖开发体育游戏、打造自主赛事IP、多场景的体验性设计与呈现等是新媒体环境下体育媒体版权开拓的新探索。
（3）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行的影响因素研究
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行的影响因素是关系着体育赛事及其组织和体育媒介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张立等（1999）指出，我国社会经济水平不高，赛事转播市场法律和经济的关系不清晰，体育体制和传媒体制限制，中介机构不健全，市场认知不完善等是制约体育赛事转播权运行的因素。 [37] 王平远（2010）依据福利经济学和博弈论建立了模型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应走上游体育赛事承办方与下游电视媒体联合的道路，不仅可以减少反垄断至福利最大化时的反垄断成本，还能增加体育赛事承办方的收益。 [38] 蔡祥雨等（2015）以美国NBA赛事媒体运营为参照分析认为，在赛事品牌的打造、赛事版权运营的内部构建及市场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成为制约我国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行的重要因素。 [39] 孔庆波（2014）以购买需求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营的主要“冲击性因素”：国内市场压力、赛事品质低、服务不周以及技术拙劣等。 [40] 李劼（2016）指出，在赛事媒体版权运营过程中评估环节的价值预判，确权环节的权属划界，授权环节的产出高效，维权环节的定纷止争是影响赛事版权平稳运营的关键因素。 [41] 唐红斌、朱艳（2018）认为，现行立法的模糊性界定导致实务环节的操作性困境，致使利益衡量原则在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营中的作用体现不足。同时，新媒体发展背景下经营理念的滞后、节目制作创新不足、市场把握不准、付费等经营模式的评估机制不健全等，导致了各方利益的失衡。 [32] 王凯（2019）基于产业链理论的视角指出，我国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行中的中、宏观影响因素，产业链较短且内涵不足，产业链运行中供需失衡，产业链运行水平低、国际化不足，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贸易赤字严重、话语权缺失，存在资本运作乱象等。 [33]
（4）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法律属性与保护研究
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有效开发是大型体育赛事商业化的关键，是体育赛事产业和体育传媒产业健康、互助发展的前提，而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产权保护是体育赛事媒体版权有效开发的保障，同样也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保护与法治研究更是成为研究的热点话题。
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究电视转播权。胡乔（2011），于晗、金雪涛（2013）指出，我国电视赛事转播市场发育缓慢、制度不健全，电视转播权存在法律性质及产权归属认识不清、市场化程度低及中介机构不健全等问题，提出只有明确了电视转播权的法律性质和权利归属才能更加合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 [42][43] 李金宝（2015）分析了体育赛事媒体版权归属著作权、无形产权、广播组织权、广义合同权等存在的法律困境，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梳理 [44] 。张玉超（2013）、欧阳爱辉（2017）等均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分为“直播权意义上”的转播权（赛场准入权）——体育组织拥有的权利，属于商品化权，《合同法》对其具有保护效力；“字面意义上的转播权”——媒体享有的广播组织权，接受《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转播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保护。 [45][46] 何培育、蒋启蒙（2017）提出，明晰体育赛事节目的作品属性，扩大解释广播组织者转播权，明确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地位等提高体育赛事媒体相关版权的保护。 [47] 张玉超（2018）基于新媒体语境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进行了“新的二分”，认为根据赛事项目类型，对抗性体育赛事项目纳入商品化权保护，艺术性体育赛事项目纳入著作权保护，同时指出体育赛事节目权利主体归属于获得授权的新媒体转播机构。 [48] 吴雨辉（2018）、张志伟（2013）指出，应从权属、分配、垄断和公益四大方面进行全面的版权保护。 [49][50]
（5）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国内外对比研究
对比研究是各领域常用的研究方法。在体育赛事媒体版权领域，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也先于我国，有着诸多经验和教训，很多学者也较为关注对国外相关领域的引介。石磊、张立（1999）较早对美国（北美）、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欧洲）、阿根廷（南美）、日本（亚洲）等国家的电视转播权销售及开发问题进行了梳理，发现在电视转播权的经营与销售过程中，体育组织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和经营策略，并有着不同的利益分配原则。 [51] 齐朝勇（2006）对中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交易情况、交易方式（如广告置换、当面磋商、竞标等）、运作方式、收入分配等进行了对比分析。 [52] 姜熙、谭小勇（2011）分析了美国职业体育转播权出售的经典案例，揭示了美国职业体育在赛事媒体版权销售中的反托拉斯政策及其对美国职业体育发展的积极影响，提出了我国职业体育赛事转播市场特殊竞争机制的诉求。 [53] 李新文（2016）从美国职业体育赛事、英超联赛电视转播权的开发特点以及经验的角度，对比当前我国电视转播权的开发现状，提出要打破垄断拓展电视转播渠道平台多元化，制定专门的法律，构建电视传媒在渠道上的多样化、内容生产平台化、媒介和大众互动化等的立体传播体系，才是全媒体时代突破困境的关键一步。 [35] 向会英（2019）介绍了不同国家体育媒体版权的不同称谓：美国通常用sport TVright、sport broad-casting rights来表述，英国、德国、法国用mediarights，葡萄牙用broadcastingrights，在介绍美、英、德、法、意、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职业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属性、所有权与法律保护以及市场的法律调整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职业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定权利地位和新型财产权与邻接权的复合权利属性倾向，明确了俱乐部的赛事转播权所有权人地位，指出集中销售和单独销售结合是当下较为适合的方式，同时应考虑公众利益和市场利益的平衡。 [54]
（1）研究述评
现有的研究对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赛事转播权）进行了较多维度的研究，促进了体育理论研究的发展。但总体来看，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相关概念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状态，诸多学者习惯于用传统的思维去考虑当下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定义，而忽略新媒体对赛事媒体传播市场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对其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未能及时、有效地融入相关概念中，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的准确性不足，影响着相关领域研究的准度和深度。
面向体育赛事媒体版权开发的研究较多，主要包括基于体育赛事组织和针对体育媒体两个维度。在体育赛事组织层面，学者们从组织对赛事品牌的打造、赛事自身的营销、赛事媒体版权的集中与单一销售、赛事媒体版权交易的方式、赛事媒体版权的自我开发、自办媒体等维度进行了探讨。在体育媒体维度针对赛事媒体版权的获取、交易方式，围绕赛事媒体版权的节目制作、衍生品开发，新媒体语境下的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作，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作特征等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看更多的还是聚焦于要素和点的研究，运作中的产业化思维存在一定的不足。对体育赛事产业和体育传媒产业规律的把握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对根植于本土语境的扎根研究不足。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较为宽泛，但大多停留于宏观层面，而并没有从媒体的人才结构与赛事版权运营的关系、运营模式与消费者需求的契合程度等更加细化的角度着手。而对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法律保护和国际对比研究更多的是重视对国外经验的引介，对国内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身处的实践场域、法制场域、传媒特性、赛事组织特性等对接性、深入性、本土化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同时，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的产业思维融入、社会公益思维融入得还不够，体育赛事媒体版权具有经济性与公共性的双重价值。通过赛事媒体版权的传播、开发能够营造体育文化氛围，提升居民体育意识，培养居民体育行为，壮大体育消费市场，进而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此外，还能够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以及全民健身等国家战略的落实，因此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这在英国、法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中也有所体现。体育赛事媒体版权市场作为经济领域的内容，遵循产业运作规律，在研究中应更多地关注其经济特征，研究其经济规律，引入产业理念和手段。
（2）研究趋势展望
本部分对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的趋势展望主要基于CiteSpace可视化视图的时区图谱（见图 1-5）和相关领域的研究梳理、实践领域的观察等得出。
①新媒体语境下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转播权）概念的深度研究。新媒体的发展、自媒体的便利、智媒体的革新，对体育赛事媒体版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育赛事媒体版权传播的方式、传播的主体（潜在的主体）、传播的平台、传播的内容、生产的方式等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传统的电视转播权概念（赛事转播权）等已经涵盖新媒体语境下相应版权的内容，带来了学术研究、法律保护、实践操作等多维度的困境，相关概念的探索仍然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研究的重要内容。
②新时代体育赛事媒体与体育赛事组织的生态关系研究。时代的发展，各种新兴消费产品的产生，娱乐性替代产品的丰富，用户消费习惯的变化，传媒接收方式的改变等给体育赛事组织和体育传媒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诸多体育赛事和体育传媒都面临观众流失、老龄化的问题，部分媒体的垄断性心态和新媒体所带来的技术便捷性为体育赛事组织带来了自建传播平台的便利。而体育传媒的传播力又为其向多元化发展带来可能，体育赛事媒体版权价格的高昂给媒体带来了经营压力。这些都促使人们对传媒与赛事关系的重新深思，二者的新型生态关系将会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③体育赛事媒体版权采购、运行的效益评估研究。在政策的释放下，我国体育赛事媒体版权市场经历了一个狂热的时期，而目前资本已经逐渐地回归理性。狂热带来了诸多的弊端，也留下了诸多的隐患，业界已经在对前期决策和后续决策做着重新的考虑，而学界理应面向实践、面向问题、引领实务，要能够帮助实践领域解决赛事媒体版权的经营效益评价问题，未来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采购价值评估、经营价值评估，以及特定节目的赞助价值评估等将会是值得探讨的内容。
④新媒体语境下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行研究。新媒体的发展颠覆了传统体育赛事的传播方式和公众的媒体使用方式，但对于体育赛事组织来说则带来了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类型的丰富。销售对象的丰富；对于体育传媒来说，受众的使用习惯更加丰富多元，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更加松散，受众的媒介使用参与程度、互动程度更加突出，各种新技术更加丰富，对赛事媒体版权的内容制作、传播方式、互动设计、场景营造、衍生品开发、用户生产、商业模式等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鉴于此，新媒体语境下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运行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常态化的研究内容。
⑤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行的产业思维与利益关系研究。进入了新媒体时代，更多学者开始从全媒体语境的角度对赛事媒体版权的运营进行研究。新媒体之于体育赛事转播是一把双刃剑，新媒体购买版权后的运营模式问题、全产业链开发视角下新媒体环境的贡献、网络版权保护等应成为之后关注的焦点。基于政策环境的转向，体育赛事市场、赛事媒体版权发生了裂变，在保证公益属性的同时，应更多地融入产业思维，赛事媒体版权市场的经济特性及产业规律将成为未来时期的研究内容。同时基于环境的变化，关联主体日益复杂，产权归属需要明晰，法治体系需要完善，利益关系需要厘清，这些都将直接影响相应主体的利益，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
⑥体育赛事媒体版权“法制”“法治”与监管制度研究。近些年随着新传媒技术的革新，各种媒介产品的创新，实况网络视频与比赛电视广播、实况网络音频与比赛直播视频流、体育赛事短视频剪辑、赛事花絮集锦等已经成为新的传播内容，且传播广泛，正在对传统的媒体形式及版权形式产生系列的影响。同时，新兴技术也带来各种盗播现象的泛滥，对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所有方、购买方等造成诸多的损失，也损害了整个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法制”“法治”建设将继续是研究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