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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美国为先导出现了电子、信息、服务、软件、航空航天、生物工程、原子能、高分子化学、网络等新型产业，并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国际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同时，非殖民化过程开始，各殖民地政治上纷纷独立后，为了追求经济上的独立，普遍干预对外贸易以发展本民族的工业。战后资本输出的特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为了增强整体竞争能力，越来越多的国家“抱团出击”，区域经济一体化飞速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既产生了新的产业，又为现代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和贸易模式。到了21世纪参与贸易的世界各国逐步嵌入了全球价值链，一张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际贸易接连遭遇“黑天鹅”与“灰犀牛”，中美贸易争端、新冠疫情等均对当下的国际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的特点是：
二战后，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世界贸易占世界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各种类型国家的对外贸易占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增加了。世界商品出口规模1948年只有590亿美元，到2013年已经增加到188160亿美元，增长了317.9倍，65年来年均增长6%，远远超过同期世界GDP的增速。对外贸易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948年的10%左右增加到2013年的31.71%。
二战后，国际贸易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服务贸易异军突起，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大大超过货物贸易，具体见表2-5。1970年国际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仅为710亿美元，2013年增加到46450亿美元，增加了64.42倍，平均增速8%，明显超过同期世界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此外，落后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速度尤为突出。2000—2013年间，不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率平均为1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增长率，平均为9%。2013年，不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率为13%，其他国家为6%。
表2-5 1970—2013年世界服务贸易发展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
国际服务贸易不但规模迅速扩大了，而且结构也迅速变化。传统服务业如运输、旅游所占比重迅速下降，而金融、保险、通信、信息等新型服务业所占比重迅速增加。1970年国际运输服务占38.5%，国际旅游占28.2%，其他商业服务占33.3%。2013年国际运输服务下降到19.5%，国际旅游占25.5%，其他商业服务则上升到54.9%。
表2-6 1970—2013年各类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
世界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二战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居于主导地位；还有商品贸易迅速发展对相关服务业的带动作用，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导致的资金、技术和人员的国际流动，科技发展带来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条件的革命，特别是在网络技术基础上的电子商务，使得各种服务“外包”非常盛行，大大推动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初级产品贸易比重下降，制成品贸易比重上升，而在制成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
二战后初级产品贸易比重继续下降，2013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已经下降为31.3%，与此相对应，制成品贸易比重2013年则上升到64.7%，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比重都在90%以上。在初级产品中，石油贸易比重上升，而农产品和原料贸易发展缓慢。在工业制成品中，纺织服装、玩具等轻工产品比重下降，而汽车、机械、办公和运输设备、耐用消费品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新商品大量涌现，特别是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迅速增长。
二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北美地位迅速下降，中南美洲、非洲也在明显下降，而亚洲地位迅速上升，中东由于石油涨价地位也显著上升。就国家类型而言，发达国家地位下降，但仍占据统治地位，2013年发达国家货物贸易仍占世界的50%以上，发展中国家上升到40%以上，其中变化最大的是美国与中国。1948年美国货物出口占世界的21.7%，雄居榜首，而中国只有0.9%；到2013年美国下降到8.4%，中国却上升到11.7%，跃居首位。2013年，世界商品贸易前十大出口国中除了中国外都是发达国家。
表2-7 1948—2013年各大洲商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
（单位：%）
数据来源：WTO网站。
无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贸易发展都极不平衡。发达国家除了美国贸易地位急剧下降外，还有意大利、加拿大等，而德国、日本贸易地位则急剧上升。从1948年到2013年，意大利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从11.3%下降到2.8%，加拿大从5.5%下降到2.4%，德国则从1.4%上升到7.7%，日本从0.4%上升到3.8%。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发展也不平衡，高度集中在少数“后起之秀”上，尤其是“四小龙”和“金砖四国”。2008年“四小龙”和“金砖四国”出口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近60%，其中，仅我国的出口就远远超过了中南美洲和非洲的总和，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近1/4。2013年，世界商品出口中，44%来自发展中国家，52%来自发达国家；G20国家的商品出口占比为75.5%，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仅为1.1%；“金砖五国”商品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18.5%。
表2-8 2013年世界商品贸易前十大出口国
数据来源：WTO网站。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占主导地位，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占次要地位，区域内部贸易迅速发展。
与二战前国际贸易地理流向不同，二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占主导地位，发达国家互为主要进出口国，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占次要地位。如2013年美国对加拿大出口3002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15796亿美元的19%；对欧盟出口2638亿美元，占16.7%。日本2013年对美国出口1345亿美元，占日本出口总额7151亿美元的18.8%；对中国出口1294亿美元，占18.1%；对欧盟出口718亿美元，占10%。2013年欧盟内部相互出口37694.5亿美元，占欧盟出口总额60764.5亿美元的62%；对美国出口3828亿美元，占6.3%。总体来看，2013年，发达国家商品出口中有70%以上出口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商品出口中，52%出口到发展中国家，43%出口到发达国家。
二战后，国际贸易地理流向发生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区域内部贸易迅速发展，形成了欧洲、亚洲和北美三大贸易圈。从表2-9可以看出，2013年欧洲内部贸易的比重高达68.6%，北美占49.2%，亚洲占53.3%。
表2-9 2013年欧洲、亚洲和北美的总贸易和内部贸易的规模及比重
（单位：10亿美元及%）
数据来源：WTO网站。
同类产品相互交换的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而不同类产品相互交换的产业间贸易占次要地位。
二战前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相互出口不同的工业产品，如挪威专门生产和出口铝、比利时专门生产和出口铁与钢、德国出口化工产品、芬兰出口木工产品等。二战后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相互交换的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并逐步占主导地位，而产业间贸易地位迅速下降。如印度1970年产业内贸易比重只有22.3%，到1999年就增加到88.0%；墨西哥更是从29.7%增加到97.3%；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达到75%左右。
至于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比重更高，如法国1970年产业内贸易比重就高达78.1%，1999年更是高达97.7%。具体见表2-10。
表2-10 1970—1999年部分国家产业内贸易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海闻等著：《国际贸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中间产品贸易迅速增长
二战后国际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仅2007年就达到1.9万亿美元，超过了二战前的投资总和。之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投资同比下降了14%，为1.7万亿美元。2009年仅为1.11万亿美元，比2008年大幅下降34%。2010年开始，全球经济形势好转，全球投资缓慢上升。2014年为1.23万亿美元。二战后投资有其新的特点：
首先，发达国家既是国际投资主要来源地，但金融危机之后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逐渐萎缩。2007年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达到16920亿美元，流入量达到12480亿美元，分别占国际投资总额的92.3%和68.1%。2010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仅为5270亿美元，占国际投资总额的42.8%。2014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为4990亿美元，全年下降了28%。相反，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投资格局中的地位不断增强。2014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6810亿美元，占全球投资流量的55%；同时，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投资流入国。
其次，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大幅上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单向流动变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双向流动。2014年，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达4680亿美元，上升23%。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也从2007年的13%上升到2014年的1/3以上。此外，亚洲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来源地。在全球20大对外投资来源地中，9个为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中国、俄罗斯、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科威特、智利以及中国台湾。2014年，中国大陆对外投资大幅增长15%，达116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居全球第三位。
再者，投资方式和投资领域变化很大。与二战前新建企业不同，现在跨国兼并和收购（并购）成为最主要的投资方式。2007年，跨国兼并和收购（并购）交易的金额达到16370亿美元，占全部投资额的89.3%。二战前国际投资集中在农业种植园和矿山；二战后先集中在制造业，后集中在服务业。制造业中先集中在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后转向汽车、机械、电子、石化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20世纪70年代初期，服务业投资仅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四分之一，到2002年已上升到大约六成，估计为4万亿美元。2006年，世界跨国公司100强中有20家是服务业跨国公司，而1997年仅有七家。
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联合国贸发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跨国企业生产活动继续扩大，盈利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截至2014年底，全球最大的5000家跨国企业共持有4.4万亿美元现金，比2008—2009年危机期间的平均水平高40%。美国经济增长有所恢复，有关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跨国企业继续在全球调整生产及经营布局，都有助于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目前，跨国公司已控制了国际投资额的90%、国际技术转让的80%和科研开发的90%。
最后，全球外资政策总体上走向开放和便利化，但对国家安全、产业安全的关注度上升。国别层面看，各国出台的外资政策继续朝着投资开放、投资促进及便利化方向发展。2014年，超过80%的外资政策涉及放宽外资准入条件或减少对外资的限制。新出台的对外资的限制及监管措施主要涉及国家安全考虑或一些战略性产业（如交通、能源等）。国际层面看，国际社会制订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努力持续进行。2014年，至少有50个国家或地区在重审或修订其国际投资协定范本。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国际投资协定尽管总量仍相对较少，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目前，约有228个国际投资协定对外资“并购”及“设立”给予国民待遇。其中，多数涉及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以及欧盟，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了这一做法，如智利、哥斯达黎加、韩国、秘鲁及新加坡等。
公司内贸易的主要商品是中间产品，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优化价值链，将研发、核心部件和销售、品牌等高附加价值环节控制在自己手里，留在母国，而将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组装环节外包出去，或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从而导致大量中间产品的往返运输和贸易。1995—2011年间，中间产品贸易在商品贸易中的比重稳定在47%左右，远高于初级产品和最终产品。因此，中间产品贸易在世界商品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中间产品贸易在不同行业之间差别也很大，最适合将组装环节外移的运输设备和电子产业中间产品贸易比重最高。以东亚为例，日本、韩国利用中国引进外资的机会向中国投资，然后向中国出口中间产品，在中国组装以后再向美欧出口最终产品。中国实际上是日、韩的出口“中转站”，导致了中国对日韩巨额贸易逆差、对欧美巨额贸易顺差的局面，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导和以外资为主导的局面。
长期以来，市场竞争的重点都是价格竞争，谁的生产效率高、成本低、价格低，谁就在国际竞争中占优势，因此，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要素禀赋差距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现在价格竞争重要性下降，非价格竞争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新型产品。由于供过于求、市场饱和导致的激烈竞争、消费者的需求逐步分化、工资成本的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的企业首先采用细分市场、提高质量、树立品牌等非价格竞争手段来避开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竞争，占领高端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最典型的是法国、意大利的服装、鞋类等日用消费品，通过加强设计、树立品牌等方法，普通商品摇身一变成为名牌商品，价格提高几倍甚至几十倍后仍然非常畅销，落后国家的廉价商品无法与之竞争。目前，发达国家品牌商品已经占到GDP的40%以上，世界最著名的100个商标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的。
二战后，国际分工的发展导致经济一体化迅速推进，最典型的是区域经贸集团迅速发展。区域一体化集团的建立将国际竞争从国家间竞争推向区域集团间的竞争，这使得未加入一体化组织的国家倍感压力，从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参加区域一体化的国家越来越多，经济一体化的层次也越来越高。据WTO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的实施数量，最开始的时候发展很缓慢，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平均以每年10个以上的速度增加。根据WTO对RTAs分类型的数量统计，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主要分为关税同盟（CU）、自由贸易协定（FTA）、经济一体化协定（EIA）和优惠贸易协定（PSA）四种形式。在WTO分类统计的正在生效的398个RTAs（含重复统计）中，FTA为240个、EIA 118个、CU 25个、PSA 15个，所占比例分别为60.3%、29.6%、0.06%和0.037%。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部分国家之间签署的RTAs都为FTA或FTA&EIA，其中FTA或FTA&EIA占全部RTAs的90%，这说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成为主流。主要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具体覆盖情况可以见表2-11。
表2-11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FTA覆盖率
（单位：%）
注：①表中的EFTA指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EA指欧洲经济区，CAN指安第斯共同体，NAFTA指北美自由贸易区，DR-CAFTA指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中美洲诸国签署的FTA。②FTA覆盖率的计算基于2011年的贸易数据。③资料来源：倪月菊：《日本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选择》，《当代亚太》，2013（1）.
国际贸易虽然摩擦频繁发生，但是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已经组织化、系统化，可以确保国际贸易平稳发展。二战后，美国极力主张贸易自由化，并在美国的推动下，美、英、法、中、印等23个国家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成立后主要任务就是推进贸易自由化，为此组织了8轮多边关税减让谈判，大幅度降低关税并抑制非关税壁垒。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后一如既往地推进贸易自由化，现在发达国家关税平均水平只有3%左右，发展中国家关税平均水平在10%左右，比二战前大大降低，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当然，贸易摩擦不可能避免，特别是非关税壁垒引起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金融危机时更是愈演愈烈，但是GATT特别是WTO有一套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争端各方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从而可以确保国际贸易平稳、可预测地发展。二战后没有爆发过以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就是明证。
中美贸易争端是21世纪以来国际贸易所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这其中尤以供应链争端的矛盾最为突出。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长篇报告，认定中国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存在不公平行为。同年4月，特朗普宣布将对总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此后直至2019年9月，美国累计对中国价值5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采取了边斗争边谈判的应对策略，还分批对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加征相应关税。2020年1月15日，经过艰苦的谈判，两国最终达成《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将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下调至7.5%，但作为未来谈判的筹码，保留了对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25%关税。中美“贸易战”对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两国经贸关系带来沉重打击。截至2019年12月，由于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平均关税已达到20.9%。关税的大幅增加迫使美国的进口商纷纷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供应商，导致部分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调整生产布局，使中美两国紧密联系的产业合作链出现断裂。
在此基础上，中美间的供应链争端矛盾逐步显现，降低关键产品和行业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是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稀土、药品和医疗用品、半导体、大容量电池等被美国政府划定为重点领域。就稀土而言，2017年，美国在本土的帕斯山（Mountain Pass）矿场重新开始生产稀土。2019年，美国开始在本土建立稀土加工设施。美国还同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公司和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Lynas Corp）合作，以确保除中国以外的稀土供应链。就药品和医疗用品而言，特朗普政府抓住新冠肺炎疫情下多个国家的药品、口罩、呼吸机等关键医疗物资短缺的机会，大肆宣扬应将药品等医疗用品产业链迁回美国，并试图通过重新激活《购买美国产品法》、加大政策刺激等手段，鼓励美国企业回流。美国还提出旨在重塑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经济繁荣网络”计划，重点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越南六国磋商，设立专门基金，鼓励企业及关键供应商撤离中国，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并通过加强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重新塑造全球供应链与贸易关系。在科技领域，美国着重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和关键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利用出口管制阻止中国科技企业获取先进技术、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等关键要素，刻意制造“卡脖子”难题，在美国市场和国际市场排除中国产品。
在供应链争端的矛盾中，日韩贸易争端也颇具有代表性，2019年7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对出口韩国的三种半导体产业原材料加强管制。同年7月12日，日韩政府代表在日本首都东京举行工作级对话，进行首次接触；7月24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总理事会议进行第二次谈判；8月1日韩日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谈。在三次会议中，韩日两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均无果而终。8月2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修改《出口贸易管理令》，把韩国排除出“白色清单”。8月7日，日本经济产业省颁布政令，在简化出口审批手续的贸易对象“白色清单”中删除韩国，政令定于28日施行。8月12日，韩国政府将日本从本国“白名单”中清出，于9月生效。被日本方面禁止向韩国出口的三种半导体原料（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氟化氢）主要用于智能手机面板以及电视的液晶屏，同时光刻胶也是半导体产品的核心材质。半导体产业出口平均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5%，而日本在这三种材料上占全球比例分别为90%、87%和60%。因此，日本此举被视为“掐住”了韩国经济的“咽喉”。而世界各国针对供应链的争端会在未来不断出现，这为国际贸易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新冠疫情是当今世界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而以世界各国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更是首当其冲。疫情的全球蔓延引发的贸易限制和禁航禁运直接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引发各国实施贸易限制举措和禁航禁运管制，直接破坏了WTO框架下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体系，短期内会严重扰乱、破坏各国抗击疫情的防疫物资贸易往来，直接危及患者生命，中长期内会因损害贸易规则产生严重的贸易破坏效应。疫情的全球蔓延，不仅给各国人民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对全球的生产、运输和贸易通关等造成了严重冲击。各国海关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甚至公开截留贸易往来中的防疫物资，直接破坏了贸易秩序。
同时，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放大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需求端产生严重冲击。一方面，因防控疫情蔓延需要，各国日常经济活动能力、生产活动将会大幅度下降，直接造成了全球货物贸易需求、服务贸易需求大幅萎缩。另一方面，疫情全球蔓延引发心理恐慌，放大了贸易保护主义，各国海关因此采取诸多贸易限制措施和检疫举措，更增加了贸易成本，直接损害本已虚弱的全球贸易。不过，疫情全球蔓延也造成了全球贸易需求端的非对称冲击增长。可以说，全球所有国家都紧缺口罩、检测设备和防护产品，也缺乏防疫经验。
此外，新冠疫情给国际贸易供给端带来了严重冲击。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韩国等国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这给中国有效恢复生产和贸易供给造成两难局面。一方面，如疫情进一步向全球扩散导致上述国家出现大规模停工停产，中国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将面临主要贸易上游供给端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因疫情无法及时交付贸易供给困难；另一方面，疫情也会导致短期内中国交付贸易中间品供给困难。因此，作为国际贸易供给端的我国在此次疫情中受到了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