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讲故事，是所有文学艺术之母，任何人只要读书，就肯定偶尔会对故事的持久力量有所揣摩。我自己对讲故事的兴趣并不仅是出于偶然：本书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都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关注的核心问题，但直到我第一次把它们汇集到一起时，才意识到这些问题有多么重要。现在看来是很清楚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积累自己对这一宏大主题的思考。

1999年，我被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指定为梅西公民讲座的讲师（Massey lecturer），我由此得到了一个对这种叙事冲动进行详尽研究的机会。梅西公民讲座始于1961年，是为了纪念文森特·梅西（Vincent Massey）而创设，他不仅是第一位出生于加拿大的总督，也是一位重要的艺术赞助人。每年秋天，都会有一位作家、教师或公众人物就其工作中自然生发出的一个主题，进行五场（每场一小时）系列广播演讲。最近几年，文森特·梅西创办的梅西学院（Massey College）与讲师们保持着联系，而阿南西出版社（House of Anansi Press）则负责出版这些讲座。

现在的形式还是传统的——五场独立但相互关联的讲座，每场7500字左右。主题往往很宽泛，如家庭生活的反常状态、技术的意涵，或资本主义在下个世纪的前景等。我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及梅西学院讨论了好几种方案，最终我们决定对“讲故事”这个主题进行一次探索。在我看来，文化中的这一关键要素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只因为它如此普遍，我们往往无法仔细思考其本源与意涵。

在我们和他人交流的所有方式中，故事已经确立了自身最舒适、最多功能，或许也是最危险的地位。故事打动了我们所有人，跨越了文化和代际，伴随着人类走过无数个世纪。把事实或事件组合成故事，是我们大多数人在3岁和73岁时都能平等享受的唯一表达和娱乐形式。

故事把我们和自己永远无法认识的那些生活在一两万年前的祖先们联系到了一起。正如对前文字时代的文化研究所表明的，早在人类学会写作之前，讲故事这种形式对社会而言就已至关重要。数百万无名的故事讲述者发明了叙事，当他们发现了如何把自己的观察和知识变成可以传达给别人的故事时，他们也同时开启了文明的历程。

在着手撰写这些讲稿时，我的计划是从几个不同寻常的角度来审视叙事，并尽可能地对其展开更广泛的讨论。我特别想强调那些来自交谈中的，尤其是我们讲述自己和我们认识的人的那些或真或假的故事中不受拘束也不被认可的叙事形式的价值。在我看来，我们可以把自己日常应用于文学的认知工具带入业余的故事讲述中，这是十分有益的。

我在第一章指出了流言的叙事基础，这是一种饱受诟病的艺术形式。本章将流言与精致的虚构相连，探讨了人们在建立自己身份的过程中所捏造的个人历史。从这一叙事食物链的最底层出发，我的第二章将进入一个雄心壮志的竞技场，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H.G.威尔斯（H.G. Welles）、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等人试图用他们的宏大叙事来描绘文明的进程。我自己的专业——新闻学——是第三章的核心主题，其中也探讨了无穷无尽而又令人惊讶的那种被我们称为都市传说的文学形式。我的第四章涉及“不可靠的叙述者”，由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等作家展开讨论；这一主题将与后现代学术理论并置，彼此互评。最后，在第五章，作为将历史和当下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我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艾凡赫》（Ivanhoe）这条浪漫叙事的活跃长线追溯到了当代大众文化，在此，叙事的重担落到了那些在20世纪被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即电影和电视明星。我希望所有这一切都能服务于我的主要意图：用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叙事，即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来识别那些连接了或宏大或卑微的公共叙事的意义之线。

我很高兴能记录下自己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所欠下的几份大人情。加拿大广播公司《观念》（ Ideas ）系列节目的执行制作人伯尼·卢赫特（Bernie Lucht）打电话来告知了我一个好消息，即我将担任1999年度梅西公民讲座的讲师；此后他又帮我选择了讲座主题，并研究制定了一个大纲。在写作过程中，《观念》的另一位执行制作人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Handler）是我最出色的引领者、我的良知，也是我的激励者；他还为电台制作了讲座节目。我要感谢阿南西出版社的玛莎·夏普（Martha Sharpe）所提出的深思熟虑的建议，以及珍妮丝·韦弗（Janice Weaver）一丝不苟的文案编辑工作。杰拉丁·谢尔曼（Geraldine Sher-man）、莎拉·弗尔福德（Sarah Fulford）和瑞秋·弗尔福德（Rachel Fulford）都阅读了早期的草稿并回馈了宝贵的批评。罗伯特·刘易斯（Robert Lewis）邀请我为《麦克林斯》（ Maclean’s ）写一篇文章，这推动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凯瑟琳·阿什恩伯格（Kath-erine Ashenburg）、约翰·弗雷泽（John Fraser）和芭芭拉·穆恩（Barbara Moon）给出了敏锐的评论，理查德·兰登（Richard Landon）则提供了一份相当有用的研究报告。非凡的网络管理员玛格丽特·弗尔福德（Margaret Fulford）给我提供了技术支持。贝弗利·斯隆（Beverley Slopen）则一如既往地为我扮演着经纪人和啦啦队队长的双重角色。

罗伯特·弗尔福德
1999年9月于多伦多
robert.fulford@utoronto.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