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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吹哨行为被组织行为的研究者视为理性的决策过程。典型的代表是Near和Miceli（1985）的吹哨过程模型。这一模型在近三十年被用于研究吹哨行为，然而这一吹哨过程模型在以下三个方面未能充分解释组织中的吹哨行为：①忽视情感在吹哨决策中的作用；②忽视吹哨者的动机和处理风格的个体差异；③过于强调成本-效益分析在吹哨决策中的作用。
基于上述局限，为补充吹哨行为的理论，Watts和Buckley（2017）提出了吹哨的双重加工模型（Double-Process Model），扩展了Near和Miceli（1985）的吹哨过程模型，试图解释个体、组织及社会多层次中吹哨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决策过程。双重加工模型在以下三方面扩展了先前的吹哨过程模型：①提出了道德主体的个体特征差异；②提出了吹哨过程的双重加工过程，即审慎推理（理性）和道德直觉（非理性）过程的交互作用影响吹哨行为和相关结果；③识别不同层次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组织和社会层面可能的相互作用对组织中吹哨行为的涌现和后果的影响。吹哨的双重加工模型如图3-2所示。接下来将分别阐述个体层、组织层的双过程吹哨机制以及社会层因素对吹哨行为的影响。
图3-2 吹哨行为的双重加工模型
个体层过程。道德敏感性、道德认同、道德勇气和亲社会期望较高的个体更有可能察觉到组织中的不道德行为。个体察觉到组织中的不道德行为后，个体会决定如何做以对这种知觉进行回应。吹哨双重加工模型体现在道德直觉和理性判断两条潜在的中介路径上。道德直觉指自动的、充满情感的、评价性的感觉，指对一个人或一件事做出的情感反应。理性判断是指个体有意识地努力处理与事件相关的信息，是理性推理的过程。推理过程不仅仅包括权衡成本和收益，其他基于推理的过程也可能包括寻找额外的信息（例如，调查所感知的不法行为的合法性）、质疑自己和他人的判断、情绪的自我调节、分析个人动机、预测潜在行动的短期和长期后果。然而，道德直觉或理性判断都不可能完全解释个体吹哨的心理过程。吹哨双重加工模型中提出，道德直觉路径与理性判断路径的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吹哨行为产生。
对于观察到的不道德行为与感性/理性双重过程判断的关系，道德强度和内部报告渠道感知是两个可能的调节因素。当事件的道德强度增加时，个体道德直觉和理性判断的程度也会增加。然而，理性判断的增加的趋势可能并不总是像道德知觉一样呈直线关系，可能是因为如果感知的道德强度过高，高程度道德直觉可能会限制理性推断可用的认知资源的数量，从而降低个体理性判断的程度，呈现倒U型关系。其次，当内部报告渠道被认为充足时，对内部报告渠道的了解提高了理性推理过程进而促进内部吹哨。反之，当内部报告渠道被认为不充分时，会抑制个体进行理性推理的过程进而减少内部吹哨行为。
Kaptein（2011）提出，在感性/理性判断后，个体可能表现出以下行为：①不作为；②对抗不道德行为者；③通过组织内部渠道报告；④使用内部渠道之外的方式进行内部吹哨；⑤外部吹哨。一旦个体选择进行吹哨，将会进一步产生相应的个体后果。组织对所披露事件负面信息的控制水平和吹哨人的匿名性影响个人后果的严重性。随着组织对事件信息的控制水平下降，吹哨人后果的严重程度预计会增加。然而，吹哨者的匿名性有可能限制高风险吹哨对个人的影响。
组织层过程。组织文化的毒性对个人和组织层面的吹哨过程都有重要的影响。毒性组织文化的特征包括：①道德标准沟通不佳；②领导者的可信度较弱；③普遍缺乏报告或纠正组织错误的个人问责制；④缺乏对员工决策的支持；⑤奖励员工沉默；⑥处罚内部吹哨；⑦不充分利用合法吹哨渠道。毒性文化对个体吹哨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高程度的毒性组织文化可能会抑制个体使用内部报告渠道进行吹哨，从而促使个体进行外部吹哨。在高度毒性文化的组织环境下，拥有高度道德敏感性和道德认同的个体更有可能因为伦理价值的冲突而选择不加入组织或离职。
毒性文化在组织层的影响体现在对于领导者意义建构的作用。图3-2显示了当个体做出吹哨行为时，在组织层面上，领导者必须决定如何对吹哨者和报告的不道德行为做出反应，而在做出反应之前，意义建构是一套领导者用来理解组织危机的心理过程。当领导者的意义建构水平较低时，更容易做出非理性的反应，对吹哨者和吹哨行为的看法更为消极。领导者的意义建构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组织的毒性文化与领导者的意义建构可能呈现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组织的毒性文化氛围较强时，领导者更容易对吹哨者和吹哨事件产生负面的感知。
毒性文化环境影响领导者的意义建构，意义建构进而影响组织对于吹哨人和吹哨事件的反应。组织领导人可以采取一系列可能的应对措施，消极的措施如沉默（即忽视问题）、公开报复（如解雇）、隐蔽报复（如社会孤立）；积极的措施如识别和惩罚对组织不道德行为负责的各方、奖励吹哨人。而组织的毒性文化越强，组织越有可能采取消极的措施；领导者的意义建构程度越高，实施消极措施可能性越小。与之相反，毒性文化与积极的组织反应可能呈负相关，意义建构与积极的组织反应可能呈正相关。
如图3-2所示，组织对吹哨者和吹哨事件的回应方式会产生组织后果，组织后果主要包括财务损失、名誉损失、员工认知和员工态度的改变。首先，由于诉讼、政府制裁、向吹哨者和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受害者支付大量费用，以及纠正组织流程的成本，外部吹哨可能产生严重的财务后果，进而影响公司的股价和长期财务业绩。其次，吹哨，尤其是外部吹哨往往会损害组织的声誉，从而损害组织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外部吹哨事件处理不当，有可能导致组织对具有强道德感的应聘者的吸引力下降，只能吸引不关心道德名誉的应聘者，进而助长当前的组织毒性文化。再者，外部吹哨可能导致个体积极的组织认知和态度（如公正感知、组织承诺）的下降，进而增加个体的工作退缩行为、减少组织公民行为等。
社会层过程。社会层因素如外部认知、资源和制裁影响个体和组织层面的吹哨过程和结果。首先，社会层因素对个体吹哨的影响体现在外部机构（如政府机构、媒体）可以提高吹哨人的可信度，并为吹哨人提供保护，使其免受组织报复。如果通过调查，外部机构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证明吹哨人报告的合法性，这些机构很可能会否认吹哨人的报告或忽略报告。因此，外部机构可能会支持或抑制吹哨者。其次，社会层因素有可能影响组织领导对吹哨事件的理解，以及对吹哨者和不道德行为的回应。例如，媒体影响公众对吹哨的看法（如激起对吹哨者的同情，羞辱组织）。吹哨者如果被组织或媒体正式或非正式地贴上标签（例如叛徒、流言、受害者、英雄、圣人），这一信号可能影响组织的认知和决策。最后，外部机构也可能起惩罚作用，如对违反法律的组织进行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