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社会信息加工模型

Gundlach, Dougla和Martinko（2003）在POB模型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信息加工模型（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 SIP），指个体通过解读不道德行为和行为人的信息而做出吹哨决策，其过程为：①观察到不道德行为；②归因（指确定不道德行为事件的原因）和经济理性过程。行为者的印象管理分别影响这两个平行过程；③责任判断和感情变化过程（如害怕、理解、愤怒等）；④做出吹哨决策。SIP模型从更系统的认知视角解释吹哨决策过程。具体而言，SIP模型认为吹哨决策经历复杂的认知过程，先有经济理性，后有责任归因，然后进行责任判断并形成感情状态（如愤怒，体谅），在此过程中，不道德行为人的印象管理（如寻找借口、道歉、恐吓等）会使决策者产生某种偏向。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有两个核心观点：一是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各种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信息，人们通过处理周围的社会信息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工作环境，反过来，这个信息加工过程塑造了他们随后的态度和行为；二是当人们面临的社会环境是不确定的、模棱两可的和复杂的，他们更加依赖社会环境提供的信息，从而调整其工作态度和行为。该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即人作为一种生物有机体，通常会基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过去和现在面临的处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态度、行为和信念。这个前提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个体行为所发生和适应的社会环境，深入地了解和预测个体的行为。个体的活动和行为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通常会受到复杂的、模糊的社会情境的影响。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各种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信息，个体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决定其随后的态度和行为。然而，个体并不是对所有的信息都进行解读，而是选择那些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或者通过挑选与自己相似的人的观点作为信息源进行解读，因为相似的人可能对周围的世界持有相似的看法。总而言之，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不仅由自己的需要和目标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且当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时，人们会更加寄希望于从社会环境中获得与工作态度、行为相关的社会信息。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说明社会环境通常经过四种途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个体的工作态度和行为：①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具备用来描述工作环境特征的信息。例如，同事们公开谈论与工作相关的内容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对工作的态度。当同事们不断地抱怨自己的工作内容是无聊的、可怕的或者不令人满意的，这个人要么不同意同事们做出的评论，要么会将这些负面的工作评价同化到自己对工作的判断中。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很容易受到其他同事对工作的评价的影响。②社会环境通过突出某些方面的社会信息吸引个体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其工作态度和行为。员工能够从同事频繁的谈话内容中得到与工作相关的某些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提示着员工在工作环境中应该注意些什么，进而影响其工作态度的形成。③社会环境可以提供一些组织中其他成员如何评价工作环境的线索。当领导对工作不恰当的同事进行处分时，员工既可能认为这个领导缺乏对下属的同情心，也可能认为是领导为了追求项目的成功而实施严格要求。因此，人们对社会信息的解读具有社会情境性，当周围的社会信息越模棱两可时，社会环境的重要性越突出。④人们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有助于加深或者形成对自己需求、价值观和认知的理解，基于这种理解，人们可以更好地评价周围的工作环境。例如，当同事提出从事的工作不能够允许自己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需求时，这不仅表明工作和家庭的冲突是该工作的重要特征，还表明员工非常重视这一工作特征。

实证研究表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适用于解释组织各层面的现象，社会信息不仅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也有助于塑造团队层面的相关结果。在个体层面，领导作为组织的重要信息源，对某个员工的信任可能影响到其他员工对该员工的态度。换句话说，当领导对某一员工的信任水平较高时，该员工的同事会认为他是值得信赖的，进而提高自己对该员工的信任。在团队层面，Bhave等（2010）的研究证实了工作团队是塑造个体知觉、态度和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当团队中的成员经常公开抱怨工作占用了太多的家庭时间时，就会向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传递工作家庭冲突是当前工作的重要特征的信息，导致员工建立较高的工作-家庭冲突知觉。最近的研究表明，领导者作为重要的信息源，对团队氛围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团队水平的精神型领导有助于提升团队的工作意义氛围，从而对团队的有效性有积极的影响作用（Yang等，2018）。

亲社会组织行为模型、伦理行为模型和社会信息加工模型的区分与比较见表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