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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6）指出吹哨行为是高阶的伦理行为。Rest（1986）的伦理行为四分位模型描述了任何道德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它将复杂的道德推理过程与道德行为结合起来。Rest（1986）认为，道德行为的四个基本步骤是：道德敏感，即发现道德困境的存在；伦理推理，指对道德困境的规范性判断；道德意图，指遵守或不遵守其道德判断的意图；道德行为，是决策者道德选择和个人道德品质的结果。Rest的模型得到了其他学者所发展的伦理决策模型的呼应。Ponemon（1994）将Rest的伦理行为决策模型（Ethical behavior, EB）在一个模拟的吹哨场景进行了研究，提出吹哨行为的四阶段模型：①第一阶段：意识到不法行为正在发生，某一方的利益正在受到损害；②第二阶段：对吹哨是否是理想的道德选择进行伦理判断；③第三阶段：平衡不同的价值观来产生吹哨的意图；④最后阶段：实施道德选择——即吹哨还是不吹哨。伦理行为（EB）决策模型强调道德认知的心理过程，观察者通过道德判断和责任判断决定是否做出吹哨行为。EB模型与POB模型的经济理性决策有很大不同，EB模型强调道德认知的心理过程，属于道义主义的决策模式。观察者通过道德判断决定是否做出吹哨行为，这会使个体表现出高度的自动性（Blasi, 2005），甚至是快速的直觉反应（Haidt, 2001），因为个体的道德伦理水平决定了他可能无视风险。EB模型不否认经济理性的干扰作用，如研究发现内控点或积极情感对道德判断与吹哨意愿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Chiu, 2003；Zhang, Chiu＆ Wei, 2009）；组织工具型伦理氛围对吹哨积极态度与吹哨意愿产生负向调节作用（林林，2011），学者认为这些因素通过影响个体的经济理性而产生影响。Rest（1986）认为，在道德决策过程中，每一步都有各种影响关系强度的因素，一些因素在组织中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影响，并可能影响到个体的人格特征。Jones（1991）的一项混合研究表明，个体和情境特征相互作用，调节个体道德决策的心理过程。道德行为是组织因素、人格特征和情境信息的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决策过程。如果将情绪效应和组织感知效应结合起来，人们处于一个积极情绪中，并且认为他们的组织是道德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更有信心取得吹哨的成功。吹哨人也更愿意帮助组织实现其道德目标。如若个体认为吹哨是道德的、公正的和理想的选择，将更有动机采取吹哨行动。
道德行为是特定环境中的行为，因为环境对人的行为有限制或鼓励作用，这是通过影响人的心理过程实现的。事实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不道德行为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常态。道德决策模型认为，意图改变了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根据计划行为理论（Ajzen, 1991），态度是评价性的，因为它导致对对象的判断，而行为意图是实际行为的直接预测因子。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们通常会选择一种符合规范或得到他人认可的特定行为方式。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会选择从众，从众的压力会迫使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如果组织的规范提供了线索和信号，使员工为不道德行为和非法行为辩解和合理化，那么即使观察者考虑对所观察到的不法行为吹哨，他们也会选择容忍，因为这是公认的准则。从众的研究也有证据表明，很少有人会选择挑战那些容忍不道德行为的规范，因为这样会受到同事、团体和组织的严厉报复，而且所报告的不道德行为也不太可能得到遏制。以往的研究表明，当领导者和组织规范鼓励道德行为，道德行为得到奖励，不道德行为受到惩罚时，组织中的吹哨行为会比缺乏这种特征的组织更多。
在吹哨情境下，吹哨意图代表了个体在特定情况下选择吹哨的可能性。先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在同伴支持的情境下，吹哨意图和吹哨行为之间的关系更显著（Chiu＆ Erdener, 2003）。个人的吹哨意图可以强烈预测其最终行为。道德判断代表一个人的信念，即某一特定行为是最道德的选择或理想的道德选择。吹哨行为的判断包括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举报工作场所的不道德行为是一种公平、公正、可接受的道德行为。由于人们的对错观念存在不同，早期关于吹哨的研究考察了吹哨的伦理性。学者们提出了与吹哨道德有关的各种问题，如匿名性、吹哨前的正常补救措施、组织信息的保密性、对同事或组织的忠诚以及吹哨所涉及的不道德行为的严重性等。一些人认为吹哨是“吹毛求疵”，对此表示决不赞成。调查还显示，人们之所以选择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认为吹哨侵犯了他们对所属团体的忠诚。而吹哨者往往对吹哨的可取性拥有强烈的信念，认为他们只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只要面临同样的情况，他们会再次这样做。总之，由于吹哨涉及许多伦理的问题，个体对吹哨的伦理评价是一个必要的先行步骤，其结果会预测其是否参与吹哨的决定。考虑到道德态度和行为意图之间的联系，并考虑到意图是行为的前提条件，评价吹哨行为是高度道德行为的人更有可能形成吹哨意图并进一步采取行动。对组织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切合实际的问题是吹哨是否真的有效，即吹哨在多大程度上阻止不道德行为的继续发生。如果吹哨之后错误行径仍旧不改，那么即使法律保护了吹哨者的权利，其纠偏效果还是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