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各章概要及思路

全书共十一章：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从宏观的角度论述清代书籍的两种流通模式，关注书籍的流动、买卖与抄录，以“书籍的流转”为全书论说定下基调；第三章和第四章通过黄丕烈、黄金台、管廷芬三个个案，从微观的角度去认识清代的书籍社会，揭示作为媒介的书籍如何关联个人与群体，并进而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第五章和第六章探讨《读书分年日程》《说文》两种书籍与清代学术的关系，时间跨度稍大；第七章至第十一章分别从家集、女性阅读、小说戏曲、石印出版和新学书籍五个角度研究清代文献文化史的特色问题。全书重专题研究，然专题的选择与安排中，也尽力注意到专题的时代因素，试图以多种“专题式的小史”指向“可能的整体史”。

第一章“书估与清帝国书籍的流转”。清代学术文化具有集成性质，著作繁富，学者众多，这些都与书籍的流转有关。书估对于书籍的流动与传播而言，是重要的媒介，尤其是在依据学术、文学等社会文化动向以及特定的需求而潜在运作的文献资源“调配”方面，机动灵活，作用突出。王冶秋《琉璃厂史话》与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二书涉及众多书肆信息，特别是记录了京城慈仁寺与琉璃厂书籍流散以及书估活动情形，由此可略窥南北书籍交流态势。围绕慈仁寺书市的书籍交流，王士禛购书事件不断被润饰、重写，演变成为一个充满文学意味的诗意行为，与典衣买书一同被凝结成两个风雅意象。稍后，黄丕烈之于吴门书肆，亦具类似性质，这在黄氏的藏书题跋记中有详细记录。苏州城区或周边地区相对固定的书肆和处于流动状态的书船、书估，构成了黄丕烈书籍交流网络的一个层面。在此书籍交流过程中，环太湖地区的湖估活跃于书市，助推南北文献资源的配置，其中五柳居陶氏、白堤钱氏谙悉书业风气，与其他湖估一起，推动全国书籍的流转。书籍的流转，不同程度地为京城、东南及其他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资源。

在书籍史研究中，书商的作用多被认真看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指出：“书商在供求之间所起的中介角色，以及他们起到的文化催化剂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艾尔曼（Benjamin A.Elman）在研究清代江南学术共同体时，强调文献的数量与交流的重要性，其中也提及书商：“一个学术共同体要形成公认的话语就要求相关学科具有用途广泛的文献积累。知识系统必须积累有关文献，才能加快新的学术著作发表、出版的速度。除……书院制度和各种形式的赞助外，考据学者还需一个由藏书家、出版家、书商组成的交流网络，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而中国对于书商、书肆的研究，视角上往往局限于个案，方法上也多停留在史实的钩沉上，如王冶秋、孙殿起二人对琉璃厂书业的梳理 ，李文藻对琉璃厂书肆的记录 等；在涉及书商与藏书家的关系层面，也仅仅是个人对个人，并没有将书商放在整个书籍的环流中去。环太湖地区书估众多，书船往来频繁。书估依托水路的便利，贸易范围广阔，流动性较大。通过题跋、日记、笔记等史料的排比，大致能勾勒出一个书籍贸易的网络，再现清代江南“学术共同体”下的书籍世界。

第二章“清代的抄书与书籍生产及流动”。抄书是书籍生产的重要方式，书籍的录副促进了书籍的内部流通。明清两代抄书风气盛行，清代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更为突出的表现。从善本的角度来看清代书籍抄写，可以清晰地呈现以宋金元刊本为主的层级。乾嘉时期文化学术风尚的演变，内府书籍的开放及四库馆的开馆，使抄书从民间到官方再到民间，形成了书籍之间的“回流”；清廷为加强对文化与知识的管控，《四库全书》分驻七阁馆藏，“北四阁”与“南三阁”分别发挥文化象征与实际效用两种作用。杭州文澜阁在书籍借阅中具有一定限度的开放性，并在读书人群中逐渐形成颇有内涵的“文澜阁抄书”风气，与欣赏西湖山水之举相映照。清代的抄书行为内涵丰富，一部分抄写者以“佣书”为业，另一部分抄书者则视抄书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有意将其雅化，其中“呵冻抄写”为清贫文士的写照，“雅赚”“美贬”等则为书林韵事。在抄书过程中，文士与藏书家目的不尽相同，但抄写方式大致近似，自抄、借抄、互抄等多种方式交错进行，甚至在约定下能形成互抄群体。如果以藏书家为节点，大致能编织出书籍的互抄网络。这种在特定时期内出现的抄书行为，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学术风气的变化，更能验证江南地区存在学术共同体的事实。

明清两代抄书风气盛行，“每爱奇书手自抄”“犹秃千兔写万纸”等，是对抄书现象的形象述说，更暗示学人对抄书的热情与执着。关于清代抄书的专门研究，目前论著不多。曹之对清代抄书进行有过考述，重点在论述《四库全书》的抄写，兼及顾炎武、周亮工、钱曾、朱彝尊、黄丕烈、鲍廷博、吴骞、马曰璐、丁丙等五十余位民间抄书者，并对清代抄书特点进行相关总结，如借抄成风，以善本为主，内容涉及戏曲、小说、弹词等。 董火民对中国古代抄书现象进行较为全面考察，梳理了汉代至明清的抄书活动，旨在发掘抄书在保护、延续以及传播知识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然因该文是宏观上论述，明清两代只是在相应论题中顺带论及，篇幅有限，所用新材料不多。 此外，关于前代抄书或书手研究，蔡丹君、周侃、宋莉华等学者也有一定关注。 然潜隐在各种书目书中的抄本记录及历代关于抄本的序言、题跋等，则暗含更为丰富的抄书信息，能进一步扩容清代抄书的真实内涵。《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著录的清抄本数量与种类繁多，与前代能形成相关对照，能呈现清代抄书的类别与比重。鲍廷博、翁方纲、黄丕烈、傅增湘等藏书家及学者的题跋札记等，著录众多抄书的内容，能较为全面还原清代抄书的文化生态。 近来对日记这种私密性文献的关注与发掘，能进一步拓展对清代抄书的研究视野，钱大昕、潘道根、叶昌炽、张佩纶、管庭芬、皮锡瑞等日记的整理， 推进这一研究进程，从书籍史与阅读史等方面，对清代抄书有新的审视，应该会涌现一批更为精致的研究。

第三章“荛圃藏书题识与嘉道时期苏州书籍社会”。在黄丕烈的藏书题识中，除版本、校勘、授受源流等学术性文字外，还有大量由此引发的关于得书经过、校读时的心情、由藏书家兴衰引起的感慨、友朋往来、天气、家事等个人色彩浓、情感意味强的叙述，并嵌入了不少“题书纪事诗”。同时，这些题识大多有撰写年月记录，具有日记特征。书籍作为材料和媒介营造了黄丕烈的世界和交游网络，钱大昕等学者的研究便得益于这份集体事业。黄丕烈还继承了本地人文传统，选取汉学路径，通过组织观书题咏、游赏倡和等活动主动营造风气，这些行为也被人模仿、沿用。加上师承、姻亲等关系，与他交往的文士群体通过便捷的交通等向周边辐射，也使吴中学术保持一定开放性。将题跋文字作为考察地域群体及交游网络生成的一种特殊史料，在过去的研究中并不多见。如周少川仅指出了黄丕烈题跋在记叙作者生平、反映授受源流与记载书林史话、反映社会风貌等方面的价值， 姚伯岳则有意强调题跋写作作为黄丕烈表现自己一生活动的文体意义， 严佐之则就黄丕烈藏书活动中“佞宋”“读未见书”“书籍贵有源流”等问题作出分析与评价，为其在当时学术背景中找到“信古好古”“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本源。 其实，若抛开这种就事论事的研究方式，将相关物质性载体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并将诸家题识与保留撰写年月的题识性诗、词、文相结合，这在考索当时文人的活动轨迹、重构他们的活动空间方面，当大有开拓的余地。

第四章“两位普通文人的日记及其读书生活”。本章选择记录时段较长且具连续性的黄金台、管庭芬二人的日记，来探究嘉道咸三朝浙江中下层文人的书籍世界。就与书籍史的关系而言，二人日记的突出之处是关于书籍记载的文字特别多，其中多与书籍撰著、编辑、刊印、借还、赠送、买卖有关。通过梳理黄金台日记中有关书籍买卖的信息，可见在清代书籍市场中，集部的价格差别很大，当下未成名或知名度不高的文人集子，若进入市场，书价很可能远低于成本价。清人刊印自己或家人的集子，其主要目的不在于销售牟利，而在于用作礼物赠给师友亲朋。由此可再作推衍，传统社会书籍的流动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市场需求作为商品流动，另外一种是依循人情网络作为礼物流动。在书籍与人情交织的世界中，书籍从来不是单一地被阅读与流动，而是作为文化、精神的载体，作为流动的社会性的载体。根据黄金台、管庭芬等人日记中有关书籍借还、赠送的记录，大约可见在中下层文人群体中存在一个“中层书籍世界”。书籍可共享、借还有定期等潜在“规约”的存在，是书籍共享群体建立的根基。书籍或文本是文字的编织，而黄金台等人似乎在一种结构或网络中主动利用书籍在编织一个更大的“社会文本”。或者说，他们在利用书籍建立一种“叙事”或者促成一种“书写”。

日记是考察书籍史的绝佳史料。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一些名人日记，比如对李慈铭、莫友芝、叶昌炽、缪荃孙、张佩纶等人的日记进行研究时，多依循以往研究私家藏书的路径，考察其藏书数量、读书生活，勾勒书籍的递藏等。 学界以往对于黄金台、管庭芬日记的观照，则大多为从中发掘某一门类的相关史实，作文学史、生活史、气候史诸方面的考察。 本章则试图由上述“中层书籍世界”、参照性规约以及书籍叙事的连续性、叙事建立的认同感，进一步思考“江南学术/文化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性。通过这一概念工具，可从一个侧面解释清代江南学术为何整体性繁荣，及其形成脉理与作用的机制；更便于考察书籍作为流动资源如何促进文学学术多样性的生成，如何培育中下层文人，并形成近似专职性的“以书谋生者”。

第五章“《读书分年日程》与读书风气”。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承接朱子读书法而来，将其变成条理清晰的规章和程式。这是一次具体、精细的转化。《读书分年日程》所指定的读书范围以四书五经为基础，与科举考试相辅相成，在读书的次第、具体方法和时间分配方面，有自己的特色。《读书分年日程》的被接受，始终伴随对程朱理学的传承。《读书分年日程》目前见于著录的版本有三十五种，其中三十三种刻于清代。“日程”在指导读书之外，也着力救举业之弊。“日程”在清代书院学规章程中也有印迹，并被当作课表使用，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规条和评价体系。《读书分年日程》对清代以来的读书风气影响较大，成为读书人进学的准则。清人读经典计算字数的习惯，即与该书提倡的读书法相关。在《读书分年日程》之后，出现许多效仿之作，该书成为晚清以来推荐书目的先导。

第六章“《说文》著述与测定清代学术风气的指标”。本章主要通过考察《说文解字》一书在清代的流传、阅读及其著述繁衍，以试图测定或者呈现清代学术，特别是清代考据学的兴衰起落。罗伯特·达恩顿以一部《百科全书》的出版流传勾勒出启蒙运动时期书商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和互动 ，李畅然试图以清代《孟子》学著述来探讨乾嘉考据兴起的原因与历程 ；然皆局限于书籍的语言内容，而没有将书籍作为一种“生命体”，考察其生产、接受、阅读、流传的生动过程，更没有将书籍纳入到当时的读书人群体中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乾嘉考据学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比附，而在这场“文艺复兴”中，最足以反应其“生、住、异、灭”这一历程的，则非《说文解字》一书莫属。对于许慎《说文解字》一书的研究，至清代，特别是乾嘉以降，可谓臻于极盛。参与其事的学者达四百余人，研究著述不下九百种。 其地域不限于以江浙为中心的江南学术圈（包括江苏、浙江、安徽），辐射所及，勿论山东、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甚至是四川、贵州、广西、甘肃、陕西、山西等偏离学术重心的地域，亦不乏其人。问题是，这一庞大的知识群体是如何由点到面而逐渐形成与展开的呢？本章以惠栋《惠氏读说文记》一书在群体间的传抄与过录，及其在此典范下产生的累积性成果，来探究清代《说文》类著述的衍生机制；以王筠、许瀚、翟云升等在群体间对《说文》及相关著述的借阅、传抄与批校，一窥许学风气的地域展开及其群体性力量；以道咸以还《说文》课蒙类书籍的衍生与繁荣、传播与阅读为中心，对学者早期的《说文》启蒙予以文化解读。当然，这一问题并非是单凭几个特例即能完全解决的，但不可否认，这三个个案在时间点上却也恰好对应乾嘉考据学初兴、转折与新变的三个阶段，它们的产生与流传模式，虽不足以呈现清代《说文》学形成与展开的完整图景，但未尝不可作为以书籍史反观学术史的一种尝试。

过去对清代“说文学”的研究，大体集中在文献的编目、辑考、汇刊 ，语言文字的疏证 ，学术史的线性梳理 等几个方面。此类研究，对于语言文字这一专门领域知识体系的梳理，自然大有裨益，但往往也由于视点的过分纯粹而缺乏思想意义的阐发。“因此当它越来越集中于专题性的历史描述时，局限性就必然凸显出来。这种天生的缺陷使此类研究不可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视野。” 文献（书籍）作为知识、思想的物质载体，其生产、编刻、流播、阅读、接受的每一个阶段无不含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味。因此对其价值的考量，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对其文本所承载的知识进行“专门性”的解读，而完全忽视其所产生的学术、思想、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 本章以通考有清一代《说文》著述及其相关文献为基础，对其作学术史、文化史的整体观照，即有意于打破以往“专门化”的视阈局限，重新审视有清一代《说文》文献。

第七章“清代家集编刊与文化传承”。家集是汇合或编选的家族著述，可以是一家族某一代成员的作品，也可包含两三代乃至数十代成员的作品。作为清代层级文献体系中重要一环，清代家集数量庞大，目前存世可考者即达1244种。 而清代以前的家集，仅存255种。清代家族大量编刊本朝家集，且回溯性编辑前代家集，体现了清人自觉的历史感及文化意识。清代社会形成了编刊“家文献”的文化氛围，家集被置于国家文献体系中，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也为清代家族认识并加以利用。家集编纂过程中，隐涵敬宗收族、联络族人的意图；编纂完成后，邀约名人撰序题词的举动，又使家集成为家族进行社交的媒介。

清代家集为清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家集是家族文学和文化活动的产物，有助于从家族角度重新审视“文学”这一概念，进而认识清代文学的“家族性”。此外，地域文学也与家集紧密呼应。如桐城方氏、马氏、姚氏、周氏等几大文学家族各自编刊家集，彰显家学渊源，彼此交流，进而通过《桐城耆旧传》《桐旧集》等文献影响桐城地域文学书写，显现家族文学和地域文学交互的真实轨迹。

连续不断的家集编刊，参与者往往不是一人或一代人。家族成员对家族文献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抄录、保存、编辑和刊印等行为，使“数百年以上祖宗之性情謦欬与数百年以下之子孙相接” 。清代家集的编刊，揭示了传统的不断“自我复制”与“再生产”，显示出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中稳定的一面。

从《四库全书总目》起，传统目录学著作对“家集”的渊源已有较为清晰的论述。此后，“家集”在目录学著作中位置日益凸显。随着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的兴起，家集成为近年文学研究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命题。对单一家集的研究，加深了对一地文学风貌的认识。 此外，家集的编刊与传播、家集与女性文学、家集和特定地域的研究， 使家集研究在各个方向取得新进展。近年在学界的努力下，家集研究的文献基础大体架构成型。《清代家集叙录》《清代家集丛刊》《清代家集丛刊续编》的陆续推出，使家集研究有望迎来兴盛的新局面。

第八章“女性与书籍”。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代，女性与书籍的关系无疑是特别的文化现象。清代女性阅读研究论著中， 关于女性与《红楼梦》的研究成果最多。王力坚、詹颂等对此予以系统总结，故本书在讨论小说戏曲阅读、女性与书籍时，这一问题就不再重复。 本章以引言式的“从吕思勉的回忆看被遮掩的女性阅读”，将女性阅读置于家庭环境之中，以见家庭对于阅读的培育之功。然女性与书籍关系的证据，诸如题识、藏书印等“印迹”的数量，却远远不如预想。稍梳理明清两代藏书家、古书的批注者、题跋者、鉴藏印的主人，就可知书林基本被男性“把控”；在这密集的题写者中，还有稀如星凤的女性，从印迹层面来看，她们是一批可以“看得见”的读者。在女性题跋者之外，还有更多喜爱阅读、著述的女性。她们读何书，她们从何处获得这些精神资源，在最近几年影印的闺秀集中，可以从略具自传性质的作品中推测她们的阅读世界如何构成。这些闺秀集中还记录或隐涵较多女性阅读群体，这些女性有时相隔较远，但以书籍或创作等作为媒介，也能建立亲密的关系。由书籍助推而形成阅读群体的例子，前有《牡丹亭》，后有《红楼梦》。

清代女性著述明显增加，《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的有著述的人数，经统计，“汉魏六朝共33人，唐五代22人，宋辽46人，元代16人，明代近250人，清代3660余人” 。女性著述数量的增加，在地方志也留有印迹。从总体上看，清初的方志中，对女性的诗集或诗才关注较少，相反，愈加强大的传统节烈观则得到显明的映证。地方志中的列女传一般都在人物传记的末尾部分，而在艺文志之前。卷首一般有弁言以说明该部分的编纂意图和体例。大致从嘉道年间起，方志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有诗才的女性。这一变化不仅是清代中后期女性文学蔚为大观的体现，更以权威的地方文献的形式保留了关于女性诗文交流、阅读及创作的丰富材料，对女性诗名的确立和传播有较为明显的作用。

或许是清代社会对女性才学观念的逐渐转变，或者才女部分得到认可，激发了更多女性对书籍世界的向往。清代女性（或古代女性）在柴米油盐、纺织等家务中的劳作形象已毫无疑问地牢固树立，但作为人，作为女性，作为文学女性，还有另外一面，或者另外一个世界，而通往另一层面或另一世界的媒介无疑是“似故人”的书卷。多角度多主题梳理、探讨女性与阅读或者女性与书籍，只是碎片的串连与拂拭。这些碎片以不完整的方式呈现了书籍在女性日常生活（甚或情感世界）、不朽观念中的各种样态，显示书籍阅读或流动如何助力完成文化传递、子女培育、女性群体集结等有意义的活动。她们与书籍的关系，无关治平，或与修齐有关；因为与功名无关，没有“学而优则仕”等利索的羁绊，故能呈现出男性书籍世界缺少的自在氛围。

第九章“三教之外又多一教：清代的小说戏曲阅读”。本章主要探讨四方面问题：其一，私家藏书目录中的小说与未展开的小说阅读；其二，看小说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分别论述理学家日记中的看小说记载，清代文人喜欢看《红楼梦》之外还喜欢《儒林外史》《品花宝鉴》，清代耕读之家可能有以“讲说”小说为娱乐的风习；其三，《红楼梦》进入日常生活的途径；其四，《红楼梦》传播过程中，群体阅读是一种重要的方式，这一方式对于思考清代文学、学术的展开有一定启发意义。

关于小说的阅读与传播研究，最为方便使用的文献就是朱一玄等编辑的“资料汇编”系列 ，王利器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以及王利器史料集的补充赵维国辑《<申报>所载晚清戏曲小说禁毁史料》（起同治十一年[1872]讫宣统三年[1911]） 。研究论著方面，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对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的传播予以区别对待，以显示传播方式及途径的差别，在研究传播途径方面，已经建立完整的论说模式。 小说专书的接受史研究或研究史中，对于阅读部分，也有篇幅涉及。 从藏书目录考察小说的收藏与阅读，潘建国已有多个细密的专题研究。 然文献还可拓展，如清人日记的利用这一方面，黄一农、李根亮等皆有论文； 文献的拓展，有助于提供新的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譬如小说的阅读群体、阅读心态研究，等等。 本章尽力拓展小说（兼及戏曲）阅读方面的文献，尤其是注重日记史料的辑录与细读；此外，对于一些清代私家藏书目录也进一步探究，试图揭示一个应该普遍存在然文献记载不多的小说戏曲阅读世界。

小说戏曲（本章重点讨论小说）作为闲书、无益之书、荡情佚志的有害之书，在清代的社会文化中以逼人的态势生长，“侵入”正经书的领地，愈来愈成为难以控制的社会文化问题；它的异军突起，虽然不能被贸然称为“文化革命”，但确实影响了明清人的生活方式，牵涉娱乐活动、情感世界甚至文化制度，钱大昕称“小说演义”之书在三教之外又添加一教，已看出其力量渗透到整体生活方式之中。王利器、赵维国等辑史料以及小说戏曲研究论著所显示的时代愈到晚近，禁毁小说戏曲行为愈密集，不能过多强调是因为晚近时代相关史料保存更为完备因而对这类事情有完整揭示，而应充分考虑小说戏曲自明中叶以来，尤其是清代以来对社会文化日益增长的影响。少数私家藏书目录中有小说戏曲著录，较为隐私的文人日记中有相关阅读记录，这些反映了读书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或片断：在追求功名或苦读的过程中，也有松懈下来追求逸乐的一面。文化制度上的限定与观念的是非判断，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规定、约束日常生活，读书人的购买、借阅、浏览以及向家人讲读小说的事实，皆呈显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及世俗意味。

小说进入社会生活并产生影响，《红楼梦》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个案；它与社会多层面的关联及多种作用方式，也为从外围考察一部小说如何成为伟大的经典提供路径。当然，在充分认识《红楼梦》的影响时，也要对其影响作时间与空间以及接受者等方面的区分，这也为小说戏曲或其他书籍的传播研究作有益的提示：分期研究之外，有必要重视分区域研究，而在区域研究中，群体研究可能更为贴近清代社会文化及读书人生活的现实。

第十章“石印出版与晚清的科举、文化”。石印术大约在十九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最初为宣传宗教之用，而自美查等创办《申报》并添设点石斋始，各地相继开设石印局，使石印术为非宗教文献的印刷开拓全新天地。江南称文献渊薮，而咸同之际却惨罹兵燹。此时石印术便发挥重要作用，有再生古籍之功，巨作如《古今图书集成》等，以接近原貌的形式重生，广播四方，甚至作为文化交流的礼物传至海外，被赋予外交意义。此外，石印出版还凭其缩印技术等，进入科举用书的出版市场，改变以往科举用书的编纂出版观念。同时又因其便利，渗透进科举考场，进而影响到当时的考试风气，更改变了读者对书籍的感受等。印刷技术与科举、文化的互动，由此可见一斑。伴随铅印技术的发展与科举制度的废止，石印出版也显露颓势。纵览其发展，石印出版兴于晚清东南沿海一带，迅速兴起却又转瞬衰落，而紧随其后的铅印术，则带来现代文明之声。

晚清《申报》及相关的出版史料，保留有大量石印出版的文献资料，近年来得到一定的整理与整体研究。 同时学界还从印刷史、出版史乃至书籍文化史等不同角度，对石印出版问题进行多维度考察。具体论之，有的是对某部石印书的考察，如李善强、何玲等对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的研究，或考察石印本的流布，或关注其与铜活字本的文本差异； 有的对书局与石印技术关系进行探究，如陈琳等对二者的兴衰及其相互影响予以关注； 有的从地域视角展开论述，如杨丽莹等关注石印术对某地区出版事业发展的推动； 有的则将重点放在石印举业用书的营销与流通问题上，如蔡杰等分析石印业、造纸业和民营书店的相互关联； 有的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如谢欣、程美宝等由石印技术的本土化，见证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 近期有徐世博论文，从制度性动力、市场特点、生产组织模式、产销关系等方面重新考察上海书局的产生及石印书局的“黄金时代”，将此专题研究推进一大步。 以上种种，视角不一，成果纷纭，成为进一步研究石印出版与晚清科举、文化的铺垫。

第十一章“新学书籍的涌入与‘脑界不能复闭’”。清末民初，西潮涌起，新学书籍随之步入清末文士的阅读视野。这些新学书籍，不仅带来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还冲击中国传统文人的思想方式。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记录自己对新学书目的阅读与体悟，他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认为这些新学书籍足以“换凡骨”，使人“脑界不能复闭”。新学书籍的阅读对孙宝瑄确有启发，如在阅读生殖医学等书后，他想出“强种”之法；通过比较西方的政治理念，他挖掘出颜李之学所蕴含的“异质”资源。新学书籍的阅读，使孙氏不仅有知识的增加，更有观念的更新与知识结构的更替；新学与中学的交汇，有助于他在脑海中构建出理想化的富强民主国家，等等。晚清民国之际西学东渐的进程由此可见，新文明的轮廓亦在其日记中得以描绘。孙宝瑄的日记今已成为晚清知识史、阅读史等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文献材料，结合与他同时代的读者如江瀚、姚永概、贺葆真等人的日记，更能以小见大，管窥大变革时代背景下，每一份子的内心波澜及思考印迹。中国近代的变化，已从“头脑”开始。

晚清涌现的新学书籍早已为人关注，如熊月之曾对新学书籍作有提要，介绍当时传入的西方医疗、卫生学等书籍。 在书籍本体外，张仲民、张寿安等又对新学书籍加以阅读史、接受史角度的考察，在读者层面，研究新学书籍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想产生的影响，以关注这一时期士人的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 就孙宝瑄日记而言，近年来亦不乏研究，重点涉及其与晚清阅读史发展及社会知识结构变迁的关系等，出现不少论文成果。如刘雅军、秦利国、李振武等关注《孙宝瑄日记》中的阅读实践与当时的多重社会图景 ；雷中行、秦国伟等以《孙宝瑄日记》为中心，探究晚清士人对进化论等西方先进思想的接受问题 ；姜晨等将孙宝瑄日记与同时其他人的日记相对比，进而研究晚清的报刊阅读情况等 。

以书籍的流转作为脉络，探求清代文献文化史的诸多面向及其特色，主要强调的是流动的书籍与人及社会的关系。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曾提出西方阅读史的基本问题：“在16—18世纪的旧体制社会中，印刷品的流通大增是否改变了社交形式，带来了新思想？它是否改变了人与权力的关系？” 人与权力的关系这一问题，本书未直接面对；而文献与社交形式以及知识的传递、新思想的带入等问题，在本书中应得到充分重视，或者说有超出夏蒂埃所讨论的范围。清代文献文化史研究的是“动态的文献”、有“社会情缘的文献”，本书所展示的十一章，几乎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回到人间、回到日常生活。似乎不便将这一“回到”的过程以微观史研究、“地方史转向”的名义来概括，但也无法置身其外。“回到”的过程就是看书籍如何助人“卷舒”，如何建立个人感觉、家族认同或地方文化传统。“建立”是一动态过程，其动态特征不仅表现在内部内涵丰富与充满活力，而且表现在承先（宋元明）启后（民国）过程中的因时而变。书籍的流动能缓解或模糊一些来自观念或阶层之间的阻隔，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上层精英与底层读书人、官方与民间之间并不是紧张或界限分明的对立关系。因书籍的流动和融入造就的不固定、未完成的关系意味文化涵有更多活力和发展空间。此外，从动态这一角度而言，“清代文献文化史”的界定、“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的命名，或只是一个暂时的做法，或者是一种“构建进行时”的探索。 Bckf+JFoW1fM7pcng5cOKc1Oua+U5l0zVqFQ48hsGuRTG0AhRzQoiwoHaTKx0wj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