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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命运是在慕尼黑被锁定，那么德国军事专家们评论说，除了法国和英国采取的态度外，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命运其实被他们自己在发展防御工事上失去的时间决定了。他们太长时间地执着于一个想法：在与德国的战争中，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法国人一起进攻。只要捷克斯洛伐克人处于这个想法的影响之下，他们就没有动机去考虑建造防御工事。“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强大的、装备精良的军队，能够从埃格兰德（Egerland）朝西部推进，与穿越莱茵河、进入德国南部的法国人会师。”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在1933年计划了一个防御工事体系，但直到1936年他们才开始认识到加速实施这个计划的重要性。“1938年春季，奥地利被并入德意志帝国，德国封闭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Moravia）。捷克斯洛伐克人以最大力量继续这项工作，但他们的努力已如同在洪水到来之际想建成一道拦水坝。”即使如此，德国仍然有这样的军事结论：“1938年秋季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一点：突破庞大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堡垒，需要动用几支德国部队，这将严重减少可用于其他前线决定性行动的德国兵力。”
在德国眼中，对于他们完成自己精心设计的“东进”，单是由于地理位置，捷克斯洛伐克就构成了一个直接阻碍。看来德国行动会由一种计算而引发：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工事体系将在1939年春季、最迟秋季完成。德国预计，即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没有来援助，凭借防御工事捷克斯洛伐克人也可能顶得住德国的威胁。所以，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失去自由，或许可以追溯到前些年他们执着于用联合进攻作为防守的想法，结果放弃了真正的防御准备。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给了人们一个必须牢记的警告，下一章提出的问题将涉及这个警告。
讨论《慕尼黑协定》造成的局势，最好的开始就是继续前面一章的过程，也就是用当时的眼光看待局势，不要受对后来事件反思带来的影响。我当时的观点包含在写于10月的一篇论文中：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慕尼黑‘协定’的后果了。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直接后果。最好是坦率地直面事实，而不是假装那是一个‘光荣的和平’。
“戈德斯伯格备忘录（the Godesberg memorandum）或最后通牒，要求向德国割让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德语区的一半，捷克在7天内撤离。英国政府表示，如果德国想实施这个要求，它已准备好开战——‘法国内阁告知我们，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击，法国将履行它的条约义务。在我们的答复中，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作为义务的结果，法国力量积极参与对德国的敌对行动，我们也自感有义务去支持他们。’然而，在慕尼黑达成的条款，却要求苏台德德语区的全部撤离马上开始，在10天内完成。多出来的3天是微不足道的延长，并不是真正的让步。而且，《慕尼黑协定》还强制更快地放弃边境防御工事——对德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已严重增强了的障碍。
“戈德斯伯格最后通牒要求以1918年的人口比例——而不是今天的比例，作为确定这一地区归属的基础。这显然对捷克斯洛伐克人不利。可是，《慕尼黑协定》的结果却是拿1910年的数字作为基础，这就更坏了。选择的特权已经被无视。至于剩下的国家保证，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捷克斯洛伐克已不再站得住脚了。
“这对英国自身局势有什么影响？有人认为，如果战争到来，大不列颠的地位‘会因集中而加强’，因不再依赖已经证明站不住脚的东西而得到加强。从战略观点来看，我对这种观点是否有道理非常怀疑。一个基本的战略真理就是：任何集中的力量，都依赖在别的地方有牵制的存在或者是创造出来，以此针对敌方力量的集中。对敌方侧翼或后方的牵制非常珍贵，这正是德国人在上次战争中印象最深刻的教训，他们不得不面对两个方向的结果。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在军事上的失效，它原来提供的潜在牵制已经去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人现在有可能进入德国阵营，匈牙利也有可能。
“那么，问题就是罗马尼亚能不能保住，尤其是它的石油供应，不落入德国控制。很明显，没有俄国的帮助，这很难做到。罗马尼亚的统治政权很可能害怕与俄国的紧密联系，因为这可能导致自己国家农民的起义。这种担忧会使他们投入德国怀抱？或者是抑制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更担心，如果要与德国走到一起，俄国就会入侵。土耳其的态度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它可能成为俄国与罗马尼亚之间的一个中介，成为对罗马尼亚应对德国进军巴尔干半岛之浪潮的一个支持。
“另一个问题就是意大利会不会继续追随柏林轴心。除了构成一条共同纽带的意识形态因素，作为对付法国和英国背面的一个杠杆，意大利对德国还有巨大的战略价值，可以牵制法英对德国在其他地方行动的关注。从意大利的观点来看，这个轴心仍然具有当下的优势，即使最终会是一个危险。它并无从德国这个巨大的军事上级那里获得直接收益的期望，但它可能希望从地中海和南边得到东西。这样的收益只能靠牺牲法国和英国，或者是得到英法默许，才能获得。轴心就是施加这种必要压力的手段。另一方面，与英法讨价还价，而不是作为德国的工具与英法打仗，获取这些让步会更便宜也更安全。所以，意大利的态度就可能成为一个时间问题——在它换边之前，它与法国和英国的对抗会走多远，有多久。如果它换边推迟过久，或者是帮助德国削弱英法过多，它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对于阻止德国向亚得里亚海挺进起不到作用了。对于法国和英国来说，这个问题或许是：它们是否可以向意大利提供领土让步，但不能发展成为对自身的战略危险，同时又趋于增加意大利自身承担的义务，从而构成一种有益于双方和平关系的战略联结。
“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有一个方向是它们不能承受这种让步风险的，这就是地中海西部。一个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与意大利结盟，将大大增加英法海上交通的危险性。所以，外国干预西班牙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首先要关注的。对西班牙内战进程的军事分析，清楚地说明了外国干预对军事平衡的支配作用。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转为对佛朗哥将军有利，其原因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援助越来越多。因此，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西班牙越来越依赖于提供援助的这两个国家。如果这导致西班牙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工具，那么在我们成为敌对一方的任何冲突中，它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就会为德意所用，我们帝国防守的整体结构就可能被破坏。
“在慕尼黑，欧洲形势被投入熔炉之中。要估计可能出现的情况，英国的局势怎样受到影响，恢复平衡——这作为英国的政策维持了近3个世纪——的前景如何，现在还为时过早。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希特勒是以有限风险推行俾斯麦式的逐利政策呢，还是为拿破仑式的支配世界之梦所驱使。
“直到慕尼黑之前，有一个结论是有道理的：面对一场不同于局部战争的欧洲战争，德国处于不利的战略地位，因为有几个方面的牵制可用来削减它力量的集中，同时也因为它潜在的经济弱势。现在，战略平衡已经转为对它有利了。从政治上看，可能还有办法来阻止一场新的拿破仑式优势的危险；从心理上看，取得这种优势的欲望也有可能减缓；从战术上看，如果时间允许，英国可以发展出一种空中防御力量，让德国的直接打击不能获得与其成本相称的效果，这样英国至少就达到了自身的安全。这些补救的方面，顶多只能作为可能性；不过，迄今为止的战略格局，展现出来的则几乎是肯定性——最终成功的抵抗。战术上的可能性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西斯主义者在西班牙的计划能不能完成，依赖于这一地区战略平衡的保持。
“此时，英国面临加强自身直接防御的问题。一方面，海军力量必须维持；另一方面，德国通过扩张在经济上得到加强，我们海军进攻性压力的价值随之减少。面对这样的事态，在海军上增加开支的价值，我们必须加以权衡。无论如何，在战列舰上节省开支，将钱的一大部分用于海军防御目的——保护海上交通——所需的轻型战舰，这是明智的。在陆军方面，是进行扩充来缓解法国在防守它边境上的压力？还是继续精简陆军作为缓解我们自己经济压力的唯一途径？必须作出一个深思之后的决定。总的来说，后者仍然看来要明智一些。
“一个毋庸置疑的需要就是尽可能加强英国的空防。这个要求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比例上的需要。长期以来，英国人习惯于将战争设想为在海外进行的战斗，‘国土防守’一词在他们之中颇被轻视，于是国土防守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军事方面的专业兴趣和公款，大部分用在了‘海外’。空军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众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生活正面临新的危险。然而，即使是空军，也仍然将自己的努力主要用于建造轰炸机，以反击的力量来进行防守，没有相应地考虑在一个做了充分防守准备的敌国，我们空军要接近和找到轰炸目标，很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英国的轰炸机中队，其数量已是保护性战斗机中队的两倍。现代条件要求明智地对此进行调整。使用炮火和其他手段的地面防守，掌握在陆军手中，陆军难以摆脱那个传统观念：陆军就是一支在地面作战的力量。对于陆军来说，防空‘态度’过新，不容易形成，如果再与‘单纯的国土防守’联系起来，更是格格不入。所以，满足英国在防空炮火和其他装备上的需要，很可能就靠将英国的防空力量与陆军其他部分分隔开来，防空力量在目的和战术技术上都有根本的不同。
“防御空袭的民防部分，更是需要比例上的大改变。到目前为止，用于这个方面的钱只是用于‘战斗力量’开支的极小部分。英国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敌人空袭威胁着它那些工业中心，如同飞机和防空炮火可以尽量减少危险一样，同样需要防弹掩蔽所和其他民防设施。必须扩大它们的规模，对这方面费用和努力的比例进行深入调整。不过，任何足够的重新调整，都依赖于找到相配的机构和人员，以克服军队的保守倾向和目前体系的内在惰性。
“就目前危机的后果而言，这种至关重要的需要面临一种危险，这就是媒体要求以某种形式征用国家人力。对于目前的条件来说，普遍服役是错误的应对。首先，所需要的是大脑和机器，而不是人的数量。即使是民防领域，在其组织能够有效地吸收和使用之前，就投入大量人员，也是愚蠢的。其次，在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中‘走向极权’，这也是精神上的愚蠢。第三，引入义务兵役制，也不可能对德国有多大触动，除非是征兵。如果英国决定建造一支庞大陆军，那么很有可能刺激德国以趁早开战作为预防——德国在1914年之前就是这样想的，而英国自身却难以承受在满足其他防守需要之外还要维持一支庞大陆军的负担。
“英国必须认识到，只有靠经济压力，否则它难以赢得对德国的战争。然而，经济压力这个武器是否仍然足够有效来获得胜利，这也变得令人怀疑了。英国最好的拯救机会，看来就在于让自身成为一个嚼不动之物——把自己的努力尽可能集中于保卫那些对它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同时在政治上培育外国的牵制力量，让德国不能集中力量来对付它。
“最为重要的是，英国的抵抗力量要靠凝聚自己的民众，而这依赖于一个正确的领导。有一种过于自满的假设，认为民众就是在等着被告知去做什么：‘他们不问不疑，视死如归。’危机发生时，人民表现出服务的精神，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精神会持续下去。能否给他们一个正确的领导——一个把民众团结起来的领导，决定了这种精神能否持续下去。尽管有着危机期间出现的民众精神高度凝聚，但忽视随《慕尼黑协定》而来的深层分歧，则是不切实际的。一部分民众越是表达对这个协定的满意，与反感这个协定的人们之间的分歧，就不可避免地越是增加。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现在不再处于直接战争阴影之下的英国民众，他们对现在所采取措施的是否同意。除非民众对政策的明智和目标的正直抱有信心，否则至关重要的合作就可能得不到。如果一部分民众不承认另一部分民众的疑虑有其理由，或者是不承认目前解决方案的条件所激起的真挚情感，人们的疑虑只会更为加剧。
“过去的10年里，英国政策中有太多的征候——标志罗马帝国之‘衰亡’的征候。随着事态发展的加速，这种平行比较已经含有令人不安的意味了。如果要阻止这个过程，就必须改变态度。英国民众不能以消极的宿命论，而要以积极的信念面对今天的问题。如果说英国历史有一个区分性的特征，那就是对自由的热爱——最重要的是，对个体权利的坚持，对判断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热爱。这是英国生命力的来源。自由孕育着自尊和自立，自由的坚持，为爱国主义提供了真正基础，否则爱国主义无非动物本能或物质利益而已。这是一种值得捍卫的传统，因为它是生活的主要动力。而且，它作为爱国主义的基础，提供了将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动员的希望。只有当和平提供了自由和正义可以生长的氛围时，和平才是有价值的，而自由和正义本身则是人类进步的途径。所以，所谓的‘和平政策’就有着轻重被颠倒的错误。今天的世界，所需要的是自由观念和自由理想激发的运动，它的自然基础就在讲英语的这个世界中。民主的现代‘义勇者’，可以是一种新模式——‘凭良心办事的人们’。”
如果战争于9月到来，现在的力量平衡让双方都没什么军事获胜的前景。西边的法国会牵扯住足够多的德国军力，让它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企图落空，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力量即使只有来自俄国的空中援助，也有希望形成有效牵制，不让德国集中力量去对付法国。只要那些敌对力量尚未巩固它们对西班牙的掌控，有可能破坏法国抵抗力量的那个因素——它与非洲的联系被切断，就不会起作用。
然而，作为《慕尼黑协定》的一个后果，这种战略平衡大大恶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35—40个师，它的500架一线飞机，它的斯科达军工厂，事实上已经从力量对比表的法国一方消失，而苏台德德语区的人力和矿产资源又增加到了德国一方。法国还失去了一种不是那么明显的重要资产——使用捷克斯洛伐克空军基地的前景，这些基地距离一些德国重地很近，原本有可能让俄国轰炸机使用的。不过，即使俄国把自身分量投入到反对德国侵略的力量中，除非能够得到波兰的基地，否则它的空中力量还是必须从距离那些潜在目标600英里或更远的基地起飞。
抛弃了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着法国早先在中欧和东欧建立的联盟体系的崩溃。结果就是法国，再加上英国，被打回到有着明显弱点的“西线防御”。
对于英国公众来说，这些弱点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政府应对空袭的准备程度。众所周知，这场危机暴露了我们空军没有准备的状态，突出了与德国人相比的力量不足（参看第8章）。在重整军备的竞赛中，尽管我们的起点大大领先于德国，但现在已经远远落后了。到9月时，我们标称的空中力量也不到德国所报告力量的一半。所报告的法国空中力量，更要弱得多（参看第11章）。同样让人沮丧的，还有我们地面防守的状态。9月紧急情况发生时，可用的大炮总数，无论新旧，还没有上一代人应对无关紧要的空中威胁时所拥有的多。而且，尽管标称的大炮数量已经少得可怜，但实际数量还要远远少于这个数字，因为这些大炮有许多从军火库发出时，是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参看第9章）。
我们已经失去在军备上领先于德国的机会，这一点已很明显，但仍有可能尽量减少我们在生产飞机和大炮上的耽误带来的风险，这要靠在空袭预警指挥之下一些较简单保护措施的加快实施来做到。在这方面做到充足，要容易得多，也便宜得多。然而，9月的事情已经表明我们组织的落后，以及没有为民众准备地下避难所。由于我们在重整军备上的耽误，缺少了防御，我们的民众已经要依靠这种掩护了。虽然没有达到原本应该做到的程度，但危机之后的数月里做了很多事情来弥补这些弱点。海军和空军最先表现出步伐大大加快的迹象；进入新的一年后很久，防空部队才显示出火力强度和准备程度上的明显改进；民防措施却仍然不足。
对于地面力量平衡的改变，法国民众很自然地比英国人更快地理解了其意味。我们可能在9月派往法国的两个常规师——如果能做到装备完整的话，甚至会有5个师可用，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由他们资源中出动的30多个师比较而言，只是小小的弥补。所以，被夺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这种间接支援的法国，就急于从我们这里得到地面直接支援的承诺，所要求的支援规模远远大于迄今为止设想过的。
不过，考虑到法国陆军的机动能力，以及它北部边境的防御措施，看来德国陆军即使有了现在可以得到的力量增加，也难以得到突破屏障所必需的优势。所以，来自我们的地面增援就并不是明显的必要。然而，这个看似如此的结论，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因素是心理上的。法国人是一个具体思维的民族，难以理解他们不能看见之物的价值，从遥远的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行动上获得安心，这对他们有困难。而且，由于我们上次战争中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战略，我们就让法国人期待，如果另一场战争到来我们还会再一次给予巨大的地面力量支援，我们自己对此已经承诺了。我们想回到较为明智的做法上，受到了我们当时所创造先例的束缚。现在——自《慕尼黑协定》签订以来，出现的风险可能会对法国士气造成极大压力，超过了它可以安全承受的限度。所以，我们以有远见的节省力量来执行我们的防御政策，这样的可能性因我们政策在过去年代中的短视而受到了损害。
第二个因素在于一种新的可能性：法国力量因南边一些地方的重大牵制而削弱。它的意大利前沿和西班牙前沿虽然因自然条件而坚固，然而却很长；更长的则是它的非洲前沿，而且由于出现了海上交通被打断的新风险，它原有的调动兵力的范围也受到了影响。
“西线防守”的基础，因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预而受损。1939年年初时，佛朗哥将军带着压倒性的空军和炮火支援，压制那些弹尽粮绝的部队，一路走向胜利。最终，对于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和民众来说，不去管东部而在西部组织任何安全体系的前景正在消失，已是显而易见的。2月，与西班牙国家主义者保持着联系、关系颇好的直布罗陀总督哈灵顿（Harrington）将军披露说，在9月危机中，他得到的信息是，“佛朗哥将军曾希望保持中立，但希特勒先生告诉他，德国的轰炸机将要使用西班牙的航空站”。想来，在潜艇使用西班牙港口上，德国也提出了类似的条件。当佛朗哥对西班牙的征服完成之后，德国就不再需要麻烦地隐藏它已将西班牙视为自己计划的一个战略杠杆这个事实了。所以，在2月23日的《泰晤士报》上，它的柏林记者引用了非常权威的《汉堡新闻》（ Hamburger Fremdenblatt ）的言论，其结语是这样：“对于德国来说，英国重整军备的努力增加了西班牙的重要性，如今西班牙被视为欧洲政治未来发展的关键。人们认为，佛朗哥将军的外交政策可能足以改变力量平衡，抵消英国较为强大的武装力量。”
3月，德国进入布拉格，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给德国带来了那么多的新资产，它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些军工厂、矿山和军事装备。人们认为，这立即就让德国的重炮力量翻了一番，而重炮是摧毁现代防御的主要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的间接收获，它打掉了自己控制东南欧之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这场变局之后，是波兰和罗马尼亚面临迫在眉睫之威胁的明确迹象。领悟到“绥靖”的失败，这加快了人们对德国暴力扩张计划带来最终危险的认识。这一次，人们的反应是同样迅速了。现在是英国政府作为领导，在法国体系的废墟上重建一个集体安全的新计划。
现在正是考虑当前局势的军事因素的适当时刻，这种局势导致了政策的突然逆转。军事因素中，首要的就是德国陆军力量的增加，它现在达到了这样一个规模，如果与轴心国合起来，可以推翻任何地区性的相互保障体系。
自从纳粹政权出现后，德国陆军开始了巨大扩展，以及奢华规模的现代武器的重新装备。按照《凡尔赛和约》，德国陆军被限制为自愿入伍、长期服役的10万兵力，禁止使用飞机、坦克和重炮。德国人退出国联之前，曾在日内瓦宣称有权利将陆军扩展至30万人，编为7个师。在政治家对此争论时，这个扩展过程已经展开。德国人的目标是建立21个师。它的坦克、大炮、机关枪的制造在快速发展。通过实行六个月的劳动制度，也为征兵铺平了道路。劳动队（Labour Corps）的训练是如此直接，以至于它很快就有了鲜明的军事价值——事实上，比“褐衫队”（the Brown Shirts）更有军事价值。
接下来，1935年3月，宣布陆军征兵，随着征兵，陆军扩展至36个师。对于德国边界之外的世界来说，这个新闻令人震惊。专家们测算，这意味着一支45万人的军队——然而还是低估了，因为这个计算忽略了36个师之外的大量兵力和军事部队。1936年8月，服役时间从1年延长至2年。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弥补上次战争那些低出生率年份的影响——1915年至1919年的德国学校班级体现了这一点，但服役年限的延长增加了服役总人数。
据报告，德国陆军现在大约有39个普通步兵师，另有3个专门组建、配备特有装备的山地作战师。而且，它的装甲兵已经转型为现代“轻型师”，其机动作战能力又因创建了以坦克作为主力的“装甲师”而增强。人们相信，这两种新类型的师，德国大约各有5个。所以，加在一起，德国师的总数超过了50个。这几乎是法国数量的两倍。法国国内所知的是28个步兵师、5个骑兵装甲师——既骑马，也有机械化。
目前德国陆军和平时期的兵力估计为100万人左右。战时兵力规模要看所储备的装备数量——这些储备装备现正在生产和储存，此外还要看受过训练的后备兵力的人数。德国人正竭力抓住战后时期的余量，对那些年避过了服役的阶层进行强化训练。尽管与法国相比，就与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德国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还是缺乏规模，但其实际数量很有可能与法国差不多。一些专家观察员认为，如果战时动员，它可以实地部署大约120个师。
德国陆军扩展的这种速度和程度，自然也有弊端。战后重建陆军的冯·泽克特（von Seeckt）将军，教给德国陆军以突袭和机动的理念，他依据的是这样一个观点：现代条件下，由精锐力量组成的快速机动、快速打击的小型部队，可以战胜具备人数优势的老式大规模部队。然而，“质量型”专业化部队的观念，并没有真正牢固扎根，希特勒上台又给了德国陆军一个机会，重返原来的“看重数量”。纳粹运动本身的性质，使得这种重返几乎不可避免。毫无疑问，许多正规军军官都担心，那些毫无纪律的褐衫狂热分子，对自己精心训练的部队会有稀释效应，更忧虑于褐衫领袖要求在新的国家军队中分享指挥权。新政权对陆军增长和军事观念的所有支持，这些正规军军官都会欢迎，但不接受控制权上的分享。他们的方针有段时间占了上风，希特勒需要陆军来维持他创建出来或释放出来的东西，这也起了作用。然而，后来出现了军官中由下而上的纳粹倾向的渗透，以及顶层更强力的控制。高级军官一直抱怨，处理实际问题时，那些新军官总是依赖意识形态的耸人听闻的词语，而不是严密的逻辑思考。不过，部队的训练还是详尽周密的，而装备也比大部分法国部队更现代化——以此弥补了《凡尔赛和约》（the Versailles Treaty）的限制性规定。德国陆军新的野战榴弹炮，他们的高射炮，都是高效武器。不过，这些师的一般构成及其行动，表明并未从上次战争的观念上前进多少。德国陆军的规模增加了，但看来却丢掉了对精锐和突袭的需要——泽克特在战后岁月曾经坚持过这些。
和平时期法国陆军的国内力量，是德国兵力的一半稍多。这由28个步兵师组成，其中8个是驻扎在法国的“北非师”或“殖民地师”，另有5个骑兵装甲师，其中2个是机械化师。还有1个重装甲师正在组建，这是为了阻止敌人对马其诺防线的突破，加强那里的反击力量。如果战时动员，法国人可以在战场上部署一个由20个预备役师组成的第二梯队；然而，能否形成装备良好的第三梯队，就不一定了。总之，这意味着法国陆军的数量是50到70个师之间，相比之下，德国则有超过100个师，有可能高达120个师。
如果现在法国如同德国一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力量集中于法德边界，德国的优势就不足以将法国置于危险状态。法国有防守上的优势，而德国仍然不具备3∶1的力量优势。然而，也要考虑到一个情况：法国的防守因近来南部边界的事态发展而复杂化了。
首先是意大利的态度。意大利陆军由34个普通步兵师和5个山地师构成。另外，据说它还有1个装甲师、3个机动师和2个摩托化师，总计45个师。如果战时动员，这个数字很可能会翻倍。这个数字加上德国人的，德意兵力总数可能达到210个师。
除此之外，无论对佛朗哥的中立抱什么希望，忽略考虑他军队的潜在力量都是不明智的。任何坚实的战略思考，都必须依据事实，而不是依据希望。另一方面，长枪党计划将西班牙发展成一个军事大国，推行积极的帝国主义政策，这需要时间来完成，尤其是考虑到内战造成的国力耗尽后果，就更是如此。所以，当下的危险更在于它那种不友好的中立态度，这可能会秘密地允许和帮助轴心国，让它们在攻击同盟国海上通道时使用西班牙的海军和空军基地。
不过，法国的陆地防守，因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势形成的某些战略因素而得到帮助，风险降低了。由于高山阻挡，意大利入侵的可能性很小。当大量军队试图通过山间狭路时，会是空中打击最为有效的目标。在西班牙边界也是如此，比利牛斯山形成了同样的保护。然而，法国将不得不分出超过上次战争的大比例军力，以保护它的南部边界，这个事实仍然存在。
随着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的明确，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联结恢复了，但这对法国的安全却有着双刃剑效应。一方面，这重新形成了不利于德国在西部集中力量的牵制，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法国都不会面对足以危及它保卫边界不受侵犯的优势地面力量。另一方面，这又恢复了一种风险，想让法国陆军帮助盟友，去进攻自齐格菲防线（the Siegfried Line）建立以来就更为坚固的德国边界，就必须承受这种风险。
就人力计算而言，波兰的资产是超过捷克斯洛伐克的。的确，波兰每年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人口，比法国本身的适龄人口都多——波兰超过了30万，法国为25万。不过，波兰目前的财政拮据，使得它只能利用这个总数的一半左右。它的装备也大大低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水平，它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也较为尴尬。与此同时，波兰的军事观念一方面不同凡俗，对机动的强调超过了西欧的主流观念，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种乐观，这种乐观有着特殊地形条件的支持，但也引发了一种怀疑：它的领导人是否如同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那样“脚踏实地”？——比起欧洲的大部分军事高层来，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的求实冷静让人印象深刻。
和平时期的波兰陆军，在数量上与法国人相当，有30个步兵师、2个山地师、另有相当于5个骑兵师的力量。如果战时动员，师的数量可能会翻倍，但波兰有限的工业能力限制了它人力资源的利用。它军事结构和军事理念的一个特点，就是骑兵占的比重很大，它由1个师和12个独立旅组成。比起大多数人来，波兰军人更快地认识到较小的旅更具机动性，超过了由来已久的师。维持如此之大的骑兵力量，部分原因是因为波兰的汽车工业弱小，但马匹充裕，有将近400万匹马适合军用。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密布森林、湖泊和沼泽地，好的道路相对较少。然而，让事情变得对自己有利，这种倾向也让波兰人对自己骑兵的作用估计过高，超过了合理的程度——面对现代机关枪，骑兵是非常脆弱的。骑兵冲锋的画面，甚至以英勇的骑兵突击而获得战略决胜，这在波兰人的军事头脑中相当突出，其进攻精神远较其物质依托强大。
波兰的边界很长，绵延近3500英里，相比之下，防守兵力的比例就低，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建构一个安全防御体系的困难，所以它就很想以进攻的方式来寻求安全。然而，面对自己邻国拥有现代武器这个严峻事实，这样做是难以奏效的，那些英勇的骑兵很容易被引入灾难。如果波兰人不搞骑兵冲锋，谨慎行动，使用他们的自行车，在受到威胁的区域快速散开，形成一个轻机枪网络，构成火力陷阱，效果会好得多，而地形也有助于阻碍甚至于缚住敌人的进攻。波兰的公路系统和桥梁，也幸运地不适宜于承载入侵敌方军队重装备的重量。不过，波兰自己的进攻前景，看来依赖于自己与一个强力邻国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但即使有这种联合行动，也不要期待会有十分惊人的战果，除非是在空中行动的范围。波兰空军打击的实际效果，能不能超过600挺机关枪的效果，这值得怀疑，他们飞机装载炸弹的数量并不大，而炸弹的储备也必然有限。然而，作为俄国的一个共同行动者，作为俄国庞大的轰炸机力量的作战基地，波兰将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作用的因素。德国的许多重地都在波兰近距离打击的范围内，柏林自身距离波兰边界就只有100英里。
尽管俄国军队的庞大规模众所周知，但遮盖它的神秘面纱却让人们难以获得必要的数据，也就无法勾勒出基本细节的清晰图画或俄军能力的准确判断。关于和平时期的红军力量，最新官方数字是130万人，也有估计数字认为实际总数超过了150万人。受过训练的后备役人员估计为1100万。在和平时期的架构中，看来有100个左右的步兵师，34个骑兵装甲师，还有10个摩托化师作为前沿覆盖力量。坦克的规模多半是所有军队中最大的，据称有8000辆。它们组成了20个以上的坦克旅，另外还有配属给步兵的坦克营，据说一个步兵师配一个坦克营。至少是在最近之前，俄国坦克类型在整体上优于欧洲其他国家。就步兵装备而言，俄国步兵拥有一种轻机枪，其性能优于西班牙战争中双方使用过的许多国家的不同型号轻机枪。不过，俄军的重机枪过于沉重，他们的步枪以及部分火炮，也都即将过时——如果不是已经过时的话。
俄国空军的一线力量，估计为4200架飞机左右，包括1200架战斗机，800架攻击地面部队的俯冲战斗机，700架轰炸机，其中许多有很大的飞行半径。俄国的飞机生产，估计是接近每个月500架，这比除德国之外任何国家去年的产量都要高，但据说只有现在英国飞机工厂所达生产水平的一半。正在服役的各型飞机，大部分的飞行速度，尤其是巨大的四引擎轰炸机，比起西欧各国空军现在开始使用的飞机来，要慢不少。不过，俄国人已经在过去显示出能力，能够生产出一个发展时期内欧洲同类飞机和坦克中最好的产品，他们现在多半还能做到。到目前为止，各国空中力量的质量优势总是暂时的成就，各个国家都达到一个高峰，然后看着其他国家的新设计投入生产，在一段时间内超过它。
关于苏联军力的“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是它的效率受到1937年清洗的多大影响？这个问题很难有确切的回答，即使是那些最可能作出判断的人也是如此。在任何军队中，纪律往往会掩盖裂痕，直到战争的考验来临。一个处于极权惩戒下的国家，其军队的真相就更难发现了。不过，至少可以说，1936年有许多证据表明，比起沙皇军队曾有过的水平来，红军更具效率，装备更好。尽管有理由假定大清洗在一段时间内损害了红军的效率，但红军的体制却有一种效果：对一支西欧军队是致命的东西，对红军却未必比麻疹感染更严重。有迹象表明，它现在至少是处在恢复之中。
尽管苏联通常是防守比进攻要可怕得多，而且它近来的政策也明显是非进攻性的，但它目前的军事理论却饱浸着进攻精神。红军的官方学说，有许多读来如同苏沃洛夫（Suvorov）被译成了现代术语。
如果不是因为俄国军备的明显进步已被战争条件的变化超越，那么这种进攻学说将比过去半个世纪中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实际理由。尽管考虑到与西部相比，东部有大得多的施展余地，但红军的学说中看来仍存在一个大的假设：“降低防御力量的现代技术手段（尤其是大规模使用的坦克、火炮、飞机和机械化作战单位），使得有可能组织起对敌方防御阵地整个长度的同时进攻，隔绝它，完全包围它，最终摧毁它。”然而，面对德国这样的敌人——它也有这些现代武器且数量巨大，这种战略观念可能就会发现包含了太多一厢情愿的想象。
这样一些观念，希望可以与一种认识相伴随，这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言“现实中的修正”。如果不这样，在发生战争时，这些观念就可能如同1914年的那些观念一样，对攻击者的危险超过了对其对手的危险。这类观念对法国陆军也形成了严重的风险，任何信奉它们的英国军队也是一样。受此影响，它们可能冲动地让法国人在西线发动一场同时的进攻，然而，面对更为强大、长度也更短的防御阵地，这样的进攻有可能遭遇到灾难性的被击退。由于这个原因，对于政治家来说，尽管参谋人员谈论的进攻倾向为人渴望，但对之要抱有警惕，这才是明智的。在集体安全的组织上，我们必须谨慎，确保战争中维持集体安全的方式不出现集体性一厢情愿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