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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顾从前发生的事情时，人们很容易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们，而不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一种倾向，会误导判断。“今天的印象”往往不仅遮蔽过去，而且扭曲过去。所以，也不仅仅是作为对我自己印象的核对，本章就以《慕尼黑协定》之前那一年各个阶段写下的笔记构成。
首先是一篇关于“欧洲军事局势”的论文，我于1937年12月初提交给参谋学院。
“欧洲今天的政治局势围绕着所谓的柏林—罗马轴心。军事局势则可以说围绕着两个轴心，一个是战略性的，一个是战术性的。要让它们的性质较为清晰，可以将它们与一辆汽车的两根车轴进行比照。汽车前进的方向，取决于前轴；汽车是否行走——汽车能不能开动，取决于后轴。
“前轴，或者说战略之轴，看来与法国边境的局势相一致。法国本身是不是一个可能的攻击目标？或者说任何攻击都会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依赖于后轴——行动、前进的力量，依赖于进攻能够得到的打破现代防御手段所形成之抵抗的力量。
“讨论不同的国家以及它们可以做什么，以此来浏览欧洲局势，这可能是一种颇为有趣的途径，然而，更好的却是首先处理一个基本问题，它是任何地方任何行动之可能性的基础。这个基本问题或许可以概括为‘它们不能做什么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进攻的问题。
“和平时期，各国准备军力主要是为了战争开始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把我们对会出现什么情况的假设，放在上次战争结束时的主导条件上，就是谬误的。当时是德国军队被饥饿和弹药短缺折磨——这两者都因我们的封锁而起，德国人因自己的攻势起不到任何决定作用而沮丧，前因后果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国内的道德崩溃。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到，在1918年10月底，英军总司令也承认：‘德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崩溃。最后几周中，它的军队撤离了战斗，秩序井然。’的确，停战把盟国从供应问题中解救出来，也把德国从抵抗问题中解救出来。盟国得到了几周时间，能够重新组织自己的‘尾巴’，足以发动对莱茵河的‘和平进军’。
“所以，进行考察，上次战争结束时的条件并不支持对进攻力量的坚信，哪怕是处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下，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如此。它们与另一场战争开始时的条件没有关系。
“德国1914年进攻开始时的成功——直至它在马恩河的溃败，对于另一场战争开始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并不是一个靠谱的指导。1914—1918年的主要阻击武器——机关枪，开始时在战场上的数量很少，而今天使用的其他主要武器，绝大多数当时都不存在。要从经验中获取可靠证据，最管用的是关注那场战争的‘中后期’性质——到了中后期，武器的发展较为成熟了，哪怕不是在程度上，在种类上也最接近于今天的军备状态。
“在这一阶段，最为成功的进攻——是就其直接效果而言，不是讲最终效果（最终效果对攻击一方是毁灭性的），就是1918年3月德国人的进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大雾的意外帮助。西线每一次取得任何成功的进攻，几乎都有雾，这一点很重要。很是奇怪，在官方的军事研究中，这样一个基本因素从未引起过注意。雾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敌方的机关枪变得盲目。然而，军事政策不能依赖这样的偶然性。一种可能的替代物就是大量制造人工烟雾。不过，过于依赖它也不明智，要防止这个优势被能够驱散或穿透烟雾的新手段克服。另一种可能的替代手段就是用黑夜来掩护进攻，但防守者也会发现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把黑夜变成白昼。即使有雾和新的进攻技术的帮助，德国人也仍然需要在力量上占很大优势，才能让进攻奏效——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在他们的资源允许他们发动进攻的那60英里前线上，他们数量上的优势几乎达到了3∶1。顺便提一句，可以补充的是：我们自己官方历史的结论也认为，‘冲突双方在技术、决心和勇气上为同等状态，数量要达到3∶1，才能决定性地扭转局面’。
“我们也要考虑上次战争以来的技术发展。1914—1918年，机关枪在阻止进攻上起到了最大的作用。现在，所有军队中，配备轻重机关枪的比例都大大提高了。坦克得到了改进，数量也增加了，但反坦克武器的发展更为迅速，而且更为便宜，可以更快地增加。机械化和摩托化加快了进军，但这对防守的帮助更大——任何受到威胁的地点，都可以快速送去机关枪和反坦克炮。空中行动可以阻碍敌方后备部队的到达，但只要守方在空中力量上哪怕是相等，它阻挡进攻者就较为容易，因为进攻者要想将开始时的成功持续下去，就需要更多的后备部队，也就提供了空中打击的更大目标。瓜达拉哈拉的‘佛朗哥—意大利大进攻’的溃败，就是近年来的一个例子。
“总之，进攻的问题涉及双方力量性质和数量的关系，涉及它们的空间密度。进攻要有足够的把握，看来就需要接近于3比1的优势。否则就很容易形成僵局。当然，这个优势不再是单纯人数上的，而是“火力单位”上的。如同意大利人在阿比西尼亚表现出来的那样，也如同日本人不那么明显地在中国表现出来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对付装备低劣的军队，优势已是前所未有之大。
“然而，所有大国的力量，以及欧洲大多数较小国家的力量，在武器装备上却是差别不大，所以它们的火力单位是较为接近的。因此，如果它们陷入彼此争斗，要打破僵局的话，看来至少就需要我上面所说的那种力量对比优势。
“如果某个国家能够生产出新的手段，让所有敌手都瘫痪，上述推论就要改变，不过现在尚无必要担心会出现这种完全的技术创新。同样，如果空间的力量密度让进攻者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以通过对防守者后方形成威胁并维持下去，从而改变力量的有效对比，那么，它所需要的力量优势就不必这么大了。但即使这样，机械化和空中速度也大大地缩小了空间，这样的调动更为困难了，也更容易受挫了。
“现在，我们从军事局势的战术之轴转向它的战略之轴。对此进行考察，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中心开始，朝外展开。
“中心就是法德边界。对于那些担心德国想要突破边界的人来说，不妨回忆一下1879年时老毛奇曾经得出一个结论，认为随着法国防御工事的发展，想在西部尝试进攻已经不现实了。10年之后，他的继任者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德国一方的瓦德西（Waldersee）被施里芬（Schlieffen）取代后，这个结论更新了。施里芬让政策为战略服务，决定以打破比利时中立地位的方式来绕开军事障碍。
“这个计划在1914年获得了成功——虽然只到马恩河为止。如果不是法国人耗费自身力量，愚蠢地发动了一场突破德国边界，然而却忽略了向比利时增援的灾难性进攻，德国人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于是，德国人得以从一个原本他们会被阻止的瓶颈里冒了出来。
“今天，德国对法国边界的进攻会遇到莱茵河和马其诺防线的阻挡，法国人的抵挡力量因有了机械化的快速增援而得到加强。想通过比利时再来一次侧进，不仅需要克服防御的现代优势，而且要跨越一系列水面，对于主要依赖快速行进之机会的机械化部队来说，这些是很大的障碍。穿越瑞士的迂回，也要克服更多的障碍，瑞士的防守比起1914年来准备得更好，调动起来更快。
“如果我们相信德国参谋部能够意识到现实，那么德国在西部认真发动攻势的可能性就更可怀疑了。就我对德国陆军元帅冯·布隆贝尔格（von Blomberg）的了解而言，他远比绝大多数欧洲军事首领早得多地清醒认识到了防御的优势。而且，即使德国军队的主体可以集中于西部，但仍然远远达不到3比1的优势，除非法国军力被抽走一大部分。
“在讨论这种可能性之前，不妨先来考察一下德国其他的进攻可能性。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明显目标。如果德国人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它，靠着兵力调动的空间，就可能接近于达到所需要的优势。然而，如通常人们想的那样，低估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能力，这是不明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训练有素，看来也有大量的新式装备。在很大程度上这要看德国是否敢于充分利用自己的回旋余地，打掉位于捷克斯洛伐克腰部的奥得河防线，形成切断这个国家、包抄波希米亚防线的威胁。形成这样一条进攻线，德国力量就将把自己的西里亚西（Silesian）补给线暴露给了一种潜在的致命打击，这来自波兰。德国人是否敢于冒这个险，这值得怀疑，除非能够确保波兰的协助，至少是波兰仁慈的中立。直接进攻布拉格，会是一个慢得多的过程。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所需要的快速，从而也更有价值的空中援助，俄国可能负担得起。然而，任何地面增援的可能性，却依赖于捷克斯洛伐克那些邻国的默许，尤其是那些领土交织的国家。在今天的政治局势中，很难想象波兰会允许俄国军队从它境内通过，想要强行通过的任何企图，结果多半是俄国军队被阻止，而不是给捷克斯洛伐克带去救援。罗马尼亚的同意，以及它自身提供帮助，都是很值得怀疑的。哪怕近来这些趋势反转，罗马尼亚变得愿意提供帮助，或者是允许俄国派出救援，要取得实际成效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匈牙利的态度。罗马尼亚和俄国增援与补给抵达捷克斯洛伐克的那条铁路——那条单线，大约有50英里是沿着匈牙利边境。所以，它很容易被截断。捷克斯洛伐克人近来采取措施以避免这种风险，在更远的北边建造供汽车用的公路，不像铁路那样暴露给匈牙利人。罗塞尼亚（Ruthenia）
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条地理和战略上的走廊。它本身可以安全地挡住匈牙利军队，但如果德国军队可以使用匈牙利的公路和铁路来进行这个方向的打击，那么就很难守住了。
“除了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寻找帮助的主要来源是在西边。虽然不应低估法国所作承诺以及近来重申的政治重要性，但有必要考虑到完成这些承诺过程中的那些军事困难。不仅是地理上的分隔阻止了直接救援，而且，面对攻击时任何地方都会遇到的战术障碍，也会限制间接帮助的价值。如果说，对德国人而言，西部的进攻将是一场没有希望的冒险，那么，对于法国来讲，前景也好不了多少。我设想德国人对此会最为喜欢——作为一个设下陷阱的机会，造成一场灾难，这会超过法国1914年遭受过的灾难。法国人通过进攻的威胁，再加上空中的骚扰行动，也可以提供同样多的帮助，但风险较小。只要这种威胁悬在德国人头上，他们就不得不在莱茵兰（the Rheinland）保留大量部队。不过，在使法国人遭受重大挫败之后，他们可以将这些部队释放出去一部分。
“不幸的是，法国的防守问题近来又因南方边境的发展而复杂了。我不太关心意大利入侵的可能性。自然障碍极大，尤其是当大批部队在山区狭谷挤成一团时，空中反击会找到它最为奏效的目标。不过，意大利的这种威胁会迫使法国维持最低限度的必要军力来预防它，由于边境的长度，这个最低限度也会达到相当大的军力程度。同样的思考，也可用于佛朗哥主义的西班牙造成威胁这种新的可能性之上。即使放在这里的最低限度的力量只需较少部队，但必须提供两支军队的这个事实却不能改变。
“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现在在使用自己可用兵力上遇到的障碍。在地中海地区，意大利的存在，已是它潜在的敌人而非盟友。利比亚的意大利部队，是对埃及的威胁，或者说更为可能的是威胁突尼斯。在埃及和突尼斯，都需要有足够的军力来对付这支力量——很难说它会冲向哪个国家。西属摩洛哥，也出现了导致可用于法国本土的法国非洲力量新的分散的可能性。而且，还有新的怀疑：即使这些军力可以抽调出来，但能不能带到法国去呢？它们的运送，如同我们自己穿越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运输一样，都潜在地受到意大利海上和空中力量的威胁。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威胁可以用英国舰队和法国舰队的联合，加上它们的飞机资源来遏制。然而，如果西班牙被一个与意大利结盟的政权控制，哪怕仅仅是战术上有利于意大利，这种遏制的可能性也会变得很小了。佛朗哥曾保证西班牙不会将领土割让给意大利或德国，以换取英法在当前战争中的帮助。对此，没有必要怀疑。然而，单是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the Balearics）或大陆上那些海军和空军基地让德意得以利用，就非常危险。如果来自大陆的炮火，尤其是机动炮兵威胁到直布罗陀的锚地，局势就会变得更为糟糕。如果我们让自己对西班牙冲突中某一方或许会有的同情，遮蔽了我们的眼睛，看不到那些危及英帝国和法国的战略危险，那就是愚蠢的。无疑，这就是主要危险所在，而且还可能发展。
“最后，我来谈谈欧洲目前军事形势对我们自己军事政策的影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军事政策仍然由1914年的观念来支配，也就是把我们的地面力量派往法国。这种地面力量仍然以1914年的模式来组建：4个步兵师和1个机动师。然而，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后轴’——也就是防守的优势，派出这支力量渡过英吉利海峡，参与法国的进攻，就很愚蠢了。这是在不可能之事上的浪费。研究‘后轴’也会发现，在维持法国边界的完整性上，是否需要我们那点小小的贡献，也值得怀疑。
“相比之下，在大英帝国的防御上，我们的军队有着清晰得多的用武之地，也就是去加强我们在海外领地正常维持的最低限度的驻防部队。印度可能被保障过度了，尽管情况已经有了巨大改变，部队的机动性也已增加，但那里的驻防部队仍然几乎与印度叛乱（the Indian Mutiny）之后一样多。然而，我们的其他海外领地却是保障不足。由于托管或其他途径，我们海外领地增加很多，但驻防部队却没有相应比例的增加。现在，一些新的风险出现了。除了我们在直布罗陀和马耳他的海军基地受到的威胁，我们还要考虑来自意大利从占领的利比亚向埃及进攻，来自意大利从占领的东非向苏丹、索马里兰和肯尼亚进攻的可能性，还有巴勒斯坦、伊拉克和也门出现麻烦，甚至是更为糟糕的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朝更远的东方看，我们在香港和新加坡的驻防部队也遇到了新的风险。英帝国现处在痛苦之中，承受着被双向拉伸的痛苦。
“想要充分地保卫这些领地，我们需要大得多的力量，远远超过了现在陆军所能提供的，或者说超过了在不危及我们海上和空中基本优势的前提下可以做到的。在危险地点最多的中东，如果用规模适宜、机动性强的机械化部队替代目前这种笨重的步兵部队，驻兵的需要可以减少。然而，即使我们用机械化部队与步兵的新比例，在国内重建了可以派往海外的远征部队，如果能从其中抽取一部分派到法国，那也是侥幸了。这样一部分，如果用现在的模式来组织的话，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过，一两个机械化师的增援却可以大大增加法国用来机动防御和反击的资源，所以，就可以让法国较为从容地对付敌方出其不意的突袭。
“总之，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军事政策一直由1914年的印象来支配。于是，它就本能地集中于以一种不适宜的方式来准备我们军力的主体，用于跨过英吉利海峡的可疑应急。这样做的后果，就意味着英帝国的防守在其他地方过分弱化。面对军力重组和重新分配的急迫需要，人们一直迟疑，人们有一个辩解：这些涉及的组织变革过于庞大，无法考虑。然而，随着高层展望的改变，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期待这种需求会得到正视和满足了。”
提交了这篇论文后不久，我又向议会下院的一个委员会重申了我对局势的这种理解。我的阐述如下：
“对欧洲军事局势的这番纵览，展现了一幅暗淡的画面。它足以展示出那些和平国家业已丧失的战略优势，因迟疑于在维持集体安全上承担风险，从而招致了一个何等不安全的状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这种相互保障就会好一些，也不意味着要去恢复那个局面已经过迟。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危险局势的恶化非常明显，去帮助它的困难也在增加；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德国现在资源的不足，以及那些有可能以一场漫长斗争与德国对抗的国家所具有的天然优势。今天，在陆地作战，哪怕是面对数量多得多的敌人，只要有足够的手段在空中支援自己，一支军队也可坚守，这种技术因素也要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如果获得足够的飞机支援来满足这个条件，它就可能很长时间地独自抵抗德国人，‘内线’作战这个事实也有利于它。
“而且，捷克斯洛伐克是否会成为德国的下一个目标，这至少只是一种推测。即使从‘强权政治’（machtpolitik）的角度来看，德国的攫取以穿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而朝向黑海为目标，这对它也要有利一些。这样的进军，更多地具有政治—经济特征，而不是军事特征。以这种间接方式，德国可以‘包抄’捷克斯洛伐克，削弱它的抵抗能力。考虑到这种可能性，随之而来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是否也愿意加入，成为被利用者？这从来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前景，尤其是当主导国家对那些弱小伙伴的从属性有很强要求时，更是如此。考虑到自己面临的最终危险，这两个国家必然会计算代价，权衡加入一个中欧共同防御条约，保护它们的利益和独立的这种可能性。对于那些侵略计划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障碍，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威慑。这将足以减缓一些大国的疑虑，它们现在仍然坚守国联，以确保从一些更为强大的力量那里获得支持。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看不到今天这种或者是团结起来求生，或者是被单独吊死的必然选择，已经不再可能了。
“一旦看到共同保障有了这样的复兴，整个军事画面就会改变。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今天的军事画面与1914年的军事画面进行比较即可。尽管德国的重整军备令人印象深刻，但它的陆军还没有达到它在1914年时的条件下有过的那种强度，它的海军则更弱得多。比起1914年它与奥匈帝国结盟所获得的力量来，它靠兼并奥地利所获得的军事力量也要弱得多。如果意大利成为盟友，那么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牵制能力，或许可视为弥补了奥地利力量的减少。即使如此，这个结盟的整体力量也很难比得上1914年德奥土联盟的军事价值。
“另一方面，法国军力大致可视为与1914年时相同，但如果意大利成为敌对方，为了满足南部边境的需要，就必须朝那边派兵。就英国军力而言，它的海军比1914年时强大了；陆军则没有如此强大，但由于条件改变，不再那么需要去支援法国的防守了；空军提供了强大得多的干预手段，在战争早期可以影响其范围，这些超过了英国1914年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俄国陆军可能比1914年时强大，但它在进入德国领土上的战略困难却阻碍了它。不过，俄国巨大的空军力量不仅是一种新的手段，而且可以是一种远为强大的威胁，超过了上次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军力和牵制力量，要比1914年时塞尔维亚的力量大一些，即使是它的孤立，也没有当时的塞尔维亚那样明显。
“即使这样来计算可以投入到战略平衡上的这些力量，要对付勾勒出来的那种侵略，同当时协约国的力量相比，也不算是不利的。它们的弱处主要是战略上的，但它们现在能够受益于现代防守力量的大大增强。如果能够加上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力量，这个平衡将严重不利于侵略者的成功。如果波兰也加入这个保障体系，那就更是如此。由于波兰目前岌岌可危的处境，它也会因此大大受益。意大利参与另外一方——即使是今天，这也绝非必然，所以也就未必如此，它选择道路总是在相对的机会和前景上进行精明的计算。由于这个牵制，一场欧洲战争就变得很不确定了。避免这场战争的机会，不靠理想主义，而靠现实主义，靠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比那些宣称现实主义者表现得更为深刻。”
接下来这份纪要，我于1938年3月13日提交给陆军大臣，正是德国占领奥地利后的第二天。
“欧洲越来越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越来越是一个军事问题。不管我们说什么，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应该致力于保卫捷克斯洛伐克，那我们就是盲目的，因为法国刚刚做了这种再次保证，表明它认识到自己的军事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捷克斯洛伐克干扰德国在西部集中兵力的作用，我们再也不能冒与法国分离之险了。
“由于德国兼并了奥地利，柏林—罗马轴心在军事上得到加强的程度，很可能超过了由此引起的任何政治紧张。布伦纳山口（the Brenner）
是一处坚固的边界。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守变得困难多了。除了我们已经作出的保证，维持奥地利的完整，这是法国、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确切利益。然而，从军事上看，如果没有意大利的合作，这些国家任何一个想要帮助奥地利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处于不利因素大大增多的情况下，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必须考虑：在军事上加强捷克斯洛伐克，我们能做什么？
“不过，军事上的关键并不在捷克斯洛伐克，而在西班牙。如同我18个月来一直指出的那样，德意对西班牙的支配，对于德意在与英法的战争中成功会提供很大帮助。任何看不到佛朗哥现在取胜会导致这种支配的人，都是盲目的。从军事上说，比起德国和意大利去确保佛朗哥的胜利，由我们来阻止他取胜，这事容易得多。牌仍然在我们手中——在佛朗哥及其盟友弄到西班牙的东海岸之前，牌一直在我们手中。如果那个局面出现，我们可能就输掉了整个牌局。
“认识到一个事实——德国和意大利显然在继续违反不干预，允许西班牙政府以名义价格购买足够的物质资源来恢复力量平衡，我们就应该去防止这场牌局的致命转折。如果德国和意大利以大量增加它们早就在运送的物资来回应，在这场竞争中，比起它们来，法国和英国处在更为有利的战略位置上，因为这样德意就会把军事资源锁定在一个潜在的孤立剧场中。如果它们胆敢把自己的对手压迫至交战之点，我们就将以防守的所有优势来战斗，在战略地理位置更为有利的情况下战斗，超过了一旦西班牙被征服后我们所能期待的。基于这些理由，风险看来就小于可以预见的任何其他事件所具有的风险。”
两天之后，我又写了这份“进一步的说明”，并随后在各种公共演说中作了相应阐述：
“那些谈论防止另一场大战的人，已经落伍20个月了。20世纪的第二次大战已在1936年7月开始，它是受日本和意大利无视国联，发展出‘伪装起来的战争’的新技术，分别于中国东北和阿比西尼亚斩获之经验的鼓励而开始的。意大利用飞机直接帮助佛朗哥，德国用战舰间接帮助——运送佛朗哥的军队从非洲穿越大海前往西班牙，这些就是现在这场战争的最初行动。在这个战争剧场中，随后远东发生的事情，现在中欧正发生的事情，是战争中人们熟悉的一个阶段——主要打击之前移动位置——的现代版本。
“从现代军事观点——它们经常在这些国家的战争论文中得到表述——来看，这些事件很自然地构成了战略行动的组合。我们在英国之所以未能看出这场‘进行之中的战争’，要归咎于一个事实：我们仍然是政治性地考虑，而那些独裁国家已经是军事考虑了。
“这是战争的最便宜方式：在某个具有普遍战略重要性的小国中，只需要用你们资源的极小部分来确保你们选择支持的那一方获得成功。这个方式的确是英国传统战略的现代发展。17世纪和18世纪，在与大陆对手的争斗中，英国曾那样成功地利用过这种传统战略。‘模仿是最真诚的奉承方式’，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模仿传统战略也极严峻。
“这场‘新大战’中现在显示出来的形势，看来是敌人不需要一场战斗就将获得决定性的得分。在最为关键的方向上，我们没有作严肃的努力去阻止它。
“在这种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项目只属于大的战术方面，如果你在战略上被击败，那些都是徒劳。我们一直在冒这种风险。”
就在这同一周，我又对我们现在在地中海西部和中欧面临的问题作了新的研究，其结论以两篇较长的纪要表述出来。第一篇纪要，从我们的战略条件和西班牙政治趋势的角度，考察西班牙的外国干预问题：
“外交政策依赖于坚实的战略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所忽略的任何裂缝，都有可能在压力之下导致整个结构的崩溃。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关于政策的所有考虑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对于会影响到国家事务的战略条件，要尽可能清晰地看到。
“英国情况的关键条件是什么？每个国家都依赖食物而生存，英国主要依赖来自海外的食物。所以，只要这种不幸的条件存在，由于缺乏国内资源，海上交通的保持就是优先重要的，甚至超过了保卫我们城市免受空袭。英帝国的存留——如果这可能的话，更是依赖海上交通的保持，它把大英帝国与英国联结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处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对海上交通的持续干扰范围大大增加了，单是由于地理上的邻近，我们的安全就与法国的安全相互连接起来的原因。所以，我们的政策就要与法国的政策密切相关，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它的风险就是我们的风险。
“伊比利亚半岛的位置及其处置，对我们也同样重要。现代武器在速度和范围上的增长，尤其是飞机，使得地中海在战略上成了一条2000英里长的‘运河’——从塞得港到直布罗陀的运河。上次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地中海地区虽只有潜艇作战的小股力量——任何时候都很少超过五六艘潜艇，但这里的商业破坏率非常之高。它们之中的一艘，就获得了50万吨海运货物的总‘斩获’。德国海军史，就骄傲于地中海行动所提供的‘异乎寻常的可能性’。然而，这些行动还是潜艇从自己的国内基地出发，航行漫长距离来执行的，要穿越危险的不列颠群岛通道，在地中海地区也缺乏方便的基地，这都是一些巨大的困难，但却取得了那样的收获。
“今天，潜艇的数量已经成倍增加，新型高速鱼雷也发展出来了，飞机的飞行范围大大增加了。而且，我们现在还面对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如果意大利成了敌人，对海上交通的这些威胁就会从靠近海上通道的基地前来作战。如果西班牙也站在了相反的一方，它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都为敌人所用，情况就会更为糟糕。对于西班牙来说，靠着它的地理位置，就构成了这条‘地中海运河’的西端闸门。
“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心中有数。首先，直布罗陀作为一个海军基地是不可行的。由于海底急剧倾斜，那里的锚地狭窄，如果处在敌对的西班牙海岸炮火控制之下，我们的船只无法使用。如果有一些移动炮台被突然带到那里，就足以让它不能使用。这样，在英国与埃及亚历山大港之间，长达3000英里的距离，我们就没有自己安全的海军基地了。与这个事实相比较，次一等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船只是否能够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和驶出地中海？同样，西班牙东海岸和巴利阿里群岛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可能会为我们的敌人所用，单是这个可能性就使得维持我们的海上交通穿越地中海，甚至维持我们在地中海的力量，都变得很困难了。对于法国与其非洲殖民地的联系来说，至少也是同样的危险。
“风险还不止于这些。前往东方的另一条路要绕过好望角，如果敌方的潜艇和飞机能够从西班牙西北和西南海岸出发来作战，那么连通往英国的海上通道也会陷于危险。如果敌人使用加那利群岛，这种威胁还会延伸。所以，从战略观点看，目前争斗的政治结果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我们无关紧要之事。一个友好的西班牙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个中立的西班牙对我们至关重要。
“这样，我们对局势的战略综览就有了一个结论：以承担历史责任来控制政治方向，这是明智的。英国抱有一种希望：如果现在这场争斗以对佛朗哥将军的力量有利而结束，胜利者会驳回那些曾帮助过它的国家的要求，它在重建上的经济援助需要，会导致它回到我们的怀抱。这种希望有足够的理由吗？当我们回溯近年的西班牙历史，就会发现，很不幸，那些支持佛朗哥将军叛乱的阶级，已经在上次战争中总体展现出鲜明的亲德倾向。
“对《泰晤士报》上那些文件的研究，提供了这一点上的丰富证据。早在1914年9月24日，《泰晤士报》就记载，与共和派的媒体形成对照，‘卡洛斯派（the Carlist）
和天主教徒的报纸，很自然地倾向于德国利益，这以与自由主义殊死搏斗中的专制原则体现出来。’一年之后，《泰晤士报》注意到，许多西班牙自由派和‘所有的共和派’都同情盟国，而军方却‘显然亲德’，那些反动派别‘与我们的敌人共同奋斗’。1916年10月，它发表了一篇西班牙局势的长篇分析，由约翰·沃尔特先生署名，他注意到媒体已经成为‘德国人手中极为有效的工具’。这篇文章认为，西班牙的报纸表明‘教会、卡洛斯派和各种反动力量’欣然接受了德国资助，‘在暴力和资源上正在增长’，与此同时，即使是温和的自由派—稳健派报纸，也被‘拖入崇拜德国的潮流之中’。
“然而，激进派报纸则是‘坦率地支持英国和法国’。他提到，总体而言，‘对盟国的最强烈同情，在激进自由派、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中可以找到’。1917年秋天对于盟国至关重要，《泰晤士报》谈到了小报的盛行，有一些完全由德国人掌握，其他的也得到了教会的大力资助，‘它们一起行动，带着持续的敌意诽谤英国和英国人，展现出目的和控制上明显的一致’。
“对于一个具有历史头脑的旁观者来说，如果希望目前这场战争中从德国接受了所有这些帮助的这些派别，战后会忘恩负义地反转自己的态度，那就是走到了轻信受骗的边缘。英国政府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表现出对共和派政府的同情，但仍然难以防止一再出现的‘为赤色分子服务’的指控。早在1937年4月，凯波·德·利亚诺（Queipo de Llano）将军就在一次无线电广播中公开了他的想法。他宣称：‘我们的胜利将会确立英国的倒下。’尽管他比其他人要轻率，有些人愿意去想象他这种态度没有代表性，但仍然有许多直接证据，以及更多的反面证据，让愿意这样想象的人感觉不安。
“而且，对巩固内战胜利这个问题的战略思考，鲜明揭示出：如果赢了，除了感情和感谢的纽带，佛朗哥将军还将继续需要德国的武器和组织，以维持他的控制。控制一个国家的技术，一旦其统治建立起来，在今天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发达、更为有效，而这要依赖专门的人员和材料。佛朗哥将军看来不太能够从西班牙资源中弄到所需要的东西。哪怕他只是借用外国顾问，但历史也提醒我们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所能发挥的巨大影响——1914年，在不利情况下，它也把土耳其拉入反对我们的战争之中。
“忽视佛朗哥将军所采纳的长枪党（the Falangists）计划中某些要点的意味，这也是愚蠢的。他们这样说：‘我们有帝国的意志’，‘我们的武装力量必须足以确保西班牙……成为世界领导者，这是它应该得到的。军人的人生观将塑造西班牙的存在’。‘我们的国家将成为一部极权主义的机器。’‘每个人都要接受军事预备教育。’总之，希望一个佛朗哥主义的西班牙不变成它目前那些帮助者手中的战略杠杆，这个希望实现的可能性是相当渺茫的，而它成为这种杠杆的严重危险却是确定的。”
我3月21日的第二份纪要，想努力提出一些引导性意见，用于我们对德国威胁捷克斯洛伐克应采取何种态度，这就是从1914年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对于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侵略，我们事先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导出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对1914年7月战争的转移可能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引发人们去重新考察关于那场战争起源的文档。
“从早已确定的德国战争计划的性质，以及它故意侵犯比利时的中立来看，有一点很明显，这就是德军总参谋部对英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已有预料，但它只考虑迫在眉睫的军事风险，不因这种可能性而止步。很明显，最初构思了这个计划的施里芬伯爵，想到了一支10万人的英国远征军‘与法国并肩作战’；另一方面，在这个计划就要去执行的那些日子里，施里芬的继任者毛奇却相信英国会保持中立。这个想法与德国皇帝、首相和外交大臣都相信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相信英国会袖手旁观的倾向，因英国报界，尤其是支持政府的那些机构的调子，以及在伦敦的德国人的报道而加固。巴林（Ballin）就依据自己7月23日与格雷（Grey）和霍尔丹（Haldane）一起吃饭时的印象写了这样一篇报道。德国驻英大使利希洛斯基（Lichnowsky）也依据自己7月24日与格雷的谈话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他第二天就以一个警告——拒绝格雷的调停提议会有危险——而对此作了限制。7月26日，普鲁士的亨利亲王（Prince Henry of Prussia）报告说，在他与英国国王的交谈中，后者说‘我们将尽全力置身事外，我们将保持中立’。亨利亲王补充说，他本人‘相信英国会保持中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份报告，尽管只表明了亨利亲王的印象，但看来对德国皇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27日，奥地利政府得到自己驻德大使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传达了德国政府想保持英国‘在电线上’左右摇摆的愿望，但没有任何真想抑制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的暗示。第二天上午，奥地利皇帝签署了对塞尔维亚的开战宣言。德国政府的第一份警示信息也在这一天发往维也纳，但已经太迟了。
“7月29日，德国驻英大使利希洛斯基报告了自己与格雷的会谈，格雷在会谈中说，如果德国和法国不卷入，英国也不会干预，但又补充警告说：‘如果事态发展到我们认为英国的利益要求我们进行干预，我们会马上干预……’如果说这个警告仍然有些含糊，但它足以引发对英国中立的第一波怀疑了。德国皇帝怒斥格雷为‘卑鄙的骗子’，斥责英国国王做了‘最恶劣的欺骗’。然而，实际效果却是德国首相给维也纳发了一系列电报，劝诫奥地利人缓和对格雷调停提议的反对态度，以免奥地利人把德国拉入战争，处于不利地位。这一天晚些时候，他见了英国大使，讨价还价，想达到英国在德国与法国交战时保证中立的结果。格雷断然拒绝作出任何这样的保证，但也没有任何英国将支持法国的明确表示。——英国内阁的意见分歧很大。东部的事态当时发展太快，已经来不及拯救和平了，但英国可能进行干预的遏制效应，体现于德国皇帝在签署8月1日的总动员令时的迟疑，他还下令延迟了德国军队跨越卢森堡和法国边界的进军。对此，毛奇是这样记载的：‘这对我是巨大打击，就像什么东西打在我心脏上。’
“虽然没有一个结论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但这些证据的总体倾向却显示了一种强烈的可能性：英国意图的清晰表达——如果它可以做到的话，会以推动德国政府及时约束奥地利的方式而阻止那场战争。冯·提尔皮茨（von Tirpitz）海军元帅的回忆录中表达了这个观点：‘格雷原本可以维持住和平，如果他让德国首相贝特曼（Bethmann）及时明白在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冲突蔓延时英国会是什么态度的话。格雷的沉默强化了柏林主战派的态度。’奥地利大使7月27日给维也纳写了一封信，由于信中的话是事件发生之前而非之后所写，就更富有意味。这封信传达了德国政府的观点：‘最为重要的就是：目前时刻，英国不能与俄国和法国联合起来。’
“由这些证据而来的普遍印象就是：德国人显然关注于防止我们马上加入到反对他们的战争中，同时又准备看到我们在后面的阶段被拉入。他们指望，到了那个时候，自己已经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占领如此深入的地盘，不仅对法国人有了决定性的优势，而且处于一个能够使我们有效干预的能力失效的位置。
“这个结论对今天的问题有明确的影响。在战争的头几天，由于行动的加速，这个问题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法国已经承诺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它觉得在东部有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力量的牵制，不让德国力量集中到西部，这对法国至关重要。从实际层面看，我们的安全与法国的安全息息相关。就空中力量至关重要的平衡而言，空中战斗的头几天可能非常关键。基于这一点，我们能承受这样一种风险吗？在法国的空中力量可能被打瘫，它的军事工业被粉碎之时，绑住我们的手——或者说我们的空中力量？”
尽管有许多讨论，5月的德—捷危机也给出了明确无误的警告，但就英国在德国试图用武力达到要求的这个事件中的态度而言，英国还是没有得出应有的结论。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等待事情的发展，希望出现最好的结果。如同那些没有澄清自己对这个问题之态度的人一样，也没有明确表达的英国态度传递给德国，或者是传递给那些在抵制武力解决上可能合作的国家。所以，几个月的时间被浪费了，而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紧张在加剧。即使是在朗西曼（Runciman）使团被派往布拉格，到那里去扮演拔河比赛中间那块手帕的角色之前，德国外交官们就已经对伦敦的有影响部门清楚表明：任何解决方案，如果不能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力量瘫痪，从而扫清通往巴尔干半岛的道路，德国就不会满意。
9月初，局势到了紧要关头，几个方面的人士问我在军事上对局势怎样看，于是我写了下面这篇文章。
“如果德国通过它现在拥有的奥地利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它就有了一个从维也纳方向朝北打击捷克斯洛伐克腹部的机会，也就是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与布尔诺（Brno）之间的摩拉维亚人地区。这是它进军最有威胁的方向。在这一区域，战争头几天获得的进展，有可能对整个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在这个打击取得决定性的深入突破之前阻止它，军力就能够在其他地方建立起持久的抵抗，只要它没有完全丧失天空就可以，而这个条件非常依赖于俄国空中支援的速度和范围。
“似乎有一个有道理的可能性：在战争第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德国的进军在占领边界地带大片区域上会成功，苏台德德语区就在这里，然而，当它最初的势头耗尽之后，它后面的进展就会慢了。
“有一个观点是内含谬误的：由于苏台德德语区本有叛意，它就是军事上的一个不利因素，如果放弃了它，捷克斯洛伐克会变得较强一些。这不仅将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放弃自己天然的战略前沿，而且损失了一个宝贵的缓冲之地。
“在边界地区完成了它作为缓冲区的作用之后，捷克阻挡德国进军的能力将受制于波兰和匈牙利能否保持中立这个条件。在部分程度上，这两个国家的态度由小协约国（the Little Entente）中另外两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态度来决定
，但更多地由英国的态度来决定。
“除非德国人能够集中自己的主要军力，否则，能否征服作为一个整体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值得怀疑的。然而，除非法国‘中立’了，不然德国人集中军力就很难实现。
“不过，由于现代战争中防守的力量，要用任何直接行动把德国人从战争早期阶段占领的边界地区赶出去，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他们总体被打败，这些地区才可能被放弃。
“通过在西部牵制大量德国兵力，法国军队可以帮到捷克斯洛伐克，它们可以用具有进攻‘证明’性质的有限行动，来强调这种进攻的威胁。不过，法国要让德国力量有任何真正的失败，这是不大可能的。
“法国空军力量弱于德国，所以法国人用空袭德国内陆的办法来施加压力，在军事上是不明智的——基于人性的愚蠢而为是另一回事。即使有英国空军的援助，也难以提供足够大的平衡，难以在军事上证明这种行动方式的可行。我们自己在防空火力上的缺陷，以及我们许多组织在空防和平民防空预防措施上的低效，也是不能去这样做的又一个原因。
“俄国空军及早和足够的干预、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基地来作战，对于能够进行长期抵抗的机会而言，看来是一个根本因素。然而，俄国军队介入的价值，更令人怀疑。由罗马尼亚直接增援军队，这会很慢，效果也有限。最有效的帮助方式，或许是进攻东普鲁士的间接方式——假设允许通过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话。
“至于最终的问题，除非德国人在军事上被根本击败，否则，将他们从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带占领的任何地方驱逐出去就不太可能。即使法国、英国和俄国的整个军事力量加在一起来对付它，这种根本击败也不大可能，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地面进攻成功的解决方案。战争可能要持续数年，付出了努力却没有展现出适当的结果。
“迫使德国放弃它占领的地方，最大的希望在于它普遍经济压力的增长，在道德上对它进行孤立，也会起到增强压力的作用。
“由于美国强烈的反纳粹态度，那么多邻国对德国感到担忧，以及与1914年相比德国自身的经济劣势，比起上次战争来，经济压力就更容易利用，效果也会更大。
“一场持久战——无论如何，战争的持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带来的普遍损害可以做到最小化。将对德国的军事行动限定于挫败它的进攻——至少是在那些早期阶段，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这种战略，除了节省力量的明智外，对于造成德国部队和德国民众的士气低落也最起作用，因为进攻接二连三的失败最能削弱战斗意志。道德压力，也能极大增加经济压力的效果，如果我们能做到不去轰炸平民或不进行有计划的入侵，就更是这样。”
面对一场欧洲战争的可能性，英国因在战争开始阶段对付空中进攻的准备不足而受限，但德国由于维持长期作战的资源较少，更有着根本上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