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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应该坚定地控制战略，但政策本身依赖于坚实的战略基础。所以，当人们讨论外交政策的种种问题时，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而言，尽可能清晰地理解潜在的军事条件，这至关重要。
今天，基本的军事条件是什么？第一，是与人力相对的机械力量正在增加的价值。第二，由第一点而来，是战争能力的衡量越来越依赖工业力量和经济资源。第三，则是防守对进攻的优势正在增加。
从滑铁卢到上次大战，人力的理论一直支配着军事头脑。这个怪物是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产物，将其带入军事世界的助产士是普鲁士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此人渊深难测。可惜的是，在他的思想仍处于孕育发展之时，他就去世了，那些论文留在密封包中，伴有一条意味深长的提示：“如果这项工作因我的死亡而中断，那么人们发现的东西，就只能称为一堆不成形的概念……它们会引来无穷无尽的迷思。”事实也正是这样。
19世纪40年代的民主浪潮，促进了这种人力理论的成长。对于民主头脑来说，全民武装的观念很有吸引力。其他一些也同样短视的头脑，很快就来利用它。对于当时的现实而言，服役平等是一种好用的替代品。1866年和1870年普鲁士人的胜利，被世界视为这种理论真理性的证明。所以，不仅俾斯麦和毛奇（Moltke）被蒙骗了，而且他们的那些外国崇拜者也是如此。克劳塞维茨那些“不成形的概念”被解说为一些公式，固定于欧洲头脑中。不仅是在被击败的法国，其他各个地方的军人都把它们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来宣扬，不懂战争的一代政治家也谦恭地接受了它们。于是，后果——三重的后果就是：避免战争更为困难，成功地进行战争更为困难，除耗尽之外用其他方式来结束战争更为困难。
拿破仑的力量在一些毁灭性的努力中耗尽，结果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击败，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无疑受到这场战役中他自身角色的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则是他那个时代武器和军队装备缺乏任何重要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技术上的停滞可能就导致他的那个断言——一个处在技术时代入口处发出的断言：“兵力优势每天都变得更具决定性。”（superiority in numbers is becoming every day more decisive）看到这个信条维持了一个世纪——这个世纪中的技术发明正是一种革命性的武器，这种固执就更令人吃惊了。这个信条的魔力是如此强大，于是军人们以自己一厢情愿期待武器发挥作用的方式来解释武器发展的意义。如同这个信条本身的持续一样，它不可动摇的控制，以及它的灾难性后果，它就成了一个愿望满足（wish-fulfillment）
的最好例证。即使是在他那个武器低效的时代，克劳塞维茨也曾承认，防守是更有力的行动方式。然而，半个世纪之后，他的普鲁士同行、《全民武装》（
The Nation in Arms
）一书的作者冯·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却宣称：“认为防守具有更大力量的看法……是一种纯粹的错觉。”在接下来的一代人中，他那位著名的法国弟子福熙——此人奠定了1914年之前法国的军事头脑，并通过与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的友谊而对英国人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则是预言：“武器上的任何改进，注定要强化进攻。”
然而，任何时候，武器的发展都倾向于强化防守而牺牲进攻，美国内战是如此，德法战争是如此，南非战争也是如此。在作战的军人中，这已经是一种共识，而那些后来在官方学校中讲授这些战争“教训”的参谋人员却忽视它。一些不循规蹈矩的团级军官，比如德国的霍尼格上尉（Captain Hoenig）和法国的马耶尔上尉（Captain Mayer），敢于指出这些战争的真相，擦掉“官方”历史的虚饰。一些不必考虑职业利益的平民研究者，研究这些战争，其结果也支持他们。总参谋部忽视这些警告，他们这些人被抵制，总参谋部把自己一厢情愿的进攻所向无敌的想法掺杂进来。然而，1914年至1918年，人力理论遇到了最为严峻的考验，机械工业的发展将这种理论的谬误暴露出来，拿破仑那句名言“起作用的是某个人，而不是众人”（it is the man who counts, not men）获得了新的意义：机关枪后的一个熟练士兵，胜过20个，有时是100个，有时甚至是1000个——想用刺刀来冲击他的士兵。冲击者的队列越是密集，机关枪的收获就越丰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将人力理论的谬误显示得最为清晰的，竟然是克劳塞维茨过去的同事——那些俄国人在与德国军队相遇之时，德国的兵力要少得多，但俄国人却是一再被击败。正是通过武器威力的优越，德国人才能够击退俄国人在数量上所说的压倒优势。
在西线，双方的武器差别不大，各自的精华部队都被摧毁，形成了僵局，直至双方的统帅部开始去读懂战壕中写下的文字：面对现代火力，人数众多拼写出来的只是被屠杀。然而，统帅部还是认为，自己的错误无非是轻视了所需要的火力支持的数量，仍然坚信人力理论，只是用一种不同的公式来解说它——“炮兵去征服，步兵去占领”。按照这个公式，它们尝试采用密集炮轰的方式，然而成果有限。这些巨量炮轰有可能让敌方防御工事被打断，但却不能突破它们。这种密集炮火的笨重，以及它所需要的复杂安排，使它成为一种令人绝望的迟钝方式。炮火把地面深犁了一遍，又对它原本是要去协助的进攻造成了新的障碍。步兵沦为仅仅是密集炮火跟随者的角色，但他们的损失并没有减少。对机械力量重要性的早期认识，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使得人力节省有了可能。在人与武器的比率上，没有出现大幅度的重新调整，结果就是大量步兵继续被推向前去，待在前方，被敌方的大量炮火炸成肉泥。
后来，人们又尝试了另外一种较有希望的方式，这首先是英国人来做的：让冲在前面的进攻者可以防弹，一种装甲的战斗车辆出现在战场上。这些早期坦克行动缓慢，不比人的步行快多少。即使如此，在统帅部学会了避免去误用它们之后，它们就铺平了更深入和更迅速的进攻之路，效果超过了当时人们获得的任何其他方式。与此同时，新的炮兵测距方式被开发出来了，这样大炮可以直接轰击，不再需要原来的预先炮火准备，那等于是告诉对方进攻即将开始。这种方式，与坦克的突然出动结合在一起，就取代了原来的漫长炮击，出敌不意的可能性得到了恢复。英军1917年11月在康布雷（Cambrai）战斗中使用这种方式，取得令人震惊的成功，快速摧毁了敌方阵地让步兵去占领。缺乏坦克的德国人，使用了新的炮兵战术，大量使用毒气和烟雾弹，又加上新的步兵突破战术，这种战术推翻了原来的军事教条，沿着阻力最小的战线推进，而不是集中力量攻打敌方的最强之处。靠着这些手段，德国在1918年成功地从进入敌方阵地推进到突破敌方阵地，好几次都取得了看似仗已打胜的成果。然而，让他们狼狈的是，胜利始终望而不得。他们越是推进到纵深，打开的缺口就越少，防守一方后备力量的流入凝结，最终在他们面前将缺口堵上。每个缺口都变成了一个凸出部，它们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口袋，令人不安。
双方统帅部都慢慢看到了一些让人惊奇的现象重新出现，然而机会消失得更快一些。西线那些所谓的战斗，只是一些琐细的自我擦伤：先是这一方，然后是那一方，去攻击对方的防御墙，结果自己被打得粉碎。根本而言，战争成为一场耐力考验，问题变成哪一方会首先因耗尽一切而溃散，而这个问题也是更多地取决于饥饱而不是由战斗来决定，而防守一方在这一点上直至战争结束也仍然力量强大。海上力量的压力，让德国的生命力枯萎，造成它食物和原材料短缺，这反过来导致它的溃散。这种无形的压力，也迫使德方统帅在1918年孤注一掷，要在西线取胜，而没有放弃局部成果来寻求和平的任何意愿，或者说对获取完全成功所面临的困难没有任何充分理解。完全成功，这是它军事教科书中界定的唯一坚实的战争目的。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战争表面之下的一些条件，一些超越教条式军人视野的条件。由于这个理由，就值得通过军事眼光——而且要去除任何非军事染色的嫌疑——去研究它们，要做的是增强眼光的穿透力。要获得对这些条件的最为清晰的认识，唯有关于上一次“大战”的英国官方史的最新一卷方能提供——尽管它未必有意这样来做。
1918年，德国3月和4月在法国皮卡第（Picardy）地区和比利时和法国的佛兰德（Flanders）地区有过两次巨大努力，但未能取得对英军的决定性成功。5月，它转为进攻法国防线。德国人并不是改为要在这里获得决定性胜利，而是想把法国的后备力量吸引回来，为对英国人的最后致命一击作准备。为了这个转移注意力的目标，德国于5月、6月和7月发动了三次进攻。第一次进攻所获多为区域性的，对大局补益不大；第二次进攻力度不够；第三次进攻让进攻者无法去追求这个目标。更糟糕的是：对于进攻者来说，它拼得太狠，几近于耗尽，在道德上和身体上都是如此，这就注定了它要输掉战争。如果说有过一支军队实施自杀，那么这就是1918年的德国人。
对于盟国来说，德国人进攻得到的壮观结果，被证明是众所周知的“塞翁失马”。官方历史的结论这样写道：“如果不是3月21日精心准备的大进攻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鲁登道夫（Ludendorff）可能就较早认识到一场战略突破的巨大困难，就不会将德国军队驱向毁灭……他就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的放弃，引诱盟国攻占一个接一个的位置，让它们损失训练有素的士兵，这样的士兵，即使是有美国派遣军也难以得到足够的补充……”
当盟国反过来展开进攻时，它们再一次地被“机关枪的巨大威力”阻挡，这威力“不仅造成沉重损失，而且迫使进攻者要小心翼翼地前进，这就让德国人有时间来临时建立后面的防线。于是，开始时因出敌不意而得到的优势，就再也不能充分利用了。”那些新武器，坦克和飞机，并不足以带来决定性的成果。不过，老式装备的使用更是不太有效。“骑兵被调上来了，但用不上。如同一个美国人所言：‘除非你缴获了敌人的最后一挺机枪，否则你无法让骑兵冲锋。’”在官方历史的评判中，德国人从马恩凸角撤退——它标志着这场战争中趋势的转变，与其说是因为盟国的反击，不如说是因为德国人自己“只要苏瓦松铁路枢纽处于敌方有效的炮火控制之下，就无法向这个凸角补充自己的部队”。
不过，所有教训中最严重的一个，在这部叙事中是暗示而非明示的。盟国最终的推进，要靠德方统帅毁掉自己军队的抵抗力量才成为可能。德国抓获了盟国军队的大量俘虏，它自己也是损失严重，双方的人员损失大致相同，但“不同于盟国——盟国靠着美国人的注入，每天都在增加力量；德国却没有办法替换那些倒下的人”。到了7月中旬，各营的战壕战力下降至只有200—240支步枪的程度，那些补给点几乎都空了。更为致命的则是士气消沉。与德国军队3月开始进攻之时展示出来的高昂士气相比，5月第三次进攻时，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士气低落，即便是德国官方的记述也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辉煌的开始之后，战斗进程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是“进攻部队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很是失败”。现代的统帅部位于远离战场的后方总部，意识到对自己部队提出要求必须留有余地，这常常是迟缓的。鲁登道夫可能直到7月9日还抱有幻想，认为自己的下一次进攻，也就是第五次进攻，将会“最终地、决定性地战胜敌人”。然而，那些执行者却感觉这是驱羊入屠场。这体现于一些征兆之上，比如他们不再为埋葬或转运死者而操心，也无心再挖掘厕所。他们总是被告知，每一次进攻都是“最后一次，然后就是胜利的和平”。他们的信任被滥用了。而且，因希望落空和损失惨重导致的士气下降，又因伙食糟糕和感冒流行而加剧。
在盟国于8月实施进攻之前，德国军队就已经是一支败军了——被自己统帅部的进攻执念击败了。英国官方史甚至这样说：“即使没有盟国的那些巨大胜利，秋季之前预示的和平没有到来，德国最终的崩溃也是很可以期待的。”这个反思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它更事关政治家而非军人，它召唤战争科学家而非纯粹的军事史学家来进行探讨。对于军事史学家来说，德国军队即将发生的溃败，“显然”是一个标志，表明“已经到了加速解体过程的时候”，因为盟国已转为实施它们的进攻。对于战争科学家来说，那个过程中的智慧是颇成问题的。
军事科学家的研究领域，并不止步于战争的结束，而是延伸至战争之后的和平状态。在衡量“胜利”的好处时，他会把获得胜利所付出的额外的道德和经济损失的最终效果（ultimate effect）考虑在内。而且，还要考虑胜利可能以何种方式播下了此后战争的种子。在战争到来之前，就要去考虑这些因素，因为在战争狂热的民主国家中，要保持精力保持明智，就如同在渴望荣耀的军事独裁政体中一样困难。
反对1918年11月停战协定的声音，在法国和英国有很多，尽管停战协定是在高级将领们建议下批准的。不过，这个协定的条款确保了盟国在军事上等同于完胜。很难看出，如果继续打下去直至柏林求和，还能多得到些什么。那只会使所有参战国战后更加精疲力竭，继续加深德国的苦难怨恨，滋养复仇的欲望，再次将欧洲带到战争的边缘。更有理由来问：一旦德国取胜的力量被严重打残——如同1918年7月这样，盟国是否希望胜利结束战争，而不是失多于得——当下的失和最终的失，会多于得？
就德国的目标而言，看出它军事论点上的谬误则更为容易。英国官方史是这样表述的：“没人比德国人更知道胜利只有靠进攻才能获得。”这个“知识”过于理论上了。它使得他们不去考虑获得胜利的实际困难。“被自己在东线攻势的经验误导”，鲁登道夫“没有去考虑1918年进攻法国、美国和英国军队要付出的代价。”这个“知识”也过于局限了。它使得德国人未能去询问自己，从长远来看，胜利是否值得。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对手，都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军事梦想的实现——就历史经验而言，它的实现基本上只是愿望而已，与双方都认识到战争徒劳而及时达成和平相比，真的更为有利吗？如果国家的命运单纯为军事家所控制，那么战争对它们而言，就是“过于沉重的一件事情”。所以，需要有大战略的宽广视野，它关注每一场战争之外的和平状态。
即使可以争辩说，一场未来的极权主义战争不会给理性留下任何空间，那些加入这场战争的人不可能作长远打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个实际问题：“胜利”是否可能？只要我们无限努力下去，我们最终会完全摧毁敌人的力量，迫使它无条件投降，这种期待有道理吗？或者说，我们追求这样一个绝对目的，而不是用一个较为限制的目标来指挥战争，对我们自己的前景而言，其实弊大于利？
仔细考察，有一点变得很清楚：无限制战争的想法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完全是理论上的，现代世界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战争。即使政治家的判断对无限牺牲不设限制，但一个民族对此的不情愿，总会形成一种自然的限制。无限战争理论的那位倡导者、克劳塞维茨本人，也认识到了他所指明的“现实中的修正”。他对此这样解释：“抽象推论，人的头脑难以停止走极端，因为它必须用极端来处理两股势力对立的冲突”；但他接下来还承认，从抽象进入现实，任何事物都会有所不同，所以他的抽象理想——解除敌人的武装，“实际上很少能够做到，所以也不是和平的必备条件”。
克劳塞维茨还看到，理论上的优势必须与“付出和风险”相衡量。他承认，“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目的越是为了摧毁敌人的力量，我们自身力量的浪费就越大。危险就潜伏在这里——我们所寻求的功效越大，就越会反弹于我们自身，如果我们没有成功的话，带来的就是更为糟糕的后果。”
出自克劳塞维茨本人之口，他在这里作出了对自己理论的一种预言性评判，但1914—1918年欧洲的战争领袖们，却是没有限制地应用了他的理论。他们很不幸地吞下了克劳塞维茨那些包装自己抽象推理的惊人话语，却忽视了后面的限定性条件。这些人的头脑只能抓住极端。于是，结果就是他们把理论推到了自杀性的极端，自身力量的耗费超越了安全底线，用永远没有完成时的战斗来追求完胜的理想。一方最终崩溃，更多的是因为经济压力带来的饿肚子，而不是流血——尽管德国1918年失败的进攻流了很多血，是因为明显不能获胜所带来的士气丧失，是这些加快了崩溃。如果这些给另一方带来了胜利的表象，那么他们赢得“胜利”的努力也让他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处在道德上和实际上的精疲力竭之中。这些看起来的胜利者，已经难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了。
今天，20年后反思这堂课，而且前面还有更多的课会来强调它，关于“胜利”之必要的那些谈论，在许多方面却仍然可以听到。这些谈论很奇怪地忽视了现实可能性的问题。“胜利”被用来论证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因为人们争辩说只有地面部队才能占领敌人的领土，迫使敌人投降。然而，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却没有解说，预测这样的结果也没有给出任何充分的理由。西班牙的战争和中国的战争，已经为大战之后的军备发展提供了测试。它们表明，要战胜防守很是困难，哪怕面对组织很糟、物质方面劣势明显的军队，也是如此。与过去相比，更为困难。它们并没有鼓励一个想法：军备条件和潜在规模差别不大的大国军队，在它们对峙相争的又一场大战中，一方的“胜利”是可以得到的。
现代战争中的胜利梦想，只有纯粹的推测才能维持它。它面对的是久已证明的一个严峻事实——现代战术防守的优势。地面战斗在理论上的可行范围，可能是战至“最后一人”的无限战争；但实际上它的限制却一直在变窄，因为面对牢不可破的防守持续送死，部队会很自然地迟疑；因为工业能力在生产巨量军火上会有困难——即使是尝试进攻也需要巨量军火。
我前面引用了关于上次各国大冲突的一句话——“战争留给军人是过于沉重的一件事情”，今天的欧洲局势，让这句话有了新的发展。因为，即使人们对军人的判断有着最为彻底的信任，战争现在也不可能只留给军人了。不说发动战争，即使是维持战争的力量，也已经走出了军人的范围，进入某种业务的范围。如同机械力量在战场上超过单纯人力，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一样，从现实角度来看，工业也把前线的军队推入大战略的背景之中。除非来自工厂和油田的供应能够不被打断地保障供给，否则军队就只是呆滞无效的人群而已。威严行进的军队俯视敬畏的平民观众，这令人印象深刻；同样，在现代战争科学家的眼中，军队不过是巨大的牵线木偶般的依赖者，被挂在电线上，放在输送带上，或者是管道中。由此来看，这也就呈现出一种潜在属性，可使得世界免于巨大灾难。
如果只是现有的军队和军备来起作用，那么这幅图景就会黯淡得多。慕尼黑协定的安排改变了欧洲的战略平衡，至少一段时间内是严重地不利于法国和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军备项目再怎么加速，也不可能等同被德国除去的捷克斯洛伐克35个装备精良的师的力量，以及随之而被释放出来的德国师团的力量——这些德国师团原本要用来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现在，可能要面对超过100个德国师来对付法国的50多个师的局面，这还没把意大利可能会加入德国一方考虑进来。
这样，法国和英国到3月时所取得的军备增加，就被德国横扫无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收获大大抵消，捷克斯洛伐克的军工厂和军事装备被德国拿走了。让前景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帮助，使佛朗哥得以完成对西班牙共和国的颠覆，这就让法国边境又多了一个构成威胁的幽灵，对于法国和英国的海上交通也是如此。
从战略上看，除非俄国的支持可以确定，否则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可能扳平这种不平衡。同样，从战略上看，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利于与西方大国结盟。然而，战略天平的分量依赖于经济基础。处在战争的压力之下，经济基础能否支撑住德国军力的重量，这是很可疑的。
对于战争而言，有20种左右的基本产品最为重要。用于普遍生产的煤，用于移动力量的石油，用于炸药的棉花、羊毛、铁，用于运输的橡胶，用于军备整体和所有电力装备的铜，用于炼钢和弹药的镍，用于弹药的铅，用于炸药的甘油，用于无烟火药的纤维素，用于雷管的水银，用于飞机的铝和铝土矿，用于化学装置的白金，用于炼钢和各种冶金的锑、锰等，用于枪炮和机械的石棉，用于机械灵活性的云母，用于爆炸物的硝酸和硫磺。
除了煤，这些需求量巨大的产品，绝大部分英国自身都是缺乏的。然而，只要海上通道的畅通可以确保，它们中绝大部分都可以在英帝国中得到。拿镍来说吧，世界上90%左右的供应量来自加拿大，剩下的则主要来自新喀里多尼亚的法国殖民地。缺少的主要是锑、水银、硫磺，而石油资源对于战争所需也显不足。法兰西“帝国”无法提供这些特别的短缺品，此外它还缺少棉花、羊毛、铜、铅、锰、橡胶和几种需求量较小的东西。这些产品的绝大部分，俄国有丰富的供应，但俄国缺少锑、镍和橡胶，此外铜和硫磺的供应不足。
所有这些国家中，这些产品的最丰富之地是美国，它生产世界石油总供应量的三分之二、世界棉花产量的大约一半、世界铜产量的几乎一半，它自己只在锑、镍、橡胶、锡、铬铁矿、钨等物质上依赖外来资源，锰也部分需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柏林—罗马—东京三角的情况。上述产品，意大利几乎每一种都需要大量进口，甚至包括煤。日本尽管有近来的获取，但仍然缺乏大部分物质，铜和煤除外。德国自身不产棉花、橡胶、锡、白金、铝土矿、水银和云母，它的铁矿、铜、锑、锰、镍、硫磺、羊毛和石油供应，也严重不足。靠着对西班牙的干涉，它能够确保以优惠条件得到进一步的铁矿供应，还有水银——尽管持续供应要靠海上通道的畅通。另外，靠着新的木材代替品，德国也成功地部分满足了对羊毛的需要。同样，以远远超过天然产品的代价，靠着合成橡胶，它也满足了自己和平时期橡胶需求量的大约五分之一；靠着国产燃料，满足了石油需求量的三分之一。
随着军队越来越依赖于摩托化机动，空中力量日益成为军事力量中的关键因素，轴心国发动战争的所有能力，最大的弱点更在于此。除了一些煤炭衍生产品外，德国在自己的油井中可获取大约50万吨石油，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获取的石油微不足道。要满足它和平时期的石油需要，它每年必须进口将近500万吨石油，主要来源是委内瑞拉、墨西哥、荷属印度群岛、美国、俄国和罗马尼亚。如果战争爆发，它不可能从上述国家前四个中的任何一个得到进口，从后面两个进口得靠征服它们。而且，德国战时的石油需求量估计将超过每年1200万吨。由此来看，难以想象德国人造燃料的任何增长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只有获取完好状态的罗马尼亚油井——它们一年出产700万吨石油，才有希望弥补不足。意大利在石油上的需求也在增加阻力，因为战时它每年可能需要400万吨石油，它自己只能从阿尔巴尼亚弄到大约2%，这还要靠它的油船可以穿越亚得里亚海，而这是不太可能的。
所有那些不可靠的基础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和意大利民族的过劳状态。为了军备，人们生活中的愉悦甚至是需要都被剥夺了。如果现在战争到来，这些国家将会再次开始出现上次大战两三年后德国人的那种普遍营养不良的状态。饥饿是最能动摇战斗意志的。有一句古老格言：“一支军队靠它的胃前进”（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对武装的现代国家而言，这句话有着更为深广的意味。
把自身摆放在潜在对手的位置上，这可以很好地防止自己信心动摇。我们不要看不到德国和意大利在维持长期战争所需资源上的现存不足，或者是那些将会用来对付它们的资源及这些资源的固有优势。在任何类似于目前将要出现的冲突中，轴心国的命运取决于战争能否迅速解决。相比之下，防止战争速战速决的问题，解决起来就要简单得多。想做到“致命一击”，其困难因防守胜过进攻的现代优势而大大增加了。防守胜过进攻的优势，在陆地已经建立起来。近来地面战争的所有经验都表明，哪怕是获得区域性的成功，进攻者也至少需要武器上3比1的优势才行。如今，在空中，防守看来也超越了进攻者原来具有的优势。防空火力新技术的开发，看来对空中威胁会造成障碍，这就类似于一代人之前地面战争中带刺铁丝网和战壕机关枪结合起来形成的局面。所以，整体来看，军人的“闪电战”梦想要实现，前景是越来越暗淡了。今天悬于欧洲上空的战争乌云，雷声会很大，但闪电却会少得多。
如果战争到来，在考虑我们的政策时，在做好我们的准备时，我们一定要清醒于我们的国家目标，永远不要看不到它。
如果我们要被拖入战争，理由只能是保卫我们利益的必要。不过，这些利益并不限于保卫我们的领土和商业这样单纯的物质利益。如果我们要确保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来战斗，就必须包纳更多的利益，得到其他民族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他们的支持对于我们的防守能力至关重要。面对一个侵略者，我们的大目标就是要确保自由文明的持续，也就是我们谈到“英国”时所包括的那些大理想。
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这一方并不需要采取战争暴行。对于侵略者来说，其目的在于征服，它的成功可能需要完全瓦解敌方力量和占领敌方领土。不过，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并不需要这样做。如果我们能够让敌方相信它不可能征服，我们的目标就实现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在现代条件下。近年来的战争中，那些唯一的决定性胜利，是对装备和工业资源大大落后之对手的胜利。任何重大战争中的两方，都不能期待自己会有这样的优势。只要我们在真正防守上充足地武装起来，不放弃我们的朋友，不变得孤立，侵略者会击败我们的想法就没有任何东西来支持它。
不过，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保证我们能够击败敌方的想法，至少在军事范围内。所以，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这个徒劳的想法上呢？将我们的军事目标限定于可能之物——让任何对手相信它不可能击败我们，这无疑要明智一些。经验告诉我们，对于目标的实现而言，最严峻的风险就是追求不可能之物——通过进攻获得决定性胜利，而使我们自己过劳。现代战争的条件，使我们有理由维持我们传统战略的政策，在我们近来外交政策让我们所处的形势之中，可以这样做，至少是要维持其原则。这是实际的需要。
人们常常断言，战争中的“有限责任”是不可能的；带着保存自己精力的想法来打仗，就等于是走向失败。第一个断言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二个断言不切实际。大海如同我们的护城河，还有我们的海上力量，这些形成了对我们责任的限制——对一切耗尽之风险的限制，而一切耗尽正是在战争中失败的最常见原因。我们依据受益于此的政策来打仗，直至最后一场战争。我们在这种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我们所有的重大战争直至最后一场，并且在这些战争之中和之后维持了持续的成功，其他的现代国家对此尚不知晓。我们的主要武器是通过海上力量而施加的经济压力，我们通过两个补充武器的使用来加大其效果，一个是金融的，它包含对盟国的资助和军事供应；另一个是军事的，它包含派遣相对较小的远征军去打击敌人的脆弱四肢，或者用来巩固任何有希望的盟军合作。一方面最大化地发展我们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把我们的军事努力限至最低程度。靠着这种大战略，我们保存了我们的力量，同时又把可以使用的力量用于敌人最薄弱之处。在上一场战争中，我们开始了颠覆性的创新，动员一支庞大军队用于一场重大的地面战争，做一次可能是决定性的参与。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充分的条件差异，以至于要偏离我们传统的战争政策，这或许是可以质疑的。我们四面环海的安全，并没有被空中武器的发展威胁到；比起以前那些考验中显示出来的情况，我们的海军地位现在更好，在实质上和地理上都是如此；我们的经济地位也更强健了，我们有了更为强大的盟友。我们很少是以如此有利的局势进入一场战争的。除了我们那场前所未有的地面战争努力带来的直接结果外，没有人让我们那样耗竭。回顾往事，以那般后果赢得的和平，并没有增加它的价值。一方面，任何新战争的未来条件都可能变化，对此要保持开放的头脑；另一方面，抛弃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愚蠢的。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主要条件变化，是对我们这个国家进行空袭的新危险；如果意大利、日本或西班牙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海上交通也会出现危险。第一个危险会迫使我们大量增加国土防守力量，包括空中力量和防空力量。第二个危险要求我们大量增加海军，尤其是巡洋舰和小型船队。在欧洲大陆上支持盟友的必要性，不是条件的改变，这一直是我们战争的特征，而且我们现在潜在盟友的强大，也是过去很少获得过的。
在探讨过去战争和未来战争问题的过程中，我首先看重的就是集体安全这个想法的实际价值。数年前，我对英联邦的战略局势作了一次调查，得出一个结论：英联邦持续安全的最好机会，就在于培育集体安全体系。这个结论完全是基于战略基础而得出的，但也考虑到了战略的更高层面——建立在高昂士气上的安全基础，而这又要依赖安全的道德基础。而且，提倡回到我们传统的战略政策上，我也清楚地看到，这样做的可能性，要靠我们支持集体安全体系，处在孤立中是不可能做到的。排列起来反对侵略者的力量越多，保存精力的前景就越好，各个成员和整个体系都是如此。
与此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政府转向回到我们传统战略——我将此命名为“英国的战争方式”——的想法时，它却在集体安全观念上后退了，而集体安全是我们传统战略的必要补充。《慕尼黑协定》损害了这两者的基础。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被拖入建造一支强大地面力量的过程之中，同时还要尽最大努力建设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结果形成了三重压力。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哪怕在一种和平中包含战争危险的漫长状态中，这都可能使得我们很危险地朝崩溃点走去。这就是迟疑于回到集体安全带来的后果。对于我们自己的防守来说，集体安全是回避不了的必需品，除非出现“绥靖”政策的成功——这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我们的转向——快速恢复对集体安全组织的支持，能够成功地对德国扩张主义者的进军进行阻止，我们近来的政策可能就具有明智的战略撤退——“以退为进”（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的历史面貌。然而，在实际中，我们这个成功是由于幻灭和怨恨情绪的压力使得我们去反转，我们因此将冒不必要的风险，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我们自身也不得不承担沉重得多的负担，冒更大的风险。如果我们从未从当年签署国联盟约（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的立场上后退，情况会好得多。
迟疑于加入集体安全组织，直到危急情况迫使我们去加入，我们已经丧失了以我们自身的条件来加入它的机会，丧失了我们自己特殊战略条件所要求的保障措施。然而，尽管这个仓促反转会增多加在我们身上的要求——我们作为伙伴来请求的那些人会提出的那些要求，但它不会消除我们以地面力量的形式来作贡献的天然局限。对于我们来说，在现在的情况下，向他们显示出我们已准备好尽可能作出最大努力，这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他们清楚在可能性上的实际限制，让他们相信如果我们由于战略上的过劳而崩溃，那对他们也没有好处。
对于所有现代国家而言，军火的供应控制着可以有效利用的地面力量的规模，而这个规模不可能等同于任何国家的总人力规模。就我们自己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去做的地面力量规模上的努力，还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进一步限制。一个限制久已存在：由于大海将我们与欧洲大陆分隔开来，我们在海外可以维持的军队人数，依赖于我们能够用来运送它们和供给它们的海运规模，依赖于我们能够拿出多少战舰来护航。以损害我们基本海上力量的代价来扩大我们的地面力量，这是愚蠢的。
另一个限制是新的。由于飞机的发展，我们的海洋护城河作为抵挡敌人进攻力量的障碍，其价值已经缩小，但对我们自己而言，它仍然还是障碍。对我们来说，空中力量已经变得至关重要，要用它来保卫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工业，我们维持任何战争的能力都依赖这两者。如果在地面力量上的努力夺走了维护空中力量的所需资源，那是我们所承受不起的。地面力量除了直接抽取工业和财政力量外，还要抽取部分空中力量来保护它和协助它。地面力量变得越庞大，它要求为自己服务的飞机就越多。陆军对燃料和军火的依赖日益增长，而且要源源不断地供应，然而空袭范围的扩大和力量的加大，又不幸地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被打断风险。所以，它们就变得更容易瘫痪。必须在外国领土上维持一支陆军，穿越大海向它供给，这种风险就更大，如果它的规模再扩大，就会超比例地增加风险。
欧洲近来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再次放弃我们历史上的战争政策，准备一支陆军在欧洲大陆上进行大规模干预，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所有这些限制条件都要铭记于心。有足够力量来对付海上或空中的威胁，这对于我们是绝对必要的。严格地讲，除了保卫我们海外领土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地面部队外，其他地面力量都不能说是绝对必要。在陆地上努力，抽走了维持海上力量或空中力量所必需的资源，从而削弱了它们，这将是愚蠢的。如果我们要避免在最起作用的这两个领域陷入力量短缺的那种风险，我们就必须认真估量我们的责任和资源，否则就会在陆海空三重压力下崩溃。
需要考虑的也并不止这一个问题。将我们自己投入战争，以追求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保存战后维持这些政策目标所需之物的需要。这不仅要求保存物质上、工业上和财政上的力量，而且要保存精神力量。如果在夺取胜利的过程中，我们民族的独特精神熄灭了，唯有外壳留了下来，这样的胜利是不值得的。讨论我们在又一场战争中必须去做什么，如果以上一场战争来类比争辩，这里面有严重危险，由于新技术的复杂性，以及努力的范围可以扩大了，情况就更为严峻。在以前那些世纪中，我们之所以能赢那些对手，是因为我们避免了让我们自己过劳。然而，也有一些时候——比如面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当威胁更大，形势显然比1914—1918年期间更为危险时，我们第一次放弃了对节约力量原则的关注，将我们的最大力量投入海外的地面战争。我们不能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一些东西吗？
在利用历史教训时，由于战争条件的改变，我们有了一项巨大的新资产：正在增长的防守优势。认识到这个基本的军事因素，可以为外交政策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外交政策的基础长期以来一直被削弱，因为担心加入抵抗一个侵略者的集体行动，哪怕是帮助受害者，都可能让我们卷入战争。与之相伴的，则是一个几乎是普遍性的假设：这样一场战争，就意味着无限的承诺——我们将不得不“竭尽全力”战斗，就像在上一场战争中那样。这反过来又催生了进一步的担心：一旦我们承诺的力量和资源全被这个方向吸走了，那么我们就暴露在其他潜在侵略者的威胁面前，他们就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所以，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承担不起被侵略的风险，哪怕是参与到任何形式的抵制之中，侵略者也可能视为对它目的的敌意。由于其他的和平国家也是同样的担忧和同样的假设，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侵略者一再得到鼓励来持续它们的侵略，直至所有国家都越来越不安全。
然而，战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战斗到最后，这个假设的基础却是虚假的。用武力战胜一个同样的对手，以此来确定任何决定性之事，这是不大可能的；面对哪怕是弱小得多的对手，要维持这种决定性优势，也相当困难。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认为战争必定意味着战斗到最后。今天，防守的力量是那般强大，一些小小的增援可能就足以形成僵局。对近年来那些侵略获胜的事例进行分析表明，失败一方是如何愚蠢地放纵敌方进攻而造成自己的毁灭。分析还表明，在诸如飞机、高射炮和机关枪这类现代军火上，哪怕是有着并不充分的准备，也足以让临时的僵局和区域的僵局变成永久僵局和普遍僵局，让侵略者反复受窘。对于支持集体安全原则的大国来说，这种小小的增援只抽走自己资源中的很小部分，所以就不必担心这会明显削弱应对其他意外情况的能力。集体贡献的累加努力，会极大地强化作为侵略目标国家的地位，于是就减少了侵略者转而泄愤于援助国家的担心。一个手头很忙的打仗国家，不大可能又去寻找新对手。如果它真的去寻找新对手，也用不着那么担心。如果我们及早看到了现代战争中防守的力量，看到了打一场防守战的潜在优势，看到了对所投入努力进行限制的实用性，我们本可以比任何理想都更接近于使集体安全成为现实。
这样的反思，就导致了对战争未来的推测。普遍认识到战争的非决定性趋势，加上交战双方都害怕空中报复，这样，就导致战争的全面展开只针对那些缺乏陆上抵抗或空中报复手段的国家。那么，如果大国卷入，会不会受到自我施加的限制？换言之，即使这些国家因某些利害冲突而被拖入相互战争，它们或许会为了自我保护而限定自己用兵于对方领土的偏远部分，而不会冒自己大城市被毁和徒劳使用自己军队的风险。如果是这样，战争的暴行就会消失，被返回至18世纪的“计分”游戏替代。对战争这种心照不宣的限制，就可能大大优先于战争所渴望的消灭，这不依赖于渴望权力的统治者转向较为崇高的理想，而完全依赖铁一般事实的强制。对道德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原则而言，这种有限的解决方案，其前景并不令人满意，但它提供了保存文明的最为可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