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得知我在翻译李德·哈特的《英国的防卫》，一位20世纪90年代从国防大学战略部毕业的军事学硕士在朋友圈中回应：“哈特，非常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的确，这位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一生勤于军事理论、军事历史和军事人物的研究，撰写了30多部著作，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山的那一边——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和《战略论：间接路线》均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不过，这本《英国的防卫》似乎罕为国人所知，搜索相关词条没有提及。其实，它汇集了在哈特本人看来当时最需要、最切实、最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建议。

此书出版于1939年，正是二战欧洲战场熊熊大火将燃之时。哈特对危机迫近背景下的英国重整军备作了分析和批评，对必须抓紧时间做些什么提出了剀切建议，重点是英国陆军以及本土防卫军的重组。看看目录就知道，从外交政策到军事局势，从英国到欧陆（也包括正在发生的日本侵华），从现实到历史，从大战略到步兵战术，从武器装备发展到价值观精神层面，哈特谈得极为具体，既说透本质，又阐明操作性细节。比如，他对英国防空和民防重要性的反复强调，无疑对英国在“伦敦大轰炸”中支撑下来起到了作用。

哈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深知战争是“毫无价值的毁灭”，也感慨于那个时代战争的笨拙与呆滞。从剑桥毕业后，他加入国王统辖的约克郡轻步兵，一战奔赴法国，作为一名初级步兵军官对德作战，在1916年法国索姆河战役中遭德军毒气杀伤，住院医治期间开始研究军事。1927年因健康原因以上尉军衔退役，先后担任英国《晨邮报》《每日电讯报》军事记者，《泰晤士报》军事专栏评论员，《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军事编辑，1937年曾任英国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的军事顾问。

网上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哈特对中国古代兵法家孙子推崇而对近代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轻慢？在本书中，针对克氏极为强调进攻和人数优势，哈特确有批评——深入理解这位普鲁士战争哲学家思想实质及其由来之后的批评。孙子未提，但“前言”中提到了另外两个中国人——曾国藩与李鸿章的一段对话。见于清代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的这段文字颇为生动，曾不赞同李所言以“打痞子腔”办洋务，“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曾国藩强调的是诚实诚信，但被哈特解读为面对真相：“对真相关注不足，由此而来的所有问题，就导致了我们今天这种局势。我还是努力去遵循曾国藩那一个字的原则——诚！”

为什么会有这种稍显牵强的引为知音？正是哈特感慨于当时英国政府和军方不面对现实的保守和短视所致。“军队因其扮演的角色，应该是适应性最强的机构。然而，它却太多地被证明是最为僵硬的。如果它们未能让自己在时代中得到改造，对于它们要去保卫的那些国家就是致命之事。”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绥靖除了缺乏道义感，更是因没有实力和底气而来的软弱。哈特警告国人：“在这场危机中，我们防御准备的不足和无效，暴露在公众和全世界面前。然而，这并没有导致足够快或足够大的步伐以赶上形势。尤为凶险的是，人们仍在忽略一些正在损害我们战略立场的因素。在战斗开始之前，现代战争的输赢可能就已经确定了。”

在战略立场、战术思想和军队建设等问题上，哈特有一些至今仍具启发的洞见。

一方面，他强调要承担应有的国际义务，维护集体安全体系，反对当时英法对德意日推行绥靖政策，姑息养奸，牺牲小国。“英国执着于绥靖的希望，在一个接一个的国际议题上，我们的政府都想方设法避免我们的义务，而事实则是每一个放弃都导致了更糟糕的放弃，导致了我们自己局势的恶化，以及文明的恶化。”

另一方面，哈特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不能去做会损害自身核心利益之事。就大英帝国的防守而言，必须维持海上、陆地和空中力量。然而，资源只有一个来源。“一个国家承受压力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其资源的多少，还取决于其资源分布的合理。”他认为，战争中的“有限责任”是可能的，“大海如同我们的护城河，还有我们的海上力量，这些形成了对我们责任的限制——对一切耗尽之风险的限制，而一切耗尽正是在战争中失败的最常见原因”。

所以，支援欧陆盟友，不能超越自身能力，派出大规模地面力量去协助它们防守边界，“我们的主要武器是通过海上力量而施加的经济压力，我们通过两个补充武器的使用来协助其效果，一个是金融的，它包含对盟国的资助和军事供应；另一个是军事的，它包含了派遣相对较少的远征军去打击敌人的脆弱四肢，或者用来巩固任何有希望的盟军合作。一方面是最大化地发展我们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又致力于把我们的军事努力限至最低程度。靠着这种大战略，我们保存了我们的力量，同时又把可以使用的力量用于敌人的最薄弱之处”。一战中，英国动员了一支庞大军队用于欧陆地面战争，哈特对其必要性是质疑的。

哈特知道，军人的职责是寻找有利于进攻的新手段，探讨每一种可能性。然而，不能被“进攻即是最好之防守”的金句误导，这个说法只有条件适宜时才是对的。现代战争中，要找到进攻的适宜条件并不容易。一战及后来各场战争的经验，清晰表明了现代武器装备发展下防守胜过进攻的优势。

“进攻的问题涉及双方力量性质和数量的关系，涉及它们的空间密度。进攻要有足够的把握，看来就需要接近于3比1的优势。否则就很容易形成僵局。当然，这个优势不再是单纯人数上的，而是‘火力单位’上的。”攻方需要火炮的机动性、坦克与用来支持地面力量的飞机，它们构成了火力优势。

哈特认为，对英国而言，防御战争是最好的，这可以尽可能地节省人和资源。然而，总体上取防守战略，并不意味着寸土必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视某处阵地极其重要必须收复，而不是视为进攻者付出高昂代价就可以放弃，那么这还是一种防守心态的反映。更为糟糕的是，如同1914—1918年战争中那样，军队的战术观念还去认为土地本身重要，每一寸土地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守住。这种观念盛行的地方，就最为清晰地表明战争艺术已为愚勇的习俗所淹没。以这样的观念来打仗，会把一支军队的士气挤压到崩溃点。”

哈特强调战争的机动性，一战之后“所有的发明，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发明在军事上的发展，背后的动机就是要驱散一战中期那种停滞状态。军事物质层面的每一个近期发展，都指向更大的力量和更快的运动速度。更轻的装备和机械化运输是一些让此得以实现的技术手段，这些需要研究和装备上的支出，但有一种方法，它不需要金钱上的额外开销，这就是加快部队在部署和运动上的灵活性。历史上那些杰出军队的成功，都建立在这个很简单的基础之上”。

在这个问题上，他主张大规模应用一战结束后设计出来的“膨胀洪流”（expanding torrent，也有人称为“洪水泛滥”）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是渗透战术的发展，只要在敌人前线找到或制造出任何缺口，就以一种半自动化的过程接着去同时加深和加宽。从排的单位朝上，每一个朝前推进的单位，其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和尽可能远地推进，只有当发现自己后面没有己方部队时才停下来。一旦一个单位似乎进展较好，其直接上级指挥官就可以把他的预备队调过去，从而确保这个单位得到后方支撑，同时尽早用侧翼的战火和威胁来瓦解敌人对己方其他进攻单位的抵抗。在那些进攻单位清除抵挡‘小岛’，重新组织之时，指挥官可以使用他的预备队接管这些进攻单位的正面并继续推进，以避免时间的丧失或对敌压力的减缓。更上一级的指挥官也可以用他的预备队做类似使用，跟上进展最快的进攻部队，这个过程要好于遵循一个事先预想的计划，集中主要力量去打一个事先选好的点，而这个点可能被证明十分坚固难以突破。”

在哈特看来，现代战争变成了抓住瞬间机会，开发累积过程的马赛克拼图。一个集中力量于一个固定思路的计划，很容易被证明是一个贫瘠的极点。事先设想好力量的调动与集中，这已经过时了。“机会理论提供了唯一的机会，也是计划的唯一现实基础。今天的需要，是把机会理论变成一个体系。”

基于对现代战争性质的理解，针对英国陆军承担任务的不同，1939年5月，哈特在关于陆军重组的报告中建议：“步兵师不要是一个标准模式，它们应该是一种可随它们使用情况进行调整的组织。要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由9个营而不是原来的12个营构成，但要增加炮兵的规模，以用于对付一个一流大国军力的行动；另一种类型不需要有永久配备的炮兵，用于增援海外驻防部队，应对内部麻烦。第一种类型我称为‘近战’（close-fighting）师，第二种为‘轻盈’（light foot）师。配备给‘轻盈’师的部队，要与配备给‘近战’师的部队定期交换。这样可以确保适应性，并防止视自身为次等部队的倾向。”显然，这不仅与后来将陆军基础兵种乃至其他兵种组合为合成化部队的做法相通，而且更强调了根据不同任务形成不同组合的模块化思路。

当时的英帝国总参谋部，在哈特看来，有着官僚机构的通病。“‘极像一架梯子，而不够像一把扇子，结果就是太多的人一再处理同一个问题，付出重复努力而个人责任感减弱。’由于懂得本部门某项具体业务的军官常常处于这架梯子的下端，而军方习惯是反对任何越过中间层级到源头找信息的做法，一些想法就不得不在一系列梯子层级中来回旅行，最后才会有陆军委员会的决策。小心不要漏掉任何一层梯级，常常就意味着漏掉了关键的东西。那些只有第四手或第五手信息的部门负责人之间的讨论，多半会有一些概念的混乱。”

军队的“超前思维”是哈特非常重视的：“在所有职业中，打仗这个职业最关心未来而非现在，因为它的主要活动和主要目的，就是为未来的意外情况做好准备。”他论证建立这样一种研究机构的必要：“越是反思过去那些战争过程，就越感觉到军事政策和准备是多么频繁地走错了方向。犯错误的这种不正常比例，可以追溯到一种习惯：军事政策和准备，它们依据的是假定，没有足够的查证核实。战略问题、战术问题、组织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决策方式令人哀伤地很不科学。在军事服从的条件下，要发展出真正批判性的思维习惯很是困难；缺乏致力于研究的参谋机构，也是部分原因。”

他举了一个典型例子，说明当时英国体制下一些基本制约因素如何被遗漏。“从上次战争以来，军队的战术手册已经撰写完成，并且改写了好几次。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然后才注意到，上次战争中，不管是哪方，西线几乎任何一次成功的进攻，能见度都为大雾所阻。而且，即使如此之晚才注意到这个因素，天气条件的分析也还是外边的人所做，引起了总参谋部的注意。”所以，“这样的一个机构应由军队中最聪明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组成，在挑选这些人时还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创新思维和批判能力如何。另外，最好还要有一个由一流大学科研人员构成的持久核心”。

1939年的英国，大战迫近，新兵涌入，训练改革也是哈特关心的一个重点。“对于老百姓来说，‘训练’一词往往传递这样一种感觉：一套单调、毁灭灵魂的动作，旨在压扁个性，将人变成机器，以便生产一支机器人军队。这种看法实际上不无道理。然而，从本质上理解，训练与人类活动的组织分不开，并不仅仅限于军事活动。军事意义上的训练，有两个方面。首先，它的目的是发展出肌肉控制、头脑反应和精神凝聚。当这些品质熔铸在一起，就可以确保个人有纪律地活动。第二，发展出一个单位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这也是它的目的，从而让各级指挥官能够以最少的阻力和延误来移动各级部队，避免他们退化为不受控制的乌合之众。”

然而，不管训练本身有多大价值，它却是一个很容易误用的工具。一战后期，哈特本人曾相对自主地训练一个营，用自己设计的体系和方法取得了很好成效。对比之下，他痛感“太多的军人习惯于将训练作为一种制度来接受，而不去问现在这些训练形式是否实现它们的目的。战斗是军队的最终手段，也是对军队的考验，军队训练的每个部分都要考虑到这个目的，要与战斗条件直接相关”。他认为，步兵是最难训练的兵种，因为比起其他兵种来，步兵不那么关注物质因素，他是一个战场手艺人，而不是一个技工。“由于这样一种本质差别，不仅新兵首先需要战术训练，而且要在他服役的一开始就进行这种训练，以便发展出他的战术本能。如果他身上缺失了这个本能，要恢复就很困难了。在新兵对基本战术略有所知，打下基础之前，先让他‘站队列’，军队的这种习惯做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这妨碍了他的基本功能——在一支战斗队伍中成为一个富有技巧的个体战斗者。”

武器装备的发展，使得步兵的作用范围缩小；然而，有技能的个体战斗者的价值却增加了。机警同时又有着精心考虑之后的勇气，快速移动的同时又熟练地隐藏自己，射击准又同样长于利用机动性和出其不意，这样的步兵可以为现代战场上的制胜抓住或创造出许多机会。“现代战场上的控制已经从将军转移到无数下级军官和军士长手中，他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自己思考，这样才能有效地对整个大计划作出贡献。阅兵场上生产出来的自动化士兵，在现代战场上已无立足之地。”

写作此书时的哈特是不太得志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的一条附注中谈到一件趣事：这本《英国的防卫》在二战即将爆发时出版，“在书中我对于波兰军事领袖们仍然继续信仰骑兵冲锋的情形表示忧虑。结果却引起了他们的愤怒，并促使波兰外交部正式提出抗议。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在英国，尽管有几位军政大臣重视他的看法，但“由于我频繁地向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指出这些需要，一再讲它们的紧迫性，已经要影响到我们以前的良好关系了”。然而，“看到战争风云正聚焦于欧洲地平线，如果还有机会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把我们的房子修整坚固……我感觉对我来说，宁可做一个私人的讨厌鬼，也强于未能预先阻止这样的公共危险”。他的观念和见解在国内未受到应有重视，但却获得了德国将军古德里安和隆美尔等人的青睐。古德里安曾形容自己是哈特的“追随者和学生”，隆美尔则认为“英国人对于李德·哈特的理论若能多加重视，则一定可以避免吃这么大的败仗”。二战结束后，一位仰慕哈特的以色列军官在送给哈特的照片上写了一句话：“送给指教将军们的上尉”（To the Captain Who Teaches Generals），后为许多人引述。然而，这些人理解、欣赏和接受的只是哈特较为具体的战术思想如“膨胀洪流”、装甲兵机动作战等，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接受哈特的大战略思想精华。

哈特的确理解和钦佩孙子。他对中国这位古代兵圣的兴趣，源于1927年春收到的一封来自驻防上海的邓肯爵士的信：“我刚刚读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公元前500年在中国写的《战争艺术》。其中有一个观念令我想起你的膨胀洪流理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本书中还有一条今天的中国将军们正在采用的原则，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读完《孙子兵法》，哈特发现书中许多内容都和他自己的思想路线非常接近。他曾这样评价：对于战争的研究，《孙子》是最佳的简短导论；深入研究，经常参考亦可受益无穷。不过，较之孙子，他的大战略思想更具现代深度和整体观。

在二战后出版的《战略论：间接路线》中，哈特梳理了战术、战略、大战略三者的关系：“战术，是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同样，战略，也就是大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大战略必须搞清楚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且有效地动员这些资源，用以保障武装力量的作战行动。同时，它也要充分估计到国家的精神力量，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物质的斗争手段。大战略也必须负责陆、海、空军之间的兵力兵器分配，负责整个武装力量与工业之间的调整工作。更进一步说，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大战略所掌握的各种手段中的一种而已。为了达到削弱敌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大战略更应该注意和利用的是其全部力量，即财政上的压力、外交上的压力、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从重要性来说并不算最后一项的思想道义上的压力。如果说，军事战略只限于研究与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那么，大战略所研究的，不仅是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而且包括与战后和平有关的问题。所以，大战略不仅要结合使用战争的各种工具，而且要保障它们的运用，以避免对未来的和平有所损害，也就是要使和平得到保障，得以发展。”

哈特感慨：“如果国家的命运单纯为军事家所控制，那么战争对它们而言，就是‘过于沉重的一件事情’。”“战胜国常常最受害于那些成功的、但目光短浅的战略家，这些人除了最后一战外，看不到更为超越的东西。”诚哉斯言！

王毅
2022年1月于南国 bU1KOLkiwPWuJ2bQrjd9YiIXrzF1nCPd8veHs3cvv28kXS1Pz63NmpBltxwpHHhc